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的外交思想简论

郭嵩焘：最早认知版权观念的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名德杰，字嵩焘，江苏江阴人，生于1887年。

他是中国最早认知版权观念的外交官之一。

郭嵩焘早年留学日本，1910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

毕业后，他先后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秘书、参赞等职务，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

回国后，郭嵩焘被任命为外交部条约司条约翻译官，主要负责翻译国际条约。

他的外交工作让他深入了解了国际法律制度以及西方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郭嵩焘对版权保护问题非常关注，认为保护知识产权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他在翻译国际条约的工作中特别留意有关版权保护的内容，并将这些理念引入到国内的法律制度中。

他在翻译日本与美国签订的《新同盟条约》时，将其中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内容译为“专利法保护之”。

“专利法”一词在当时并不常见，正是郭嵩焘首次将这个概念引入中国。

除了翻译工作，郭嵩焘还积极参与国际版权保护事务。

他曾代表中国参加1928年在欧洲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版权保护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论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版权和海关保护问题》的演讲。

这是中国首次以国家名义参加国际版权保护会议，标志着中国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郭嵩焘将版权保护视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他不仅提出了相关理论，还将其付诸于实践。

他在任职期间，积极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合作，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版权保护领域的合作。

他还致力于在国内推动版权法律的制定和完善，为中国的版权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郭嵩焘在外交界的功绩不仅仅局限于版权保护领域。

他还提出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外交理念，主张尊重国际法律和国际秩序，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他曾经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以及驻法国大使，为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郭嵩焘作为中国最早认知版权观念的外交官之一，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时刻关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动态，引进先进理念，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并在国内推动版权法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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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的外交部最近很火，让各国都看到了中国在外交上面的硬气与大国风范。

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直到鸦
中国的外交部最近很火，让各国都看到了中国在外交上面的硬气与大国风范。

然而，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并没有对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直到鸦片战争西方列强轰开了中国的国门，此时的清政府从“天朝上国”的观念中苏醒过来，终于意识到了外交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1876年8月，清政府在英国伦敦设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并向该国派驻了首任全权公使郭嵩焘。

然而，郭嵩焘这次出使之旅自始至终承受了巨大压力和非议，遭受了诸多人为的障碍和挫折，最终使他以失败而归。

相较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晚清重臣，郭嵩焘的名气就小了很多。

其实，郭嵩焘是湘军的创建者之一，他平生可以说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组建湘军和筹办洋务。

儒家传统友道是维系湘军集团的一个重要枢纽，湘军元老曾国藩、郭嵩焘、刘蓉三人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将这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湘军集团能够在错综复杂的近代史上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郭嵩焘年纪轻轻就中了秀才和举人，在读岳麓书院时认识了曾国藩和刘蓉，曾国藩比郭嵩焘大六岁，刘蓉大郭嵩焘两岁。

这三人志同道合，爱谈圣贤，且都极其崇拜经世致用之学，三人于古文也都推崇桐城派，相同的智趣和相同的信仰，使他们异常亲密，郭嵩焘在《玉泉老人自叙》中回忆说：“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交旧好。

欣然联此，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砰砰然觉理解之渐见圆通，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

”
生活常识分享。

一、《郭嵩焘文集》系湖湘文库决定出版的《郭嵩焘全集》之一部分，是郭氏一生所写如论、序、跋、传（含行状）、墓志铭、记、告文、议等各类体裁文章的汇编，一共25卷。

二、郭嵩焘善文，王先谦称“先生之文，畅敷义理，冥合矩度。

其雄直之气，追配司马迁、韩愈，殆无愧色。

”并“娄从臾付梓”，而郭嵩焘执不可，盖因其“不欲以文人自命”。

郭嵩焘虽在《湘阴县图志•艺文志》部分说自己已有《养知书屋诗文集》12卷，但只是进行了整理，并未出版。

郭氏殁后次年（1892），受托为其整理文稿的王先谦即编印了《养知书屋遗集》，这其中就有《养知书屋文集》28卷，与郭氏本人所述卷数出入较大，似应为编排方法不同所致。

1984年，岳麓书社将《养知书屋遗集》中的文集和诗集合编为一册，名曰《郭嵩焘诗文集》，重新排印出版。

三、王先谦所编《养知书屋遗集》中的郭氏文集，其中有五卷是书信，于体例似有不妥；杨坚先生点校并由岳麓书社出版的《郭嵩焘诗文集》，与《郭嵩焘全集》所定体例不合。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将郭嵩焘的文集单独编辑成册，诗、书信亦分别独立成册。

四、此次整理出版的《郭嵩焘文集》，以《养知书屋文集》为底本，并广为辑佚。

辑佚的具体情况如下：从《陈宝箴集》（下）中辑佚了郭氏评语16则，从《棠坡朱氏家谱》中辑录了1件，从《毛尚书奏稿》中辑录了1件，从《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三辑录了1件，从《郭嵩焘先生年谱》中辑录了5件，从《随使英俄记》中辑录了5件，从《台湾杂记》中辑录了1件，从《汀龙黄氏四修族谱》中辑录了1件，从《清左文襄公宗棠年谱》中辑录了2则，从《旧墨二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辑录了1件，从《近代名人墨迹》中辑录了1件，从湖南省图书馆获得郭氏未刊手稿3件，从长沙市博物馆获得郭氏书法作品2件。

除以上散见之件之外，还从《郭氏佚书六种》中辑录了4件，另将单行的《玉池老人自叙》1卷也一并收入本集。

五、《养知书屋文集》系按体裁分卷编次，兹一仍其旧。

因其中的书信5卷（其卷次为9－13）已抽出，后面的卷次依次递补。

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作者：王仕琪来源：《闽南风》2010年第05期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

