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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市场和社会是一个国家健康发展的三大支柱。
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三方共治，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尤为关键，政府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同时也要与市场和社会密切合作，实现良好的互补和互动，为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首先我们来看政府在三方共治中的作用。
政府是国家的管理者和治理者，其职责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包括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等。
在经济领域，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强市场监管和规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防止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在社会领域，政府应该加强社会管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公平公正，保障社会稳定和人民福祉。
在环境领域，政府应该加强环境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维护生态平衡。
政府在市场和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整个社会运行的“调控者”和“保障者”。
我们来看市场在三方共治中的作用。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重要机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应该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分配。
市场应该加强自我管理和自我调控，防止市场过度波动和市场失灵，保持市场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在市场领域，市场主体应该加强诚信经营和自律管理，遵守市场规范和行为准则，促进市场秩序的健康和稳定。
市场在经济和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资源配置的“调节者”和“推动者”。
我们来看社会在三方共治中的作用。
社会是人类生活和活动的重要领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和动力。
在社会领域，社会应该加强自我管理和自我调控，提高公民素质和社会文明，促进社会秩序的和谐和稳定。
社会应该加强公益事业和社会公益服务，加强社会援助和社会救助，关心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福利。
解决民生问题的创新合作模式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在解决民生问题方面，单一的政府力量已经显得不足，需要更多的合力和创新模式来应对。
本文将探讨一些创新的合作模式，旨在解决民生问题，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一、政府与企业合作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一种创新模式。
通过政府的推动和资源整合，企业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为社会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
例如，在教育领域，政府可以与企业合作，共同建设学校，改善教育设施和教学质量。
在卫生健康领域，政府可以与医疗机构合作，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
这种合作模式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民众的需求。
二、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是另一种解决民生问题的创新模式。
非营利组织在慈善公益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社会信誉，政府可以通过与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共同推进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例如，在扶贫领域，政府可以与慈善机构合作，共同制定扶贫政策，并加强对贫困地区的帮助和支持。
在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可以与环保组织合作，共同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
三、政府与社区居民合作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合作也是一种创新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模式。
政府可以通过与社区居民的合作，更好地了解民生问题，提供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例如，在城市规划领域，政府可以组织社区居民参与规划讨论，倾听民声，制定更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
在社区治理领域，政府可以与居民委员会合作，共同管理社区事务，改善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
四、政府与人工智能合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政府可以与人工智能合作，提供更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例如，在交通管理领域，政府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优化交通流量，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在医疗健康领域，政府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精准的医疗诊断和治疗方案，改善医疗服务水平。
这种创新合作模式可以提高公共服务效率，降低成本，为人民提供更便捷和高质量的服务。
总之，解决民生问题需要政府与各方面的合作和创新。
三方协同共治机制三方协同共治机制（Tripartite Coordinated Governance Mechanism）是指在解决其中一问题或推动其中一事务时，由三方共同参与和合作，在协调、决策和执行方面形成一体化的工作模式。
三方协同共治机制包括三个主要参与主体，即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具有法律、政策制定和监管等职能；企业作为经济主体，具有资源、技术和市场等优势；社会组织作为公民自愿组织，具有社会动员和公共参与能力。
通过三方协同共治机制，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过程，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权利共享的效果。
1.目标明确：三方协同共治机制需要明确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各方要共同确定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达到的效果。
只有明确的目标才能确定合理的具体工作流程和分工。
2.参与平等：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尊重、平等对话。
没有任何一方能够主导和占据绝对的话语权，各方应该在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决策。
3.信息共享：各方应该建立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及时交流问题、意见和建议。
只有信息充分共享，各方才能全面了解问题的全貌和各自的利益关系，从而做出更加科学和有效的决策。
4.分工合作：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各方应该明确分工并建立有效的合作模式。
政府要制定政策和规范，提供资源支持；企业要发挥技术和市场优势，提供解决方案；社会组织要动员和组织公民参与，推动合理化建议和意见被充分考虑。
5.监督与问责：三方协同共治机制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确保工作的公正和透明。
各方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并接受公众和利益相关方的监督。
三方协同共治机制的实施可以在许多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如环境保护、社会和谐、灾害应对等。
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企业可以提供环保技术和设备，社会组织可以动员并监督公众参与环保活动，从而实现环境保护目标。
