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鉴藏印考

论清代西泠印人关于鉴藏印的创作及风格作者：沈含来源：《青年生活》2019年第27期自古以来，诗书画印这四个传统中国文化既可是独立存在的，也可是融会贯通、互补互助的，它们可以共同构成一副完整精美的书画。

追溯至三千年以前我国就有了印章这一产物，《后汉书·祭祀志下》中说到：“尝闻儒言，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

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印文化繁荣发展，出现了鉴藏印、闲章、印章边款、字号印、流派篆刻等，为印文化的流传增添了浓厚的一笔。

书画大家的收藏之印、鉴藏印不仅仅是一件艺术品，也成为了鉴定古书画真伪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邦达先生曾经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说到“书画鉴别分成主要和次要两个方面：一、书画本身，是主要的;二、本人的款题和他人的题跋;三、本人的印章和鉴藏者的印章;四、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潢形制。

”鉴藏印历史悠久，并且可以说是鉴藏印推动了书画用印的出现和发展。

钤盖鉴藏印这一风气历经几个朝代，久经不息长盛不衰，使得印章与书画完美的结合，也给后人们鉴定书画真伪、画作水平留下了重要的依據。

鉴藏印的风格也显示出篆刻家的篆刻功底与艺术思想，“西泠八家”的陈鸿寿以吸取兼收、用刀大胆肆意、古朴质拙。

创作风格，入古而能出新，成为了篆刻艺术的新高度;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吴昌硕融诸家之长，形成自己独有的刀法，秀逸苍拙，被后人称做“石鼓篆书第一人”。

书画鉴藏印也可称为收藏印，这是对书画收藏、古籍善本收藏所钤盖之印的统称。

鉴藏印与一般书画上所钤印的字号印、闲章有所区别，古代书画古籍上的鉴藏印主要是用来体现收藏鉴赏者的爱好、习惯特征、鉴藏方法等。

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记载，书画钤印鉴藏印始于东晋时期，而最早的图书钤印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的古写本《杂阿毗昙心论》，卷中所钤印的是朱文方形官印“永兴郡印”。

由此可见，钤盖印章大致是由两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书画中的鉴藏印也要早于图书上印盖鉴藏书印。

两宋鉴藏印考两宋鉴藏印考兼驳《功甫帖》所铃“义阳世家”印宋代说李路平清初金石家、书画鉴赏家周亮工论及宋代印学尝言：“此道与声诗同，宋元无诗，至明而诗可继唐；唐宋元无印，至明而印章可继汉。

”清人陈克恕所著《篆刻箴度》亦延此说。

三百年后的傅抱石先生在《中国篆刻史述略》有“隋唐以后的朱文印，则面目全非，是以’诎曲盘回’为主，偏重正齐和对称的。

”三家论说举此而遗彼，几近偏废。

印学盛于秦汉，明清篆刻流派的发展更是对“印宗秦汉”观念性突破，但舍去宋印而割断历史，将无法诠释明清文人篆刻所依托的风格来源。

宋初开国后出于对唐末以来武夫横行这一积弊的痛切认识，倡导以德治国，文治天下。

两宋江山三百余年，于文艺类足可媲美盛唐，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

词更成了两宋标志性文学体裁。

文学成就最高的唐宋八大家，唐代只有韩柳，而宋占据六家。

两宋宫廷设立了完整周密的翰林图画院，书画艺术更是灿烂完备，而两宋印学置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岂有不兴之理。

宋徽宗、高宗偏爱书画，内府书画鉴藏印记更是蔚为大观。

皇帝迷恋书画更成了一种风尚导向，文人学者参与实践则是将印学向前推演的关捩使两宋成了印学史上无可替代的转折点，更影响了“元朱文”印风的形成，可谓柳暗花明。

一、两宋内府用印隋唐人鉴定书法时很少有铃盖鉴藏印的先例，只是在法书字迹上或副页上签署姓名，表示经其过眼鉴定过，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跋尾押署》记载：“前代御府，自晋宋至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但备列当时鉴识艺人押署。

”“押署”，顾名思义即花押署款是也。

如王羲之《丧乱帖》右下旁徐僧权押署，王徽之《新月帖》后满鶱、姚怀珍押署，王羲之《二谢帖》“良不”与“再拜”之间姚怀珍“珍”字押署，特别《奉桔帖》押署有隋代的诸葛桢、柳顾言、智果以及宋代的欧阳修、韩琦等十多人。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押署无疑会污损古人法帖，但古代鉴藏制度尚未完善，检历代印记可知，直到北宋以后才逐渐以鉴藏印代替了押署。

