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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一、本文概述《战国时代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战国时期各系文字在用字上的差异现象。
战国时期，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各诸侯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而文字作为交流的媒介，也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文字体系、用字差异、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战国时期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本文将回顾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探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些发展对文字体系的影响。
通过对战国时期各系文字的梳理，分析不同文字体系在用字上的差异，包括字形、字义、字音等方面的变化。
接着，本文将探讨这些用字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包括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因素。
本文还将对战国时期各系文字间的用字差异现象进行评价，分析其对后世文字发展的影响，以及对现代汉字规范化的启示。
通过对战国时期各系文字间用字差异现象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揭示这一时期文字发展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为理解汉字演变的历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本文也期望为现代汉字的教学、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二、战国时代文字概述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字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期。
这个时期，由于诸侯并起，各自为政，文字的使用出现了显著的地域性差异，形成了所谓的“战国文字”。
这些文字不仅在字形上有所变化，更在字体风格、笔画结构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战国文字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地域性。
各国为了彰显自己的独特性和独立性，纷纷在文字上进行了创新。
这种创新表现在字形的变异、笔画的增减以及文字组合的独特性等方面。
例如，齐国的文字多采用圆润的线条，字形较为流畅；而楚国的文字则更多地保留了篆书的特征，字形较为方正。
战国文字还表现出了强烈的个性化特点。
由于书写者的个人风格不同，同一文字在不同人的笔下往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这种个性化不仅体现在文字的形状上，更体现在文字的韵味和气势上。
战国文字分域研究综述作者：蒋鲁敬来源：《青年文学家》2010年第14期摘要：战国时期各国问文字产生了明显的差异，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均衡，秦国与东方六国的文字有显著差异，而东方六国文字亦各有特点。
这种现象到秦统一六国而告结束，六国文字的传承由此中断。
在对战国文字的研究中，将文字材料进行分域研究，是客观科学的研究战国文字的基础，本文试根据所掌握材料，对战国文字分域研究的各方面现状作一个小小的总结。
关键词：战国文字分域一、战国文字分域研究的提出许慎在《说文·叙》中说，战国时代“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从今天考古发现的大量战国文字资料来看，许慎说的“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至确的。
王国维在《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里，较早的指出了秦国和东方六国文字的差异。
尽管今天看来王氏认为籀文是秦国文字的观点实不可从，但是他对六国用古文的看法则是十分中肯的。
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中也明确的把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和东方六国的文字分为“秦系和六国系”两系。
对于战国时东方六国和秦国所用文字差别的原因，裘锡圭先生认为，在春秋、战国之交，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剧烈变化。
