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人学的危机及其现状(1)

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理论作者：黄万盛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西方在近代社会通过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强烈地发展了一种“批判的建设性”，即对社会的贡献通过批判的建设来体现。

这样的传统，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有很大不同。

在中国，圣王真正参与朝政之中，可以选择与朝廷合作；如果不能合作，他仍可以在民间跟君道配合，实现士大夫的政治理想；如果朝政的道义基础彻底崩溃，他们也可以成为抗议精神的领袖，参与政治的空间是非常宽广的。

在西方当代社会中，关于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角色困惑备受关注，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成果。

对这个领域的问题，我做了非常初步和基础的梳理，和大家一起探讨，看看中国的学者对此如何回应。

其中，很多的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西方的情况更严重，例如市场、媒体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和腐化。

我们知道，在英语世界当中intellectual（知识分子）这个词最初起源于拉丁文，这个词成为流行的日常公共语言是近现代的事，与这个词比较接近的是“scholar”，早期是指中世纪神学院里做研究的神职人员，不是在外传教的那些牧师，神学院企图通过物理、化学、数学、天文的研究来证明上帝存在的那群人，我们通常称之为“scholar”。

法国大革命以后，源于对圣经解释学理念上的分歧，再加上对基督教神学垄断世界的解释权、泥守神学教义、无视甚至打压客观知识不满，神学院中有一批scholar（学者）开始分化出来，而通过神学院这批学者的研究，知识论的问题开始出现，从而影响了更多的人在神学院之外开始知识建设的工作，由此这批人对社会的参与就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

这些人终于成为历史的标志，告别了中世纪，开启了知识掌握时代命运的近现代历程。

可以看到，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就和一批从事知识研究和思想研究的学者有相当大的关系，如我们熟知的卢梭、狄德罗、达朗贝、孟德斯鸠、爱尔维修、拉美特利等等。

法国大革命之后，索邦大学的两个讲师对一个宗教判决的结果非常不满，不惜生命代价去对抗那错误的判决。

文化人类学的危机及其解决路径摘要：文化人类学乃至整个人类学的范式目前存在着一些学科本质的危机，而危机的根源在于对于“文化“一词的理解，本文认为一门新的范式——生命文化学的建立可以应对这一危机。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危机；生命文化学众所周知，人类学家宣称，人类学是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

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传统分为四支（特别是在Boasians的研究推动之后）：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1]。

Robert Borofski（20XX）的研究揭示出来，在文化人类学的子分支之间的联系已经非常薄弱^[2]。

人类学的分支越来越专一化。

过度的专业化是人类学面临的一个问题。

人类学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文化”这个词本身。

20世纪初，人类学家把人类学界定为关于文化的科学，而现在人类学家逐渐变为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3]。

人类学家把文化界定为他们用来研究世界上不同人类群体的生活方式的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工具。

大量关于文化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4]。

尽管文化的概念众多并且没有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人类学家普遍承认这样的假设：文化是后天习得的，基于符号的历史产物。

换句话说，文化与自然相对，拥有自己存在和进化的方式。

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文化达到了一种滥用的程度，尤其是被“种族中心论”的人误用。

Adam Kuper陈述了它的成功：“现在每个人都进入到文化中来。

”^[5]换句话说，我们正在见证这个世界的文化膨胀。

Keesing在1974年预测了未来的研究热点：“‘雅诺马米文化’、‘日语文化’、‘文化的发展’、‘自然与文化’：我们的人类学家仍然使用这个词，我们仍然认为这意味着什么。

现代儒学的困境与出路方朝晖【提要】20世纪儒学所走过的弯路主要来自于未能正确处理两个关系，即（1）儒学与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关系，（2）儒学与现代性的关系。

这些错误导致儒学原有话语系统的人为中断，和儒家固有的意义世界被葬送。

具体表现为儒学被消融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从进德修业之学变成了知识之学。

据此，儒学复兴的基本任务，应该考虑如下三个方面：其一、通过正确定位儒学与现代学科及现代性的关系，回归原有的话语系统，包括恢复经学及修身这两个千百年来儒学赖以存活和发展的基本传统；其二、重新确立未来中华文明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从夷夏之辨出发重铸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从王霸之辨出发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发展道路（即行业的自治与理性化问题），从社群主义出发理解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其三、通过回归经学和复活修身传统来重建现代儒学传统，培养大批21世纪的新儒家。

