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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女性的情感反叛与现代超越《爱情生活》是以色列当代女作家茨鲁娅?沙莱夫的作品,她凭借这一小说赢得了“九十年代新女性文学浪潮中最富有天才的小说女作家之一”的声誉。
茨鲁娅?沙莱夫的作品几乎都以女性为主题,她一直关注着女性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其作品表现出丰富的女性意识。
本文主要以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和解读了茨鲁娅?沙莱夫的长篇小说《爱情生活》。
第一部分介绍了茨鲁娅?沙莱夫的创作及她本人的女性思想,并就《爱情生活》作了故事分析。
第二部分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评析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爱情生活》以女性的视角展现了不同个性的女性,在她们的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个清晰的女性形象的嬗变历程,即由“传统社会的牺牲者”到“男权社会的反抗者”再到“女性主义的实践者”,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由弱到强的变化,重新审视了女性的主体意识。
第三部分主要从反“身体”叙事和性别权力争夺这两个方面,指出了《爱情生活》对传统男性社会的反叛。
面对男性霸权和男性社会政治话语,作品没有直接进行反驳,而是从男权社会压迫女性的源头——“身体”为突破点,对男性话语下的“他者”身体进行了反叛;另一方面,性别权力成为男性统治女性的基础。
因此,作品通过对两性传统地位的戏剧性置换,女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性别权力的夺取,具有颠覆男权文化的重大意义。
第四部分分析了作品中圣殿被毁传说的解读。
《爱情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圣殿被毁的传说,这些传说把对圣殿被毁的责难主要指向了女性,这与希伯来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女主人公对其中一个故事做了重新的阐释,这是对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对抗性”阅读的成功实践。
这种阅读方式不仅建构了女性视野下类似作品的解读,而且反驳了女性邪恶、堕落的传统观念,重塑了女性角色,这对当代女性尤其是那些被边缘化的女性树立自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从女权主义批评视角看辛格笔下的犹太女性群体形象摘要本文基于当代女权主义批评理论，从影响美国当代犹太作家辛格女性创作观的真实女性人物原型入手，对他作品中的女性人物群体形象进行了分析研究。
总结出了辛格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原型大多数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但都属背景人物，都处于社会或家庭的次要地位，且大部分都处于压抑和封闭之中。
同时，本文也总结出了他心目中理想的两类女性形象，批判了他深受犹太文化影响而略显片面的女性创作观。
关键词：当代女权主义批评 i·b·辛格女性群体形象从属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一引言荣获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是继桑·贝娄（saul bellow）之后的又一位美国当代著名犹太作家。
1904年7月14日，辛格出生于波兰莱昂辛小镇里的一个犹太拉比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忠实的犹太教信徒。
幼年时的辛格，曾在犹太教神学院里学习过。
1914年的一天，哥哥乔舒亚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送给辛格阅读。
小说中所弥漫的孤独、人性丑恶以及罪恶等情愫，令年幼的辛格感到震撼，从此立志成为一名作家。
15岁时，辛格开始用希伯来文写诗和短篇故事。
