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经济模式:剖析与借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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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模式的历史进程和经验教训
徐崇温
【期刊名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00)004
【摘要】本文阐述了瑞典模式发展中经历的三个阶段:福利社会主义阶段,把福利政策说成是社会主义,其弊端凸显时遭人质疑;职能社会主义阶段,未能使瑞典避免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基金社会主义阶段,企图对私有制有所触动,因而遭致了资产阶级各集团的联合反攻,致使基金社会主义遭到废弃的厄运.现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又一次失去了执政地位,以致连瑞典原先的福利模式都在被逐步放弃.由此引出的经验教训是:一、仅有分配方面的变化而没有所有制的根本变革,是不可能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福利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二、没有在实际生活中所有制的真正变革,仅靠给福利、分配措施穿上所有制外衣的重新包装,不能解决问题;三、试图真正触动私有制,让雇员处于与资本家分庭抗礼的地位,那是资产阶级所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页数】10页(P15-24)
【作者】徐崇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10009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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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社会保障及就业政策对我国就业模式的借鉴在战后发展社会福利国家制度的瑞典,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使自身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少数的高福利制度国家之一。
而其关于分配与就业政策的“瑞典模式”近年来也逐渐为世界各国所研究借鉴。
瑞典实行的积极就业政策能够为我国正在转型的市场经济就业模式提供参考,对于瑞典社保、就业政策的研究也有利于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就业政策,降低失业率,缓解社会矛盾,以保持我国经济的继续高速稳定发展。
一、“瑞典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总体来说,瑞典的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其就业模式有三个特点。
第一,在瑞典经济实施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比对任何其他市场的影响更大。
第二,瑞典已经建立起一种比较特别的社会福利模式以及一种独一无二的、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而这种政策为瑞典就业提供了可靠保障。
第三,瑞典的劳动就业政策是建立在高成本、高税收基础上的国家福利政策,与国民收入的关系相当密切。
(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福利”(社会民主党)相结合。
自上个世纪30 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后,瑞典政府就提出了“让民主支配市场,民主对经济和企业活动制定规则”的政策目标。
瑞典社民党提出“按照努力获得报酬”,鼓励公民努力工作,再结合社会福利扶持创造就业岗位,以达到经济的高速增长。
由此可见,“积极就业”政策在瑞典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内因,有效地提高了低收入者的富裕程度,促进平等民主的发展。
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同当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瑞典的资本主义模式以强大的社会福利作为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前者称为后者的助推器,而后者则是前者的稳定器。
(二)瑞典的高税收政策及其影响。
为了给社会福利国家的模式筹措资金,瑞典的直接税和间接税较高。
在1991年瑞典税制改革前,全日制工作的工人边际税率为60%-70%,税制改革后这个数字仍然达到50%,而且瑞典的平均税率也高达30%,高收入者的平均税率更达40%-50%。
“瑞典模式”探析瑞典这个北欧小国以其独特的模式、世界第一的社会福利和发达的经济而被世界所熟知。
其模式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又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更不同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
因此,人们也常称其为“第三条道路”、“北欧社会主义”。
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瑞典模式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模式。
那么到底瑞典模式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们来探究一下什么是瑞典模式。
本文将从瑞典模式的定义、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形成原因等方面来介绍什么是瑞典模式,然后从各方对其的姓资姓社评价中给出作者的观点。
关键词:瑞典模式、福利、社会主义一、瑞典模式的定义何谓瑞典模式?“瑞典模式”创始人之一的鲁道夫·梅德勒尔在1988年给出了定义:“它有两个目标:主要的目标是充分就业,第二目标是平等。
”①而瑞典著名经济学家林德伯格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定义了狭义的瑞典模式,即它是应用于瑞典劳动力市场上的条件,反映了雇主组织具有达到一项旨在使工人意见为最小的合理的工资解决办法的能力。
广义上的瑞典模式则是提现了社会的全面发展趋势,诸如进步的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包括高就业率、持续的收入平等化,以及随着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增加而实现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其余公共部门的迅速扩大。
②瑞典模式表现为福利,其实质则是劳资权力的平衡。
可以说瑞典模式就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可能性的理解的基础上,按照瑞典的国情,所采取的有别于列宁式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尝试。
其特点就是以高福利尽量实现社会公平,但同时又不走苏联式的高度集权和计划的道路,不彻底革资本家的命。
允许其发展私有经济。
正如有些人评价的,瑞典模式实现了社会目标与福利、经济目标、经济增长的完美结合。
