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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1. 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达到一定收入水平后，其收入增长放缓且难以突破困境的现象。
通常，这种困境会导致国家在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无法跨越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2.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1) 技术进步缓慢：中等收入国家通常在技术创新和发展上缺乏动力，无法保持高速增长。
2) 结构性问题：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可能出现问题，过度依赖传统产业，难以转型升级。
3) 人力资本不足：国家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低下，造成生产率低下，难以吸引高端产业投资。
3. 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
1) 社会不稳定：经济停滞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容易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
2) 经济增长乏力：中等收入陷阱会导致国家整体经济增速放缓，陷入长期低增长状态。
3) 影响人民生活水平：国家经济停滞会导致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4. 中等收入国家的突破之路
1) 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中等收入国家应该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投入，推动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2) 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附加值产业，
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3) 加强教育和人力资本建设：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人民的素质和
技能水平，提高整体生产力。
5. 结语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只要国家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积
极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等收入国家仍有希望摆脱陷阱，实现
经济跨越式增长。
希望各国能够在发展道路上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大陷阱
现代化过程中的“三大陷阱”：“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
塔西佗陷阱：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最初来自塔西佗所著的《塔西佗历史》。
后被引申为一种社会现象，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
中等收入陷阱：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奉行GDP增长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道德沦丧、法治崩溃、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垄断国家资源、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
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此说法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伯罗奔尼撒战争得出的结论，雅典的崛起给斯巴达带来恐惧，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
格雷厄姆·艾利森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一个新兴大国必然会挑战守成大国的地位，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采取措施进行遏制和打压，两者的冲突甚至战争在所难免。
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是许多人都希望实现的目标。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减缓，导致人均收入增长缓慢的状态。
此时，人们的生活水平无法得到实质性提升，很难跨越到高收入阶层。
以下是一些方法，帮助你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1. 提高教育水平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教育水平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拥有更多的技能和知识，有更多的机会得到高薪工作。
另外，高等教育也可以帮助人们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人脉，有利于职业发展和提升收入水平。
2.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同时，科技创新也可以改善生产方式和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利润，从而提高员工的薪资水平。
3. 拓宽视野拓宽视野可以让人们更好地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抓住机遇。
可以通过学习外语、了解国际市场和行业发展趋势等方式拓宽视野。
这样可以更好地把握商业机会，提高自身的职业竞争力。
4. 个人发展规划制定个人发展规划可以帮助个人更好地规划职业发展，从而实现收入的提高。
规划包括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设定目标和计划，了解自己所处的行业和市场环境等。
5. 创业创业是提高收入的一种重要途径。
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业技能，创办自己的企业或参与风险投资。
创业可以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潜在收益，但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6. 学习理财知识理财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实现财富增值。
可以学习投资、理财规划、税收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和实现财务自由。
7. 稳定就业稳定的就业可以保证收入的稳定。
可以选择稳定的行业和企业，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和绩效，争取更好的薪资待遇。
同时，也要保持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良好的职业操守，获得更多的职业机会和发展空间。
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抓住机遇，不断拓展视野和发展空间。
只有在不断努力和积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财务自由和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中等收入陷阱有关争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启示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甚至停滞的情况。
在这个阶段，国家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例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创新能力不足、技术进步缓慢等。
中等收入陷阱的争论主要是关于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问题，以及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提醒我们要注重结构调整和提升创新能力。
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必须从以低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模式转向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模式。
这意味着要加大对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升企业的技术水平。
要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只有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和进行结构调整，中国经济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也提醒我们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提升。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中国而言更是如此。
目前中国的整体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还比较低，需要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人民的素质和技能水平。