[学有心得]翁同龢鉴藏大系略稿（续七）拓晓堂1864年5月29日（四月廿四日）是日翁同龢与李若农见《九成宫帖》。

前此翁同所见汉隶十册，为李若农以五十金购得。

李文田（1834-1895）清广东顺德人，字畲光，号若农，又作芍农，咸丰己未探花、官翰林编修、江西学政、内阁学士、礼部右侍郎。

家富藏书，精鉴别，著有《四朝书刻纸版考》、《元秘史注》、《元地名考》等。

室名曰“泰华楼”。

5月31日（四月廿六日）是日，翁同龢见旧拓《元结墓碑》。

6月1日（四月廿七日）是日翁同访朱修伯，同到厂肆，见一《曹全碑》，与李若农所收本勘较胜。

五日后翁同龢再看此碑，乾字不穿，曾字泐初少，咸字清折。

贾人索价须八金，还之。

6月22日（五月十九日）翁同龢近数日为人书作所累，甚是辛苦。

是日代御笔书赏对百副，赏扇三十柄。

数日后又为庞宝生书礼扇廿柄，赏扇一百五十，赏对二百。

6月26日（五月廿三日）是日翁同龢到厂肆，于三槐堂见《汲冢周书》，甚旧。

6月27日（五月廿四日）是日，翁同龢到厂肆为庞宝生购书，见秦禧所集之本《钟鼎款识》摹本，有元明及乾嘉诸老题跋。

又见董香光画册，冷金笺，对题诗，共八开，诗画双妙，为青溪道中所作，甚佳。

带回府中留观，后翁同龢大病三周，还。

6月28日（五月廿九日）是日翁同龢受庞宝生所托，以廿六金购古香斋《渊鉴类函》；又以十八金得一部，印刷较后，亦是内府刻板。

8月20日（七月十九）李若农来府为侄翁曾源诊脉，翁同龢与之同看《多宝塔》，汪稼门家旧藏之物，有康熙乾嘉诸名人题跋，而帖不佳，凿字不坏，谬字刻字皆断。

8月25日（七月廿四日）是日翁同龢借王少和所藏方苞评《史记》，次日拿到首函。

日后细读所借《史记》，内红蓝笔评点者为方望溪，黄紫者为归熙甫（有光）。

是后月余，翁同龢闲暇之间，开始读点《史记》。

8月29日（七月廿八日）是日翁同龢到厂肆得陈硕父《毛诗疏》。

8月31日（七月三十日）翁同龢借温明叔所辑姚姬传评点诸书札记。

９月12日（八月十二日）翁同龢访王少和，未值，以所著还之。

篆刻印章知识⼤全，讲的太好了，⼀定要收藏！查看篆刻知识技巧古代印章的起源中国的雕刻⽂字，最古的有殷的甲⾻⽂，周的钟⿍⽂，秦的刻⽯等，凡在⾦铜⽟⽯等素材上雕刻的⽂字通称“⾦⽯”。

玺印即包括在“⾦⽯”⾥。

玺印的起源或说商代，或说殷代，⾄今尚⽆定论。

根据遗物和历史记载，⾄少在春秋战国时已出现，战国时代已普遍使⽤。

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

秦始皇统⼀中国后，印章范围扩⼤为证明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为当权者掌握，作为统治⼈民的⼯具。

战国时期，主张合纵的名相苏秦佩戴过六国相印。

近⼏年来，出⼟的⽂物⼜把印章的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也就是说，印章在周朝时就有了。

传世的古代玺印，多数出于古城废墟、河流和古墓中。

有的是战争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也有在战争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当时惯例，凡在战场上虏获的印章必须上交，⽽官吏迁职、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

其它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以及吉语印、肖形印等⼀般是殉葬之物，⽽不是实品。

其它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以及有些诸侯国的⾦币上，都⽤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也被流传下来。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多是战国古玺。