春秋以前，贵族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占有统治地位，文字当然也为他们所垄断。
这对汉字形体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春秋时代的各个主要国家中，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国，是最忠实的继承了西周王朝所使用的文字的传统的国家。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秦国由于原来比较落后，又地处西偏，各方面的发展比东方(指函谷关以东)诸侯国迟了一步，文字的剧烈变化也开始的比较晚。
在秦国文字里，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俗体才迅速发展起来。
在正体和俗体的关系上，秦国文字跟东方各国文字也有不同的特点。
东方各国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而且由于俗体使用得非常广泛。
传统的正体几乎已经被冲击的溃不成军了。
秦国的俗体比较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其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的联系。
第一章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第一节引言汉语古文字，顾名思义是指记录上古汉语的文字，通常特指包括小篆在内的先秦古文字（有些学者主张汉武帝以前的古隶也属于古文字范畴）。
近几十年来，古文字学界都倾向于把汉语古文字分为殷商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三部分。
我们认为，这种三段分期法基本能够反映三段历史时期的文字发展演变过程。
战国文字是汉语古文字的晚期书写形式。
从字体而言，战国文字既包括笔画圆转的篆书，也包括笔画方折的古隶；从书写材料而言，战国文字既包括金属、石器、陶器、木器、漆器，也包括丝织品。
仅就外在形式观察，战国文字就是一相当复杂的概念。
因此，在介绍这种古文字之前首先必须搞清它的范畴。
战国时期的下限，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年，即公元前221年。
战国时期的上限则有公元前481年（上接《春秋》终年）、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始封诸侯）等异说【1】。
战国文字的使用时间，一般说来应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相对应。
然而，不同期古文字的分期决不能如历史年表那样整齐划一（何况上举战国始年已在近八十年间浮动），其形体也决不会因改朝换代而发生突变。
文字的变异总是按照自身的演进规律而发展变化。
一般说来，这种发展变化都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渐变过程。
殷代文字演变为西周文字，西周文字演变为春秋文字，春秋文字演变为战国文字，都有其历史、地域、人为诸方面的复杂因素。
很难设想，一种古文字在某天早晨会变成另一种古文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中央集权的威力，罢黜六国古文，推行秦文字，是一场雷厉风行的文字革命，堪称文字学史上仅见的文字“突变”。
尽管如此，也不能把秦代小篆开始使用的时间限定为公元前221年。
因为，前此不久秦国已出现了象新郪虎符那样标准的小篆【2】。
而后此几十年的秦汉竹简帛书文字中也时常可以找到六国古文的影子【3】。
因此，机械地划分战国文字使用年代的上下限是不够妥当的。
其实，自春秋中期以来，列国文字已开始发生引人瞩目的变异，其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都逐渐失去西周文字的特点，而开启战国前期文字的先河。
苑与宛的姓氏源流与历史地理考辨苑、宛两姓作为读音相似的古老姓氏，从文献记载来看两者源流并不相同，从本义上来看苑义的“养禽兽之地”与宛义的“屈草自覆”有明显差别。
另从《左传》的记载来看，苑、宛家族没有姓氏互替现象，同一人物也没有苑、宛两字互替现象，这都反映出其为两个不同的姓氏。
通过历史地理的考辨，苑陵作为汉唐时的县名，其地大致在今新郑之北。
而之所以会在文献中出现苑陵、宛陵和菀陵，则因为该地最初与苑氏有着深厚的历史联系，所以在地理志书中写作苑陵。
但在东周时期，该地又与宛姓有着一定的关系，因此在文献中有时将苑陵写成宛陵，甚或中和为菀陵。
苑、宛、菀三字的变化，实际上是苑陵历史变迁的具体反映，而新郑苑陵故城则可能为苑姓祖根地。
南阳作为宛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长期的认知，但是南阳之宛，从来没有写作苑。
其与苑姓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关键词：苑；宛；姓氏祖地；历史地理苑姓与宛姓，虽然都不是中华大姓，但两者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各自的源流，有着各自的辉煌。
因此在看待苑、宛读音相似，流变重叠的问题时，必须对两者的本质问题进行梳理，从而为两者的流变，提出更为科学且符合实际的解释。
一、苑、宛两姓有各自的源头（一）苑、宛两姓来源不一苑姓的源头，有一个较为共同的说法。
