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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阐释学的翻译观翻译是一门融合语言、文化、思维以及理解能力的复杂艺术，它可以将一种语言中的消息传达给掌握不同语言的对象，而阐释学则是翻译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伴侣。
回顾历史，自从古希腊哲学家和学者们发现翻译这一技能之后，后来探讨翻译的理论的形成也是非常不断的。
特别地，一种特殊的翻译理论阐释学也被分析出来，有些学者开始把阐释学用到翻译实践中，开始实践真切而富有质感的翻译。
阐释学是一种翻译理论，它以反映文本本身的特质为宗旨，把翻译行为看作是一种阐释过程，把翻译中文本之间的文化关系概括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甚至将这些普遍的文化意义用来再次诠释原始文本。
阐释学的宗旨是努力拟合原文的用意，翻译的真的宗旨主张读者不应该仅仅是在准确复制原文的基础上进行翻译，而应该在把握原文的精髓的同时去追求能够诠释原文的好的翻译。
从理论上讲，阐释学的翻译观有三步：首先，翻译者需要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理解其中潜藏着的文化符号、文化权威、文化传统等等；其次，根据这些文化符号以及文本所暗含的文化精神，衡量原文的真实性以及文化价值；最后，利用翻译这一手段，用自身的创造性去实现这一阐释工作。
阐释学的翻译观充分认可以翻译者的决定，鼓励翻译者不断拓展自身的知识，熟悉原文的背景，憧憬原文的意义，以期能够更好的阐释原文。
因为翻译的质量取决于翻译者的知识储备，而翻译者需要掌握的知识不仅限于语言文本，更需要涉及到原文涉及到的整体文化背景。
例如，在翻译中，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差异非常明显，所以，翻译者需要更深入的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更好的实现文化的跨界融合，而这种融合的过程也能够帮助翻译者更好的诠释原文。
此外，阐释学的翻译观也注重把握翻译的整体性，重视不同文化的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注重原文背景的了解，也注重译文的涵义、2005质量与主题思想。
在译文的实践中，阐释学的理论强调译文要融进译者的创造性思考，以实现与原文最符合的翻译效果，从而促进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有效关联，在文化上实现交流与辩证。
乔治·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研究本文在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的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四步骤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对《傲慢与偏见》第56章进行了汉译，对其中的案例进行分析，指出译者主体性对翻译的影响。
标签：《傲慢与偏见》;四步骤;译者主体性《傲慢与偏见》构思精巧，妙趣横生，吸引了广大学者对它进行翻译研究。
王科一先生的中译本和孙致礼先生的译本都受到人们的青睐。
今天，怀着对翻译和翻译家们的敬仰，笔者尝试着来翻译了一下第56章，并有了些许拙见。
本文将以乔治斯坦纳的阐释学理论中的四步骤理论为指导并以大量的实例来探讨译者主体性是如何在译文中来体现的。
一、乔治·斯坦纳阐释翻译理论阐释学（Hermeneutics）是一种关于理解文本意义的理论和哲学，然而理解又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也就是说，任何人对事物的理解都受到自己的文化意识，生活经验、知识传统、道德伦理的影响，这些也会影响译者的阐释过程。
[1]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斯坦纳将阐释学运用于翻译研究，以哲学阐释学为理论基础，她将翻译过程分为四个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
[2]（V enuti，2000：313-319）信赖是指译者认为他所选择的翻译目标有翻译的价值，在这个信赖的基础上，译者也会受到其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侵入”原文，以便更好的“吸收”。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更好的保留译语本色，“补偿”手段也就应运而生。
[3]二、乔治·斯坦纳翻译理论下《傲慢与偏见》第56章翻译所体现的译者主体性（一）信赖如上所述，阐释翻译的第一步是信任，即译者认为他所选择的翻译目标有翻译的价值。
译者的信任选择使译文得以问世，任何翻译都始于对文本的信赖。
译者首先要相信翻译是基于译者对原文价值的认同之上。
作为译者，翻译的第一步就是选择文本。
选择好的文本翻译也有可能使译者出名。
[4]笔者选择《傲慢与偏见》来翻译，是因为其具有极高的文学地位，其56章的语言、情节魅力以及伊丽莎白的个性魅力，凯瑟琳夫人与伊丽莎白的对话非常精彩，也可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但伊丽莎白不卑不亢，沉着冷静，让笔者大为佩服。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阐释学是一种关注人类行为和经验的哲学方法，强调对语言和文本意义的解释和理解。
在文学翻译中，阐释学视角也可以用来探讨文学作品的可译性，即文学作品是否能够被准确地翻译出来。
本文将从阐释学的角度，探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
文学作品是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它所表达的情感、思想和价值观念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
而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考虑原文中的不同文化元素对译文的影响，同时也需要对原文文化背景和语言特点进行深入理解。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首先涉及到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或地区词汇差异的翻译问题。
