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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第一节引言汉语古文字，顾名思义是指记录上古汉语的文字，通常特指包括小篆在内的先秦古文字（有些学者主张汉武帝以前的古隶也属于古文字范畴）。
近几十年来，古文字学界都倾向于把汉语古文字分为殷商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和战国文字三部分。
我们认为，这种三段分期法基本能够反映三段历史时期的文字发展演变过程。
战国文字是汉语古文字的晚期书写形式。
从字体而言，战国文字既包括笔画圆转的篆书，也包括笔画方折的古隶；从书写材料而言，战国文字既包括金属、石器、陶器、木器、漆器，也包括丝织品。
仅就外在形式观察，战国文字就是一相当复杂的概念。
因此，在介绍这种古文字之前首先必须搞清它的范畴。
战国时期的下限，公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年，即公元前221年。
战国时期的上限则有公元前481年（上接《春秋》终年）、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始封诸侯）等异说【1】。
战国文字的使用时间，一般说来应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相对应。
然而，不同期古文字的分期决不能如历史年表那样整齐划一（何况上举战国始年已在近八十年间浮动），其形体也决不会因改朝换代而发生突变。
文字的变异总是按照自身的演进规律而发展变化。
一般说来，这种发展变化都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渐变过程。
殷代文字演变为西周文字，西周文字演变为春秋文字，春秋文字演变为战国文字，都有其历史、地域、人为诸方面的复杂因素。
很难设想，一种古文字在某天早晨会变成另一种古文字，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采取中央集权的威力，罢黜六国古文，推行秦文字，是一场雷厉风行的文字革命，堪称文字学史上仅见的文字“突变”。
尽管如此，也不能把秦代小篆开始使用的时间限定为公元前221年。
因为，前此不久秦国已出现了象新郪虎符那样标准的小篆【2】。
而后此几十年的秦汉竹简帛书文字中也时常可以找到六国古文的影子【3】。
因此，机械地划分战国文字使用年代的上下限是不够妥当的。
其实，自春秋中期以来，列国文字已开始发生引人瞩目的变异，其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都逐渐失去西周文字的特点，而开启战国前期文字的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代语言文字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古代语言文字也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
在春秋时代，中国的文字已经开始呈现出了一定的规模和特征。
当时的文字主要是象形文字和指事文字，这些文字用来表达物体的形状、方位、性质等信息。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云雨”、“日月”、“人”等字。
这些字的形状比较简单，但是它们能够有效地传达信息。
到了战国时代，中国的文字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当时的文字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和结构，逐渐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文字体系。
同时，战国时期的语言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的语言和方言。
这些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文字发展。
战国时期的文字特点之一就是“小篆”。
小篆是一种相对规范化的文字，它在当时的官方用途非常广泛。
小篆的字形比较规整，结构也比较简单，这使得它成为了一种比较方便、高效的书写工具。
同时，小篆还为后来的汉字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除了小篆之外，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文字形式，比如草书、隶书等。
这些书体在当时主要用于书法艺术和竹简、木简等小型文献的书写，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风尚。
战国时期的古代语言文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多样性和变化性。
在当时的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方言和语言，这些方言和语言也影响了当时的文字表达。
比如鲁国和卫国就是两个在语言和文字方面有所差异的国家。
这种多样性和变化性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和历史，也为后来汉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借鉴。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字发展得越来越规范和成熟，同时当时各地的方言和语言也对文字表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种语言和文字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来汉字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素材和借鉴。