《通志》二十六云：“状云：‘商武丁子先受封于苑，因以为氏。
’”《古今姓氏书辨证》二十阮载：“唐人《家谱》云：‘商武丁孙，受封于苑，因氏焉。
’”《姓觿》十三阮曰：“《姓源》：‘武丁封其支子于苑，后因氏。
’”《氏族典》四二三：“《尚友录》：‘……武丁子文封苑，因氏。
’”《姓氏寻源》亦载苑氏：“《姓纂》云：‘殷武丁子文封苑侯，其后因氏。
’”这里除个别谈到苑姓为“商武丁孙”外，一般都认为是武丁“子”或“支子”，其名字为“文”，也就是说，苑氏为黄帝、帝喾的直系后代，为子姓商王宗室之后，受封的祖地为苑，实际应该是以邑为氏。
《通志》有“苑氏亦作宛氏”的说法，《氏族典》引《尚友录》也谈到苑“亦作宛”，如是，则苑氏与宛氏的源头就应相同。
字典编纂献疑一本字典从编纂到出版，费尽了众多人员的心血与精力，他们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对使用者有所帮助。
如果不能让读者满意的话，就只能让人感到美中不足、分外遗憾了。
我们在使用四川辞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古今汉字字典》的时候，就有上述的感受。
现以“婠”字音义的历史演变记录与四川辞书出版社对该字作出的解释进行商榷。
“婠”，徐铉校订的《说文》里的解释是：“体德好也，从女官声，读若楚、却、宛，一完切。
”而在徐锴校订本中，反切改为“一桓反”。
按字面解读，在东汉的时候，“婠”的意思是体格、品德好，以女字为形符，官字为声符，读音近似楚、却、宛。
而到了唐宋时期，婠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请看：（1）一丸切——《博雅音·卷第一·释诂》和《大广益会玉篇·卷第三·女部第三十五》（2）一丸切，德好貌，又古旦切——《泽存堂本广韵·上平声卷第一·二十六桓·剜》（3）古玩切，好貌——《泽存堂本广韵·去声卷第四·二九十》（4）乌丸切，《说文》：“体徳好也”——《集韵·卷之二·平声二·二十六桓·剜》（5）鸟八切，体徳好也，文十——《集韵·卷之九·入声上·十四黠》（6）古玩切，好貌——《集韵·卷之七·去声上·二十九换·贯》（7）乎刮切，好也——《集韵·卷之九·入声上·十五韦·頢》（8）鸟丸切，《说文》：“体德好也”，又古玩切，又乌八切，又乎刮切。
文一，重音三——《类篇（姚刊三韵本）·卷第十二中·卷之三十五·女部》（9）音貫，好貌，又乌八反。
小儿肥也。
——《龙龛手镜（中华书局影高丽本·王宏源新勘）·平声卷第二·女部第八·去声》（10）扵丸、光旦二反。
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的几个问题战国文字形体研究是考古学和文献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战国文字指的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使用的文字，包括秦楚韩魏赵齐燕等诸国。
研究战国文字的形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
然而，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下面我将简要论述其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战国文字的形体问题是研究的核心。
战国文字的形体多种多样，其字形可以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声符等几种类型。
虽然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字形上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研究者需要系统地研究和比较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字形体，以了解它们的共同特点和区别。
其次，战国文字的来源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战国时期的文字来源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甲骨文和金文，也有新出现的战国文字。
在研究战国文字的来源时，研究者需要考虑到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等因素，以确定战国文字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
第三，战国文字的编码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战国文字的字形之间差异较大，并且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字形体也不尽相同，使得战国文字的编码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研究者需要制定一套合理的编码标准，以便将战国文字系统地记录和检索。
第四，战国文字的功能问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战国文字在书面语言中的运用范围广泛，既包括表达具体事物的名称和性质，也包括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等。