这些古玺的许多⽂字，现在我们还下认识。

朱⽂古玺⼤都配上宽边。

印⽂笔画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

⽩⽂古玺⼤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竖界格，⽂字有铸有凿。

官玺的印⽂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动的物图案。

印章的历史与鉴定⾛过你征我伐、割据政权多如⽜⽑的南北朝，历史终于⼜⼀次挣脱窄狭的瓶颈，豁然开朗。

但古代印章艺术并未随历史的前进⽽再度辉煌。

以典淳平正的缪篆为基础的秦汉印风在劲吹印坛800年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九叠⽂主宰了公印，公印也因之丧失了管领印艺风骚的地位，⼏百年在实⽤道路上机械盘曲，终为明清兴起的⽂⼈篆刻的光焰所掩盖。

隋唐印章的创新隋代继秦代之后，开启了中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新的历史阶段。

赏《送别图》，看古⼈如何风雅地说再见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送别总是带点惆怅和失落，⽆论是别⼈还是别地，徐志摩再别康桥，挥⼀挥⾐袖，不带⾛⼀⽚云彩。

也是饱含着⽆尽的不舍。

从前慢，车马⾏⼈都慢，离别也成了画，让我们通过古⼈的送别图，看看古⼈是如何风雅地说再见的。

古代送别图是由送别诗演变⽽来，发展⾄明代达到⾼峰，其创作模式主要有江岸送别与陆上送别两种。

在⽂⼈的社交⽣活中，⽤诗词来寄托离愁，以绘画来表达情思，通过送别图的⽅式记录下彼时的情愫，也是他们⼀种特有的告别⽅式。

在⽂学史上，送别诗萌芽于《诗经》，其中即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语。

送别诗成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唐宋达到⿍盛，如唐代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维《送元⼆使安西》等皆为代表。

这些蕴含着离情的诗歌也带动了送别图的创作，⽽作品中诗与画的结合也成为见证友情的⼀种常见形式。

例如，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中洛神回⾸与曹植恋恋不舍的场景，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主⼈与客⼈道别的场⾯，都是以⼈物为主的送别景象。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第五段散宴送别顾闳中，江南⼈，五代时期南唐画院待诏。

他绘制的《韩熙载夜宴图》，构图严谨精妙，⼈物造型秀逸⽣动，线条遒劲流畅，⾊彩明丽典雅，在技巧和风格上⽐较完整地体现了五代⼈物画的风貌。

《夜宴图》采⽤了我国传统表现连续故事的⼿法，随着情节的进展⽽分段，以屏风为间隔，主要⼈物韩熙载在每段中出现。

通过听乐、观舞、歇息、清吹、散宴等情节，叙事诗般描述了夜宴的全部情景。

画家在构图上作了精⼼安排，每段⼀个情节、⼀个地点、⼀个⼈物组合，每段相对独⽴，⽽⼜统⼀在⼀个严密的整体布局当中，繁简相约，虚实相⽣，富有节奏感，图中三个屏风绝不雷同的处理⽅法体现了画家巧妙的构思。

⼈物的趋向动势变化丰富，疏密向背有致，神态动静相宜，全图之势蓄于画卷之内，紧密⽽富有张⼒。

第三段景物中安置了⼀枝烛台，红烛⾼照，点明了《夜宴图》特定的时间，⽽并不精⼼描绘夜⾊，这种中国传统式的意象表现⼿法与⽅式共同构成了⼀种“有意味的形式”。

藏书印与版本鉴定一玺印和符节一样，最早是用做取信的标识。

从何时起，把玺印钤盖在书籍上，作为收藏、校读、鉴赏等等的印记，不可确知。

唐王建《宫词百首》中有：“集贤殿里图书满，点勘头边御印同，真迹进来依数字，别出锁在玉函中。

”王建是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进士，初为渭南尉，历秘书丞、侍御史，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

其《宫词》当成于元和长庆年间①。

可见藏书用印，早在雕版印书之前。

在书籍上钤盖印章的习尚，以明清两代为最盛。

当时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藏书家，差不多都有几方，甚至几十方，各种形制，不同印文的印章。

这些藏书家，很多人又是当时的知名学者。

他们学有专长，精于鉴别。

因此，他们的印章被后人认为是认定、鉴别版本的重要根据之一，很受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和藏书家的重视。

