两宋时期的赋税

两宋时期的赋税
讨论题目：工商税数量的增加是否就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工商税增加是否会摧残工商业发展？请用史事证明。

宋朝工商税增加与工商业发展的关系
一、宋朝工商业与工商税
(一)两宋工商业概述宋朝给我的印象始终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典型的冗兵冗费、积贫积弱，加之许多文学作品的渲染，给人懦弱无能、制度混乱的印象；而另一方面，种种资料表明宋朝又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兴盛、人民生活相对富裕的一个朝代。

不过这看似矛盾的两方面都可以说明一点，即宋朝的经济繁荣，税收数额巨大，至少在初期可以支撑巨额的政治军事开销。

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转折时期。

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与专业户的增加, 促进了工商业的兴盛和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 使手工业发展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如坊市界限的打破，大都市的形成，货币的新发展等。

但由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局限性使得新政策的实施受到种种限制。

终宋一代, 在工商业问题上的激烈斗争贯穿始终, 展示出当时封建经济生活的历史特征
（二）两宋工商税概述从税收角度看，宋朝是我国第一个工商税收入超过农业税收入的封建朝代。

税收收入由经济结构决定，也就是说，宋朝应该是第一个工商业继农业之后成为国家另一经济支柱的封建朝代。

《文献通考》记载，真宗天禧末年(公元1021年)赋税总收人为5723万贯，两税为2762万贯.占48%，其他税人为2936万贯，占52%，开始超过两税。

在仁宗时期陕西用兵，财政开支增多。

庆历时商税收入已达1975万贯，酒税已达1710万贯，盐税715万贯(1)。

这三项收人共计4400万贯，已超过农业两税收人。

神宗熙宁年问斌税总收人为7070万贯，两税为2162万贯，占30%，其他税人为4911万贯，占70%。

即财政收人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农业两税以外的赋税。

这些数据表明，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而这样的结果，已经被许多人视为资本主义萌芽，更有人提出，如果没有蒙古骑兵的铁骑，我国的资本主义之路或许会提前许多年。

二、宋朝工商税增加原因：
（一）主要原因：工商业发展的结果
1.工商业的发展状况
工商税数量的增加自然是与工商业发展密不可分的。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

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

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

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

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

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

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

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

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

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

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

2.高税收收入下的人民生活
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过多提高实际税负比率，人民生活状况实际是相当不错的，在“水浒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禁军的中级军官就可以拿出1000贯钱去买一把刀（林冲买刀），而在“三言二拍”或者“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百金”在当时就已经是一户中人之产了。

在中学课本里我们曾经读到一位北宋大臣抱怨世风奢靡时说：现
在的农夫走卒居然也穿上了丝制的鞋子。

难怪有的西方学者说当时一位欧洲君主的生活水平还比不上东京汴梁一个看城门的士兵。

“汴都数百万户，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

而且宋朝始终没有发生全国性的起义事件，仅有的几次较大规模的起义，如李顺王小波起义，宋江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幺起义等都不曾超过一省的范围，只是由于《水浒传》的广为流传，或许对后人有一些误导。

说明宋朝的统治者并没有过度压榨人民以增加财政收入，至少始终把税负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既然税收负担并没有明细加重，但实际税收数量惊人，这一点可以看出宋朝工商业的繁荣是工商税数目增加的主要原因。

不过，我认为并不能单纯认为工商税数量增加只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

（二）其他原因
1.税收制度本身造成重复征税加量征税
在征收过程中，征收机构越多, 则商税的税负越重。

两宋时期的商税征收机构, 按照规模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都商税院; 二是都税务或商税务、商税院; 三是买扑者。

