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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作者：谢瑞堂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05期摘要：胡风是20世纪文论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一位理论家，在过去那个时代，由于他的文艺思想不被主流理解和接受，而他又坚持自己的文艺主张，所以屡遭批判打击。
本文试图从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出发，体察这一理论独特性，开始重新审视胡风的文艺思想。
关键词：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现实主义[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4）-05-0-02在整个二十世纪文论史上，胡风文论是一个重要的、特殊的、不可或缺的存在。
80年代以后，随着胡风冤案的陈雪，胡风文论的研究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有人从胡风与五四的关系探讨胡风理论的渊源；有人通过分析胡风与鲁迅、周扬、毛泽东等人的文艺理论异同来探讨胡风悲剧的根源；也有人详细地研究了胡风冤案的细枝末节……笔者认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已是历史陈迹，再去探索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已于世无益。
今天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吸取胡风文论的精华，让其更好得指导今天的文学创作。
同时能够从胡风冤案的成因中吸取教训，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胡风的文艺思想，他提倡作家高扬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借鉴五四文学革命和外国经验来关注民族形式问题等无疑都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尤其是高扬主观战斗精神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本文试图在具体阐释这个精髓的同时探索其对今天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出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就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得注意”。
鲁迅对国民性的洞悉和批判是彻底的，不留情面的。
胡风深受鲁迅影响，始终以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精神搏击历史和现实的黑暗，感受人生和心灵的苦难。
1945年1月，胡风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题为《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一命题。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点析
赫尔普·费尔德是一位出色的政治人物和军事家，他的主观战斗精神可以说是行动的灵魂。
尽管他在组织能力，运用政策和胜仗上均有卓越的表现，但是正是他身上的超常顽强的精神力量促使他征服了自身弱点，实现了一跃成名，从而成就了史上有名的英雄。
赫尔普·费尔德的卓越表现，主要得益于他非凡的主观战斗精神。
他以无比的毅力和勇气抗拒一切危险，显示出何等坚强的意志力。
他的毅力不亚于哪怕是最顽强的敌人，他在受伤或拒绝时也表现出了惊人的诚实或痛苦。
他坚信，即使形势不断变化，但他在战斗过程中仍能取得优势，获得胜利。
而且他有强烈的理想，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理想。
在既有问题中，他从不放弃，而是接受挑战，顽强地拼搏。
此外，赫尔普·费尔德还具有令人崇敬的决心力和实践力，这也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即使在重重困难面前，他也从未放弃挣扎，而是坚守信念，遵循信念，牢记使命，一次又一次地在挫折和失败中使自己重新焕发出光芒。
赫尔普·费尔德的主观战斗精神引领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带给我们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勇于接受挑战、坚持不懈、乐观向上，才能获得成功。
这也正是激发我们去追求梦想，去努力克服困难，实现理想的重要动力之一。
第一次文代会全名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南方各省势如破竹的进军声中，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中华民族历史即将揭开光辉一页的日子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
这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历史的结束和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历史的开始。
正值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这是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大会，继往开来、总结和动员的大会。
大会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的终结，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开端。
毛泽东到会讲话，郭沫若做了报告总结。
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章程；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全国文联；选举郭沫若为主席。
第一次文代会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大会师、大团结的会议。
大会把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做为新文艺的基本方针，号召文艺工作者，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
1949年6月30日至7月19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一次文代会”闭幕后，1950年3月出版了由大会宣传处汇编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文集》），厚达599页，充分完整地记录了这次会议。
