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清朝历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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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清朝历史的特点杜家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天津300071)总第592期Sum No.5922010年第3期No.3,2010历史教学History Teaching[关键词]满汉矛盾,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0)03-0003-09中国古代,每一王朝的历史都有其特点,而清朝的特点尤多。
清朝是少数民族为主体统治的王朝,又是中国古代最后一个王朝,而且处在世界历史格局主要是西方势力的影响之下。
这三点,是清朝历史呈现诸多特点尤其是政治方面形成特点的主要原因。
以下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四方面,对清朝历史的特点作简要叙述。
(一)满汉矛盾清朝是满族以军事征服建立对全国统治的,在清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又实行剃发、易衣冠及圈地、投充、逃人法等一系列政策,使汉族遭遇重大灾难,尤其是强制推行剃发令,以剃发作为屈从满族统治的标志,极大地摧残汉民族成员的自尊心。
以后康雍乾时期所兴起的文字狱,也有残酷打击、震慑汉人士绅民族意识的用意。
此外,官场中的“首崇满洲”政策,满人入仕、升迁赋予特权,汉官受到压抑,八旗兵待遇高于汉人绿营兵,又都造成满汉隔阂。
凡此造成的满汉民族矛盾、隔阂,长期存在于清代社会。
满汉民族矛盾,清初尤为尖锐。
南北方也有差别,南方较北方强烈。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统治者又着意笼络汉族官绅士人,实行减轻百姓赋税负担等所谓“爱民”政策,这种矛盾才逐渐缓和,但并没有消失,清后期南方的一些反政府活动及起义,仍以反满之所谓“驱除鞑虏”为号召,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存在。
同时又应看到,作为国家的清王朝,又不完全是满族统治者单一组成的国体,并非满族单一民族之国家,而是以满族为统治主体,联合汉、蒙等民族统治者共同组成,历史的发展导致民族间在国家这一大范畴之下进一步融合,汉、蒙、藏、回等民族对满族主体统治的民族联合性国家接受并认同,清王朝之国家,也发展为更多民族为国体的中华民族国家,在这一大前提及客观历史条件下,满汉民族矛盾也发生变化。
当初满族征服中原之时,满汉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乃至与明王朝统治者水火不容的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势力,也联合南明一致抗清。
当满族为主体的清王朝立足中原,成为统治全中国的王朝国家,更多的汉民族士绅民众逐渐现实地承认与接受满族对国家的主宰,赴科举以仕清,或应特科,以服务于国家。
即使清初抱有强烈民族气节坚决抗清的士人,思想观念也不无变化,有的仍采取不合作态度,有的则囿于国家、君臣大义,或本人,或子弟、门人配合国家的某些文化活动。
其后所发生的反政府起义等,汉官、汉人武装绿营及其他少数民族军队,是参与镇压的重要武装力量,咸同之时的太平天国运动,又主要是被汉人官僚曾国藩等组织的汉人军队消灭。
当清朝遭到外来侵略之时,无论满、汉以及蒙古等少数民族,都一致对外,保卫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国家。
一、政治方面【收稿日期】2009-11-10清末民初,还出现汉人官僚士人为满族皇帝守陵,为逊帝复辟无望而自杀的现象,当时的社会,对汉族官绅这种忠于满族皇帝、清王朝的行为,也不再出现从汉民族气节方面去评论他们的社会舆论。
总之,满汉矛盾,是清代一直存在的问题,这种矛盾又是不断地向弱化方面变化,同时,由于清王朝的国家在民族性方面的变化,满汉矛盾及人们的观念、行为也在发生变化,由此又呈现当时看似矛盾的诸多复杂现象。