儒学的复兴主要不是建构体系或方案设计的问题，而是能否通过回归儒家自身的话语系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现代儒家的问题，儒学的现代意义需要通过现代儒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激活‛传统的智慧、用自身活生生的生命来世人展示。

（一）年前，一位专业不是中国哲学的朋友出于兴趣看了些中国哲学研究论著，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代不如一代。

他非常感叹地说，如今研究中国哲学的人是一代比一代差了，只要拿今日中国哲学界最突出的学者与冯友兰比一比就知道，没有一个人在气象、格局、规模上能与冯先生相提并论，更不要提王国维、熊十力、牟宗三、钱穆等老一代学者了。

这位朋友的感叹引起了我的沉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比如当今大陆学者外文功底及西学训练多半不如老一代，跟冯友兰、陈寅恪等这样受过西学严格训练的学者相比有较大差距；又比如当今学者国学基础多半不如老一代，未经过老一代那样专门、系统的训练，更无老一代学者那样的家学或师承渊源。

不过，要是拿王国维、钱穆、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马一浮、梁漱溟等人来比较，可以发现这些人的西学功底不见得有明显优势。

西方人格心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作者简介】陈少华(1972-)男，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研究生。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广州510631郑雪(1957-)男，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广州510631【内容提要】随着人格心里学发展的多元化和综合化，人格研究领域必须首先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1)稳定性与可变性问题，(2)人格的结构与维度问题，(3)注重结果还是注重过程的问题以及(4)人格的描述功能与解释功能的问题。

要想走出这些困境，人格研究务必在整合原有理论的基础上(1)建构一种人格的元理论，(2)与其他心理过程和相关学科相互渗透与结合，(3)完善人格研究的方法论以及(4)整合社会文化因素。

【关键词】人格心理学/困境/出路/人格特质/元理论【正文】在西方心理学中，人格心理学是最受人们关注也是最有争议的分支学科之一。

这不仅因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直接指向人类心理的最底层――人性及其特征，而且也是由人格研究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性质所决定的。

一、问题的提出人格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倍受人们青睐。

它是日常生活中人们谈论颇多和感受很多的，也是心理学为大众接受的最重要的途径。

在学术界，人格研究成果不断，尽管这些研究颇受争议，但是在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权威刊物《心理学年鉴》中，近16年来几乎每年都要刊发一篇关于人格研究成果的综述。

即便如此，人格心理学并没因此而获得学术界的认可，表现有二：一是在学院派心理学中，人格领域的研究一直声誉不佳，美国联邦基金会不仅对人格研究的投入少，而且国家科学院(NAS)也没有人格心理学家的一席之地；二是在所有心理学家中，人格心理学家占的比率很小，在APA的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分支机构中人格心理学家不到10%。

人格心理学的地位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西方心理学实证研究的取向所致，在认知心理学占主流的心理学体系中，量化问题将人格研究拒之于学院心理学之外；另一方面也是由人格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深层原因分析当代西方价值哲学理论困境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当代西方哲学为什么长期受主观主义特别是情感主义的统治，为什么在理论上陷于混乱、陷入困境，其原因在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深层影响，西方价值哲学先驱者从情感是否快乐理解价值的思想的影响，学科自发性影响。

西方价值哲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困难，我曾经撰文予以分析。

即：一是理论上的混乱;二是价值追求功利化、庸俗化，导致西方道德生活和道德理论的混乱;三是西方价值哲学基本理论长期停滞不前，从而使西方价值哲学陷入困境。

实际上，当代西方价值哲学陷于困境有其多方面的深层原因。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再做些分析。

(一)西方文化的深层影响当代西方价值哲学长期受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价值论统治，且理论混乱，陷入困境，其原因，首先是西方文化的深层影响。

当代西方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代西方文化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文主义兴起，个性解放，人们冲破了宗教思想的束缚，个人的作用大大增强。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市场经济的发展，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强化。