只有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也提醒我们要注重保护环境和推动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必须加大对环境保护的力度，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经济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国必须注重结构调整和提升创新能力，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保护环境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才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也提醒我们要警惕国家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及时进行调整和改革，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PPT11.经济学中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实际是上一种均衡状态，即在一个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发挥作用之后，由于这个因素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持续性，其他制约因素又会将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来的水平上。
2.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在于贫困国家通过资本积累摆脱’贫困陷阱’,即以一个临界点水平的积累率作为经济起飞的前提。
比如：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迅速的资本积累，或者说如何把储蓄率和投资率从百分之4至百分之5或更低的水平，提高到百分之12至百分之15甚至更高的水平。
3.但是南美的一些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巴西就是一个个例子，一个国家即使跨越了低收入水平阶段，仍有可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滞不前，甚至使人均收入下降。
他们的经济从战后50年代开始起飞，70年代就已达到中等收入，然而一直停滞不前，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究其原因，可能是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迈进中起作用的因素，到中等收入阶段就不够了。
比如说，收入分配的恶化如果达到伤害经济激励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就会产生一系类阻力，阻碍经济发展，是人均收入水平不能继续提高。
3.中国已经处于典型的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意味着我们即面临前所未有的向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跃升的机遇，也面临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PPT2转型失败论1.2005年国家统计局首次为“中产”划下了这样一条数字化的底线：家庭年薪6万至50万元。
但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我国的社会整体类似于“洋葱头形”——那就是底层仍然很大，中间阶层成长不良。
这很大程度上导致消费不足，要缩小收入差距,使中产阶层增加。
2.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从国际环境看，尽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深度冲击，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各种全球性问题更加突出，但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化，我国同各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的关系持续平稳发展，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学中，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遇到的一种现象。
这些国家在初期阶段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增长，但随后却陷入了一个无法突破的收入水平瓶颈，导致经济增速停滞不前或者放缓。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1. 技术升级困难。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制造业和农业。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产业的竞争力逐渐下降，而转型升级到更具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又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
2. 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通常伴随着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不足的问题。
教育水平低下导致人力资源缺乏创新能力和知识更新，难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
3. 经济结构调整的难题。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时，经济结构往往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缺乏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部门。
4. 政策制定的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也可能是由政府所执行的不当政策引起的。
政府制定的政策偏向于保护既得利益和传统产业，没有为新兴产业提供足够的支持和鼓励。
二、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1. 促进创新与技术进步。
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
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科研投入，鼓励创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和人才，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2. 加大教育投入。
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以适应现代经济的需求。
3. 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中国家应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向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的转型，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韧性。
4. 政策制定的智慧和务实。
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避免推行保守主义和过度干预的做法，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开放的态度，为新兴产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创新支持。
三、成功典范：新加坡新加坡被认为是成功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
他们通过积极发展教育、鼓励科技创新和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等多方面的努力，成功转型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的名词解释嘿，你知道啥是中等收入陷阱不？咱就说啊，这中等收入陷阱就好比是一个人在爬山，爬到半山腰的时候，突然发现前面的路变得特别难走了！（就像你爬山时遇到陡峭的崖壁一样。
）中等收入陷阱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就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就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拖住了脚步似的，很难再继续向前迈进，进入高收入阶段。
你想想看，本来发展得好好的，突然就感觉使不上劲了，这多让人着急啊！（这不就跟你跑步，跑着跑着突然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了似的。
）很多国家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比如说，以前发展得挺快的，人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不少，可到了这个阶段，各种问题就都冒出来了。
像产业升级困难啦，科技创新跟不上啦，贫富差距加大啦等等。
（这就好比一辆车，开着开着零件出问题了，速度就慢下来了。
）咱举个例子哈，有个国家一开始经济增长特别快，大家都挺高兴，觉得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可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后，发现以前靠的那些产业不行了，新的产业又没发展起来，结果经济增长就停滞了。
这多郁闷啊！（就像你满心欢喜地期待一件事，结果却落空了一样。
）那怎么才能避免掉进这个陷阱里呢？这可得好好想想办法。
首先呢，得重视教育和科技投入，培养更多的人才，推动创新。
然后呢，要优化经济结构，不能光靠那几个老产业。