1935年，他在哥哥乔舒亚的帮助下移居美国，在美国犹太人创办的《前进》报社任编辑，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
辛格属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莫斯卡特一家》（1950）、《撒旦在戈雷》（1955）、《卢布林的魔术师》（1960）、《奴隶》（1962）、《庄园》（1967）、《产业》（1969）、《仇敌：一个爱情故事》（1972）和《肖莎》（1978）；短篇小说集《傻瓜吉姆佩尔和其他故事》（1957）、《市场街的斯宾诺莎》（1961）、《卡夫卡的朋友和其他故事》（1970）等。
辛格的作品情节生动，文笔清新简洁，主要描写波兰犹太人旧日的遭遇和当今美国犹太人的生存状况，在保存古老的犹太文化方面做出了极大贡献。
2522019年20期总第460期ENGLISH ON CAMPUS试析《理智与情感》中的女性主义意识文/李未妍质，同时以辛辣讽刺这一典型奥斯汀笔锋来与物化女性、贬低女性的传统守旧思想形成对立。
两位女性主人公敢于在家庭思想上挣脱牢笼、逆风追梦，更是书中所述女性意识觉醒的最佳体现之一。
3.个人之压。
当时，主流婚姻观只以门第为重，女性姻缘只为累积财富、提高社会地位，不掺杂任何情感因素，此种有悖人伦的思想主导了女性的爱情、婚姻与家庭生活，因此，女子在择偶过程中不仅被他人当作等价交换的货品，甚至因为社会舆论与家庭熏陶的影响，自己也将自己视作椟中之珠、坐待高价，所以在当时女性承受的重压之中，除社会之压与家庭之压之外，更有来自自身的思想重压。
而在本书中，奥斯汀恰恰抓住了这种女性个人重压，并将其和两位女性主人公在此方面的不群进行比较，由此达到对比衬托、思想升华、情感启迪的作用。
二、觉醒1.思想觉醒。
本书主导理念之一即为在男权社会中追逐自身价值、实现女性意识觉醒，这种觉醒首先体现在女性主人公的思想之上，在埃莉诺与玛丽安的逐爱之旅的种种思想转变中皆有所体现。
例如：玛丽安原本将自身幸福全然寄托于威勒比，“女附于男”，但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她逐渐意识到幸福只能依靠自身，渐渐摒弃需求与依赖，自身谋求幸福，这种思想转变看似是向男权现实妥协，实则是在理智中寻得真我的女性主义思想觉醒，亦昭示了当时女性由依附转向独立、由被动转向主动、由从夫转向从己的深刻思想觉醒，2.行为觉醒。
由于位处劣势，当时女性在实现思想意识的觉醒与独立之后，行动从心亦为难事，要想求得个人幸福，在很大程度上仍只能倚靠婚姻，但奥斯汀恰着眼于此，通过女主人公的行动觉醒寄托其希望女性实现行动觉醒甚至行为独立的美好愿望，在弱势地位中重拾行动主权、将自身由弱转强，就要从根本上实现行为的觉醒与蜕变，本书的故事情节也可从宏观上理解为两位主人公重得人生自主权与实现人生觉醒之路。
《犹太女子》读后感
《犹太女子》是一篇由安徒生创作的童话故事，讲述了一个犹太女子的悲惨故事。
这个故事通常包含了一些关于宗教、文化冲突以及人性的主题。
读完这个故事后，有以下几点感受或思考：
对宗教和文化冲突的思考：故事中犹太女子的遭遇可能让我对宗教和文化冲突有了更深的思考。
我可能会对那些因为宗教信仰和文化差异而遭受不公对待的人表示同情，同时也可能会对那些宽容和接纳不同信仰和文化的行为表示赞赏。
对人性的思考：犹太女子的善良和勇敢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的思考。
我可能会对那些在困难和挑战中保持善良和勇敢的人表示敬佩，同时也可能会对那些自私和懦弱的行为表示批评。
对社会现象的反思：故事可能让我对社会现象有了更深的反思。
我可能会对那些能够和谐相处、相互理解和支持的社会环境感到向往，同时也可能会对那些充满冲突和不理解的环境感到担忧。
对价值观的思考：故事可能让我对价值观有了更深的思考。
我可能会对那些重视人性、善良和勇敢的人表示赞赏，同时也可能会对那些只看重物质利益、地位和权力的人感到失望。
对成长和成熟的反思：面对困难和挑战，犹太女子的成长和成熟过程可能让你反思个人的成长经历。
我可能会对那些在逆境中不断学习和成长的人表示敬佩。
古代犹太女性的社会地位探析——从女性在政治与宗教生活
中的参与之视角
贺璋瑢
【期刊名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34)007
【摘要】检视《圣经·旧约》中女性在政治与宗教生活中参与的大量史实发现,古代以色列-犹太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说明即使在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仍有一定的政治与宗教生活的空间.如果只是简单地以“男尊女卑”的术语来概括古代社会女性社会地位的共性,未免有失偏颇.