比如，中国的汉语有不同的方言，虽然它们的基础语法相同，但是它们使用词汇的方式和含义却存在差异。
当译者翻译一个方言文学作品时，需要了解方言的语法和词汇特点，并在翻译时保留方言的味道。
同时，译者也需要考虑译文的面向读者群体，是否需要进行地区化翻译。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所表达的文化特征。
每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特征，这些特征被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文化象征。
因此，在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深入了解原文所反映的文化意义，并在翻译过程中重新构建这种文化意义。
例如，翻译陈忠实的《围城》时，需要对中国的国情、社会环境和人文精神进行深入了解，以弥补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不了解。
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还涉及到文学风格和写作技巧的翻译问题。
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作者的写作技巧是其独特的表现形式。
例如，王小波的小说通常采用一种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这种语言风格很难直接翻译成其他语言，因为不同语言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词汇。
因此，在翻译这种文学作品时，译者需要对作者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技巧进行深入了解，并在翻译时尝试重新表达作者的意图。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的可译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多个方面的问题。
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译者需要深入了解原文语言、文化和文学特点，以便重新表达作者的意图。
论阐释学的翻译观介绍阐释学是一种方法论，它帮助人们理解文本的意义并进行解释。
在跨文化交流和翻译领域中，阐释学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阐释学的翻译观是指，如何使用阐释学的方法，来理解和翻译不同语言和文化中的文本。
本文将探讨阐释学的翻译观，通过探究阐释学的基本理论，试图找到一种基于阐释学的翻译策略。
阐释学的基本理论阐释学最初是被用于解释文学作品的。
其后，阐释学的理论逐渐发展，可以用于解释任何形式的文本。
阐释学的基本理论包括以下几点：文本的多重意义阐释学认为，通过文本可以表达出多种不同的意义。
文本中的某些用词和表达方式，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释。
阐释的历史性阐释不仅与文本自身的意义有关，还与阐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文本的意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
阐释者的角色阐释者在解释文本时，不仅是对文本的简单概括或者转译，更应该考虑到文本所包含的语言和文化背景。
阐释者的知识和背景会影响到他们对文本的解释。
文本的整体性阐释学认为，文本应该被看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分割成多个独立的部分。
文本中的每个部分都不是孤立的，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了整个文本的意义。
阐释学在翻译中的应用阐释学的翻译观认为，对于文本的翻译，应该注重文本的整体性和多重意义，以及阐释者的角色。
换句话说，翻译者应该尽可能地将文本所包含的各种意义全部翻译出来，不简单地译出表面文字，而应该理解文本的深层意义。
以下是阐释学在翻译中的应用：关注语言差异在跨文化翻译中，语言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翻译者需要深入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
例如，中文中的一些习惯用语，在英文中可能没有对应的表达方式。
因此，翻译者需要在尽量保留原文意义的同时，采取适当的语言转化策略。
考虑到文化背景翻译者应该针对原文所处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和翻译文本的意义。
例如，一些具有浓厚地区文化特色的用语或惯用表达方式，在其他地方可能无法理解其含义。
因此，在翻译时需要考虑到这些文化背景差异，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
注重翻译的整体性翻译者应该将文本作为一个整体来翻译。
阐释学理论视角下的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导论文化负载词是翻译工作中常见的难题之一，当我们进行跨文化翻译时，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往往会造成翻译的困难，特别是在涉及到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时更是如此。
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我们需要在保持原文含义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传达原文对应的文化背景和语境，以便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翻译后的作品。
阐释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本文将从阐释学理论出发，探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
一、文化负载词的定义和特点文化负载词指的是一个词语在某一语言和文化中具有特定的意义和语用功能，而在另一语言和文化中却难以找到其恰当的对应译词的现象。