还有啊，社会制度也得跟上，要让大家都能公平地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我觉得吧，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认识到它的存在，积极采取措施，就一定能跨过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就像我们面对困难，只要勇敢去面对，就一定能战胜它！）。
中等收入陷阱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中等收入阶层。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这部分人群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将就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原因以及应对策略进行探讨。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中等收入人群，因为收入水平停滞不前或上升缓慢，导致他们无法跃升至高收入阶层。
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表现为个人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体现了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1.技能和教育匹配不足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技能和教育水平与经济需求的不匹配。
很多中等收入者所从事的职业或行业往往面临技术更新换代的压力，而他们的技能或知识水平却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
2.创新和创业环境不成熟在中等收入陷阱中，创新和创业能力的欠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等收入者缺乏创新精神和风险承担能力，无法积极进取，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收入分配不平等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密切相关。
在一些国家或地区，中等收入者虽然相对较高，但富豪阶层的财富增长速度更快，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的经济上升受到阻碍。
三、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策略1.优化教育体系为了解决技能和教育不匹配的问题，应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提升中等收入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
同时，要加强对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培养，培养更多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的中等收入者。
2.营造创新创业环境为了激发中等收入者的创新创业热情，政府应当加大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和政策支持。
此外，还可以鼓励大公司与创新企业合作，促进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打破中等收入者创新创业的壁垒。
3.促进收入公平分配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应通过税收制度和财产权等手段来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中等收入者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水平，使其具备更好的社会保障感。
四、实施中等收入陷阱的客观条件在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及其跨越之道田国强 陈旭东∗内容提要：“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探讨“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及其跨越之道。
本文的研究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本质是制度转型困境，其根本原因是没有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使之政府失效、市场失灵、社会失范的同时存在和相互牵绊，以致滞留在转型途中，不能完成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变的进程。
进而，文章给出了避免及跨越“陷阱”的治理之道在于国家公共治理模式重构，即通过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来实现从发展型的全能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的有限政府的转型，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转型，建立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国家公共治理模式。
关 键 词：中等收入陷阱 制度转型 国家公共治理模式一、引 言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从全球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人均GDP也达到世界银行所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恰此当口，由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新一轮世界经济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开来并逐步影响到中国，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也经历了一次大调整1，使得经济体质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伴随着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震荡调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国际间贸易竞争、货币竞争性贬值等也愈加激烈，中国长期受益其中的全球化红利受到极大压制。
当然，更加严峻的还是中国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一些深层次挑战，包括增长动力衰减、经济结构扭曲、公共服务缺位、收入差距拉大、社会流动弱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趋紧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因素都使得“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在中国凸显。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概念和现象，是由世界银行的专家学者（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2007）基于一个长的历史视角从众多国家的经济社会转型实际中整理概括出来的，最主要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其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使之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上限，导致一直滞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线上，并伴随着一些其他特征，如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国内外学术界（厉以宁，2012；蔡昉，2011；Harpaul Alberto Kohli and Natasha Mukherjee，2011；Kenichi Ohno，2009）从不同的视角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了探讨，达成了一些共识，但同时也有许多分歧。
有人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也有人认为是经济发展的问题。
当然，还有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不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它仅是人们对“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刘福垣，2011）。
虽然“中等收入陷阱”不一定成其为一种经济规律，但是只要这种现象普遍到在统计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我们认为就不能忽视它。
对中国而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既非必然如此，也非绝无可能。
为了避免陷入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首先必须认清“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什么？如果仔细考察那些曾经和依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以发现“中等收入陷阱”往往∗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gtian@；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邮箱：chen.xudong@。
本研究得到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项目及上海市社科规划项目“和谐社会构建、现代市场制度完善与政府治理模式创新”（项目号：2011BJL002）资助。
1关于2008年宏观经济治理的讨论，详见田国强、黄晓东：《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2008年度政策建议书。