人们就以自我为中心去观察问题，以个人利益，以自我情感、欲望、需要、兴趣为基础去理解价值。

如前所述，美国伦理学家麦金太尔曾指出，当代西方文化是情感主义统治。

他谈到西方的情感主义的特点时说：情感主义的自我缺乏任何理性标准。

他们对任何事物都可以从自我所采取的任何观点进行批评。

麦金太尔所说的情感主义的自我，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主义者。

西方情感主义就是在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同样，西方价值哲学中的情感愉快论、兴趣价值论、满足欲望论、满足需要论等，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在自我为中心的思潮的支配下，人们就会认为，凡能使自己快乐、满足自己兴趣、欲望、需要就有价值，而不论这种快乐是否健康，这种兴趣、欲望、需要是否合理。

简析西方有关学习困难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作者：柴小林文章来源：龙泉外国语实验学校点击数： 1013 更新时间：2006-5-17在西方教育心理学史中，与其他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内容相比较，学习困难的历史则是比较短暂的。

然而，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却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于改善学生的学习成绩，提高自我效能感等方面具有广泛的促进作用。

下面简要对其研究程进行梳理。

一、学习困难产生原因的理论研究相对于教育心理学的其它研究领域，要想对学习困难进行准确的概括，有一定的难度。

这是因为自1962年SamuelKirk提出学习困难以来，研究的历史较短且涉及面十分广泛，西方教育心理学界不少学者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予以研究，对学习困难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进行了探索，但理论流派较多，尚未形成一整套、统一的理论，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第一种理论认为学习困难是由神经系统的缺陷所造成的，即由于学习困难的学生在对视、听等感觉通道信息进行加工时产生冲击所造成的；第二种理论也称注意力缺乏理论，认为注意力低的学生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学习上，因测才导致其学习成绩下降；第三种理论认为，学习困难产生的原因与学生的学习动机有关，学习困难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习得无能为力，其学习特点是被动学习，经常把学习失败的原因归于自己，很少见到把成功的原因归因于自己；第四种理论认为，学习困难学生的信息加工过程存在着问题，如“错误的信息编码、储存和提取”。

上述四种有关学习困难原因解释的理论，从遗传、神经生理基础和学习动机、信息加工方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阐释，对我们开阔视野有较大的帮助。

二、学习困难概念的界定由于学习困难原因解释的多样性，在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国内诸多的不便与消极影响，使得人们对学习困难的概念界定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鉴于此种情况，从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在界定学习困难的概念时，回避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转而普遍接受美国学习困难联邦委员会（NationalJointonDisablities）的概念界定：学习困难是多种异源性失调，表现为说、读、写、推理和数学能力的获得和使用方面的障碍，这些失调源于个体的内部因素，假定是中枢系统的机能失调，并且可能存在一个人的一生伴随学习困难，人可能会在自我调节、社会知觉以及社交等方面出现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不构成困难。

范景中人文科学的危机和艺术史的前景在十几年前，我和一些朋友曾做过一点儿工作，我们力图使人们相信，为了推动学科的发展，应该明确地把美术史置于人文科学的牢固根基之中。

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有股干经儿，不但在杂志上，而且还出书宣扬这种主张。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个人却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当初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所瞻望的那种前景，正在日益离我们远去。

这种感觉是随着一种总体感觉而来的，即在世界的范围内人文科学都在逐渐衰落。

这样说可能过于笼统，但我认为，撇开现代社会从外部给予人文科学的各种压力不谈，仅就其内部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让我们产生这样的感觉。

首先是学术研究也和时装翻新一样，成了一种追逐时尚的比赛：今天是结构，明天是解构，今天是巴特，明天是福柯，今天是现代，明天是后现代。

一些真正伟大的观念还未被认真对待，就被时尚的洪流席卷而去。

可以说，这种对于学术时尚的追逐，成了我们当代浮躁学风的主要特点之一。

一位现代派艺术家告诉我说，在美国，先锋派艺术家通常每隔十天半月就要跑到纽约去转悠几天，以便刺探军情，好决定下一步的走法。

现在，中国的学术研究领域也产生了类似的先锋派学者，他们急于冲锋陷阵，去填补空白，而实际上却又惴惴不安，生怕被冷落在“共同话语”的外缘。

据说，最近时兴的话题是伯林[Isaiah Berlin]的自由观念，但我怀疑，每十个高谈阔论的人中是否有一位真的去钻研过他的著作。

在这场追逐时尚的潮流，搅得很多学者整天赶时髦、赶任务，无暇安心读书，无暇静心思考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