20世纪战国文字研究述要我们所谓的战国文字，是指春秋末年至秦统一以前的时期内各国使用的古文字。
战国文字是古文字学中形成较晚的分支，但发展迅速，在20世纪初逐渐兴起，到20世纪末臻于成熟，论著繁多，本文仅从铜器、玺印、简帛、陶器、玉石、货币等方面总结一些主要情况。
一、战国金文研究20世纪20年代末出土了魏国铜器骉羌钟，刘节、唐兰、郭沫若、徐中舒、朱德熙等诸多学者先后有专文进行考释。
30年代于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有铭楚国铜器30多件，唐兰、郭沫若、胡光炜、刘节、朱德熙等学者先后有专文进行考释。
这一时期编纂的金文总集有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收录的战国铭文相当丰富。
建国出土的战国金文资料更为丰富，一是50年代安徽寿县出土蔡侯墓铜器，经过陈梦家、于省吾、朱德熙、李学勤、裘锡圭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二是1957年和1960发现的楚五件鄂君启节，引起了学术界极大重视，有数十学者进行研究考释，郭沫若、于省吾、朱德熙、李家浩、黄盛璋等学者创获较大。
三是1971年在河南新郑的一批有铭韩国兵器，郝本性、黄盛璋等学者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
四是1977年在河北平县山中山王墓出土的一批有铭铜器，其中较著名的“平山三器”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以张政烺、朱德熙、裘锡圭、李学勤、于豪亮、李零等学者的考释较为详备。
张守中编撰的《中山王臖器文字编》摹写精美，查找方便。
五是1978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许多有铭的青铜器，其中64个编钟均有关于乐律方面的铭文，合计2800字左右，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尤其是裘锡圭、李家浩对其中疑难字的考释，解决了多处释读方面的问题。
收录战国铜器铭文资料较为重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殷周金文集成》、日本白川静的《金文通释》、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等。
二、战国玺印文字研究20年代丁佛言编撰《说文古籀补补》收录大量古玺文字，并释出不少难字。
30年代罗福颐编《古玺文字征》，专收古玺文千余字，标志古玺文研究成为独立课题。
战国文字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构形方式
•《晋昭公》及其极富象征意义
《晋昭公》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文字，据史书记载，它最早出现在西元前4th五
十年的晋诸侯晋穆公时代，但真正诞生的时间则更早，可以追溯到西元前六世纪，其形成的完整体则是在东汉早期的晋国，可以说这是一件充满历史色彩的文字作品。
晋昭公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它本身就是一个概念性的符号，既是晋穆公广泛宣传自己人和事物，又是体现晋穆公精神理念的典范，也符号晋穆公礼法上的传承和主张。
以此文字可以说象征着晋穆公的作为一仁君，他的政策以及他的改革，因此它的后于也因此而成就一种新的形式————韵文。
《晋昭公》象征着晋穆公的责任、信仰和担当，体现了古人对礼法传承和实践信仰得以实现的历史深远意义，从政治角度看，有风神封地的概念，体现了晋穆公下令而天地之典能永留，与晋穆公有关的文字和礼仪更是因此而形成。
因此，东汉人在晋昭公的句法、书法形式和字句衔接上都有所不同，令人印象深刻，令人感叹不已。
此外，晋昭公还象征着晋穆公的优秀、忠诚以及其执政的原则与作风，以及民心与官僚之间的关系，用诗文形式言传身教，因此它也影响了后世的书法与文字的发展。
采用此文字的遗传也应当被当代读者权衡，以更好地传承晋穆公的精神，把握人道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促进合理的政策制定和行政执行，为社会贡献智慧，也是我们当下追求新社会形态的期望。
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的几个问题战国文字形体研究是考古学和文献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战国文字指的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使用的文字，包括秦楚韩魏赵齐燕等诸国。
研究战国文字的形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
然而，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下面我将简要论述其中的几个问题。
首先，战国文字的形体问题是研究的核心。
战国文字的形体多种多样，其字形可以分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声符等几种类型。