文化负载词是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价值观、信仰、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使得某些词语在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语用功能，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适应译词。
文化负载词具有以下特点：1. 文化特异性：文化负载词的意义和语用功能在特定文化中具有独特性和独特功能，因此在另一文化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译词。
2. 语义丰富性：文化负载词通常具有丰富的语义和内涵，其含义往往涉及到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
3. 语用特殊性：文化负载词在特定语境中具有特殊的语用功能，因此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和语用情境进行恰当的翻译。
二、阐释学理论对文化负载词翻译的启示阐释学理论强调了文本的多重含义和多样性，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在具体语境中通过阐释和解读而产生的，因此翻译工作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对文本意义的重新建构和再现。
阐释学理论对文化负载词翻译具有以下启示：1. 翻译应注重文化交际的功能：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对文化交际功能的重建和再现。
翻译应该注重传达原文所蕴涵的文化内涵和语境，使译文在目标语言文化中具有相似的语言功能和语用效果。
2. 翻译应注重读者的阐释和理解：阐释学理论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在具体语境中通过阐释和解读而产生的，因此翻译应该注重目标语言读者对文化负载词的理解和接受，使译文能在目标语言文化中产生类似的意义和效果。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1. 引言1.1 研究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旨在从阐释学视角探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
通过对文学翻译的定义、可译性概念以及不同因素对可译性的影响进行分析，我们希望能够深入探讨阐释学视角对文学翻译的启示，并为未来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1.2 研究意义文学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其在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阐释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可译性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文学翻译的本质和实质，还能够为文学翻译实践提供更加准确和有效的指导。
通过对文学翻译可译性的探究，可以帮助翻译者更好地把握原著的内涵和情感，准确地传达原作家的意图，从而实现跨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研究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还能够为文学翻译理论的完善提供重要的思路和途径。
通过对文学翻译的可译性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深化我们对翻译过程中的语言、文化、审美等方面的认识，有助于建立更加系统和科学的文学翻译理论体系。
研究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1.3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是通过阐释学视角对文学翻译的可译性进行深入探讨，旨在揭示文学翻译中存在的可译性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对文学翻译中的阐释学概念进行解析，分析不同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的可译性特点，探讨阐释学视角如何影响翻译的可译性。
本研究还旨在通过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验证阐释学视角对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的影响，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与启示。
通过研究文学翻译的可译性，可以进一步促进跨文化交流与理解，提高翻译质量，丰富研究者对文学翻译的认识，从而推动翻译研究的发展。
2. 正文2.1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定义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定义涉及到广义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翻译过程及结果的阐释和解释。
阐释学视角突出了对文学作品文化内涵、意义和美学价值的传达和表达，并强调翻译过程中对原作品的解读与理解。
阐释学视角下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
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
摘要：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研究是翻译研究的重要分支之一。
本文将在阐释学视角下探讨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主要关注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翻译问题以及翻译过程中可译性的限制因素。
