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原因论文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作者：李金营来源：《读写算》2011年第16期【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总特点。

这种特点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本文就统治者的重视、史官制度的发展、史料的储备、私人修史的盛行及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阐述了这个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

在其37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东晋南北朝十六国这样一个政权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

而正是这种政治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为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使中国史学走上了由初步发展到渐趋成熟的道路。

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晚清学者梁启超曾评价说：“两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犹然。

”[1]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形成了这种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呢。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不仅汉族统治者重视，而且少数民族政权中也开始出现以本民族及其政权为中心内容的史学专著介绍本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建国等历史状况，以标榜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

除了编修本国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外，新建立的王朝往往还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分析总结其灭亡的经验教训，作为统治天下的龟鉴。

这也成为断代史编写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史官制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

无论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大都设置了史官。

著作官在此时建立并得以发展，它主要有皇帝直接任命，或由中书监、秘书监或吏部官员任命，或他官兼任。

而曹魏政权始置不兼他职的专任史官。

《晋书•职官志》记载说：“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此后，《史通•史官建置》和《通典•职官八》都有相关记载。

浅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成果与影响历史文化论文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社会虽处于一种长期的动乱状态，却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宽松的氛围，以至出现了百家争鸣、诸学竞长的局面。

在此期间，曹丕、陆机、挚虞、任畴、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论文、论著相继问世，促进了古代应用文写作理论发展，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有较多的文论专著、专论问世。

应予说明的是，古人对于文学作品与一般文章(包括应用文)的差异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到“五四”时应用文才作为独立的文章体裁提出来，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用文体的研究并不是以专著、专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述之中。

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提出：“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

”明体才能合体，才能得体。

魏晋南北朝的应用文体研究始于曹丕，经陆机、挚虞、刘勰，就具体论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清楚地呈现出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其研究成果与方法都值得总结和借鉴。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篇论文，始创“以体论文”的研究方法。

曹丕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

”本同，是就文章的基本规律而言，是各种文体所共有的；末异，指不同的文章体裁有不同的形式特点。

他据此立论进而概括：“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这些论述在古代文体研究中具有开创意义。

第一，从理论上第一次提出了“末”，把本、未结合起来考察。

这比先秦文史哲浑然一体，对文章、文学也同于学术著作限于本而不及未，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第二，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探索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体论文把当时的常用文体区分为四科八类。

由于这四科八类主要是应用文体，这种探索对于应用文体研究同样具有开创意义。

尽管曹丕对不同文体的分析还较为简括，像对奏议、铭诔仅概括为雅、实；或还不够准确，像对诗赋没有触及形象化特点；或还不够深入，只是从形式上考虑，但是，这一探索略引端绪，其后陆机、挚虞、刘勰等人的文体研究，可以说都是在《典论·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中国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

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文化比较发达。

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而且多出私家之手。

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尽。

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如果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占二十四史之半。

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工作。

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的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

经刘恕整理的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抖，构成《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

它揉和了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于叙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

《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

”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

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嵇。

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

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

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

此外在正史的补注以及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

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思想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大发展。

历代关于魏晋南北织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来，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动乱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出来，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

小议魏晋南北朝史学的进步性如果说中古发展到秦汉时，出现一次飞跃，那么到两晋南北朝时史学内部分支日趋完备，进入空前蓬勃发展时期——进步空前。

此时史学进步性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私修史风气大盛自三国魏明帝置著作郎，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专职修史的史官。

朝廷修史设有专司，表明统治者对史学十分重视。

因此，以下官方修史开始急剧增多，蔚为大观，较前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有所谓国史，“实录”“起居注”以及典志等其它各类史书代代不绝，卷跌浩繁。

六朝时的边陲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史学也很重视。

六朝时私人修史较官修更盛。

除史官外，撰写过史书的文人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文化阶层，史学家之多，繁若星河。