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探讨战国文字在不同文献中的应用情况，以及其可能的引申含义和语义变化。
最后，战国文字的流传问题也值得关注。
战国时期文字的流传情况对研究者而言是一个挑战，因为只有很少的战国文字书写实例得以保存下来。
研究者需要通过对残片、简牍、竹木书等文物的研究，进一步还原和理解战国文字的使用情况。
总之，战国文字形体研究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课题。
通过对战国文字形体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战国时期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
然而，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仍面临一些问题，如字形、来源、编码、功能和流传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研究者们共同努力解决。
战国七国文字研究报告
研究主题：战国七国文字
研究目的：探究战国七国的文字系统，了解其特点与发展
研究内容：
1. 背景介绍：
- 对战国七国时期的历史背景进行简要概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2. 文字的起源与发展：
- 探讨战国七国文字的起源，如何从原始的象形文字逐渐演变为后来的表意文字。
- 分析文字的传播与发展，研究文字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演化。
3. 文字特点与用途：
- 比较研究不同战国七国的文字特点，例如字形、字数等方面的差异。
- 研究各国文字的用途，如记录史书、制作文献、交流文字信息等。
4. 文字的功能与影响：
- 分析战国七国文字的功能与作用，如政府命令、教育、文化传承等。
- 探究文字对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如对思想、文学、艺
术等方面的贡献。
5. 文字研究方法与工具：
- 介绍研究战国七国文字的方法，如文字学、考古学等。
- 介绍相关的研究工具，如古文字字典、破译工具等。
6. 研究成果：
- 总结战国七国文字研究的重要成果和发现。
- 分析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结论：通过对战国七国文字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对于理解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对于古代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索与揭示古代文明的奥秘。
《集篆古文韵海》校补举例丁治民;汪亮娟【摘要】宋杜从古《集篆古文韵海》是一部以韵书体例集录篆体和古文的集大成之著.该书版本为《宛委别藏》影摹旧钞本及其影印本,其他版本未见.该书不足、失误较多.现根据《永乐大典》、《集韵》和《古老子》碑对其进行整理和校补.【期刊名称】《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26)001【总页数】7页(P64-70)【关键词】宋;杜从古;《集篆古文韵海》;《永乐大典》;《集韵》;《古老子》;校补【作者】丁治民;汪亮娟【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121《集篆古文韵海》五卷，宋杜从古撰。
现见最早的版本为《宛委别藏》影摹旧钞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商务印书馆依故宫博物院所藏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又依商务印书馆本影印。
《集篆古文韵海》，每半叶八行，行以古文大字五字为主，各附小楷释文。
版框高21 cm，宽15 cm，乌丝、白口，页心写“古文韵海卷㐅”，下写页数。
卷首有序文三页，末署“宣和元年九月二十八日朝请郎尚书职方员外郎臣杜从古序”。
卷首无目录，正文内容依韵书常例编次，即按声调分五卷：卷一，上平声，二十八韵；卷二，下平声，二十九韵；卷三，上声，五十五韵；卷四，去声，六十韵；卷五，入声，三十四韵，计二百六韵。
但卷二下平声夺韵目“二仙”、卷三上声夺韵目“二十阮”和“二十一混”。
各卷韵目用字及次第多依《广韵》，各韵内单字则主要据《集韵》次序排列，不同于《集韵》把真轸震质/谆准稕术、文吻问物/欣隐焮迄、痕很恨/魂混慁、寒旱翰曷/桓缓换末、歌哿箇/戈果过等韵中个别小韵开合混置。
关于杜从古及其《集篆古文韵海》的著录，较早的仅见于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卷三。
《集篆古文韵海五卷提要》云：“杜从古，字唐稽，里居未详。
陶宗仪云：‘从古官至礼部郎。
’自序称朝议郎尚书职方员外郎，盖指其作书时而言。
战国文字中的“宛”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附补记）赵平安[搜索該作者其他文章]战国时期有一个写作下列诸形的字：释法很多，影响较大的有释宫、释邑、释序、大邑的专字等四种。
[1]可以说各有各的依据。