社会实践中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们在校园生活之外，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增长见识，提高能力的一种方式。
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社会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
首先，政府与社会组织可以共同策划和组织社会实践活动。
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对社会实践活动有着丰富的资源和经验。
社会组织则具有灵活性和创新性，能够更好地满足大学生的需求。
因此，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制定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内容和安排，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
比如，政府可以提供场地、资金和人力资源，社会组织可以提供专业指导和实践机会，双方共同制定实践计划，确保活动的质量和效果。
其次，政府与社会组织可以共同提供学生实践的机会。
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在各自领域内有着丰富的资源和项目，可以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机会。
政府部门可以组织学生参与社区建设、环保活动等，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社会问题和解决方法。
社会组织可以提供志愿者活动、公益项目等，让学生参与其中，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团队合作能力。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实践平台，让他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成长。
再次，政府与社会组织可以共同评估和推广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
社会实践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政府与社会组织可以共同制定评估标准，对学生的实践成果进行评估和认可。
政府可以提供相关证书和奖励，社会组织可以提供实践经验和推荐信。
这样一来，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动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同时，政府与社会组织还可以共同推广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通过媒体宣传和展览活动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可社会实践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政府与社会组织可以共同探讨社会实践活动的改进和创新。
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
政府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定期的座谈会和研讨会等形式，交流经验、分享成果，共同探讨如何改进和创新社会实践活动。
如何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利共赢《如何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利共赢》在当今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愈发紧密，双方的协同发展对于解决社会问题、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及促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要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利共赢并非易事，需要双方在理念、机制、资源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创新。
首先，明确双方的角色定位是推动互利共赢的基础。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承担着制定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秩序等重要职责。
社会组织则具有灵活性、专业性和贴近基层的特点，能够及时了解和反映民众的需求，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
政府应当认识到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合作伙伴，而非单纯的被管理对象。
社会组织也应明确自身的定位，在法律和政策的框架内，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协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是关键一环。
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对于双方的合作至关重要。
政府应主动搭建与社会组织沟通的平台，定期召开座谈会、交流会，听取社会组织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让社会组织能够及时了解政府的政策动态和工作重点。
社会组织也应积极向政府反馈工作进展和遇到的问题，形成双向互动的良好局面。
在资源整合方面，政府和社会组织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
政府拥有丰富的政策资源、财政资源和公共设施资源，社会组织则在人力资源、专业技术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具有优势。
通过合作，政府可以将部分公共服务项目委托给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来实施，既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量，又减轻了政府的负担。
社会组织则可以借助政府的资源支持，更好地开展工作，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
例如，在教育领域，政府可以提供资金和场地，社会组织则可以引入优质的教育师资和课程资源，共同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
政策支持是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利共赢的重要保障。
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比如，简化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程序，降低准入门槛；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财政扶持力度，通过购买服务、项目资助等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活动；建立社会组织的评估机制，对表现优秀的社会组织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
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是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各方在不同领域和层面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共同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政府作为治理体系的主体，其作用是引导和规范市场行为，保障公共利益，推动社会发展，为市场和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与保障。
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对于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市场的有效竞争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和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条件。
市场的主体是企业和消费者，企业通过市场获取资源、进行生产和销售，实现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则通过市场购买商品和服务，满足自己的需求。
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需要政府引导市场发展，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强市场监管，遏制市场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推动形成健康的市场环境。
社会是资源配置的参与者，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基础。