通过分析小说《骆驼祥子》的翻译实践，本文指出了翻译中的文化差异、语言差异以及文学风格等因素对可译性的影响，并对于提高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学视角、文学翻译、可译性、文化差异、语言差异、文学风格
三、《骆驼祥子》的翻译实践
小说《骆驼祥子》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其翻译实践有助于我们对于文学翻译的可译性问题的理解。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译者需要将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元素转换为目标文化的文化元素。
在英文译本中，将“骆驼”翻译为“camel”，便是为了使目标读者能够理解中国文化中“骆驼”的象征意义。
译者还需要根据英文的语法和词汇特点进行对原文的调整和转换。
将原文中的动词和形容词转换为英文中相应的动词和形容词。
译者还要注意保持原作的文学风格和艺术特点。
保持原著中的描写细腻，同时使译文符合英文读者的审美需求。
四、提高文学翻译的可译性的建议
为了提高文学翻译的可译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要加强对目标文化的了解和理解，提升自身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要熟悉目标语言的语法、词汇和表达方式，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
要根据作品的特点和读者的需求进行调整和转换，保持作品的风格和风貌。
阐释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近年来，翻译研究研究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研究者们开始强调以文化的视角来深入研究翻译，从而发展出多种新的研究方法。
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阐释学，它重视翻译者对源语句和文化背景的理解，从而给其带来新的见解。
本文将对阐释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深入的探讨。
阐释学是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它的本质是翻译的文化分析。
简单来说，它将以翻译者的理解为核心，通过强调以文化的视角来深入研究翻译，探索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感受和把握翻译的文化内涵，从而探究翻译的价值。
阐释学的有点主要在于更加注重源语文化的研究，它不仅重视发信语，也关注源语文化背景，以此来深入研究翻译。
在实践中，阐释学强调一种基于文化意义的翻译理论，从而使翻译者更加了解源语的文化知识，而且更加注重源语文化的特点，以此来更加恰当地翻译原语句。
此外，阐释学还改变了翻译教学的模式，使学生更加重视源语文化，尤其是翻译工作者更加了解原语文化，从而减少翻译者之间的文化误解。
因此，尽管阐释学在英语教学中并没有得到广泛应用，但作为一种新型的翻译理论，它对于提高翻译质量和减少文化误解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中，阐释学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它可以帮助翻译者更好地理解源语文化的特点，进而加深对翻译的理解，以此达到更准确地翻译源语句的目的。
同时，它还可以帮助翻译者更好的发掘翻译的价值，把握文化的内涵，从而更加准确的传达出翻译者想表达的定义。
综上所述，阐释学是一个有效的研究工具，它改变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为翻译工作者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解源语文化的能力，以此更准确的传达出原文的文化内涵，也为译者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从而有效促进翻译质量的提高。
只有深入理解源语文化，才能有效地传达出翻译的价值，阐释学正是翻译研究向文化分析的研究转变的最好证明，它的出现推动了翻译研究的发展，并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更广阔的视野。
因此，本文说明了阐释学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阐释学不仅有助于提高翻译质量，同时也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为翻译研究带来新的发展。
162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文章编号：1673–2804(2011)01-0162-03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张 睿，韩 虔（大连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关键词：阐释学；翻译主体；翻译客体；权力话语；翻译标准摘 要：回顾了阐释学发展的历史，解释了现代阐释学中“前理解”、“视域融合”、“偏见”等基本原理的内涵，最后从翻译的主体研究、客体研究、权力话语、翻译标准等四个方面的讨论了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的深刻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志码：A20世纪的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科学主义转向了语言论的阐释哲学（Hermeneutics），对人文科学的影响巨大，不仅仅使人们开始对语言给予普遍性的关注和重新审视，而且人们认知范式的变化颠覆了许多传统的理论和观念，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式，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理论研究。
对强调“忠实性”的翻译标准、作者的主体性、文本的绝对权威等等方面，阐释学开启了崭新的视角，对研究语际间语言转换的翻译学理论来说，具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一 现代阐释学的内涵阐释学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中比较流行的方法论，“它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不过是用来指传达神喻、解释经典的学问”[1]。