名利场毕竟是极其诱人的竞技场，而每当名利给人以体面和荣耀的时候，学问便掺了水分。

于是，经典著作真的成了人们觉得应该认真精读而从来不去一读的东西。

相反，那些评述各家各派或时新观念的提要性论著倒成了争传抢手的读物。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对这种现象表示过担忧，这当然不是说，它们一无是处，而是觉得，在这类文字中，真正伟大的观念常常不是被淡化，就是被歪曲，或者就像维吉尔[Vergil]所说的apparent rari nantes in gurgite vasto，把一点点有价值的思想淹没在废话的汪洋大海之中。

古典文献学的发展与现状古典文献学是研究古代文献的学科，它通过学习古代文献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方式，揭示文献背后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

在古代文献中，包括经典文献、史籍、诗歌等文学作品，以及法律文件、宗教经典和其他重要的历史记录。

古典文献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学者就对古代文献进行了研究和整理。

在中世纪，欧洲的修道院成为文献的收藏和研究中心。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如人文主义运动的兴起，加强了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和翻译。

随着时间的推移，古典文献学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融入了更多的方法论和研究领域。

传统的古典文献学主要关注文献的存世情况、真伪问题以及文本的解析和校勘。

但是，现代的古典文献学已经形成了更加多样化的研究领域，包括文献的社会历史背景、作者和受众的身份等。

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和发展。

传统的古典文献学主要依靠文本的解析和比较来揭示文献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研究者开始运用更多的跨学科方法和技术，如考古学、数码化技术和计算机编码等，来更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古代文献。

近年来，古典文献学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

数字化技术为古代文献的保护、整理、传播和研究提供了更高效和便捷的手段。

通过数字化，大量的古代文献得以被保存和传承，传统的纸质文献可以被数字化，便于学者们进行在线访问和研究。

此外，数字化技术也为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途径，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虚拟现实技术和文本分析等。

然而，古典文献学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困难。

首先，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原因，古代文献往往存在损失和残缺。

这给文献的解读与研究带来了困难，研究者需要借助其他的材料和方法来填补这些缺失。

其次，古代文献的语言和体裁复杂多样，研究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和多个语言能力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

此外，古代文献往往具有多重的解读和意义，研究者需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分析和解释。

人文学科又衰退？为何人文学者大多群困潦倒？人文学科陷入了又一轮衰退之中？或者仅仅是又一轮对衰退的恐慌之中？过去十年来，欧美国家裁撤公立大学人文学科、减少人文学科科研经费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欧盟的博洛尼亚高改革计划更是整体上将就业和应用作为高等教育的导向，放弃了洪堡所推崇的以自由研究为追求的欧洲大学理念。

日本文部科学省通知国立大学自2016年起调整和废除不符合社会需求的文科专业，只是最新的一例。

但曾是中国吸收西方学术中转站的日本尚且如此，无疑更会让向来不受社会公众理解和重视、生活负担沉重的中国文科学人们感受到危机。

人文学者历来都很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吗？但如何定义危机呢？如果就人文学者的处境、公众对人文学科的理解而言，也许人文学科一直就处于危机之中。

在古罗马时期，学习文法、修辞、逻辑学等西塞罗所说的humanitas （人文学术），是成为律师、进入政府部门的必备条件，与“四书五经”在儒家中国的地位类似。

生活在公元4世纪、出生于北非的外省青年奥古斯丁，正是通过学习和教授“七艺”（文法学、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才来到帝国的大城市米兰和首都罗马，进入权贵圈子。

如果不是因为他最终放弃了世俗生活、皈依基督教，也许人类历史上会少一位伟大教父，而多一位帝国时期的西塞罗。

从古希腊到罗马帝国晚期，各个学派迭出不穷，学说纷呈，门徒广众，相互争论不休，不亚于今日的国际学术讨论，学者们在一些城邦的统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在中世纪到来后，世俗生活中的人文学术彻底衰落，重现曙光要等到文艺复兴时期。

不过文艺复兴并没有让人文学者重获昔日的地位。

当时，平民社会的兴起使得市民阶层产生了许多人文学者，但他们失去了通过自己的技艺进入统治阶层的通道，如果得不到贵族的资助，就会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

现代大学建制的产生，给学者们提供了自由研究的空间，但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他们的生计。

Paul Grendler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中写到：“教授文法、修辞和写作，薪酬微薄，缺乏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