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难民危机：
难民数量多、难民往欧洲国家逃
一、为何多？
1.地区内乱，阿拉伯之春。
宗教需求，官僚腐败，政治迫害，等等，各个独裁政权或军政府极力打压黑色势力，并且自从上世纪开始的民主化思潮在这种情况下日益积累，可以说中东国家内部原本就具有爆发革命的一切动因。
而阿拉伯之春，是毫无结束迹象的内战，9场内战在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索马里等地进行，大部分始于2011年之后。
这些战争至今仍毫无结束的迹象，对于那些逃离家园的人来说，何时返回家园变得遥遥无期。
根据英国媒体调查，大部分在2011年和2012年逃到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的叙利亚难民，都一度相信叙利亚战争将很快结束。
但随后他们慢慢意识到，战争不会很快结束，他们必须找到永久的避难所：最初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最终被如何持续生存的长远考量所取代，欧洲则是一个最优的避难选择。
持续了四年多的冲突使叙利亚陷入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战乱不仅夺去了叙利亚人的生命和家园，而且诸如经济凋敝、物价飞涨、失业率高，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水电供应等公共服务难以为继。
即便在局势稍好的首都大马士革，普通家庭平均每天停电六到八个小时，为加油排队一两个小时已成为家常便饭……等等这些战争的“衍生品”也在销蚀着他们对于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的信心，“如何偷渡去欧洲”，现已成为叙利亚人私下里讨论最多的话题。
为了逃避战火，为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未来，越来越多的叙利亚人选择孤注一掷，踏上这条生死未卜的偷渡路。
2.恐怖组织。
另一个导致难民大面积逃亡的显著原因则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故意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其针对什叶派或其他被认定为敌人的对象的暴行。
这种恐惧令难民在逃离之后再也没有任何意愿回归。
3.欧美干涉。
出身于大马士革中产阶级的阿卜杜拉在瑞典寻觅到容身之处。
他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我想告诉英美领导人，我们曾经生活优渥。
然而你们的到来却促成了一场灾难。
我们希望西方停止保护叙利亚反对派，让我们可以返回祖国。
”
欧美国家强行撕裂多宗教社会。
伊拉克前国家安全顾问阿尔鲁巴伊（Mowaffaqal-Rubaie）曾经告诫美国政治领袖，那些认为可以通过将伊拉克简单区分为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地盘来解决伊拉克问题的人应该明白，这
将是一个多么血腥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大屠杀和大规模逃难。
当然美国人对此一直置若罔闻。
加利克说：“美国当初对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干预，目的很明确，就是用新的政权替代独裁政权，推广民主，但现在这被证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
作为美国的盟友，欧洲国家也参与其中。
二战后，美国在德国和日本用军队成功地稳固了民主，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里面，美国和欧洲负有很大的责任。
以利比亚为例，卡扎菲统治时期，利比亚曾与欧洲国家签署协议，共同打击难民偷渡欧洲。
但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粗暴干涉利比亚，推翻卡扎菲政权，导致利比亚目前缺乏中央政权，根本无法阻止来自非洲的难民通过广阔的利比亚国土进入欧盟。
叙利亚资深媒体人穆恩尼斯说，难民问题并非这一天两天产生的，而是伴随着战乱动荡的持续不断深重。
一些西方国家从危机爆发之初“煽风点火”，为叙反对派武装提供经济、政治支持，导致叙局势不断恶化;但当他们现在受到叙利亚危机的外溢影响时，却相互推诿责任，这显示了他们对待叙利亚问题的虚伪和双重标准。
二、为何往欧洲
1.历史地理经济原因。
所谓“难民”和“非法移民”往往是同一类人，他们来自贫穷或动荡的环地中海国家，甚至更远。
二战后的历次巴以冲突、阿尔及利亚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波黑战争、科索沃内战、阿尔巴尼亚动乱、阿富汗乱局等，都曾制造了成千上万的“地中海难民”。
他们或自己或借助“蛇头”，或单独或拖家带口，甚至成群结队，通过海、陆、空各种渠道偷渡进入欧盟境内，如果未被发现或阻拦，他们就是非法移民，否则往往以各种理由寻求难民庇护，并因此成为“地中海难民”。
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提出政治难民庇护申请，但其实相当部分应被算作经济难民。
截至2015年8月底，已超过33万难民为去欧洲“冲入地中海”，不幸死亡的人数已超过2500人，其中40%来自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两个国家。
涌入国中首当其冲的是南欧国家，如希腊和意大利。
实际上，叙利亚和厄立特里亚远非难民问题的全部：据统计，2015年1～3月向欧洲申请难民庇护的“地中海难民”中，叙利亚人只占16%，比例甚至低于厄立特里亚人(27%)和科索沃人(26%)，而阿富汗人(7%)、伊拉克人(4%)和阿尔巴尼亚人(4%)也为数不少，此外，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船民的比例虽暂时下降，却也是困扰欧洲几十年的“老大难”难民源。
目前的难民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他们无法前往富有的阿拉伯国家，因为沙特等海湾国家关闭了边界不愿接纳他们。
欧洲则不然，一些欧洲国家如德国表示愿意接纳他们，因此这些国家对他们具有吸引力。
难民选择欧洲国家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
例如就法国来说，法国位于西欧核心地区，前往英国和西欧国家都非常方便。
而法国作为前殖民大国，在历史上与很多非洲和中东国家有持久广泛的联系，目前法国本土有大量来自这些国家的合法移民，有些人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已经稳固立足，在法国社会获得良好发展。
2.民众2015年9月2日，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在偷渡途中溺死，遗体俯卧在土耳其伯顿海滩上的照片顷刻间传遍世界，引发了山呼海啸般的反应和同情。
一时间，“救救难民”成了席卷欧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正确”。
库尔迪带来的“催泪效应”让许多欧美国家的同情心一下爆棚，指责政府缺乏人道精神，呼吁向叙利亚难民伸出援手成了新的舆情主流和“政治正确”。
如在德国、法国和英国，“9·2”后支持接纳更多叙利亚难民的民调比率一度飙升，德国和奥地利甚至出现捐赠物资塞满道路的盛况，而加拿大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70%的民众认为加拿大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应做得更多，54%民众认为政府应接纳更多难民。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舆情、民意和“政治正确”逆转下，政府、政党和政治家又会作何选择。
3.目前的难民潮有人口走私者的推波助澜。
在目前的难民潮中存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专业化”人口走私活动，人口走私者组织并运输大批难民。
由于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现代技术存在，人口走私者已经知道使用手机等技术指挥难民的行动，告诉他们朝那个方向走，该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