虽然有一些共同之处，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字形上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研究者需要系统地研究和比较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字形体，以了解它们的共同特点和区别。
其次，战国文字的来源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战国时期的文字来源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甲骨文和金文，也有新出现的战国文字。
在研究战国文字的来源时，研究者需要考虑到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等因素，以确定战国文字的发展轨迹和演变过程。
第三，战国文字的编码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战国文字的字形之间差异较大，并且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字形体也不尽相同，使得战国文字的编码成为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研究者需要制定一套合理的编码标准，以便将战国文字系统地记录和检索。
第四，战国文字的功能问题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战国文字在书面语言中的运用范围广泛，既包括表达具体事物的名称和性质，也包括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等。
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探讨战国文字在不同文献中的应用情况，以及其可能的引申含义和语义变化。
最后，战国文字的流传问题也值得关注。
战国时期文字的流传情况对研究者而言是一个挑战，因为只有很少的战国文字书写实例得以保存下来。
研究者需要通过对残片、简牍、竹木书等文物的研究，进一步还原和理解战国文字的使用情况。
总之，战国文字形体研究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课题。
通过对战国文字形体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战国时期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
然而，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仍面临一些问题，如字形、来源、编码、功能和流传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研究者们共同努力解决。
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呈现出殊形异制的状况原因
战国文字的造型多变，与当时“文字异形”的时代环境又是密切相关，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礼制迅速崩溃，列国纷争的局面愈演愈烈，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字的结体、风格也呈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往往一个字有多种写法，史书称之为“文字异形”。
战国的社会大变革和各国纷争的局面促成了学术活跃、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文字异形”体现出了这个历史变革时期的自由意识和创造精神，是战国思想自由之缩影。
战国文字特点1.【问题】战国文字特点【答案】战国文字特点整理如下，供大家学习参考。
战国时期的六国文字的有啥特点？特点一，六国文字形体上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俗体的流行。
俗体之中最常见的就是简体。
简体流行是文字使用越来越频繁的反映。
六国文字的笔画通常比春秋以前平直。
特点二，六国文字的第二个特点是出现了一些加点、画或偏旁的繁化现象。
由于六国文字剧烈的简化现象以及为数不少的繁化现象，六国文字的面貌和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文字很是不同。
特点三，六国文字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各国文字异形。
春秋时代的文字里，地方性的异体字就已经出现了。
如齐、鲁、薛、铸、杞等国的“老”字的写法，在其他地区就不通行。
战国时代，各国的变化往往不同，因此地方性异体字更是大大增加。
不但六国文字与秦系文字差异大，就是六国文字之间也有显著差异。
战国时代，诸侯国经过春秋数百年的分合，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和宗周、宋、卫、中山等几个小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剧变，给文字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生长力发展，使文字的使用日益广泛，要求文字简化；书写工具和材料变化，用毛笔书写于竹帛远比范铸简捷，文字使用者扩大到平民，而他们对字的形义关系理解又差；诸侯割据，政治上不统一，使各国文化自由发展，带上浓厚的地方色彩。
