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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代德运与政治神话作者：梁力来源：《社会科学家》 2017年第6期梁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７１０１１９）摘要：西汉后期，社会危机加深，谶纬兴起并逐渐与作为官方显学的儒家相结合，创造出大量的政治神话以神秘化、神话化政权，企图挽救岌岌可危的汉政权，德运神话是其中的一部分。
西汉后期到东汉，火德取得了普遍认可，加之汉代有尚赤的传统，以至于后世多认为汉属火德，而忽略其水德与土德，因此汉代有关德运的政治神话也多为火德。
关键词：汉代政治思想；五德终始；德运；政治神话；中图分类号：Ｋ２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４６－0６一、汉代法定德运的衍变我们通常认为汉代的德运是“火德”，但事实上，“火德”是东汉的法定德运，而非西汉之德运。
所谓的法定德运是指“政府以法令形式明确对外颁布的德运。
”它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两个特征[１]。
德运问题与国之正统息息相关，是政权取得合法性的基础。
西汉定鼎之后，在定德运的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迟迟无有定论，甚至延续到西汉中期仍旧争执不下。
西汉以汉武帝太初二年（前１０３年）为界，共实行过两个法定德运：水德与土德。
（一）水德“五德终始”说是中国古代朝代更迭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思想理论之一，“自秦汉直至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２]。
根据这一理论，五德以“相胜”的方式进行更迭。
《吕氏春秋》卷一三《有始览》谓：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
[３]由上可知，黄帝时期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为火德，之后的朝代应当为水德，如此往复。
秦朝统一天下后，宣布法定德运为水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曰：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
汉唐德法共治的历史意义
汉唐德法共治是汉代建立后以来一直沿用到唐朝的一种以经法并重的政治运作方式。
可以说，在汉唐两朝统治近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汉唐德法共治制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汉唐德法共治制度可以有效地调动人们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它保证了统一政权的连续性，规范了国家机关的行为，使国家机关的行为能够依照宪法的规定进行，从而确保政权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而最后，它提倡遵循包容、兼容、友好等价值，以维护当时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促进中国整体文化自身传承和发展。
总之，汉唐德法共治制度对汉唐历史时期，以及中国历史发展至今的意义极为重要。
浅析汉初思想家群体德治思想归属【摘要】汉初思想家群体在总结秦灭亡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方略。
所以，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理顺，不仅有益于加深我们对汉初思想的了解，而且对于学习研究我国当今的政治政策、研究现代社会的德治与法治也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德治汉初思想家贾谊陆贾汉初时，刚刚结束一场浩劫，人民生活贫困，社会格局动荡不安，这时需要有一种政策来安抚民众，而儒家学说的仁爱方面恰好可以填补这样的空白。
在儒家思想中，每一位代表都认为民为君本，认为君主应该推行仁政，应该爱民如子，这样一种理论在当时是有很好的安抚民心的作用的。
刘邦出身草莽，他亲自见证秦的灭亡，所以他对人民的处境有深刻体会。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陆贾以秦灭、周兴等历史经验来向他说明儒学仁政的重要性时，他才会欣然接受，并摒弃了对儒生的厌恶。
儒家两位代表人物孟子、荀子都提出富民的主张，他们认为只有让人民远离疾苦，吃饱穿暖，社会才会稳定。
针对这一点，他们提出了很多具体措施，在汉初，有利于恢复经济发展。
他们都提倡轻徭薄赋，减轻人民的压力，但是并不是要求统治者一点都不收取，只是控制在人民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在汉初动荡的社会环境里这样既可以使民心向上，又可以恢复经济发展，增强国力。
另外，他们还提出了不耽误农时的主张，让人民可以安心劳作，发展农业。
儒家学说的这种爱民富民的说法，直接带来的结果就是农业发展、国库充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
所以说，汉初思想家群体提出以德治国，休养生息，将儒家的德治经济理论应用到实践中，是有绝对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
曾经不可一世的秦王朝，经历了两代后被“瓮牖绳枢”的陈胜、吴广起义而很快被推翻。
这一事实使西汉初年的思想家们受到极大的震动，因此他们对早期儒家所持的“民本”观也就有了更切实的感受。
这在思想理论的构建上的表现，就是反复强调在统治中以民为本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贾谊在《新书·大政》篇中明确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是中华民族真正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朝代。