道光年间进士。

1853年随曾国藩办团练,参与镇压太平地天国革命。

1859年曾去津助僧格林沁抗击英法侵略军。

1863年署广东巡抚,1875年命在总理衙门上行走,署兵部左侍郎。

1877年起,任清政府驻英法公使。

1878年8月被清政府召回,从此闲居,1891年病逝。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

中国首次对外派遣常驻公使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今人看来这是最正常、平常的一件事,可能认为与《烟台条约》中赔款、通商等项相比,不值一提。

但在当年,这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是有“天翻地覆”之感的大事。

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互派大使,这是近代国际交往的惯例和常礼。

但中国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从无派大使到“属藩”之说。

而近代以来中国屡遭西方列强侵略,一方面感到与“蛮夷之邦”的“洋人”打交道有失身份,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屈从列强的压力和蛮横要求。

这种对“洋人”既鄙视又恐惧的心理与坚持传统礼仪、中外从不互派大使的观念紧紧纠结一起,更不愿派遣驻外大使。

互派大使,意味着承认“天朝上国”的崩溃。

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争论最大、咸丰皇帝和王公大臣最为痛心疾首的一条即外国公使驻京。

1858年中英天津谈判时,中方代表曾表示皇帝宁可一战也绝不让步。

但在英国代表与其将来北京挤满了外国军队、不如现在就痛快答应的武力威胁下,咸丰皇帝最终勉强同意,批准了《天津条约》。

同意外国公使驻京的消息传来,清廷大员一片怒斥,认为撼动国体,“从来外夷臣服中国”,来华朝贡均不许久留,允许外国公使驻京是“不修臣节”。

咸丰皇帝则又强调外国公使驻京是只准暂住,而且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如果英、法两国以条约为依据一定坚持其公使常驻北京,则他们“必须更易中国衣冠”;同时又要中方谈判代表改订部分条款。

简析郭嵩焘外交思想的三个显著特点张丽【摘要】郭嵩焘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他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在外交实践过程中,形成了抛弃"夷夏",弱不蛮战;因时度势,主和避战;以礼相待、以理制胜等三个外交思想特点.【期刊名称】《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0(000)009【总页数】3页(P150-151,154)【关键词】郭嵩焘;外交思想;特点【作者】张丽【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63700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52郭嵩焘是晚清第一个正式领衔出使西方、真正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他是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家、中国职业外交家的先驱。

作为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郭嵩焘既不囿于“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将西方各国视为夷狄并拒于国门之外，也不为求苟安一时而一味纵容西方列强的贪婪之心，而是提出了“查理、势、而求应付、了事之方”［1］208等理智的外交方针，并在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以下三个显著的外交思想特点：中国自古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郭嵩焘看到了晚清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最大障碍就是传统的“夷夏”观念，要想改变晚清中西对垒中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必须摒弃传统的“夷夏”观念，与西方国家进行平等的交往。

郭嵩焘通过认真考察后指出，英、法等西方列强与历史上的匈奴、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它们“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2］365因此，那些仍视西方各国为“夷狄”的观点是十分荒唐而愚昧的。

他说：“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

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2］43郭嵩焘敢于正视中国已落后于西方的客观事实，认为中国不仅在船炮机械等器物层面上落后于西方，而且在政治制度、政教风俗等制度层面、思想层面上也比西方落后。

郭嵩焘晚辈、族人评述郭嵩焘为甘为爝火者歌郭道晖只能发出一丝儿火光，给在黑暗中踌躇不前的人以微弱的照明，希望人们能借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而不至于被黑暗吞灭，是为爝火(微小的火光)。

有这种精神的人谓之甘为爝火者。

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就是以这种精神自勉的。

容闳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那个时代，真有那么一支爝火，开始只是半明半暗地燃着，慢慢地就烧大了，照红了一个角落，照红了一个地区，甚至照红了整个国家和东方大地，然后被一阵狂风暴雨给熄灭了，熄灭得连一点灰烬都没有留下。

一场悲剧在号称五千年文明古国的大地上紧锣密鼓地上演，四万万(当时的中国人口)炎黄子孙中哪些人是演员，哪些人是观众，历史一直没有说清楚。

演员中谁戴的红色面具，谁戴的白色面具也始终弄不明白。

这个甘为爝火者的人就是晚清时代的一位翰林，中国的第一任驻英法大使(公使)郭嵩焘。

他有着一个会想事的头脑，从步入青年的时代起，就养成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哲学思维。

但他也曾是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能从四书五经里面蜕变出来，为科举也曾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子怎么曰，他也怎么曰：经怎么云，他也怎么云，不敢越雷池半步。

他一生当中决定性的变化都发生在他的中晚年。

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毕竟是个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动荡时代。

闭着的关，锁着的国都不复闭的那么严，锁的那么死，新的思潮象风一样从外面的隙缝中往里面渗透。

只要你的脑筋不是那么死顽固，总会被某种思潮所浸染。

当列强蜂起，中国累受欺凌，连年战祸，国势日颓之际，图强之道成了最为迫切的话题时，郭嵩焘开始重新认识是与非，把自己平素最关心的一些国家大事翻过来、覆过去地加以思考。

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他看来，这闭关锁国并没有起到保护好国家和人民的作用，相反，就象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一样，在路旁睡得太悠闲自在了点，让那慢慢爬的乌龟奋迅着由四只短脚趾变化而成的四条能快速飞奔的长腿跑上前去了。

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发现这一局面，更是五内俱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