“第一次文代会”有几个“特殊代表”，其中“没有到会的代表”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
那年5月，他突然中风半身不遂、生活困顿几乎无力医治。
正好周恩来派人来邀请他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立即对他家的生活做了妥善安排，雪中送炭，解他一时之急。
7月开会，张恨水虽然不能出席，仍然被列为平津代表，成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会员。
第一节伟大的开始或确认革命文学的历史图谱1949年7月2日，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正式代表及邀请代表共计824人。
由此拉开新中国文学艺术历史之激动人心的序幕。
收稿日期:2006-08-29 作者简介:童庆炳(1936-),男,福建连城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基金重点项目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国别史”,批号:02A WW 001。
第23卷第4期2006年10月东 疆 学 刊Dong jiang Journal Vo l.23N o.4O ct.2006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童庆炳(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5)摘 要:胡风生平简要。
胡风对两种文学倾向不满。
一种是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向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的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认为这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
他在这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中,从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中,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
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
从作家人格论的层面看,胡风在他的文学理论生涯中,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人格塑造有关。
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
关键词: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艺术真实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06)04-0001-10 胡风(1902-1985),原名张光人,湖北省蕲春县人。
1920年考入武昌启黄中学。
1925年他是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学生,开始阅读“五四”革命文学作品,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并于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
1925年暑期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改进清华大学英文系。
在北京因为革命热情得不到满足,南下回乡参加革命活动。
1929年秋,赴日本留学,考入东京庆应大学英文科。
在东京学习期间,他受当时日本普罗文学运动和前苏联文学的影响,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和普罗文学运动。
一、解释：1、主观战斗精神由胡风提出。
“一方面要求主观力量的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要求作家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
”2、鸳鸯蝴蝶派所谓鸳鸯蝴蝶派，是清末民初出现的一个的文学流派。
这一流派的作者群先后多达两百余人，分散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带，后来集中到上海、天津、北京几个大城市。
开始没有固定的组织，后来成立了青社与星社。
包天笑为这一派的主持者，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欧、冯玉奇等。
这些作家、写手所创作的作品题材广泛，包括“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的才子佳人恋爱小说，铁马金戈的武侠小说，扑朔迷离的侦探小说，揭秘猎奇的社会小说……都是他们的拿手的题材。
“鸳鸯蝴蝶”是以形象化的名称来指谓民初的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派别，但是由于这一流派的作家不仅仅是写才子佳人的恋情小说，因此用鸳鸯蝴蝶派命名已无法概括众多题材的特色，于是，有人取该派最有代表性的刊物《礼拜六》名之，取其休娱、消闲功能而称为《礼拜六》派。
3、新诗戏剧化所谓"新诗戏剧化"，就是用一种与现代人生和现代意识的"戏剧化"相统一相对应的"戏剧化"的方法来表现，这实际上也就是追求诗歌尽可能地表现人类的生存与意识。
"新诗戏剧化"的探索是从新月诗派开始的，30年代现代派的后起之秀卞之琳更是将新诗的戏剧化看作是"诗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而九叶诗派则完全将"新诗戏剧化"当作了自己的行动方案、行动纲领乃至行动目的。
袁可嘉有《新诗戏剧化》的专论，穆旦直到"晚年"创作《神的变形》时仍在努力地追求。
4、《将军的头》这是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代表作之一。
小说《将军的头》，记述唐代将领花惊定率军西征途中，严厉地把追逐少女的骑兵斩首，不料自己却爱恋上那少女，于是心灵屡遭“恋爱底痛苦和美味”及对部下的歉疚煎熬；当花惊定在战场上被砍断脖子时，竟发生不可思议的奇事，只见他一手拎头颅，一手策马扬蹄，飞奔到所钟情的美丽姑娘跟前，才颓然栽倒。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最新年精选文档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及其当代意义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是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