阐释学的发展经历了古典阐释学、传统阐释学和现代阐释学三个阶段。
古典阐释学局限在宗教层面，解读经典、注释经书，满足于获得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
传统阐释学由施莱伊马赫的浪漫主义理论、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和赫斯的意图说文本理论三大体系构成。
传统阐释学承认理解的历史性，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理解和认识这样的意识活动，都必然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但是“传统阐释学力求使阐释者摆脱一切历史影响，超越历史环境，达到对文本完全不带主观色彩的、透明的、无蔽的理解”[2]。
他们把阐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的东西看成是理解的障碍，看成是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
所以传统阐释学认为阐释的核心是避免误解，阐释者的任务应该是客观地还原作者及文本的原初意义。
现代阐释学沿袭了传统阐释学的阐释具有历史性的观点，但是却接受了阐释者对文本的误读。
两大领军人物是德国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
海德格尔对阐释学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前理解”的概念。
前理解包括了“先有”、“先见”、“先知”三个层面的意思。
这三个层面涵盖了历史、文化、语言、意识、心理等人类一切从逝去到当下的精神物化物。
他认为，任何一个阐释主体在进行文本的阐释前，就已经处于这种前理解状态中，受到既定的文化，历史、语言、意识、心理的侵占，不可能无蔽地、透明地对文本原初意义进行阐释。
因此，“阐释主体从前理解起步达向文本，势必带着历史‘偏见’去理解文本的意义”[3]。
可以说，就是历史导致了“此在”的阐释主体对“彼在”的文本意义获得中的偏见。
迦达默尔从海德格尔那里承接了“前理解”及其三个层面的含义，统统把他们纳入到他自己创建的术语“视域”中，即他认为在文本理解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视域：一个是阐释主体的视域，一个是文本（作者）的视域。
“阐释主体的视域指浸淫阐释主体的历史语境的彼端（逝去）与此端（当下）之间”，亦即“从逝去的历史延伸而来的阐释主体存在着的当下视域”[3:44]，被称为第一视域，是历史强加给主体展开理解的起点；文本作者创建文本所存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为第二视域，它影响了作者的理解即文本意义的生成。
阐释者无法摆脱由自身历史存在而来的“先见”，但同时却又不可能以自己的“先见”去任意曲解阐释对象，“先见”只接纳它所能接受的理解。
因此，对任何文本的理解，都会卷入这样两个不同历史背景，即阐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只有二者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迦达默尔称这个过程为“视域融合”。
所以阐释者因为受到自己“视域”的影响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理解的偏失，这个偏失就是理解在走向视域融合的过程中产生的“偏见”。
迦达默尔不强调无蔽地、透明地获得文本的原初意义，而是充分肯定了阐释者或读者在阐释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并且承认个人的历史存在对个第11卷 第1期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V ol.11No.1 2011年1月Journal of Hebei Politechnic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Jan.201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收稿日期：2010-03-11第1期张睿，等：阐释学方法论关照下的翻译学 163人意识活动的决定作用，把阐释看成是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沿袭了“提问—回答”结构的对话。
所以，迦达默尔说：作品的意义并不是作者给定的原意，而“总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环境乃至全部客观的历史进程共同决定的”[4]。
我们可以看出，现代阐释学更注重主客交融，更注重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不否定“偏见”。
现代阐释学对翻译学研究带来了根本的影响。
二 现代阐释学对翻译研究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阐释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并不是专门针对翻译学而言的，阐释学研究的实际上就是语言转换，即“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一种从陌生的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5]。
因为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是语际间的语言转换，译者在翻译文本过程中就是阐释者，因此阐释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很强的方法论意义。
1翻译的本体与主体研究——从文本中心论走向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传统以来，翻译学的本体研究与主体研究中“作者中心论”和“文本中心论”一直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译者们都力求忠实地获得原著作者的原初意义。