①Bertram Silverman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wedish model -interview with Swedish economist RudolfMeidner” , Challenge[ J ] , Jan -Feb, 1999, pp. 33②转引自常甜甜:《“瑞典模式”的利弊对中国社会保障的启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第21卷第4期(2009年10月),第60页。
瑞典经济模式再思考引言瑞典素以其创新的社会福利政策而闻名于世。
其独特的经济模式,在长期以来得到不少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学习。
然而,近年来瑞典的经济模式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本文将对瑞典经济模式进行再思考,并探讨其中的优点和缺点。
瑞典经济模式的特点瑞典经济模式的核心是高福利和高税收。
瑞典提供广泛而丰厚的社会福利,包括普遍医疗保险、全民退休金制度和免费教育等。
而为了维持这些福利,瑞典政府征收高额的税收。
瑞典的经济模式也强调平等和社会正义。
在瑞典,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社会分配相对均衡。
政府通过税收制度和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来实现这一目标。
此外,瑞典的经济模式还注重可持续发展和环保。
瑞典政府在环境保护和可再生能源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并致力于减少碳排放和环境污染。
瑞典经济模式的优点1.广泛的社会福利:瑞典的社会福利政策为公民提供了全面的健康保险、退休金和教育等福利,使人们能够在社会中享有基本的权益和保障。
这也有助于减少贫困和社会不公平现象。
2.高度的平等和社会正义:瑞典的经济模式强调财富的公平分配。
通过高税收和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瑞典能够减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相对公平。
3.投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瑞典政府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通过投入大量的资源和创新,瑞典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例如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发展。
这种经济模式对于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瑞典经济模式的挑战和问题1.高税负和福利依赖:瑞典的高税收是维持丰厚福利的重要手段,但也使得企业和个人面临较高的经济负担。
此外,高福利可能会导致部分人对工作的动力减少,从而造成经济效率的下降。
2.全球化和竞争压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瑞典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
其高福利和高税收模式可能使得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受到削弱,对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阻碍。
3.积累公共债务:瑞典的经济模式需要政府不断投入资源以维持社会福利,但这也导致了不断增加的公共债务。
瑞典储能盈利模式-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瑞典储能盈利模式是指将储能设备引入电力系统中,通过对电力的存储和释放,实现电力市场盈利的一种机制。
储能技术的应用可以解决电力系统中出现的需求和供应的不匹配问题,同时也提高了电力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
瑞典储能盈利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瑞典在能源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实力,成为储能技术的先行者。
通过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瑞典储能盈利模式有效地提高了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降低了能源的消耗和污染。
瑞典储能盈利模式的核心在于市场机制的设计和运行。
通过电力市场的竞争和交易,储能设备可以参与市场中的供需调节,提供灵活性服务并获得收益。
储能设备可以在电力需求高峰期进行储存,然后在需求低谷期释放电力,实现电力市场价差的利益最大化。
此外,储能设备还可以用于辅助电网的稳定和调节,提高电网的容量和可靠性。
瑞典储能盈利模式的成功在于政府的支持和鼓励政策。
瑞典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法规,为储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政府通过激励和补贴手段,降低了储能设备的成本,提高了市场的吸引力。
同时,政府还建立了合理的监管机制,确保储能设备的安全和可靠运行。
总之,瑞典储能盈利模式是一种有效促进可再生能源利用和电力系统灵活性的机制。
通过市场机制的设计和政策的支持,储能设备可以实现盈利并为电力系统提供稳定的供应和服务。
瑞典的经验和实践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储能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1.2 文章结构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描述整篇文章的组织结构和主要内容。
具体可以按照以下方向展开:文章结构部分:本文主要从瑞典储能盈利模式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其背后的重要要点和影响因素。
文章按照以下结构进行展开:引言部分:介绍瑞典储能盈利模式的背景和重要性,以及本文的目的。
通过概述瑞典储能市场的现状,引起读者对这一话题的兴趣。
正文部分:2.1 第一要点: 详细介绍了瑞典储能盈利模式中的第一个要点,如何确定和选择储能项目的盈利路径。
瑞典的经济状况怎样瑞典的经济状况怎样做为北欧中人口最多的国家,瑞典因为这一优势而成为了北欧的经济动力,而且作为国际化的创新中心,瑞典非常欢迎新鲜的元素,开放的态度令其经商环境经常富有建设性,并具有高回报。
下面就由小编为您解读瑞典经济的方方面面。
瑞典在19世纪和20世纪从以农业为根本转型为以重工业为中心。
如今,瑞典是世界上最富裕和科技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宜家、HM、爱立信、沃尔沃:瑞典尽管按人口计算相对而言是个小国,但诞生了一批国际知名公司。
这些企业基本上以出口为主,它们的商业成功,加上瑞典在20世纪几次主要冲突中持中立立场,以及备受赞赏的福利制度,造就了瑞典这一令人羡慕的生活水平。
高水准的教育和高技能的劳动力、内部沟通的顺畅和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有90%的家庭接入互联网)也对此做出了贡献。
现在,按人均GDP计算,瑞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15个国家之一。
货币:1瑞典克朗约等于1人民币元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35934美元(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人均GDP(按当前价格计算):43147美元(数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各产业占GDP的`比重:服务业70.5%、工业28%、农业1.6%。