对汉字形义关系理解差，便难免写错字形，以讹传讹，就形成讹变字；书写的简捷和文字应用的广泛，便导致字形书写的简化和草率，从而形成省变字；文字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必然使地区间文字异形现象突出，因而形成异体字；除了秦国文字墨守春秋以前正统文字的字形，仅在书写风格上渐趋规整匀称，向小篆过渡之外，其他六国文字与春秋以前相比，字形差异很大，几乎面目全非。
六国古书不仅见于简、帛、陶、玺之上，也见于某些王室重器。
谈谈战国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以清华简《厚父》为例赵平安（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字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这一时代，文字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文字也未经强有力的人为规范，因而文字资料反映了更真实、更生动的面貌，是研究历史文字的最佳原始资料。
《厚父》作为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的一篇，共13支简，是一篇失传已久的《尚书》文献，内容十分珍贵重要。
①其图版、释文、注释等信息将发表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五辑，预计2015年上半年出版。
和其他清华简文献一样，《厚父》出土于战国楚地，主体用楚文字书写，书写年代下限在战国中晚期之际。
②其文字形态纷繁复杂，是研究战国文字的绝佳样本。
本文将以《厚父》为例，展示先秦古书的书写面貌，并通过书写面貌探寻文本的特点，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建立先秦古书文本研究的另类模式。
一、《厚父》保留了明显的非楚文字特征《厚父》主体用楚文字书写，但保留了明显的非楚文字特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可以判定不是楚文字，但难以归入某一具体的区域文字。
如：禹作（简1），与楚文字写法不同，而与齐、晋、秦相同，不从土。
事作（简2），与楚文字上作告或加撇划的写法不同，而与晋、齐、燕文字相同。
后作（简4）。
战国时期楚文字表示“后”这个词，均写作“句”。
上博简《缁衣》12、《唐虞之道》3等齐系风格的文字以及燕系文字和部分晋系文字作“后”。
皇作（简8），与楚文字不类，见于晋系文字（如侯马盟书318）和齐系文字（如陈簋）。
③湛作（简13），右边所从“甚”与郭店简《语丛四》25、《唐虞之道》25以及《说文》古文甚写法相同，也与私官鼎偏旁写法相同，具有晋、齐文字的特点。
④此外，一部分可以明确判定为三晋文字。
如：《厚父》夏作（简2，简3、简4近似）。
这类写法也见于清华简《筮法》，有学者已指出字的左下方从“又”，是由“止”讹变而来的。
⑤我们则认为，这类写法的“又”当来源于西周金文（伯夏父鼎）、（仲夏父鬲）中的手形。
即是说，、在演变过程中，保留手形的演变为，保留右下羡符的演变为（鄂君启车节）。
之类写法则是或的讹变。
这种写法见于晋系文字，作（私库啬夫镶金银泡饰）、（玺汇3989）、（玺汇3990）、（玺汇2723）等形，左右不拘，“又”下或加饰笔。
《厚父》慎作（简7，简10近似）。
战国时期慎字有四种写法：第一种从心真声，作，见于秦文字；第二种从火日声，作，⑥见于齐文字；第三种作、等形，见于晋系文字；第四种结构最为复杂，作、、、等形，见于楚文字。
《厚父》慎字与晋系文字相类，来源于西周金文、。
字的上部为“椹櫍”之“櫍”的初文，从斤（锛）⑦从象形櫍，讹变为斦，后来成为質的声符字。
⑧《厚父》慎字上部所从，与金文近似，其左边是把裂变的“櫍”叠置在一起。
《厚父》敬作（简9，简13近似）。
战国时期敬一般作、、，变体作，省体作。
省体仅见于晋系文字。
《厚父》夕作（简3），不同于其它系，与（中山王方壶）、（玺汇1723）等晋系文字写法相同。
《厚父》嚴作（简3）。
其中“敢”的写法更接近三晋文字（如中山王圆壶），而与齐、楚、燕相差较远。
《厚父》盘作（简4），上半所从“舟”旁与晋系文字写法相似（如玺汇9640），而与楚、齐文字风格不同。
《厚父》邦作（简5）。
楚文字一般左形右声，齐文字两种写法都有，但往往于“丰”下加一横划，只有晋系文字和《厚父》写法完全相同。
《厚父》友作（简11），与晋系文字（如侯马盟书300）相同，而与齐、楚文字稍异。
《厚父》高作（简12），字上从“口”，与其他系不同，与晋系文字二十九年高都令戈相同。
另外，《厚父》简8“皇天之政工”，借“工”为“功”，也仅见于晋系文字。
由于《厚父》中有明确的晋系文字元素，那些非楚系、既见于晋系又见于其他系的文字很可能也应当视为晋系文字，是受晋系文字影响所致。
通常所说的晋系文字包括赵、韩、魏、中山、两周（东周和西周）、郑、卫。
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其封国中征集到《尚书》，河间旧为赵邑，证明《尚书》在晋地确曾流传。
《厚父》保有明显的晋系文字元素，说明它的底本原来可能是晋系文字写本。
二、《厚父》中保留了一些突出的古体特征《厚父》作（简7），其右旁隹形的写法与同篇其他隹形的写法不同。
同篇其他隹形的写法属于战国文字的写法，《厚父》属于早期文字的写法。
《厚父》宪作（简8），和西周金文结构相同，不从“心”，到春秋时期才出现了从心的写法。
《厚父》闻作（简1，简3近似），与清华简《筮法》（简13）写法相同，与《金滕》（简10）、《芮良夫毖》（简3）、《楚居》（简13）写法相似。
上部从，下部从，战国文字比较罕见。
当时闻字一般写作、之形，昏、耳两个部件有时互易，和《说文》所收古文相同。
⑨和一般战国文字比起来，《厚父》闻字明显处于从早期至战国的过渡阶段。
春秋金文闻作、之形，是在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从耳、捪声。
左边是“捪”的象形字，像以手擦拭口水。
⑩表示口水的小点后来挪到字的上部，讹变为，左下的人形被声符“昏”替代。