【总页数】7页(P134-140)
【作者】贺璋瑢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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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历史的女性视角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历史学界渐渐重视到了女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
然而，在讨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时，女性的视角往往被忽略。
本文将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探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历史中的女性形象和他们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
一、古代时期的女性生活在古代社会，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女性地位相对较低，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
在巴勒斯坦，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家务劳动和育儿的角色，她们的社会地位受到家庭强大的压制。
与此相似，在以色列，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男性的支配和控制，她们的意见和声音常常被忽视。
然而，尽管受到这种压迫，也有一些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女性通过他们的勇气和智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近代社会中的女性解放运动20世纪初，随着现代教育的兴起，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女性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
她们开始接受教育，了解到自身的权利和需求。
在这一时期，一些勇敢的女性开始参与到民族解放运动中，成为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她们通过参与政治活动和发起社会运动，争取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发展。
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中的女性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长期冲突中，女性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
她们既是冲突的受害者，也是和平的倡导者。
在冲突中，无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女性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和家园，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
然而，她们没有沉默，她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和对战争的痛恨。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一些女性组织发挥着调解者和和平倡导者的作用，通过对话和合作，使双方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推动和平的进程。
四、女性的社会进步与展望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观念的演变，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女性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现今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社会中，女性积极参与各个领域的工作和决策，她们的声音和意见逐渐得到重视。
而且，女性组织和机构为女性发声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进步。
然而，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障碍，所以有必要继续推动性别平等和女性权益的发展。
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生存意识研究作者：纪银平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23期摘要：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通常是从女性的性别、种族与历史变迁等角度来说明女性生存的情况，而美国犹太作家文学作品则丰富了女性的生存意识。