社会组织包括民间团体、非营利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等，是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
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需要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展，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参与、民主决策和社会公正。
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对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政府引导市场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监管，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遏制垄断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推动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政府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分配，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解决民生问题，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有利于推动经济创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如何加强城市管理执法与社会组织的合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管理执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加强城市管理执法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变得至关重要。
本文将探讨如何加强城市管理执法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以应对现代城市管理的需求。
一、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需要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道。
双方应加强信息互通，确保及时、准确地传递相关信息。
建立合作联络机制，例如定期召开会议、组织交流活动等，以便双方能够直接面对面地交流意见，解决问题。
二、明确合作目标和职责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与社会组织应明确合作的具体目标和各自的职责。
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作协议或合作框架，明确合作任务及实施计划。
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可以通过授权、委托等形式，将一些特定的管理职责委托给社会组织，使其参与到城市管理执法的过程中来，共同推进城市管理的现代化。
三、加强人员培训和能力建设为了实现城市管理执法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双方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因此，培训和能力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可组织专门的培训班，邀请社会组织的代表参加，向其传授相关法律法规的知识和执法技能。
同时，社会组织也可以分享自身在城市管理方面的经验和理念，促进双方的共同学习和提升。
四、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管理为了加强城市管理执法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城市管理部门应该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
可以通过一些政策和经济手段，激励社会组织发挥自身的优势和作用。
例如，可以为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政策扶持和公共资源倾斜等，以便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城市管理执法中的作用。
五、建立监督机制和评估体系为了保证城市管理执法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正常运行，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和评估体系。
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应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和指导，确保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工作。
同时，还应对合作效果进行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以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与共建近年来，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与共建在我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支持。
这种合作模式的出现，旨在通过政府的资源和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实现互补，促进公共事务的高效运作，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
这种合作模式的形成离不开两者之间的紧密协作与相互支持。
首先，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能够充分发挥政府的资源优势。
作为管理者和决策者，政府拥有雄厚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然而，面临的问题也日益复杂多样，单靠政府的力量难以做到全面覆盖。
而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力量，具备更加专业的运营和管理能力，能够协助政府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如教育领域，政府与非营利教育机构的合作，使得政府能够更好地调配资源，提高教育水平。
此外，在社会服务领域，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合作可以将资源对接更加精准，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因此，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能够发挥政府的优势资源，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
其次，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能够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
社会组织具备一定的特殊优势，能够提供更加专业和细化的服务。
以环保领域为例，政府在环保管理上的能力不可否认，但社会组织在环保公益活动中的发挥同样不容忽视。
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下，政府可以借助社会组织的专业力量，加强环境监测、提供环保法规咨询和宣传普及等工作，从而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此外，社会组织还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为政府提供专业建议和经验，帮助政府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再次，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能够促进公共治理的创新。
在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中，政府往往面临信息不对称和决策落地难的问题。
而社会组织作为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渠道，能够更好地反映和反馈社会需求，提供公共决策所需的参考意见。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可以促进双方的互动与沟通，使得决策更加民主和科学，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同时，社会组织的参与也能够增加社会监督的力量，防止政府滥用职权和出现机构腐败。
因此，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能够促进公共治理的创新和社会发展的长久可持续性。