汉代之所以能够维持自身的统治数百年之久，与统治者开明的治国思想分不开。
汉代从头到尾始终贯穿着重德轻刑的治国方针。
本文就是要对汉代的德主刑辅制度作一番探讨。
一、德主刑辅法律思想产生及确立汉代的治国思想与秦朝截然不同，秦朝采用了法家的思想，以峻法来治天下，据史书记载，秦朝统治者“收泰斗之赋”，“士民不附，卒录之徒，还为敌仇”。
这样的治国方针导致秦王朝后期人民怨声载道，尽管秦朝统一了中国，还是很快在农民起义的汛潮中崩溃。
而汉代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连年战乱，生产遭受破坏，经济调敝，天下饥谨。
不仅人民无以为生，四处流亡而且朝迁也是府库空虚，财源枯竭；以至“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面对着这种严峻的形势，新的统治者鉴于赢秦败亡的教训，意识到继续实行秦王朝的那种暴政，自己势必也会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为了恢复经济发展生产，重建封建秩序，巩固新的政权，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为指导，采取缓和阶级矛盾，休养生息的政策。
短短七十余年，西汉便出现史称“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
黄老学派是先秦道家一个别源，“黄”是指传说中的黄帝，“老”是指春秋末期的老聃；尊黄帝为祖，奉老聃为宗，以“黄老之言”作为学派的指导思想，所以被合称“黄老”。
经过多年的发展，到了西汉初期，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的基本观点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已经把“德”抬高到了和“刑”相平行的地位，这与秦代所遵循的法家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陆贾向汉高祖刘邦提出了居“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的问题；建议他效法商汤、周武物“逆取”、“顺守”，“文武并用”。
即要求“德治”，实行“仁义”。
文和武，也就是德和刑的两手，各具用途，必须并重，使相济为用。
汉初黄老思想对秦代的专任刑罚，持严格的批判态度，但并不否认法律的重要性，也强调“明具法信”，“进退循法”。
在刑罚具体运用方面，汉初黄老学说提出“刑不厌轻”，“罚不患薄”，这与先秦法家的重刑学说、尤其是秦代重刑学说更是天壤之别。
汉代“德主刑辅”：古代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典范一、“德主刑辅”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脉络（一）思想萌芽“德主刑辅” 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其萌芽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在西周之前的夏商奴隶制时代，统治阶级主要利用“王权神授” 和“代天刑罚” 的神权法思想来维护统治，例如商朝统治者编造“上帝” 这一概念，并宣称商王是“上帝” 的子孙，借“上帝” 意志来实施统治，其刑罚也成了“代天行刑”。
然而西周建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西周统治者虽继承了商代的神权思想，宣称受天之命取代商朝，但牧野之役中商王失国让人们对神权产生了怀疑。
在此背景下，西周统治者开始关注政权兴亡与民心向背的关系，改造了此前被神权笼罩的天命观，“明德慎罚” 的治理思想逐渐发展起来。
“明德” 成为治国根本，意味着统治者要注重自身品德修养，践行道德并将其弘扬于天下，以道德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手段；“慎罚” 则是理政措施，量刑定罪须再三推敲，不过对于“不孝不友” 等恶劣的“元恶大憝” 也绝不姑息。
这一思想蕴含着“民本” 意识，将国家肇建存续的合法性与人民大众联系起来，天命眷顾与否取决于统治者言行是否符合“德” 的要义，而“德” 又与人情民意对接连通，“明德慎罚” 也就为后来“德主刑辅” 思想的诞生埋下了种子。
先秦儒家进一步对相关理念进行了理论提升，孔子明确提出“为政以德”，指出如果仅用政令刑法整治管控，百姓只是被动求免受罚；而运用道德礼义引导劝化，百姓才可真正懂得廉耻而心悦顺服，同时他还提倡“德政” 包含“富民” 含义等，也强调“必刑政相参”。
孟子秉持“性善” 立场，主张通过培植激发人心本有的道德自觉来实现治理，关键在于“以德行仁”，着重启迪教化百姓；荀子则从人性“恶” 的一面出发，认为需要“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虽然抬高了刑罚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但也让传统儒家“德治” 理念获得了更多从理论到实践的意义。
这些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都不断为“德主刑辅” 思想的形成添砖加瓦。
撰文/齐志慧春秋战国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虽然战乱纷纷，但却也是一个思想文化极度自由的时代，诞生了很多对后代影响深远的思想学派。
黄老学派作为战国时期著名学派道家的一个分支，数千年来却由于传世文献的缺失而不能为后世所熟知。
直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黄帝四经》，才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缺。
本文将黄老学说的政治思想分为“道”“王”“法”“辩证思维”四个部分，并结合战国汉初的具体历史事件进行阐释。
“黄老”二字分解来看，是传说中的原始部落首领黄帝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合称，而这毫无关联的两个人又是怎么被放在一起来讲呢？黄帝依靠着在原始社会时期的丰功伟绩而被后世所敬仰，但是也并不能把他仅仅看作是一个人物，他在春秋战国时代往往被视作是民族融合的象征或者是一种政治统一的趋势。