本文通过分析美国犹太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生存意识，探讨了犹太女性在历经民族苦难、性别歧视等问题后如何去融入主流社会，同时也分析了有觉醒意识的美国犹太作家对犹太女性未来生活的设想。
关键词：犹裔美籍；文学作品；生存意识[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3-0-01文学作品必然与社会文化影响有着一定的联系。
二战之后，大量的犹太人移民到倡导民主的美国，其中犹太女性面临着如何融入到主流社会中的问题。
因而，美国犹太作家便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犹太女性生存意识。
一、女性生存意识的体现1、通过苦难传递对生存意识的关注。
纵观犹太历史，犹太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就是忍耐，在苦难中度过。
在这样的背景下，犹太女性卑微的地位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
美国犹太作家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犹太女性恶劣的生存环境。
马拉默德的作品《伙计》，通过男主人公对待女儿与妻子的不同态度，描写犹太女性的生存意识。
妻子作为第一代女性犹太移民的代表，她的生活就是帮助丈夫打理店面，照顾儿女，狭小的空间与周围的冷漠使得她表现得更加冷漠，希望自己的女儿在未来能够嫁给有钱的律师，以免自己的女儿重蹈自己的道路。
另外，女儿作为“移二代”，生活命运波折，但是却一直在寻找新的生活。
作家通过对不同时代犹太女性生存状况的描写，揭示了犹太女性在苦难中不断的获得新生，向社会传达他们对犹太女性的关注。
2、通过女性态度传达生存意识的发展。
犹太文学作品不仅通过对生活状况的描写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时映射的女性态度也展现了生存意识的发展。
首先，女性独立勇敢的生存意识，在当代社会中表现更为明显。
探析索尔贝娄笔下的犹太女性角色塑造
徐宏幸
【期刊名称】《当代教研论丛》
【年(卷),期】2015(000)010
【摘要】索尔·贝娄是美国当代优秀的犹太作家,虽然他以描写男性犹太知识分子闻名,但其创作历程跨越了二十世纪女权运动的萌芽期、爆发期和成熟期,也塑造出很多性格鲜明、生动的犹太女性角色,展现了女权运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
本文选取索尔·贝娄笔下有代表性的三位女性角色:伊娃、玛德琳、明娜,探析贝娄不同时期塑造的犹太女性角色的特点,阐明贝娄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对待女性的态度从轻视到矛盾再到理解的演变过程。
【总页数】2页(P137-138)
【作者】徐宏幸
【作者单位】哈尔滨金融学院商务英语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712.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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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索尔·贝娄笔下父权制的瓦解——《赫索格》的女性主义解读 [J], 马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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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Ja n.,2003第30卷第1期 Jo ur nal o f Shanx i T eachers U niv ersit y(Social Science Edition)Vo l.30 N o.1犹太女性主义理念试析刘精忠(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陕西西安710069)摘 要:在西方女性主义学说影响下,犹太女性主义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传统犹太教律法框架内妇女处于边缘性从属地位的宗教及社会历史渊源,批驳了犹太教传统中排除女性体验的父权制等级体系及其差异合法性基础,以及它在宗教多元对话问题上的平行性消极影响,并从传统、现代及后现代视角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女性主义改革主张。
关键词:犹太女性主义;父权制;宗教文化;传统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3)01-0109-06犹太女性主义声音最早可追溯到上一个世纪之交的北美,但作为一场实质意义上的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革命,则兴盛于20世纪70年代初。