如何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创新在当今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合作对于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推动社会发展和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政府拥有强大的资源调配能力和政策制定权，而社会组织则具有灵活性、专业性和贴近基层的优势。
如何促进两者之间的协同创新，实现优势互补，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是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的基础。
目前，在一些情况下，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双方难以充分了解彼此的需求和资源。
因此，需要搭建常态化的沟通平台，例如定期召开座谈会、建立信息共享数据库等。
通过这些方式，政府可以及时向社会组织传递政策导向和工作重点，社会组织也能够向政府反映其在服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及民众的实际需求。
同时，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专门的沟通应用程序或在线平台，方便双方随时随地进行交流。
其次，明确双方的角色定位和职责分工是协同创新的关键。
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宏观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框架，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资源支持。
社会组织则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灵活性，积极参与到社会服务和公共事务中来。
例如，在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可以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排放标准，提供资金支持和监管保障；而环保社会组织则可以开展环保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志愿者进行环境监测和保护工作，提供专业的技术咨询和解决方案。
只有明确了各自的角色和职责，才能避免职能重叠和工作冲突，实现协同效应的最大化。
再者，加强人才交流与培养也是推动协同创新的重要环节。
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可以通过人员挂职、借调等方式，促进人才的流动和交流。
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到社会组织中了解基层实际情况，学习其先进的工作理念和方法；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到政府部门参与相关工作，熟悉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流程。
此外，还可以共同开展培训活动，提升双方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
比如，举办社会治理创新培训班，邀请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负责人共同授课，分享经验和见解，培养一批既懂政策又懂实践的复合型人才。
善治之道：政府怎样与第三方组织合作作者：陈天祥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17期【作者简介】陈天祥，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公共管理学系主任。
研究方向：政府改革、基层治理、人力资源管理。
主要著作：《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政府、产权、市场三维互动的透视》、《新公共管理——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践》、《社会建设与政府绩效评估研究》等。
摘要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失灵”决定了第三方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但同时也存在“非营利失灵”的可能，因此，需要建立政府与第三方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主要形式有合同承包、政府补贴和凭单。
目前，我国第三方组织及其与政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色彩严重、组织发育不良、社会信誉程度低、承接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职能少。
政府必须在与第三方的合作关系中承担起培育与支持责任、监管责任和参与责任，而第三方则必须立足于草根，提高组织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赢得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和信任。
关键词政府第三方伙伴关系政府与第三方合作伙伴关系的理论分析第三方又称为第三部门，从范围上讲是指不属于第一部门（政府）和第二部门（市场）的其他所有组织的集合，它以非营利为宗旨，因此，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
第三方组织依靠会员缴纳的会费、民间捐赠或政府财政拨款（或资助）等非营利收入，从事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无法或不愿意作为的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社会公众，其业务范围包括环保、医疗、教育、慈善、治安、宗教等众多领域。
从理论上说，之所以需要第三方的存在，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双失灵”的需要。
一般认为，市场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具有优势，它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市场则往往因“搭便车”问题而失灵。
这时，就需要政府这只“有形之手”来克服市场失灵，提供公共物品，因为“政府有强迫人们出资（通过税收）的权力”①，可以解决“搭便车”问题。
但很快人们便发现，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也存在失灵的情况，原因在于其远离社会底层的官僚体制对社会需求的迟钝反应，以及标准化的供给公共物品难以满足不断变化和个性化的需要而导致供应不足或浪费，同时，还因其垄断性而使资源配置没有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非营利性和自愿性特点的第三方就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填补政府不能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缝隙②。
第三方的民间性和草根性，使其更贴近服务对象，更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能够更灵活地对服务的需求作出弹性反应，满足他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③。
虽然政府是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最重要供给者，但这并不意味着由其包揽供给的全流程。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过程包括决策和生产两个不同环节。
20世纪末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公共服务的决策属于“掌舵”，而公共服务的生产属于“划桨”，两个环节是可以分开的。
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掌舵”而非“划桨”，即确定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并承担相关的成本，而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则可以借助第三方或市场（企业）来完成，从而实现政府的政策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分离。
在此基础上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
“掌舵”与“划桨”分开后，“政府基本上作为一个精明的买家来工作，以能够完成自己政策目标的方式利用各种生产厂商”。
虽然政府部门仍然可以作为服务的提供者，但它们仅仅是其中之一，必须与其他非政府组织或工商企业展开竞争。
决策者处于一个买者的位置，可以“货比三家地自由挑选最有能力和效率的服务提供者，使他们花同样的钱能够得到更大的效益，使他们充分利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使他们保持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对变化中的情况作出反应，而且有助于他们坚持要求高质量工作表现的责任制。
合同承包商知道一旦他们的质量下降就不再会要他们，而公务员则知道在他们身上不会发生那种事”④。
一部分职能由第三方和市场承担，有助于实现政府机构精简和裁减人员的目的，有利于节约政府开支；而引入竞争机制，将使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更有效率。