往往一朝历史，既有十几家私人攥述，群起争鸣。

甚至本朝典故，私人亦能系统录载。

由于官私修史风气大盛，遂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数量种类骤然增多。

史书的体裁五花八门，许多可适应不同需要并可补纪传，编年不足的专门史体都得到长足发展。

人物传记集，当是有许多名目分“耆旧传”、“名士传”、“高僧传”、“道学传”、“列异传”、“七贤传”等，还有一些“内传”、“家传”、“杂传”等类别，如典章制度史，有《隋书·经籍志》所列“旧事篇”、“职官篇”、“仪注篇”、“刑法篇”等多种名目，书名更相互标异，此外，当时已出现少数史评专著，还出现了“通史”名目，他们改变了班固以下断代成史的惯例，通贯下来汇成一史，因其有通贯之意，便被称为“通史”体裁，由于上述可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官、私修史之风大盛，中国古代书体裁有长足发展。

2.史学成为独立学科——史学由经学附庸魏晋南北朝、魏晋以降著史者，学著作和私学开始把史学看作独立。

319年，后赵石勒初立国基即设“史学祭酒”一职，史上第一次出现“史学”南朝宋文帝时曾建文、史四学，以著作佐郎何承天，宋末齐初，又明官内设玄、儒、文、史四科。

这表明史学尽管处于末位，已作为独立学科，开始为统治阶级成为独立学科，在当时的目录学上也有反映。

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混乱的时期。

这个时期从魏晋之间的分裂开始，一直持续到南北朝并立之后。

这个分裂局面，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萎缩，以及对外战争的频繁爆发。

这篇文章将从多个方面来探讨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以期能够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

一、原因探究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它的发生，不是一朝一代之间的问题，而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原因的推动下，分裂的大趋势逐渐形成。

具体而言，导致魏晋南北朝分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1.政治原因：魏晋时期的王朝，都处于一个政治不稳定的时期。

王朝本身内部的斗争，以及外来的侵略和军阀的作乱，使得统治者的地位日益岌岌可危。

加之王朝统治力度的不断减弱，都导致了分裂大势的形成。

2.经济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在农业和手工业都处于比较发达的时期。

尤其是北方地区的繁荣，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然而这一切，却无法掩盖经济贫困和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剧。

这种贫困和贫富差距，不仅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更加速了政治的瓦解。

3.社会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滋生时期。

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破坏因素，都在加速这个过程的进行。

特别是对奴隶和农民的统治愈加苛酷，引发了他们起义和反抗。

这些原因的深层作用，最终导致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

无论是北方的代国和北魏，还是南方的刘宋和梁朝，都无法避免这一趋势的发展。

二、发展动态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没有明显的表现。

整个王朝体系，在中国大陆内部，依然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和统一。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不断发生，这种稳定和统一的情况逐渐发生变化。

魏晋南北朝分裂的发展动态，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1.初期阶段：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最早体现在各王朝之间的权利斗争上。

各个王朝，为了争夺控制权和地盘，不断军阀作乱和互相厮杀。

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公元350年左右。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盛行原因分析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私人撰史中国史学史魏晋南北朝虽属历史上重要的分裂时期,常年发生军事斗争,政治局势亦常有波动,但文化艺术方面在这段时期却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在史学,更是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将《隋书经籍志》与《汉书艺文志》对比来看,不难发现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在《汉书艺文志》中未将史学作为一个单独的部类,而到《隋书经籍志》时,史部已是一大部类。

从史著数量来看,根据《隋书经籍志》所记,史书共有817部,13264卷,①其中大部分都是魏晋南北朝时的著作,而单是写晋梁两朝的史书就有百余部。

在史着体例方面,《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地理、谱系、薄录等十三类②。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除了因传统官方正史的编纂的推动以外,私人撰史的盛行应当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

在《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中,这一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私人史作达三百部,总计卷数约四千卷,相当于《隋书经籍志》著录典籍的数量的百分之五左右,私人著述之盛行由此可见一斑。

诚如近人余嘉锡所言:“东汉以后,文章之士,耻其学术不逮古人,莫不笃志著述,欲自我一家,流风所渐,魏晋尤甚。

”③一、梁启超之观点关于魏晋南北朝时私人撰史之盛行,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世官之制,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智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

文化工具日新,着写传钞收藏之法皆加便,史料容易搜集,此其二也。

迁书既美善,引起学者研究兴味,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

自兹以还,蔚为大国,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尤着。

”④以先生之语一言蔽之,胜于我的任何话。

从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史兴盛的原因分为三点。

第一点就是自汉以来,史官世袭的制度已经有了改变,而关于史学的知识也广为传播,随着读书人所掌握的史学内容越来越多,撰史也就不再成为史官的专利,此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