过去编制的许多藏书目录，都把印章作比较详细的著录。

印章和版式、行格、字体、纸张、墨色、讳字、刻工、序跋、牌记等等一样，都是鉴定版本的根据，但是又有不同。

版式、行格等条件是先天的，是在成书过程中产生的，是鉴定版本的主要根据。

印章则是后天的，是在图书流传过程中钤盖上去的，对于鉴定版本只能起辅助作用。

但是印章却有一个独到之处，即凭藉它可以考查出一本书的流传源流。

这一点，对于确定一本书的版本，也是很重要的。

书商射利，伪造版本，也往往是在这一点上露出马脚。

就印章本身来说，也自有其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印文作为史料，可用以考查一个人的异名别号、生年行第、氏族乡里籍贯、家世门第、仕途经历、学行师承、癖好志趣等，也可用来考查一个时代的职官、玺印制度和谊里关系。

关于这一方面，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图书用印，源远流长，但以明清两代为盛，大概与宋元以降，文人喜欢治印，明代文(三桥)何(雪渔)而后，文人治印技巧逐渐走向高峰有很大的关系。

明清两代的藏书印，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很多是篆刻俱佳的艺术精品。

特别是清人印，从风格上看，有凝重的浙派印，有秀逸的皖派印，也有莆田派和其它游离于各派之间，而独树一帜的名家作品，可以说是集一代篆刻艺术之大成，是研究我国篆刻艺术的重要资料。

解析隋、唐、宋、⾦、元印章 隋代统⼀南北，年代虽短，印章制度却产⽣了⾮常⼤的变动，印章以实⽤为主，印⾯变⼤，朱⽂印增多，印⽂线条开始缠绕折叠等等。

⾃此，随着⽂⼈的参与，官印与私印开始彻底地分化了，并产⽣了许多全新的印章类型。

1、官印。

这⼀时期的官印以实⽤为⽬的，⼀般⽤铜质印材，并以印⾯的⼤⼩来区分官吏的等级。

所不同的是⼤凡少数民族⼊主中原后，官印中有的会加⼊本民族的⽂字。

⼀般⽽⾔，唐代官印的印⽂线条较为均匀，与边框线条的粗细的差别不⼤，显得疏朗、空灵，它作为⼀种古代实⽤印章的新的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朱⽂印式发展的先河。

宋代及宋以后，官印的边栏⽇渐加宽，⽂字则以“九叠篆”为主，显得繁琐造作，少有天趣。

⽽有⼀种低下职位的官印——“朱记”印，由于不拘成法，⾃然真率，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独树⼀帜。

2、私印。

隋唐私印传世极少。

唐宋时期，由于皇帝雅好书画，富于收藏，出现了专门的书画鉴藏印。

⽂⼈⼠⼤夫也开始使⽤并介⼊印章的制作，他们既不属于⼀般官印的“板”，⼜不⽢于⼀般私印的“俗”，当然也不满⾜于先前印章的形式与使⽤⽅法，从⽽逐渐产⽣了许多全新的印章形式。

除了姓名印外，还出现了收藏印、斋馆印、字号印、词句印等等。

这些印，在形式上⼤致存在两种追求，即对唐阳⽂官印的模仿和对汉⽩⽂印的效法，前者与唐代篆书的复兴有关，后者则与⾦⽯学的兴起有关。

作为实⽤的私印，唐宋以后，特别是到了元代，⾪书印、真书印愈来愈为⼈们所使⽤，并逐渐演化为最简朴的“元押”，它作为私印以极端简单的形式表现，具有独特的审美趣味。

隋唐官印 隋唐⾄宋元,乃⾄南北朝，是中国印章艺术的相对低潮时期。

隋唐官印存世极少。

隋朝短祚，唐代制度据宋⼈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规定要上缴废印。

⼀律送⾄礼部员外郎，先在厅前的⼤⽯上碎其字然后在销毁，故传世唐印更少。

清以前甚少有这⽅⾯的资料，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收录了唐以来的官印⼀百多⽅，但只有考证，不见印⽂。

前言：由于略通篆刻的缘故，笔者很早便对鉴藏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隐约感觉到目前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因此较早便将鉴藏印作为自己的论文研究方向，最终将视角落在了宣和内府印与乾隆内府印身上。

这两朝内府实在有太多诱人的地方，不仅仅是双峰并峙的书画收藏，鉴藏印也可说是前后交相辉映。

不过历史评价却恰恰相反：宣和内府印成为历史的典范；乾隆鉴藏印则成了历史的罪人，谴责与批评不断，以至于乾隆胡乱钤印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关于鉴藏印的文献记载甚少，特别是宣和内府印，但由于鉴藏印使用的特殊性质，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载体——书画本身来进行研究。