因为它的某些写法（如K和G、H之类）确实很像宫和序，它和邑的形体、用法也似乎有一定的联系。
但是，这些释法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
它的各种写法中最流行的是A、B之类，和宫、序相似的写法只是偶而为之，并不具有代表性；它和邑的用法实际上有较严格的区分，和邑相似的形体，来源并不相同（详后）；至于说它是大邑的专字，字形上根本无从证明。
（补记：新蔡葛陵简甲三：275号中有“大邑”、“中邑”和“小邑”，甲三：348简有“大宛”，可以证明大邑专字说是错误的。
）因此有必要重新考虑它的释读。
我们认为这个字应当释为宛。
论证如下：《侯马盟书》诅咒类一0五：三有字作L整理者隶作惌，解释说：惌——借为冤字，音渊（yuan），冤屈的意思。
《说文》以为惌是怨的古体字。
《一切经音义》：“怨，屈也。
”《诗·都人士》注：“苑，犹屈也。
”《说文》：“冤，屈也。
”故惌字可与冤字通用。
[2]诅辞“不卑众人惌死”就是“不俾众人冤死”，文义顺畅，足见整理者的释读正确可从。
有人把惌改释为悒[3]或[4]，实际是没有必要的。
新近发表的上博藏战国楚竹简《缁衣》第六简和第十二简有下面一组字：整理者隶作命或令，[5]完全是依样画葫芦的产物。
在今本《缁衣》中，与之相对应的字都写作“怨”，因而也有学者直接把它隶作怨。
但李零先生有不同意见，他指出：“怨”，……都是假“宛”字为之，其写法，可参看《说文》卷十下、《汗简》40页正、《古文四声韵》卷四第19页背和40页正的古文“怨”，不是“命”或“令”字。
[6]李说正确。
《汗简》、《古文四声韵》和《说文》古文怨都是从心从宛省，应隶作惌，通怨。
（补记：冯胜君先生在《释战国文字中的“怨”》中认为上博《缁衣》M、N、O都应释为夗，其中M是在N、O上加声符O（圆），目的是为了和令区别开来。
持这一看法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解释，一是较早出现的侯马盟书L所从上部没有一横画，二是具有重要区别标志的M形反而不如简体普及。
冯文发表于《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
）曾侯乙墓竹简第12号有一个被释作邻的字，作P之形。
这个字简文用为地名，释邻讲不通。
联系上博简中N和O的写法，应改释为。
《战国策·西周策》“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章载韩庆为西周谓薛公曰：“君以齐为韩、魏攻楚，（九）[五]年而取宛、叶以北以强韩、魏，今又攻秦以益之。
”知楚有宛地，即宛之增累字。
简文“连东臣所驭政车”即“宛连敖东臣所驭政车”。
[7] N、O和P所从宛同《汗简》、《古文四声韵》以及《说文》古文怨所从宛结构相同，都可以看作M之类写法的省体。
M之类的用法，也反映在后世的楷书中。
《正字通·心部》：“，古文怨作，是之讹。
”说明在（惌）这个合体字中，“宛”讹变为“命”。
又《礼记·大学》：“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
”朱骏声：“按命者字之误，谓下民怨之。
”[8]朱氏之说极具启发性。
结合上博简看，命应是宛的讹字，通怨。
总之，《正字通》所从以及上举《大学》中的命字都应是M之类的写法隶定的结果。
上博简整理者所犯的错误，历史上早就出现了。
M比L所从宛多一横划，和集、宜的情形相似。
楚文字集往往从宀，有时候宀下还加一横，[9]宜字也有宀下加横的现象，[10]但并不影响它们是同一个字。
事实上，《集篆古文韵海》所收怨古文作，《订正六书通》引古文奇字怨或作，宀下都加一横。
回过头来看A-K的写法，不难发现它们和L、P所从以及M、N、O属于一路。
特别是其中A、B等主流写法和L所从基本相同，完全可以视为同一个字，释为宛。
宛字“从宀夗声”。
[11]声符夗本是象形字，后来裂变为夕和卩。
在秦系文字中，声符夗成为平置的两个部件。
[12]如：《说文》小篆宛作《古玺汇编》3629号作《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乙种195号作它们和西周金文臣辰卣?字所从偏旁的写法一脉相承，又为后世楷书所从出。
从传承的角度看，应视为主流的写法。
和秦系文字比起来，A-K所从夗显然是被叠置起来了，情形和吁作[13]以及御将“午”移于“卩”上、[14]取将“耳”移于“又”上、[15]精和清分别将“青”移于“米”和“水”上[16]相似。
这一类例子还有很多，裘锡圭先生的文章有专门辑集，[17]可以参看。
B中叠上去的“夕”旁，还依稀可以看出原来的笔意。
后来演变为，和原来的写法就越来越远了。
但是宛中“夕”的演变轨迹，还可以从隶古定宛字和宛字偏旁（参见前文）以及夜字的某些写法中寻绎出来。
[18]认识了A-K的形体，与之相关的读法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19]请看下面的例子：（1）下宛大夫玺汇0097（2）上宛大夫之玺玺汇0100（3）上场行宛大夫玺玺汇0099（4）江夌行宛大夫玺玺汇0101（5）山桑行宛大夫玺周秦古玺菁华145（6）厚行宛大夫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179页（7）新东昜宛大夫玺文物1988年第6期第89页（8）鄱宛大夫玺临淄封泥文字第一册第2页（1）至（7）为古玺，（8）为封泥，都属于楚国。
[20]下即下蔡，《汉书·地理志》属沛郡；江夌即江陵，《地理志》属南郡；[21]山桑可与《地理志》沛郡属下的山桑对应；[22]上场为故唐国所在地，春秋时并入楚，汉时称上唐乡；[23]鄱即《史记·吴太伯世家》“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的“番”。