正如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某种确定范畴,犹太女性主义同样只能理解为关乎犹太女性的一种流散的、不固定的学术视角,其思想建构与历史嬗变本身即充满了太多难以辨析的矛盾与冲突。
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推动下,北美犹太女性主义者引用现代西方资源,揭示了传统犹太教律法框架内女性边缘化从属地位的社会历史渊源,提出了各自相应的女性主义改革主张,“其目标不仅在于形成一种有意义的犹太教哲学,而且是在完全包含女性的方向上,对犹太历史、律法、宗教实践及社会机构体制的转型。
”[1]一历史上,犹太教正统观念对于女性的态度反映为一种矛盾的分裂状态。
按照犹太律法,妇女在总体上具有某种独立的司法地位,拥有自身的诸多权利、义务及限制。
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受人尊敬,享有巨大的权威,家庭仪式中许多宗教性内容(诸如点燃安息日蜡烛等)必须由她们亲自履行。
同时,作为一项总体性原则,哈拉卡免除了妇女那些必须在特定时间履行的宗教义务,以便其更专心于家庭生活中的事务。
但在公共生活领域,妇女被排除在托拉研习之外,祈祷时不计入犹太教传统所必需的法定名额(M iny an)。
她们没有资格直接公开作证,也不可以主收稿日期:2002-05-28作者简介:刘精忠(1969-),男,江苏南京人,现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109—动提出离婚,在圣殿和会堂中还受到隔离。
此外,由于生理性原因,女性在宗教仪式上通常被认为是不纯洁的,在家庭生活中必须主动遵守家庭纯洁性原则(Family Pur ity)。
对于犹太教正统派而言,“哈拉卡是一种遵循其自身内部逻辑、自我包含的体系,它为妇女创立了自己的理想价值观,而非犹太世界的价值观并未包含变化的因素。
”[2]总的来说,妇女在犹太教传统生活中大体处于贬抑状态,她们的价值与活动范围局限于公共领域之外的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私人领域,因而从传统视角看,犹太女性在社会文化中无疑处于从属性边缘地位。
对犹太教传统框架内女性从属地位或边缘角色的批判与重建,事实上反映了70年代以来不同女性主义流派观点在犹太妇女问题上的影响。
拉舍尔・阿德勒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中的传统规范,犹太妇女“在犹太律法和实践中被视为边缘犹太人”。
布鲁・格林伯格认为这种传统规范使女性潜能未能得到发挥,妇女的能力缺失恰恰源于犹太传统不愿将其“革命性道德说教”适用于她们身上。
波拉・哈尔曼则直接将批判矛头指向传统社会中的父权制渊源,痛斥“犹太教中的妇女地位建立在……父权制性别角色差异及对妇女相伴的损抑之上”。
对于纷纷嚷嚷的各方见解或争议,辛西娅・奥茨克从批驳性生物决定论出发,强调犹太教中的女性地位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学而非神学问题。
朱迪思・普拉斯科则坚定地认为女性特有的能力缺失现象是植根于犹太思想核心范畴中女性之“另类性”这一更为根本性问题的表现症状。
[1]对于犹太教女性从属性边缘地位的重建问题,犹太学者之间鉴于上述理解背后的不同西方女性主义流派观点的影响,其思想亦相差甚远。
波拉・哈尔曼希望看到处于犹太生活中心的性角色差异的终结;布鲁・格林伯格则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平等,并愿意在性别平等的前提下接受不同性别角色的定位;普拉斯科的观点则一如她对犹太妇女问题的激进女性主义立场,强调对犹太思想与实践中的每个方面进行深刻的转型,对其而言,传统体制似乎从理论到实践都无法进行改造,必须连根拔掉,加以彻底重建。
相对而言,奥茨克与格林伯格则只是颇为温和地将实现男女平等从根本上看作是使犹太传统与自身最佳理想相一致的一个实践问题。
[1]随着公众宗教生活中妇女参与度的逐渐提高,女性主义者的批判焦点开始从律法中女性的能力缺失问题转向传统创制与设立中犹太女性体验被排除这一现象上来,他们几乎一致断言在犹太教中大体看不到女性体验。
事实上,正如基督教女性主义学者鲁斯玛利・拉德福特・鲁瑟所言:“大体上,不仅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伊斯兰以及佛教,甚至古代部落宗教都不容许以妇女定义的方式经验神性领域。
”[3]犹太教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整个犹太历史从希伯来《圣经》开始就几乎一直是以男性角度书写犹太生活,记录男性思想所关注的领域或事物,喀巴拉历史中始终不能像在其他宗教传统中发现一位女性大师的身影,由此即可窥得一斑。
女性主义者坚持改造犹太律法必须首先肯定女性体验,既然标准的犹太文献只反映了男性体验,它至多只能代表犹太人宗教体验的一半,其权威性亦令人怀疑。
女性主义者强调,在转型传统价值或资源之前,必须首先在其中发掘反映女性自身体验的东西,对犹太女性而言,这一过程本身即是某种“启示”,妇女据此获得对传统的一种全新诠释与理悟。
[1]在重新发掘与建构犹太女性体验的方法或途径上,一些女性主义者强调女性个人的灵性体验在实现自我和发掘女性体验上的重要意义。
美国犹太女作家伊丽莎白・斯泰恩和安契娅・叶茨尔斯卡一致认为,传统犹太教只是一种过时的男性创造,它不能严肃对待现代犹太女性的灵性,而后者更将灵性体验视为在外部阻力下,妇女通过发现内在灵性潜力以实现自我、成——110为独立个人的方式。