他认为概念化、公式化的平庸作品的产生,在根本上是由于教条主义扼杀了作家的创造个性与创造精神,为了使作家的主观精神不致衰落,就必须加强作家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并指出这是"文艺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事实上,胡风文学理论的关注点始终是强调作家在生活与文学之间的主观能动作用,它凭着自身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影响深远。
一、"主观战斗精神"理论的基本内涵首先,胡风倡导作家要有服务于时代生活的责任感。
胡风提出"主观战斗精神"是为了克服当时文坛上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
他认为"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在两种似是而非的不良倾向中进行的,一种是主观公式主义(标语口号是它原始的形态),一种是客观主义(自然主义是它的前身)",[1]他就是在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树立起自己的理论旗帜,如陈思和所说:"胡风对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建设工作,是从对左翼文学内部的两种非现实主义创作倾向――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开始的。
"[2]在《现实主义在今天》一文中,胡风对"主观公式主义"与"客观主义"作了深入的剖析与批评。
在他看来,"主观公式主义"是一种僵死的"态度"和 "看法",它认为在这种"公式主义"的创作过程中,作家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主观精神,创作出的作品也"不能够发生大的艺术力量",为此,我们应该由"生活里汲取热力",创作出"说出了生活真实的文艺作品"。
11，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说在《论现实主义的路》等专著中，胡风提出了对于现实主义独创性的理论阐释，他认为现实总是主观体验过的现实，为作家所耳闻目睹，可称之为“感受世界”。
另外在作者心中还有一个“理应如此”的世界，胡风称之为“观念世界”。
现实主义创作过程就是这两个世界“相生相克”的过程。
其间作家扩张“观念世界”中与感受到的现实世界相适应的因素，而克服其不相符合的因素，这就使自身的“观念世界”得到改造和重建。
另一方面，作家所感受到的世界经过这样的“扩张”和“克服”，也不再是原来所感受到的现实，而是经过作家头脑的坩埚熔铸和提炼的新的世界。
即是说，创作主体需要在客观对象的活的表现中熔铸自己的同感的肯定或反感的否定，而客观对象也会以其真实性来促成修改，甚至推翻作家的上述认识。
这个“相生相克”的动态过程的结果就是新的艺术世界的诞生。
而能够促成这一过程深入进行的动力则是作家认识世界的思想力，体验现实的感受力，投身于现实的热情，合而称之，即为“主观战斗精神”。
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说为基础来构筑他的文学理论体系，同时又有现实针对性地提出三个重要的观点，作为支撑其理论体系的三个支柱。
其一是“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在题材的问题上让作家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不加任何限制，作家应根据所熟悉的生活范围和适于自己艺术创造力发挥的条件去确定写作的题材。
他说，“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历史。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
有生活有斗争的地方，就应该也能够有诗。
”其二，胡风提出“精神奴役创伤”说。
他认为应当继承“五四”提倡过的“改造国民性”主题，应看到人民群众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着解放，但随时随地都潜伏着或扩展着几千年的精神奴役底创伤”。
他还认为三四十年代存在一种将人民抽象化、理想化，同时贬低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倾向，他把这种倾向称之为“民粹主义底死尸”复活。
因此，他很反感那种将知识分子从人民中间抽离出来另眼看待的做法。
他认为知识分子有“游离性”、“二重人格”等弱点，应当“长期甚至痛苦的磨练”，去改造，但不一定是被动地接受人民的教育，而要发挥“主观精神”主动搏击生活，在正视人民身上“奴役创伤”的同时改造自己。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及其与“胡风事件”的联系现当代文学辛慧秀130934早在1942年底，针对当时文艺创作上出现的某些衰落现象，胡风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
他认为，主要由于作家们主观热情上的衰退，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创作倾向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导致了文艺现象的萎靡。
他说“有些作家是，生活随遇而安了，热情衰落了，因而对待生活的是被动的精神，从事创作的是冷淡的职业的心境，……这就是所谓的客观主义，是泛滥在目前创作上的一个瞩目的倾向。
”胡风认为克服这种精神状态和创作倾向的办法，是要求作家发挥“主观战斗精神”，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和融合”，并说这就是现实主义。
据胡风解释，现实主义的关键就是，对现实要有主动的人生姿态，在将生活与创作连接的复杂而紧张的过程当中，它起到可以防止创作过程变成一个简单公式的关键作用，而后者正是作品缺乏艺术表现力的症结所在。
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中写到，“作家的思想态度上没有和人民共命运的痛烈的主观精神要求，黑暗就不能够是被痛苦和憎恨所实感到的黑暗，光明就不能够是被血肉的追求所实感到的光明，形象就不能够是被感同身受的爱爱仇仇所体现出来的形象了。
”可见胡风所主张的作家的主观能动性，更多的在于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精神灵魂上血肉相连的“共感”状态。
我认为单从文艺角度来看，胡风的观点有很多可取之处。
他强调有血有肉的现实主义，主张作家带着对底层的真实体察和无比的热情来进行创作，应该说，是推崇文学的艺术性和独立性的表现。
但，胡风似乎模糊了自己的左翼政治身份，在追求纯文学理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是为当时的政治现实所不容的。
1943年夏天，在重庆召开的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小型座谈会上，胡风对于毛泽东指示的“根据地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提出了不同意见。
认为“在国民党统治下面的任务应该是怎样和国民党反动政策和反动文艺以至社会实际进行斗争，还不是，也不可能是培养工农兵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