本文以大量的书画作品实例为媒介，通过钤印格式与钤印原则互为表里的双层关系，进行抽丝剥茧似的微观分析。

在证实了“宣和七玺”何以成为经典的同时，也理清了乾隆内府鉴藏印使用的历史脉络，呈现出它的真实历史面貌。

在对赵佶与乾隆不同钤印风格的原因分析中，除了主观因素之外，对鉴藏印自身发展的时代因素亦进行了详尽的论证，而这也是历来鉴藏印研究中极易被忽略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对宣和内府印进行专题研究的文章很少，其中牛克诚《宣和御府印格式研究》对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至于陈建平的《宋代内府鉴藏印研究》则是错误层出。

而有关乾隆内府鉴藏印的文章则是不少，两岸学者都有专题研究。

其中北京故宫有郭福祥的《乾隆宫廷印章述略》、《清宫书画上的乾隆玺印》等多篇文章与恽丽梅的《故宫藏书画中乾隆帝印玺钤用考》等，但它们多为综述类文章，很少有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倒是台北王崇齐的《“石渠继鉴”印记的钤押》、《〈石渠宝笈三编〉相关印记的钤押》与郭果六的《再谈乾隆皇帝的““石渠继鉴”印》的几篇文章具体为微。

虽是小题目，但角度新颖，立论严谨，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还原了历史真貌，颇有学术价值。

以上所列，或有部分与本文研究相关，但皆与本文研究宗旨未尽相符，因此本文的研究可谓是对鉴藏印研究的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

第一章 宣和内府与乾隆内府鉴藏印概述宣和内府鉴藏印可分为两类：“宣和七玺”为一类，另外还有几方散见于书画之中的鉴藏印可归为另一类。

颜真卿《刘中使帖》鉴藏考颜真卿《刘中使帖》鉴藏考2019-07-18 17:21唐朝经安史之乱，元气大伤。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本是安史余孽，安史乱平，代宗为了笼络他，屡予加官晋爵，甚至将女儿永乐公主下嫁其子田华。

然而，田承嗣并没有心向朝廷，反而割据一方，拥兵自重。

到大历十年（775），他更袭占相州，又遣大将卢子期取洺州、杨光朝取卫州。

唐廷的笼络姑息之策既已破产，遂于四月诏命昭义节度使李承昭等八节度使合讨田承嗣。

十月初四日，李宝臣、李承昭等军在磁州（治所在今河北磁县）清水县大破卢子期军，宝臣将有节生擒卢子期而献于朝。

十一月初七日丁酉，田承嗣所署瀛洲（治所在今河北河间市）刺史吴希光以城降。

颜真卿无疑是最关心此事的人之一。

从大的方面说，安史之乱造成的灾难已经太过沉重，国家、人民再难承受战乱。

从小的方面说，安史之乱给颜真卿一家造成的伤害也是永难平复的，他对自己近二十年前写《祭侄文稿》时的心情，必定记忆犹新。

因此，安史余孽的动向，无疑令他非常关注。

当卢子期被擒、吴希光投降的消息传来时，他还在湖州刺史任上。

闻讯，他作书云：近闻刘中使至瀛州，吴希光已降，足慰海隅之心耳。

又闻磁州为卢子期所围，舍利将军擒获之，吁！足慰也！这就是著名的《刘中使帖》，或称《瀛州帖》。

《刘中使帖》是颜书名作之一，历代评价甚高，但笔者尚未见全面梳理其流传情况的专文，故不揣简陋，以朝代为次，略作考论，兼以疑惑就教于方家。

唐颜真卿刘中使帖一、宋元时期宋元间著名词人周密，平生所见书画古物甚富，特记成《云烟过眼录》一书。

此书开篇所记，就是宋朝宗室赵与懃的大批书画藏品，其中有一件“真照临《刘中使帖》”。

《云烟过眼录》记录赵氏所藏法书，是按作者时代的先后来排序的。

真照应是僧人，其临本被置于“李景让手简”与“杜祁公衍帖”之间，可见是五代或宋初人物。

《刘中使帖》向无刻本，可见真照必然是据真迹而临。

从这一点来看，《刘中使帖》在唐末五代之时，很可能是在佛门之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