在战国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中，黄帝经常被思想家们运用，多是假托黄帝之言来伸张自己的学说。
而伸张自己思想的士阶层又服务于各国的争霸之中，这就必然将黄老学说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依托于政治。
说起黄老学说的政治意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阐释，前者是对当时特定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后者是其思想中所蕴含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思想。
现在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将黄老学说作为道家的一个分支，在先秦的道家学派著作中，除了老庄学派的代表作《老子》和《庄子》外，还有黄老学说失传多年的《黄帝四经》。
直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等四本书，这四本书经多位学者的研究基本可以认定为战国中期的黄老学说代表著作《黄帝四经》，由此《黄黄老学说在战国汉初的政治意义“道”黄帝 来源：百度老子 来源：百度帝四经》才得以面世。
《黄帝四经》的出土使我们对于在汉初成为主导思想的黄老学说的政治思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黄帝四经》所倡导的政治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在《经法》一篇中，主要围绕治理国家需要法治这一中心展开论述。
《经法·道法》中提到“虚无刑（形），其裻冥冥，万物之所从生。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ＱＩＮＧ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７年第６期总第８３期ＳｕｍＮｏ．８３摘要：西汉政论散文的兴盛既是对先秦以来诸子论政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更是汉代新的政治形态的产物。
西汉政治较为开放，君主鼓励为臣者发表各种不同观点，而西汉今文博士制度的设立，使得廷议之风更加兴盛，而这正是政论散文兴起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政论散文；政治实践；今文博士；廷议之风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４２１（２００７）０６－００４５－０３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１５作者简介：温志拔（１９８０－），男，福建永定人，助教，文学硕士。
先秦两汉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后代古文家往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１］，明前后七子则更是“文必秦汉”（卷一八一《李东阳传》）［２］这其中，“汉”文又多指西汉散文。
那么西汉散文（包括西汉政论）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学者们已从时代、经学、士人心态等角度进行了一些论述。
“特定的时代为散文发展提供了沃土”，例如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独特的取士方式，士人“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私家著书之风的盛行”等［３］；对于西汉经学的影响，讨论更多，如徐复观认为，西汉奏议论文“都是经学教养中所鼓铸而出”，“没有经学，便不能出现这些掷地有声的奏议”［４］，张斌荣则从经学对西汉士人心态的影响、经学与西汉散文艺术精神等方面，讨论了西汉散文兴盛的原因，只是徐文更侧重积极的方面，张文则侧重消极方面。
相形之下，对西汉政论兴盛更为直接的政治背景、制度因素的讨论则不够具体，本文拟从这两方面提出浅见，就教方家。
一王朝政治实践中的政治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人常能以安邦济世为己任，儒家尤为突出。
无论各家都体现了坐而论道的气度，所谓之“道”，实际都是以政治人生为价值取向的，士人人生价值的实现无一例外地以社会政治为考量的标准，即便崇尚自然的道家学者，也仍是以政治“无道”为出世的前提和理由。
西汉初期的治国思想、方针政策及社会效果（新乡学院历史系：杨进成）经过四年的楚汉之争，西汉建立之初，由于战争的影响，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生产力低下，经济凋敝，国破民穷.如当时汉天子刘邦在汉初竟然找不到六匹同样颜色的马来拉车,而丞相连马也没有，只能坐着牛车去上朝。
十分形象地说明了汉初的状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汉初统治者选择了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思想.汉初选择黄老思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国力十分弱。
从秦末农民起义到四年的楚汉之争，战争使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其次，汉初统治者吸取了秦灭亡的教训.秦朝建国以后，尊奉法家思想,非但没有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反而大兴土木,滥用民力,推行酷法,超出了国家经济和百姓承受力，激化了阶级矛盾。
从秦末农民战争中走出来的汉初布衣卿相们，要恢复经济，稳定统治，必须了解秦亡原因，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