据统计, 宋代仅官方的商税征收机构就有1 993 个, 至于不由官方主持的买扑税场则不计其数。

如此密集的商税征收机构, 再加上官府要求商人必须走官道的法令, 使得商人避税的目的很难实现。

另外在交易量少、没有必要设置专门税务机构的草市墟场,采用买扑制度。

“通计坊务该得税钱总数, 俾商先出钱与官买之, 然后听其取税以为偿。

”“相度到辖下州军管界镇务道店, 商税场务课利年额不及千贯及五百贯以下处, 许人认定年额买扑, 更不差官监管。

”这种承包商式的制度，由私人征收无官差监管的制度造成征收的混乱无度。

在宋代商税征收的实践中, 并没有对商品征收其他税种, 但是出现了不按应税商品的价值与总量, 而是按照装载应税商品工具的容量进行收的做法。

如“海南收税, 较船之大尺, 谓之格纳,辅钱多寡, 十倍之物, 高化商人不至, 海南泛牛米, 后以物用贵贱多寡计税。

”由于装载商品工具的容量在体积上总是大于应税商品的体积, 因而这种征税方式的结果必然是加重了商人的税负。

2.冗费导致朝廷放任违法征税
与前代相比, 宋朝商税征收制度的内容相当丰富。

关于商税征收规定给人的印象是商税比率较小, 征收商税没有影响到正常的商品流通。

但在商税征收的实践中, 违法征收致使商人的负担不断加重,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流通的正常进行。

宋代商税征收的官方表述与其实践存在很大的不一致, 而这种不一致是在朝廷的意料之中并且是经朝廷默许的，因为朝廷政治经济开销过大，需要大量税收收入弥补。

诸如“运输船只本无货物, 却撰说名件, 抑令纳税, 谓之虚喝; 客贩本是低贱货物, 却因其名色, 抬作贵细, 仍以一为百, 以十为千, 谓之花数; 所收商税, 专责见钱, 商旅无所从, 得苛留日久, 即以物货抵价准折, 谓之折纳”。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对于偷税者的处罚较诏书为重, 而对于告者的奖赏则较诏书规定的为轻。

这表明在实践中,对于偷漏税行为的处罚目的已经完全向增加财政收入倾斜。

三、工商税增加对工商业的摧残
（一）国营垄断收入对工商业的摧残
通过上述分析，我认为工商税数量的大幅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阻碍了工商业发展的。

或者说是国营垄断摧残了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1.垄断收入比例过大
事实上所谓工商税的庞大数量，其中绝大部分是国营工商业税负收入，还以熙宁十年为例子，这一年的非农业收入约4250万贯匹，其中市舶司的收入（外贸）约54万贯匹、商税+市易（也就是正经的商业税）约869万贯、矿税合计不到400万贯、对娱乐业征收的坊场
钱约600万贯。

几项加起来，大约1900万贯左右。

那么剩下的那一大半呢？都是专营物品。

酒：787万贯、茶203万贯、盐1203万贯。

2.统治者与民争利，税收不能用之于民
行业税收与行业发展本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可是宋朝统治者并没有着意扶持工商业，其政策也只是不再“重农抑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工商业对国家的支撑作用，因而工商税所得都用来填补了巨大的军事政治开销。

换言之，从宋政府本身而言，其目的是与民争利。

宋朝专营制度高昂的销售价格，最终是要由人民承担的，垄断之物又都是盐铁茶酒等生活必需品。

国家追逐工商利益，自然也会推动工商业的进步和发展，但这样造成的事实是国家工商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快过和大过工商业发展的幅度，这种收入增长，就只能是一种非正常的畸形增长了。

与所谓的“自由经济”、“准资本主义市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二）税收制度本身存在漏洞
当然宋朝工商业的最终没落并不能归结于工商税的日益繁重。

事实上宋朝的税收制度虽然完善，但存在重复征收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工商业发展。

同时执法不严，监管不力，造成违法征税现象得到政府默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摧残了两宋时期的工商业。

（三）战争带来的毁灭性影响
另外，吏政的腐败和越发频繁的战争才是最终原因。

正是因为战乱频发，统治者无心治理民生，急于增加收入扩充军事，加之宋朝公职人员繁冗，难免加重了吏治的腐败，对民间商人造成沉重打击。

最终，当蒙古铁骑无情地踏过散乱的集镇，宋朝统治者经营出的工商繁荣与经济发展也随之被踏碎。

四．总结
宋朝实行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种种政策，带来经济、技术、文化等多方面的繁荣，但这种繁荣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

宋朝赋税制度日渐完备，工商税收入数量及增长速度惊人，这与宋朝的工商业繁荣密不可分。

但同时，这样庞大的财政收入也是靠垄断和与民争利来实现的，不能反映真正的经济水平。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摧残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不过最终宋朝繁荣景象的破灭还是归于战乱，缺乏军事实力的宋朝连国土国民都难以保全，更难顾及商业贸易了。

09税务王鹤冲
2009311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