但是，如果政府只看到第三方提供服务的优势而没有看到其劣势，放弃了对它的支持和监管，第三方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也同样会出现失灵的情况。
萨拉蒙把它叫做“志愿失灵”⑤，其最主要的表现是慈善供给不足，一是因为“搭便车”问题使社会能够供给的公共服务少于社会最优，二是因为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三方获得的捐赠难以维持其正常的经营，⑥三是因为第三方有时可能会打着“非营利”的旗号从事营利性活动。
为了改变第三方失灵的状况，政府应注重对第三方的财政资助，并通过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向第三方捐赠，同时通过绩效评估等方法加强对第三方的监管等。
上述几点理由决定了政府必须与第三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发挥各自的优势，克服各自的劣势，形成社会多元共治的良好局面。
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形式有：合同承包。
即政府与第三方组织签订合同，由后者承包某一方面的物品和服务。
在这一合作形式中，政府是安排者，第三方是生产者或服务的提供者，由政府向它们支付费用。
可实行合同承包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包括垃圾收集、地面维护、街道清洁、城市绿化等。
它是一种常见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形式，为各国所普遍采用。
如在美国最常见的64项市政服务中，平均23%以合同方式外包给私营部门和第三方。
⑦近年来，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在市政管理和服务、弱势群体关怀等方面也开始采用合同承包的形式，借助第三方提供公共服务。
政府补助。
即政府给予生产者或服务提供者补贴。
由于一些公共服务的盈利性不高，生产者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不高，如果不给它们一定的补贴，公众很难得到满意的服务。
补助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特定物品对符合资格的消费者的价格，使消费者在市场上能够向接受了政府补助的机构购买物品。
补助的形式可以是资金，也可以是税收优惠、低息货款、贷款担保等。
在这种安排中，生产或服务的提供者是民营机构，即营利机构或非营利机构，政府和消费者都向它们支付费用。
政府补助的例子很多，如政府对一些学校的补助，对医疗设施和医疗器械行业的补助，对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的补助（使他们向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对文化、表演艺术团体和艺术家的补助等。
凭单。
它也是政府对公共服务项目所给予的一种补贴，与政府补助的不同之处是，它仅对特定消费者群体实施补贴，目的在于使他们有能够在市场上选择消费某一种服务的权利，政府向接受了凭单向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机构支付费用。
凭单的优点比补助明显，因为它把消费的选择权放在了消费者手中，从而引起生产或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有助于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美国的凭单制最具有典型意义。
美国联邦层次凭单的运用范围包括四大领域，即食品与营养、教育、医疗和住房。
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计划之一，政府没有直接提供资金去建立士兵大学，而是发放凭单，让军人选择一所自己认可的大学、学院或技校。
医疗照顾项目也是实行凭单制度的一个重要领域，医疗照顾补助的接受者可以手持政府发放的一种身份证件作凭单，在任何一个政府指定的医疗组织中得到医疗服务。
上述对政府与第三方合作伙伴关系的论述主要涉及普惠性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些特殊的公共服务，如社区公共服务（社区绿化和道路、小区共有物业的保值增值、社区公共卫生和休闲物品等）等只由某一地域范围内的人群分享、某一特定人群所需要的特殊服务。
面对这些特殊的需求，市场没有动力为之，由政府出面提供服务则会导致不公平问题，而由具有自治性的第三方组织承担供给责任则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除了普惠性和特殊性的公共服务外，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的人群之间会面临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差异化的心理期望，因而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特定的社会组织作为代言人与外部人群进行对话和交往。
一来可以充当公共权力与私人领域之间的过渡带，防止公共权力对私人领域的不当侵入，并把私人领域形成的共识传递给公共权力，改进公共决策；二来可以通过组织化的力量阻止市场的过度扩张。
事实证明，在社会治理结构中，如果政府承揽了过多的公共事务，势必会挤压社会自治的空间，使公权力过度侵害社会和公民的利益，进而使政府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人们会将各种问题的存在归因于政府，向政府发泄怨恨和愤怒，政府成为矛盾的一方，无法充当公平的“仲裁者”的角色。
近年来，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是缺乏社会自治（如缺乏村民自治，农民视村委会为“准政府”）惹的祸。
更严重的是，缺乏社会自治会使民众像一盘散沙，无法有效整合他们的利益诉求，政府无法知晓他们的真实需要，造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巨大鸿沟，进而导致治理盲点和无序，当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并发生群体性事件时，政府还不知道跟谁进行对话而无所适从，从而加大了治理的成本。
因此，政府惟有给第三方让渡出适度的治理空间，从矛盾的漩涡中摆脱出来，让社会走上自治之道，才能使自己充当社会纠纷“仲裁者”的角色，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方还是监督和制衡政府的重要力量。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是由人（公务员）组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人的各种弱点，比如逐利、谋私等，其表现形式就是寻租、权钱交易、贪污腐败、官僚主义、不讲效率。
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权力制衡和思想教育的方法进行反腐，但效果并不明显。
一是因为内部监督力量是有限的，二是因为“官官相护”的潜规则使官员彼此之间对一些或明或暗的不符合法律法规和其他制度的行为或灰色行为视而不见或暗中相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共同维护官员群体的特殊和既得利益格局。
现实呼唤来自第三方的横向监督和制衡。
第三方监督的优势来自于其活动范围的广泛性和“人多势众”。
官员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所谓“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一举一动都存在蛛丝马迹，容易被民众发觉，“群众的眼晴是雪亮的”。
在国外，很多民间组织专门从事监督政府的工作，其组织成员生活在社会的各个角度，他们经常出没于一些娱乐场所，跟踪官员的行为动向。
世界上，没有一个廉洁的政府不是监督出来的，指望政府官员的自觉是没有希望的，这是迄今为止的一个普遍规律。
近期以来，新的一届领导集体出台“八项规定”后，不少民众和媒体纷纷加入到监督的行列，很多公款吃喝和公车私用的现象被曝光，形成对“三公”的高压态势，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第三方在帮助政府监管市场方面也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市场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和掠夺性，并具有强大的威力，单凭政府的力量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而且，政府有可能被市场力量所“俘获”而放弃其监管责任，近年来我国的假冒伪劣商品泛滥、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等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这个时候，就需要第三方的力量（如民间消费者组织、环保组织等）来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防止市场对社会的过度侵害，维护社会的健康与和谐。
我国第三方组织及其与政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部分第三方组织的行政色彩严重，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于政府的、能代表社会利益而发挥作用的自治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