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5期2009年10月衡阳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No.5Vol.30Oct.2009茅盾与丁玲笔下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之比较徐小凤(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湖南衡阳 421008)摘 要:茅盾与丁玲的早期作品都把描写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作为创作的重心。
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使他们笔下的女性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解放意识和浓厚的悲剧色彩,但由于作家的自身性别及生活经历的不同,导致他们作品中的女性选择的道路不同,性爱观也存在着差异。
这种契合性与差异性均揭示了中国女性解放的艰难历程。
关键词:小资产阶级女性;个性解放;悲剧;性爱中图分类号:I207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0313(2009)0520092204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和丁玲都是擅长塑造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的能手,尤其在他们的前期作品中。
前者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出色地刻画了章静、孙舞阳、章秋柳等富有个性特色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人物系列;后者则通过日记体形式,成功地刻画了以莎菲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群。
这两组女性形象多年来分别受到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鲜有人察觉出二者之间的某种关联性。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她们作为群体所具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挖掘造成两者同质与异质的主要原因,从而揭示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性以及女性解放所应走的道路。
一茅盾和丁玲都经历了“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低潮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氛围和社会背景使得他们笔下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解放意识,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可能使女性得到真正的解放,她们的奋斗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故两位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又蒙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11鲜明的个性解放意识。
茅盾作品中的时代女性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道德都作了彻底的否定。
她们宣称“既定的道德标准是没有的,能够使自己愉快的便是道德”[1]。
在她们眼里,一个平庸停滞的社会,能使自己愉快的是刺激。
“刺激对于我们是神圣的、合理的”,“将来的事,将来再说,现在有路,现在就走”[1]。
这些观念对于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旧秩序和压迫妇女的道德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更鲜明地表现在她们的两性关系中。
这些新女性首先打破了几千年来的男子中心主义,在两性关系中觉得性的享乐也是女子的权力,她们既无传统女性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更没有被男人遗弃后痛不欲生的哀怨,而是至少用平等乃至居高临下的态度挑剔异性,借此保持现代女性的自由和独立。
慧女士(《幻灭》)在纯洁的初恋受到创伤以后,甚至把性作为向男性报复的一种手段;孙舞阳(《动摇》)、章秋柳(《追求》)在两性关系中都处于主导地位,她们彻底颠倒了过去以男性为主的秩序,对传统的婚姻制度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不受指挥的倔强的男人,要行使夫权拘束我的男人,还是没有的好”[1]!在她们看来,作为新女性,应有绝对的性自主意识,应高扬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充分体现了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女性风貌。
丁玲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从小就离家出走,去寻找个人的独立和幸福。
在她面前,一切封建旧礼教都失去了作用,她以强烈的自主意识支撑着自我的独立人格,不再做男人的收稿日期:2009205208作者简介:徐小凤(1972—),湖南耒阳人,副教授,文学硕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9附属品,而是以张扬狂放的自我和蔑视一切的清醒,获得自身在男性社会中的绝对自由。
她认为自己和男人在精神人格、社会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
在恋爱和婚姻上,她不像传统女性那样被动地等待男性的垂青和爱怜,而是表现出更大胆的叛逆和主动权。
苇弟纯洁无私地爱着她,但她却鄙视苇弟的软弱。
漂亮富有的凌吉士,风流倜傥的外表,使她产生痴狂的爱恋,不顾一切去追求凌吉士的爱,可一旦认清其华丽的外表掩盖的不过是一颗庸俗卑劣的心之后,她决然地加以拒绝。
莎菲的形象显示了她已从传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她不再依附男性,而是以独立的人格意识和精神力量把命运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
茅盾与丁玲作品中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尽管她们的家庭、经历、处境、职业不尽相同,但是她们都是在“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下成长起来的,烙印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她们都认识到了封建旧礼教对自身的束缚,不愿再做男子的附属或玩物,因而追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便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
21浓厚的悲剧色彩。
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到21世纪以来的哲学家、美学家,都从不同层面对悲剧作过阐释或发表见解。
鲁迅说“所谓悲剧就是把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