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而不是某个单方面的原因，很多学者分别从社会建设滞后，经济转型失败，社会流动性不足，发展模式缺陷，过多社会福利，消费不足等角度进行了论证，但对“中等收入陷阱”本质的探讨似乎没有。
到底哪些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因素？如何总体把握？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只有追溯到问题的根源所在，才能避免并给出有效的治理和跨越之道。
本文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归根到底是两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是既有经济发展方式遇到瓶颈（马克，2010；刘伟，2011），不足以支撑经济实现从早先的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新跨越，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又被归结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问题上来（蔡昉，2008；马晓河，2010；周学，2012）；二是深层次制度转型遇到障碍，使之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界定不合理、不清晰，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田国强，2012a），从而大大加大了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
二者中前者是直接导因，后者则是更为根本的。
本文即主要从制度转型层面来深度解析“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继而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这样一个更加宏观和综合的国家公共治理层面来探讨中国如何避免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应对之策。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内在本质一国的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1到中等收入阶段所遇到的挑战，与从中等收入阶段到高收入阶段所遇到的挑战是有所不同的。
许多在早先阶段能够有效应对和解决发展挑战的制度安排往往只是过渡性制度安排，不一定是持续有效的，也就是至多是短期、局部的次优，而不是长期、全局的最优。
衡量一个政策的有效性或制度安排优劣有两个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分别是信息有效性和激励相容性，即个体信息是否容易对称使之其实现某个社会目标的运行成本不大，具有可操作性，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是否相一致，使之产生内在动力机制让其政策或制度安排落地，从而具有可执行性2。
随着内外部经济环境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一些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制度安排的效率可能会出现衰减，信息低效、无效及激励不相容的现象频现，从而退化为无效制度安排乃至负效制度安排。
这样，如果不能适时适度地进行制度转型，反而将一些临时性、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定型化和终极化，就会使得制度供求处于一个非均衡状态，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挑战、新问题、新矛盾，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从而会受到严重制约。
这也是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中所聚焦的一个问题。
雅诺什·科尔奈（Kornai,1992）认为，人类社会有若干规制经济行为的基本协调机制，其中最基本的三种分别是作为强制性官僚协调机制的政府，作为自利性交易关系总和的市场，以及自愿互惠的联合性协调机制或公民社会。
政府、市场和社会，这三者正好对应的是一个经济体中的治理（Governance）、激励（Incentive）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等三大基本要素。
法规治理是强制性的，是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和管理规则。
是否制定这样的法则和规制，其基本标准就看是否容易界定或判断清楚（信息透明和对称与否），了解信息及监督和执法成本是否太大。
如果一个法规的监督成本太大，这样的法规就不具有可行性。
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都需要制定规制，从而需要一个监督执行规则的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便是政府。
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
由于政府也是经济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具有巨大的外部性，这就要求对政府的行为应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并且这些程序和规则的制定应该是宜细不宜粗，越明确越好。
对经济人和市场的规制则相反，这主要是由于常态情况下的个体自利性以及经济信息极度分散而不容易对称，所以采用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是必然的，它是适用范围最大的一种制度安排，政府规制宜粗不宜细，尽量少干预，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和政策空间。
此二种正式制度安排相互交叠、长期积淀，会对规范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形成一种导向和型塑，增强社会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大节约交易成本。
因此，在政府、市场和社会这样一个三维框架中，政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一个可设计和控制的变量，有着极强的正负外部性，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既可以让市场有效，成为促1低收入阶段的挑战一般是“贫困陷阱”，主要是指长期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或低水平均衡而跳不出来，有些经济体甚至连要素驱动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需要靠自由化、市场化来解决。
2在经济学文献中，一般用“实现”（“realization”）和“执行”(“implementation”)来分别表示一个经济机制在达到某个社会目标时的信息和激励因素。
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让社会和谐，实现科学、可持续的发展，也可以让市场无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导致社会矛盾重重。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等收入陷阱”其所表现出来的诸多负面特征只是一种表象或结果，其内在本质和根由是陷入了制度转型困境，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的角色和治理边界发生过位、缺位或错位。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曾经面临以及当前中国所潜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制度转型的困境，一旦陷入这一桎梏的束缚而无法挣脱，会导致政府-市场-社会这样一个国家公共治理的三维结构难以得到有效耦合和整合，从而会形成以下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负面表现：一是政府失效。
主要是政府对于经济社会转型缺乏必要的驾御能力和充分的治理能力，自身脚色的定位不合理，使之不仅不能提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所必要的充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弥补市场失灵，造成角色缺位。
另外一方面，由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过位，过度地参与或干预了经济活动，由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动力，导致了部门或私人利益压倒公共利益，使之政府作为维护者的角色错位而引致了大量的设租、寻租和腐败现象，使得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极大减损。
其中，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所谓“政府俘获（State Capture）”现象，它是指经济主体通过向政府官员进行私人利益输送来影响法律、规则和规制的选定，使得该主体可以不经由市场环境下的自由竞争就将自身的相关偏好转化成整个市场经济博弈规则的基础，形成大量的能够为特定个体产生高度垄断利益的政策安排（Hellman, J., 2002），失去了法规治理应有的中立性和公正性，而其背后则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政府公信力下降以及经济活动中的激励扭曲作为代价的，使得与政府相捆缚的利益集团的力量越来越大，公共选择中的局部有效率而整体无效率的均衡得以长期延续，社会福利由此受到极大的缺损。
二是市场失灵。
一般意义上的市场失灵，主要是指经济中存在着垄断、外部性、公共产品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低效或失效，这就需要政府的矫正和补位，单独或与市场一道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