秦短暂而亡，源于它的暴虐轻民,不修文教，是其尊法统治破产的标志。
汉初的统治者们处处以秦亡为戒，如刘邦大封诸侯王就是一例。
秦败亡的历史教训，使汉初统治者如惊弓之鸟，时时影响着汉廷的决策.故汉初反秦之弊，使黄老思想再次得宠。
再次，汉初黄老思想的选择与民众的情绪有关,长期战乱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民众急需休养生息，而黄老思想的主张适应了这一需求。
最后，就是汉初统治者对黄老思想的偏爱，这也是选择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原因之一.黄老思想是中国战国时期的思想流派，尊传说中的皇帝和老子为创始人。
黄老之学始于战国盛于西汉，假托皇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为道家和法家思想结合,并兼采阴阳、儒、墨等诸家观点而成。
黄老之学继承、改造了老子“道”的思想,认为“道”作为客观必然性，“虚同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见其形”。
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学强调“道生法”,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
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
汉初统治者在选择了黄老思想作为治国思想的前提下，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集古籍兴文史秦始皇时焚书坑儒，使许多古籍付诸一炬，纵有人冒险私藏，书籍亦流散民间。
汉初，虽不断发现密藏的经书，但乏专人搜集，缺本仍多。
武帝非常重视搜集古籍，整理了许多因秦朝而几乎失传的各种经、史、文学。
他又设官署，派人到各地采集民歌，整理谱曲成乐府（官署名）诗，传颂后世。
而代表汉朝文学顶峰的辞赋，更因为武帝的偏好而大盛。
在这种尚文重史的气氛下，继承父职的司马迁才可历十八年寒暑，写成了首部纪传体史著《史记》。
设太学尊儒术大儒董仲舒认为，若百家争鸣，人言人殊，便会不利于统一，因此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他以孔孟之道为核心，吸收了阴阳五行和黄老思想，主张三纲五常、君权神予、天人合一的新儒学，正符合欲建大一统帝国的武帝心意。
因此自窦太皇太后死，武帝亲掌政权后，便以儒学为尊，设太学（官办最高学府）及《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以儒作为教育和取士的标准，大力推广。
自此之后近两千年，儒学成了中国文化的主流。
久建皇陵汉武帝自即位第二年开始建其墓茂陵，至死，历五十三年。
茂陵虽不比秦始皇陵壮观，但建筑之雄伟，墓品之丰富，皆冠于汉代帝陵。
其陪葬墓也多，除爱妃李夫人破格以皇后之礼葬于西北英陵，其余均在东面，有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墓等。
其中，武帝为彰爱将的战功，特把卫青墓修成卢山、霍去病墓修成祁连山形状。
霍去病墓前更置以巨石刻成动物雕像，如马踏匈奴、跃马、伏虎等，造型简洁，浑厚有力，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最早陵墓石刻。
虽然对史学家研究汉朝文化有很大帮助，但这些工程确实劳民伤财。
巡游无度汉武帝因为好大喜功，极喜外游，在位五十四年间，其中二十八年有出巡外地，有时一年不止巡游一次。
尤以四十七岁那年外游历时最长、行程最远：率十八万骑兵由长安出发，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示威于匈奴。
祠黄帝于桥山，散兵卒，归甘泉宫。
翌年春，又率诸王列侯文武百官东巡，先临东海，再封禅于泰山，后东巡海上，北至碣石，转至辽西，历北边九原，方返，周游了一万八千里。
论黄老思想与汉初政治格局
黄老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一种分支，它源自战国时期的黄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黄帝和老子。
黄老学派强调“道”和“德”的重要性，主张顺应自然、修身养性、追求无为而治。
在汉初政治格局中，黄老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它为汉初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黄老思想强调“道”的重要性，提倡顺应自然。
在汉初时期，这种思想对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初的统治者大多出身于农耕社会，他们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
这种思想为汉初的政治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汉初君王推崇黄老思想，强调“安民富国”、“顺天应时”，在治理国家时注重顺势而为，遵循自然规律，谋求国家长治久安。
黄老思想对汉初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在推崇无为而治。
汉初君王尊崇黄老思想，重视无为而治，提倡“道法自然”，反对过度干预社会经济生活。
这种思想影响了汉初的政治决策，使得统治者更加谨慎、克己奉公，不主张过分干预社会，尊重社会自然规律，追求社会的和谐稳定。
黄老思想对汉初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当时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汉初君王崇尚黄老思想，追求无为而治，提倡顺应自然、宽政仁政，这种思想为当时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
黄老思想还影响了汉初的政治制度和社会风气，强调仁政和教化，倡导尊师重教、孝悌友爱等传统美德，培育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