[4]普拉斯科则认为,“密得拉西和宗教仪式因其容许传统和当代体验的交融,是犹太女性主义的重要表现载体”,其目标是使“托拉在其传统意义上去中心化,并置于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其中,全体犹太人的体验成为律法决策以及精神与神学思考的基础”[1]。
许多当代美国犹太妇女也更乐于分享各自的宗教体验,这种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无疑以性别为基础,但对这种通过个人内在虔诚或与上帝的联合来实现灵性的理解,更多是受到改革派教育自身的影响。
随着犹太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受西方现象学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犹太女性主义者强调以犹太妇女自身独特的方式来诠释自身的女性体验及其价值。
现象学女性主义观点认为女性经验世界与男性世界有所不同,她们以自己的意向性原则把握这个世界,同时也是以自己独特的体验把握世界,女性完全可以据此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形成女性主义意识。
从男性角度看,学习托拉与参加祈祷是犹太生活的中心。
早期女性主义者认同此观点,由是认为妇女是被排除在公共祈祷及托拉学习以外的犹太边缘人。
近期女性主义者充分认识到从这一角度理解妇女的宗教地位与生活,事实上是接受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教与价值观,忽视了妇女宗教生活的历史现实。
当代犹太女性主义者更倾向于将妇女在家庭私人领域内的宗教行为或体验,同男性在公共场所的宗教行为赋予同等价值或重要性。
爱伦・乌曼斯基就认为犹太教灵性不一定等同于宗教经卷知识或参加公共崇拜,女性的宗教灵性也许对于犹太灵性自有其独特的理解或认识。
[5]二对妇女不平等地位的原因分析与批判首先指向传统犹太教建构中的父权制思想体系。
从最初追求性别意义上的绝对平等目标出发,犹太女性主义者将传统律法视为限制自身争取平等权利的一种束缚性的前历史结构。
对于女性而言,早在拉比犹太教时期,妇女的形象、社会作用及律法地位就被融入一种使父权制规范得以永恒的文化体系之中。
在女性主义目光审视下,传统犹太律法话语的合法性权威发生了根本动摇。
她们清楚地看到,既然密西拿妇女秩序的核心集中在“妇女与财产从一个男性家长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有序转移”[1],那么奢望妇女作为自治宗教角色发挥作用完全界于标准犹太渊源所允许的范围之外。
既然作为一种宗教说教和体验模式的哈拉卡,其解释权紧紧掌握在男性精英手中,那么,即使给予发言机会,妇女也不一定能依靠它表达自身愿望。
问题不可能以对哈拉卡规则更为准确的应用得以解决,同时对律法改良也不必抱有希望。
普拉斯科坚信,犹太女性的从属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父权制主导下的哈拉卡范围内解决,承认这个框架或前提即等于放弃对女性自身体验的探索。
因而,需要一种立法渊源的新生,对“标准普遍的犹太特性的转型”[1]。
由此,犹太学者进一步探讨了父权制体系下妇女不平等地位得以正常化的等级制意识形态基础。
普拉斯科发现,传统犹太教善于使用等级制二元对立范畴表达人类不同群体间的联系性(诸如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黑人、基督徒与犹太人等)。
犹太传统中的上帝几乎总是以男性形象出现,这种在文化潜意识中将男性想象为标准人类或标准性别的思维模式,在历史中将男女性别差异同人神之间的等级制联系起来。
由是,男性是标准,而女性则成为有别于标准性别之外的“另类”。
同样,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在犹太教中也通过所谓“上帝选民”的观念,依靠假设意义上以色列人的优越性这一等级制模式得以说明。
正如德罗拉・塞特尔指出的,——111犹太教与女性主义间的真正冲突并不在于特定律法与历史事件层面,而在于“女性主义关系价值观与作为分离(手段)的神圣观念间的冲突”[6]这一更深的水准上。
受西方心理分析流派女性主义的影响,犹太女性主义者力图用一种不包含等级制色彩的差异论话语替代传统犹太教父权制体系中的等级制表述,希望找到一种非等级制的不易招致怨恨或反感的方法表达犹太认同、信仰和实践的独特性。
普拉斯科建议使用部分-整体范畴取代原先等级制范畴所描述的“上帝选民”观念,她认为这种较少戏剧性的“区别性”词汇在承认犹太体验独特性的同时,可以不包含任何犹太优越性的内涵。
[7]同时,犹太女性主义者竭力发掘或创造女性上帝形象,在日常祈祷中使用非男性形象的“女性主义”上帝语言(诸如强调上帝语言的隐喻特性等)。
由此,不仅改变了犹太教上帝的性别,重构其性质和力量,也改变了传统一神论理解中独一上帝只能有独一形象的定势,使独一上帝可以包容多种形象的统一。
从哲学上说,犹太女性主义实现了思维方向上从“一到多”向“多到一”的转向,但其最大意义在于对人类之间关系选择的重新思考,用相互依存与互惠的关系模式替代了一方为霸权式独立、一方为奴隶式依附的不平等模式,将等级制话语体系转化为一种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的差异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