这样看来，的字头应该是的进一步省变。
闻有一种写法作，两点省去，竖笔穿透而下，实际是至“宀”的中间环节。
过去一般把这类字头隶定为“宀”，从来源看，其实是错误的。
11像这一类写法，应直接隶定为为宜。
《厚父》“肆祀”的“肆”有（简3）、（简4）、（简10，简13近似）三种写法。
其中来源于西周金文（毛公鼎），象以刷巾刷洗兽毛之形。
12字的左边为㣇，与《皇门》（简1）所从㣇相似。
到小篆一分为三，正体即《说文》所收字头篆文，异体即《说文》下所收篆文异体肄和《说文》所收字头篆文肆。
13肄是在（簋）之类写法基础上讹变而来的，古玺（玺汇5120）是它的中间形态。
肆字出现最晚，从字形和用法来看，都应是的讹变。
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看作在的基础上替换左边偏旁，一是看作由“示”和“隶”构成的新形声字。
郭店简中可以读为肆，14因此可以理解为从示、声的形声字。
字的情况要复杂一些。
根据陈剑的研究，“甲骨金文‘’字和其繁体‘’以及‘’的各种省变之形······皆当改释为肆。
‘’字象以刀分割俎案上的肉之形，是古书‘肆解牲体’之‘肆’的表意本字。
”“金文表示‘一套、一列（铜器）’义，与古书‘肆’和‘佾’字相当的‘’及其异体，当分析为从‘兔’（‘兔’可能本来也是音‘逸’、作声符的）从‘’省声。
”15这样看来，可以理解为从示，省声，也可以看作从示兔声。
这个兔字下面不带羡符，属于比较早期的形态。
同理，《厚父》（简6）也属于比较早期的形态。
《厚父》助作（简5），从与《孟子》引文的对读可知是助字古文，应分析为从力、声。
助字初文作（合集27997）、（彔伯簋）之形，构形本义虽不可知，但其字形与“叀”字有别，理解为助，文从字顺。
16清华简《皇门》五见，从力、声，属于声符繁化的情况。
《厚父》作（简1，简4近似）。
早期金文作（何尊），后加“兄”声作（邾公华钟），是在的写法上省去双手。
战国文字中有时省去龙尾（如上博六《用曰》简6），有时省去一只手（如上博一《缁衣》简2），同时省去两手的很少见。
上博六《用曰》简7字省去龙尾，加“兄”声加羡符“口”，同篇简16在此基础上省去双手，过去理解为从口、龙声，是错误的。
之省略与此类相似，但时代更早。
《厚父》作，这种写法见于清华简《皇门》第1简、上博三《周易》42简，用为格，也见于上博五《三德》15简，用为恪。
这类写法来源于西周金文（不其簋）、是一个从“各”声的字，古文字学者一般隶定为，字的中部省简变为。
《厚父》作（简5），当“治”讲。
这种用法的见于《簋》“乃令三族”，写作17。
战国时期，与“治”相对的“乱”一般作，省作、，也有作（皇门11）、（系年93）、（系年100）者，但作者一般不表示“治”。
表示“治”应是一种较早的形态。
《厚父》罙作(简12)，与楚帛书（乙本）、中山王鼎、《芮良夫毖》（简26）、《周公之琴舞》（简5）写法相同，实是渊字古文。
《说文》训“回水也”。
战国时期，深字一般作、之形，所从罙与《厚父》写法有别。
用为罙，属于所谓的“义同换读”或“同义换读”现象，18林澐先生则把这种情形叫作转注。
19它反映了汉字早期的某些特征。
以上各字写法和同时期一般写法比起来，显得更古一些，仔细追溯，都有更早的来源。
推想《厚父》成书很早，早期抄本用更古的文字书写，所以辗转传抄到战国中晚期尚有古体遗迹。
三、《厚父》保留了一些非常独特的写法《厚父》彝作（简6），与目前所见到的彝写法都不相同。
命作（简2），在“令”上加一撇。
战国时期命字的一般写法是在“令”上加“口”，加两横划，或同时加“口”加两横划，偶尔也有像郭店简《语丛一》简2那样加两个“口”的。
加一撇的写法为战国文字首见。
作（简3，简7近似），从戈、才声。
商周时期一般把“才”声置于字的左上方。
到东周时期在左下方加“口”形，加两横，加“人”字。
不加偏旁，把“才”声下移与“戈”组成左右结构目前仅此一见。
本作（简11），是在上博四（曹沫之阵20）之类写法基础上加“屮”而来，是“本”的增累字，为前所未见。
作（简3），从示、寅声，是表示“寅敬”的专字。
这类字的特点是把字中的两只手形挪到字上，并且加上“示”旁，目前属于仅见。
折作（简3），皆从“刀”作。
战国时期折一般作、之形，从“斤”，偶尔省“斤”作，《厚父》从“刀”作，与之明显不同。
把“斤”换成“刀”与《説命》中2、下8渐作、属于一路。
（简6）从水、南声，是沉的异体字；（简12）从见、今声，是监的异体字，皆为此前所未见。
这些写法独特的字，其实都是常用字。
它不是当时流行的楚文字，也不是当时流行的晋文字，更不是什么古体字，而是抄写者加工改造过的字，或者选用了当时加工改造过的字。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抄写者的主体性和权威性。
四、《厚父》书写工整而富于变化《厚父》的书写可以说一丝不苟。
如：朝作（简3），与一般楚简结构近似，但字的右半中部往往连笔（如《成之闻之》34、《穷达以时》5）。
筮作（简8），与楚文字一般写法结构相同，但中间部分上下没有羡划，而且更为整饬。
不仅如此，书写者还在保证工整的前提下，追求简面的变化。
如：少作（简2）、（简9）之形，后者是通常的写法，前者末笔改变笔势。
民作（简2）、（简3）之形，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加羡划。
厚作（简1）、（简3）之形，后者在前者基础上有所省简。
启作（简2）、（简2）之形，前者继承了甲骨金文的写法，后者则是楚系文字常见的写法。
政作（简4）、（简8）之形，后者是楚文字常见的写法，前者是后者的省略。
畏作（简9）、（简9）之形，作作（简5）、（简8）之形，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增累偏旁。
保作（简3）、（简3）之形，后者替换前者的偏旁。
以上不仅表明了抄写者的严肃态度，同时也说明了抄写者的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