[24]厚与厹犹声近相通，新东阳当为新置的东阳县，它们战国时都曾属楚，《地理志》属临淮郡。
上不详。
（补记：1999年湖南常德市德山寨子岭一号楚墓出土一枚“噩宛大夫玺”，陈松长先生已在《湖南新出战国楚玺考略（四则）》中发表介绍。
这枚玺属于战国晚期，宛也应读为县。
噩又见鄂君启节，指东鄂，地在今湖北鄂城。
鄂君启节铸造年代是公元前323年，那时噩是封君之邑，主人称君，后来废君置县，首长称大夫。
这种变迁很能证明宛的义涵。
陈文发表于《第四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2003年。
）（9）东周之客至（致）作（胙）于郢之岁，夏之月，甲戌之日，子左尹命漾陵宛大夫[25]郜室人呆之典之在漾陵之参玺。
漾陵大宛、大尹帀（师）、鄩[26]公丁、市帀（师）墨、帀（师）阳庆吉启漾陵之参玺而在之，呆在漾陵之参玺，间御之典匮。
大宛内（入）氏等。
包山12-13（10）东周之客至（致）作（胙）于郢之岁，夏之月，甲戌之日，子左尹命漾陵之宛大夫州里人阳之与其父阳年同室与不同室。
大宛、大尹帀（师）言胃（谓）：阳不与其父阳年同室。
居郢，与其季父（？）连嚣阳必同室。
大宛内（入）氏等。
包山126-127（11）羕陵宛大夫司败羕陵之州里人阳之不与其父阳年同室。
包山128反（12）八月壬申之日，鄟昜大正登生鈜受期，八月癸巳之日，不[27]鄟昜宛大夫以廷，阩门又败。
正罗寿戠（识）之。
包山26（13）九月甲辰之日，司败孷[28]受期，十月辛巳之日不宛大夫、公旅期、朝（？）昜公穆痀与周（？）之分以廷，阩门又败。
包山47（14）□岁也，恒思少司马屈以足金六匀（钧）圣命枼，枼宛大夫、左司马?弗受。
公之岁，恒思少司马或以足金六匀（钧）枼，枼宛大夫、集昜公逯（？）受。
包山130（15）宛大夫命少尹鄩。
包山157反（16）乙酉，宛大夫黄。
包山188（17）九月辛亥之日，临昜之宛司马孷受期，戊午之日不量庑下之，阩门又败。
秀免。
包山53（18）九月壬戌之日，郢司惪阳受期，十月辛巳之日不安陆之下隋里人屈犬、少宛阳申以廷，阩门又败。
疋雘。
包山62（19）冬之月癸丑之日，周赐公讼之兵执事人宛大夫競丁，以其政其田。
期甲戌之日。
郯路公蛙戠（识）之，競为孷。
包山81（20）十月戊寅之日，邮大宛屈、大（？）尹夏句浩受期，月辛未之日不归其田以至命，阩门又败。
紻。
包山67（9）至（20）为楚简。
宛前的地名还有相当一部分不可考，但是枼即葉，就是汉晋南阳郡叶县；[29]即鄢，即《左传·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的鄢；漾陵之漾即《水经注》汝水支流之养水，漾陵在养水之上；[30]大致是可以认定的。
陈伟先生还从司法职权、名籍管理、职官设置等方面论证简文羕陵（即漾陵）、喜（即）、鄢（）等相当于县级组织，[31]甚为有见。
（21）九年将军张二月，剸宛我其献。
九年将军戈集成11325-11326（22）左周宛[32]左周弩牙集成11925-11928（23）右昜宛攻尹右昜宛弩牙集成11930这四例都是燕国之物，例（21）出土于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
剸、左周、右昜为地名，具体地望尚待进一步考证。
（24）陈犹立事岁月戊寅，各兹安陵宛命左关不敕成左关之釜，节于廪釜，敦者曰陈纯。
陈纯釜集成10371（25）皇宛左[33]皇宛左戈集成10983-10984（26）辛宛左辛宛左戈集成10985（27）皇宛右皇宛右鹤嘴斧形器集成11836这四例是齐国器物。
安陵，旧以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宣公四十四年伐鲁葛及安陵”的安陵，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
郭沫若先生以为此器出于灵山卫，安陵当即灵山卫之古名。
[34]当以旧说为是。
辛极可能就是《左传·桓公十六年》“（卫宣）公使诸齐，使盗待诸莘”的莘，在今山东莘县。
其地本属卫，在卫、齐边界之上，可能一度为齐所有。
皇地无考。
（28）左宛玺汇0255-256（29）右宛?? 玺汇0254（30）宛右丞[35]玺汇2718（31）厽在宛玺汇0305从印面风格看，例（28）至（31）为三晋之物。
但过去把左宛隶作左邑，以为即三晋魏之左邑，是错误的。
魏玺中左邑往往合文（参见《玺汇》0109、0110、0113等处），写法与此迥异，两者不大可能是同一回事。
例（31）中的“厽”吴振武先生认为当读为“三台”，[36]是赵燕边界上的城邑，在今河北容城县西南，战国时为赵地。
[37]上举各例中的宛字，除少数外，绝大多数前头冠以地名，后接官名。
从可考的地名看，战国时大都为县邑，而这些县邑又往往和《汉书·地理志》的县名相应。
其后所接官名如大夫、司马、司败（即司寇）、攻（工）尹之类，都为当时县制所能涵盖，[38]因此宛应读为县。
宛上古属元部影母，县是元部匣母字，韵部相同，声母同是喉音，古音很近。
元部的影母匣母字有相通之例。
[39]在古书中，和县声字声字相通，[40]而声字和宛声字相通，[41]因而县声字和宛声字相通是完全可能的。
把宛理解为县，上述文例都能贯通。
例（3）至（6）中的“行宛”可以看作侨置的有名无实的县。
[42]例（10）中“大宛”和“大尹”并列，是官名。
揆度前后文意，很有可能是指“县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