(二)满族因素对清朝历史的特殊影响满族与历史上长城以外其他社会形态较落后的民族一样,具有主动进取性,它们均起始于小部族,通过对邻近部族、政权的兼并而发展壮大,进而割据中国北方,乃至入主中原。
建立中原统一王朝后,仍保有这种进取性。
满族入主中原后,对边疆民族地区的主动进取、经营,就是这种精神的延续。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秦汉以来长期延续土酋世领部民制,汉族中央王朝对其也不甚重视,实行所谓“羁縻”政策。
以后两次大的制度变革,实行中央控制,均出现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王朝时期,元朝于该地区实行土司制,把土酋变为中央政府任命的土司,清代进一步将世袭性土司废除,改为中央派任的流官,即改土归流。
这些地区,由于地理因素等,长期闭塞、落后,社会形态的自然性发展进程极其缓慢,其变化主要靠外部,清朝在西南诸省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以加强中央集权、深化统治,这与满族统治者的主动进取经营有一定关系。
对于北方民族,清朝的满族统治者也不像以前汉族王朝那样,修长城以被动防御,漠西准噶尔部蒙古,被清廷视为影响中原统治的潜在威胁,历经康雍乾时期的几次主动进击,终于解决。
长城以外边区民族问题的解决,使历代困扰中原王朝的所谓“北患”问题至清代而结束,长城也失去以前的防御作用,中原、塞外联为一体,这是中国古代王朝及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是以前汉族王朝从未做到的。
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也较少汉族王朝的“华夷之别”观念,与其他少数民族易于接近联合,主动地与蒙古贵族领主长期联姻,主动招徕笼络藏、蒙民族宗教首领,对少数民族首领封以高爵,并实行年班、围班等制度,加强联系,增进情感,就是这方面的诸多体现。
满族统治者实行的这些有异于汉族王朝的措施,对密切民族关系,增强边疆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具有积极作用。
清朝还设立专门管理边疆与少数民族的理藩院,是以前汉族王朝没有的特殊机构。
可以说,清代边疆民族地区统治的直接、深入,多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版图扩大、边疆统治长期稳固,与满族入主中原及其所实行的政策有很大关系。
满族的某些落后性因素,对清代政治又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满族入关前社会形态较落后,入关后属于主体统治民族,某些落后因素仍以残存的形式影响清代政治。
在满族社会中,落后的主仆等级关系广泛存在,主仆等级观念强烈,在满族观念中,皇帝就是“主”,臣僚就是“仆”,君臣关系因而具有主奴性,皇权专制具有极端性。
处于仆从地位的官员对主子皇帝唯诺服从,主子皇帝的至尊威严要绝对维护,因而清代极少有像唐、明等朝指摘皇帝行为过失、甚至集体极力诤谏的现象。
专制皇权造成的某些行政失误,得不到及时纠正,不少情况是只有等老子皇帝死后,才由新继位的儿子皇帝改正,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皇帝继位之初实行的纠偏、新政等,都属这方面情况,而老皇帝在位时造成的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
主奴性的君臣关系,也压抑臣下职能的发挥,因而清前期也很少有政治作为的名臣,直到同治以后才有所改变。
入关前的八旗领主分封制,在入关后仍然残留,且继续实行,宗室王公统下五旗,仍领旗下佐领,延续实行世代分领制,即使道光以后仍在实行。
下五旗旗人与宗室王公具有主仆关系,其任官者难免受到王公主子的挟制、勒索,这种情况在雍正以前较为严重,主子勒索其奴才官员,奴才官员便勒索于下属官员及商、民,甚或侵用公帑。
王公主子之家役使、殴打官员及其子弟的现象也不鲜见。
雍正朝曾严厉制止、整顿,这类现象有所减少,但并未绝迹,以后仍有发生。
满族入关前的贵族政治因素,对入关后的政治也有影响。