人类早期文化结晶之一的古希腊悲剧,描绘了人与命运、灾难搏斗的失败或毁灭,反映了人的坚毅意志、高尚品格与雄伟气魄。
中国的古典悲剧,其过程都是曲曲折折,主人公历经无数磨难,充满悲剧色彩,但往往却以皆大欢喜的大团圆为结局,反映了愿美永驻的文化心态与审美趣味。
茅盾与丁玲在刻画女性悲剧时,却完全摒弃了由天命和鬼神所安排的各式“宿命论”或“团圆主义”,而是从悲剧美的高度,塑造了一系列悲剧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既不是古典英雄悲剧中的高贵人物,也不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灰暗人生中的小人物,更不是在苦难中逆来顺受的生活怯懦者。
她们都是毕一生的力量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最终还是难逃失败命运的悲剧者。
茅盾笔下的章秋柳,不仅外表美丽、身体健壮、精力充沛,而且内心有着美好的憧憬、善良的愿望和苦心的追求,而社会给予她的回报却总是幻灭。
最后她企图用自己的身子去“拯救”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已“死”去的怀疑派史循。
结果史循并没有被“拯救”过来,而她自己却被感染上了梅毒。
章秋柳的一生都在演绎着悲剧。
丁玲笔下的梦珂同样走的是一条追求———反抗———绝望———堕落的道路,她最终沦为黑暗社会的牺牲品。
茅盾和丁玲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悲剧倾向,正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悲剧倾向的继续和发展。
他们对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有着深刻、清晰的认识,尤其把揭露封建家庭专制制度当作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茅盾和丁玲正是通过一大群平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悲惨命运,揭示旧社会的黑暗,暗示旧世界的日趋崩溃,发掘社会种种悲剧的根源,从而揭示时代的悲剧本质。
二尽管茅盾与丁玲笔下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形象有着许多共同点,但由于作家的性别及生活经历的不同,导致这些女性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性爱观也存在着差异。
11生活道路的不同。
茅盾的作品正面反映时代浪潮的波动,他作品中的时代女性多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闯荡,明显地生活在革命漩涡之中和时代激流之内。
对茅盾说来,其创作伊始就把内向追求和外向追求结合在一起,即注意借助个别人物的独特命运,反映风云变幻的时代主潮和历史动向,具有明确的功利性。
因此他的《幻灭》、《动摇》和《追求》,特别是《虹》,都不同程度地写人物对革命主流的卷入,卷入时有所浸染,有所顾惜,即使是游离时也有所留恋,有所惋惜。
他作品中的时代女性大都有一种渴求参与社会活动的强烈意识,虽然她们也有着在爱情婚姻上的迷惘与追求,但其主导方面却是对时代风云的关注和历史动向的思考,她们自觉或不太自觉地把个性解放同中华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
正如茅盾所说的,“她们虽不是时代的先进人物,但她们也不是浅薄的浪漫女子,只要环境改变,这样的女子是能革命的”[3]。
丁玲则以个人生活为窗口,从一个侧面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她的女性人物多在小范围中活动,基本上游离于时代激流之外。
以《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丁玲早期小说,追求重点是内向的,即重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探索。
尽管性格描写与人物关系中折射出时代的面影,但从折光中看物体本身毕竟与镜中花、水中月相类。
丁玲作品中不管是梦珂还是莎菲都远离革命,她们都以个人为中心,追求个人的幸福。
她的作品很少有时代的剪影、革命的回声,社会场景狭39窄,人物关系局限在“五四”以后远离革命的个人生活狭小的天地里。
21性爱观的不同。
数千年来,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性通过征服女性来证明他们的权威与主宰地位,因而性对于女性而言就是被占有,被征服。
虽然性爱是人的正常欲望,是发自本能之欲求,但长期以来却被视为人生的隐秘禁区,极少有正面表现女性欲望的,即使有,大多数也是出自男性的笔触,男性的视角。
丁玲是第一个大胆将笔触深入到女性性欲这一隐晦王国,把灵与肉的一致作为女性合理的性爱要求来抒写的现代女作家。
尽管如此,两位作家在性爱观的表现方面还是存在差异。
丁玲作品中女性的性爱表现出灵与肉的冲突。
莎菲对爱的理解———不只是享受肉欲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要求思想感情上成为心心相印的知音,志同道合的情侣。
她渴望能有一个真正懂得她的心的人。
莎菲理想中的求爱者,不仅是风度翩翩的风流男子,而且要有高雅的情趣和非凡的智慧。
莎菲遇到了凌吉士后,凌吉士的美貌和风雅,特别是他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令莎菲如痴如醉,产生性欲的冲动。
但当她知道凌吉士那丰仪的外表里面躲着一个卑丑的灵魂时,她矛盾了。
经过情感和理智的激战,最终她从矛盾的心境中摆脱出来,潇洒地一脚把他踢开茅盾作品中的女性在性爱方面并没有太多地表现出这种灵与肉的冲突,性行为仅作为一种男女间赤裸裸的性关系存在。
她们十分坦然地同男人们来往,发生性关系。
慧女士由于纯洁的初恋受到严重的伤害,即对所有男子实施报复与玩弄。
她不但结过几次婚,并且有过不少短期爱人。
但她只不过是玩玩而已,谈不上责任和爱情。
孙舞阳坦然自称:“我有的是不少粘住我和我纠缠的人,我也不怕和他们纠缠,我也是血肉做的人,我也有本能的冲动,……但是这些性欲的冲动,拘束不了我。
所以,没有人被我爱过,只是被我玩过。
”[1]她们借助自我灵肉分离的法宝,在性之中弃绝情爱,严禁自我心灵的投入,只把性当作即时消费。
并没有因与性对象只有肉欲交往缺乏灵肉交流而感到自我分裂的痛苦。
三茅盾和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所产生的契合性与差异性均有着其内在的原因。
11契合性缘于特殊的社会时代。
茅盾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解放意识。
这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张扬人的独立意识,同时也激活了沉睡千年的女性意识。
当时改良妇女地位、提高妇女素质、鼓励妇女自立的呼声响应整个社会。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妇女解放运动一潮高过一潮,《新青年》、《创造社》等杂志纷纷开辟专栏,讨论妇女解放问题。
此时整个时代都在关注妇女解放话题。
茅盾与丁玲作为作家而且是新潮的作家,他们心中的女性必然和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联系在一起。
于是经过“五四”新思想洗礼的时代女性自然成为他们创造的原型,从而构成了鲜活而富有时代特色的女性形象系列。
这些女性的悲剧色彩则缘于整个社会大环境,虽然她们自身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个性解放意识,但当时的整个社会并没有认同她们这种行为。
所以势必会导致她们追求自由的理想与落后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从而以悲剧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