然而现代阐释学扭转了“作者中心论”或“文本中心论”，翻译研究也因此寻回了译者这一主体。
任何译者在进入阐释过程中都不是一页白纸，而是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传统、文化意识、道德伦理等等组成的自己的视域进入到阐释过程中去，走进文本的历史视域，为原著文本的“图式化结构”中空白点的具体化，更多地渗入了自己的东西，译本就不可避免地带有译者的主观化色彩。
结果，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不同时代的译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解释。
这样，经过阐释后获得的意义（即译文）就不再是作者原作的翻版，而是译者在基于原著作品的再创造。
翻译中，译者其实是中心主体，而原作者和读者是影响制约中心主体的边缘主体，译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强调。
2翻译的客体研究——从文本封闭性走向文本的开放性传统的译论认为原著文本享有绝对的权力话语，它是作者的独白话语，原著文本高高在上，等待着人们像接圣旨一样领会它的意思。
现代阐释学向人们揭示阐释者（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性质，文本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圣旨，只等待人们绝对的服从；相反地，“鉴于理解的历史性，作者的本意就随着历史的逝去而难以追寻和复制。
这就暗示了文本意义多元化理解的可能，文本的意义开始向译者（阐释者）开放。
作者对文本的绝对阐释权转让给了译者”[6]。
这样一来，意义不是文本自身的独白，而是文本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协商。
译者由自己的视域出发，在自己偏见的引导下，不断向文本提出问题，并通过一系列问题的回答，达到与作者视域的融合来实现对文本的解读与解构；翻译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译者在通过文本为中介与隐含的作者的对话，所以，文本不再是“自给自足体”，而是会给读者留有空白（gaps）和未定点（spots of indeterminacy）的需要与外界（即阐释者/译者）交换能量的、开放的、动态的体系，其不断开放的结构，使得译者作为读者和阐释者摆脱了源语文本及作者的桎梏，不再为文本的唯一意义而困惑。
可以说，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一直是在与外来语和支撑在其背后的文化背景、文本背景进行对话。
3权力话语——从原文文本走向译者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权力话语理论，所谓“权力”指一切控制力与支配力，“话语”是指“权力”的表现形式，所有权力都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
传统译学认为文本的原初意义具有绝对的权力话语，直到现代阐释学海德格尔和迦达默尔勇敢地挑战了文本的“原初意义”，跳出了它的权力话语而赋予了阐释者（译者）很大的、合理的阐释权力与创造权力，也就是说原文文本的权力话语不再象从前一样对阐释者实施绝对的威慑，而是使译者的偏见与前理解带来的隐性权力话语得到一定的施展空间，在对文本的阐释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权力话语也从原文文本一定程度地走向译者。
4翻译标准——从忠实原文走向多向度科学主义认为语言应是透明的、追求的是语言与客观世界的一致性，语言表达确定性、唯一性与精确性。
所以传统译学研究中就随之出现了所谓忠实性的原则，出现了所谓忠实再现之类的评判译文的标准，在翻译中特别强调忠实于作者的原意，似乎谁发现了作者的写作意图谁就获得成功。
中国一直以来力推的“信、达、雅”，是主张以原作为权威的；西方译论中，语文学派强调原文甚于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主张译文读者应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以领会直译传达的译文妙处；语言学派认为翻译的核心任务是在译语中“寻找等值体”，无不以原作文本及作者为中心。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实质，即在翻译中，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从而领悟作者的本意。
从阐释学的角度讲，不同译者的阅读活动势必是融入了自己的视域和偏见，他所能阐释的只是他的视域所能接受的部分，换而言之，他所阐释的部分只是他的视域与原作作者的视域融合的部分，接受程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译者的表达效果的不尽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的表达效果只是阐释者不同的阐释视角的表现罢了。
受了阐释学深刻影响的现代接受美学更是认为一篇作品中只是蕴含了作者的图式化结构，它遗留了很多的空白点，但是这些空白点是处于上下文的制约之中的，这给译者“填补”这一“具体化”(Concretization)过程加上一定的规范。
所以，“原著中的空白不是一些可以任意倾注译者日常体验与情感的空穴，它具有向某一方向、性质的想象活动开放的限定性。
译者的翻译活动正是体现在对原著透彻而又受约束或限定的基础之上进行阐释、进行新的‘语言现实’的再创造过程之中”[7]。
译者能否及如何把这些空164河 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第11卷白点具体化、现实化，也构成了翻译标准考虑的一个方面。
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奈达·尤金的“等效翻译”论，基本主张译文在译语读者中所引起的效果应等同于原文在原语读者所引起的效果，要求译者使自己的译文最大限度地贴近原文，在功能效果上而不是在字面形式上与原文对等。
交际法翻译理论则认为译文的等效程度与可接受程度是翻译的最高标准。
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认为“意义相符，功能相似”是翻译的标准。
从这些标准可以看出，翻译标准的设立最终摆脱了原文文本及作者的束缚，译者的创造性与译文的可接受性被融入其中，翻译标准呈现多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