贵族政治的核心内容是贵族凭身份、爵位掌权、任官。
清入关后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中的议政王、贝勒、贝子、公等是议政的主导者,其充任议政成员,是凭宗室王公身份。
康熙中期以后虽很少任命王公议政,而旗人异姓贵胄高官,仍是充任议政大臣的重要资格条件,以致该机构“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终被其他机构所取代。
世爵世职任官,是清代选任官员的方式之一,它属于贵族政治内容,即“世卿世禄”制度。
在清代主要是宗室以外的异姓旗人世爵世职之家,凡身为公、侯、伯、子、男及轻车都尉以下云骑尉以上者,不仅爵位传之子孙,而且有爵者可凭爵等授以不同品级之官,年幼者先入世爵世职官学学习。
男爵以上还可荫子为官。
满族开国功臣多有爵位,世爵又主要由军功所授,以旗人为多,因而满族多贵族世家。
另外,八旗佐领中的相当多数量的勋旧佐领、世管佐领,也是子孙世袭佐领之职。
所以世爵世职,主要是满族旗人。
这些世爵世职人员不是凭才能选官,其行政能力可想而知。
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中原王朝主要实行于商周,战国时期相继被官僚政治取代,以后仅以残余形式少量残存,而到官僚政治已相当成熟的清代,这种落后的政治现象又有增多,晚清时期的宗王主政、皇族内阁,也是这种政治现象的体现。
以功封爵,以爵任官,是国家私属性较强的领主分封制时期,王族对异姓家族中有开国之功、维护家天下统治有功者的奖酬,对国家某些政治经济权益的分赐,带有私交性,而这种做法,是把管理国家的严正性官职,作为物来酬劳私近之人、对本家族有功之人。
这种做法,在当时满族统治者的观念中是天经地义的,而这种落后的政治观念,也同样影响着清代职官的选授。
其主要表现,就是清代皇帝将官职中的所谓“肥”“瘠”作为授受的考虑因素,以某些灰色收入较丰的“肥缺”官职,私相授受,加惠私近之人,主要是以满洲为主的旗人。
盐政、关差(即税关收税官),是最丰腴的肥缺,为使利益均沾,而规定一年更换。
关差因缺额较多,还曾规定,由京官差任的关差,划分比例,六分之一归汉官,六分之五划归旗人官员。
清朝皇帝公开说明这样选授的目的和原则,就是“此等得项较优之差,自应令其均沾普及”,而实际分配又是大部分(六分之五)划归了旗人,而且主要是满洲旗人,其中又有六分之一划归内务府包衣旗人即皇帝的私家近人家奴。
其余如织造、户部司库、工部各司司员,也是优、肥之缺,均主要以旗人充任。
这种“肥缺”官职,在清代的河务官、漕务官乃至一般官职中也普遍存在,其授受在清代官场中已是半公开之事,甚至出现某些潜规则,成为清代政治中的一种特有现象。
以贵胄世爵身份任官,排挤才干之士的选任;把官缺划分出优、肥与否,作为选任时的考虑因素,以肥缺作为赐予物相授受,亵渎国家公职的严正性。
这些领主制贵族政治时代的制度、理念及做法,实行于高度发达的官僚政治时代,便显现出它的落后与腐朽性,造成不良影响。
(三)对往代政治经验、教训的吸取及政治制度的集成与发展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统治中原广土众民的汉族,满族皇帝常具忧患意识与危机感,尤其是清前期,因而异常重视对往代汉族王朝高度发达的统治经验、教训等等政治文化的汲取,处于中国王朝时代末期的清代,也为满族皇帝提供了得以集历代统治经验、教训之大成的历史条件。
清代皇帝异常重视对皇室、宫廷人员、皇族的管制与约束,实行严厉的皇家家法、宫室制度,因而清代基本上内无宦官之祸、外戚乱政,清帝改历代的公开立太子为密建皇储制,又避免了以前的皇子竞争、太子与皇帝之矛盾及由此而引起的朝政混乱。
清代不将宗室、皇子分封地方,则避免了地方宗藩反乱,没有出现往代诸如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变等造成大规模动荡的宗藩反叛。
因而清代宫廷内乱减少,朝政相对清明,国政相对稳定。
此外,清代皇帝鉴于明代宗禄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皇庄王庄侵蚀民田造成社会矛盾等教训,实行宗室王公爵位降袭制、皇家子孙在小范围地域内旧有庄园中分拨庄田的制度,消除了明代的这些弊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