(数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各国概况》,2008年)劳动力:490万人(数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各国概况》,2008年)失业率:8.6%(2009年)通货膨胀率:负0.3%(数据瑞典统计局,2009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机械和运输设备、工业机械、化学品和橡胶产品、电子和电信产品、木材和纸制品、矿产品、道路交通工具、医药产品.最重要的进口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电子和电信产品、化学品和橡胶产品、工业机械、食品、道路交通工具和矿产品。
瑞典善于抓住各种机会,掌控自己的经济命脉。
与其他许多西方国家相比,瑞典非常富有的人和非常贫穷的人都比较少,大多数人处于这两者之间。
瑞典经济模式:剖析与借鉴(一)摘要]本文的主题思想是:从瑞典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孕育、萌发“公有”因素,该文阐述如下的主要观点:(1)瑞典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真正社会主义”;(2)如何认识瑞典及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设施;(3)分析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职工持投资基金”计划及其“基金社会主义”;(4)摒弃所谓公有制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而只能诉诸“暴力革命”的传统理论观点;(5)瑞典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充分发挥政府控制的“公共资金”的作用,推进“政企分开”,把政府所有制的国企改革成“公共基金”所有或控股的社会所有制企业。
关键词]福利国家基金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近来理论界有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有人以瑞典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提出瑞典是“真正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这么看。
我1982年曾应邀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隆德大学做了三个月的学术访问,专门考察以“全面福利国家”闻名于世的瑞典经济及其社会保障设施,于1987年出版了《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十多年过去了,瑞典经济有所调整,执政党也屡经更迭。
但我对瑞典几十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十分珍重,认为值得我们认真借鉴,不过就其基本经济制度来讲它依然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一、瑞典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在瑞典这个“全民福利国家”中,它的工农业、对外贸易以及金融业,基本上掌握在私人企业手里,它们的生产和流通几乎完全依靠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
著名的私人大企业如沃尔沃汽车公司,早已是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
瑞典政府全力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致力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相当完备(也较昂贵)的社会福利设施,其它一切经济活动均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
如英国学者佩特森和托马期在其主编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一书中所说,历届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所推行的各项政策的特点是:“在等到收入和私人财富创造出来之后再对其再分配进行管理”。
瑞典经济模式:剖析与借鉴(一)摘要]本文的主题思想是:从瑞典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孕育、萌发“公有”因素,该文阐述如下的主要观点:(1)瑞典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真正社会主义”;(2)如何认识瑞典及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设施;(3)分析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职工持投资基金”计划及其“基金社会主义”;(4)摒弃所谓公有制因素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而只能诉诸“暴力革命”的传统理论观点;(5)瑞典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充分发挥政府控制的“公共资金”的作用,推进“政企分开”,把政府所有制的国企改革成“公共基金”所有或控股的社会所有制企业。
关键词]福利国家基金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近来理论界有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有人以瑞典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而提出瑞典是“真正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
我认为不能简单地这么看。
我1982年曾应邀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隆德大学做了三个月的学术访问,专门考察以“全面福利国家”闻名于世的瑞典经济及其社会保障设施,于1987年出版了《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十多年过去了,瑞典经济有所调整,执政党也屡经更迭。
但我对瑞典几十年来的成就和经验,十分珍重,认为值得我们认真借鉴,不过就其基本经济制度来讲它依然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一、瑞典经济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在瑞典这个“全民福利国家”中,它的工农业、对外贸易以及金融业,基本上掌握在私人企业手里,它们的生产和流通几乎完全依靠于资本主义市场机制。
著名的私人大企业如沃尔沃汽车公司,早已是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
瑞典政府全力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能,致力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相当完备(也较昂贵)的社会福利设施,其它一切经济活动均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
如英国学者佩特森和托马期在其主编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一书中所说,历届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所推行的各项政策的特点是:“在等到收入和私人财富创造出来之后再对其再分配进行管理”。
“但是这些政策迄今没有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主要特征:生产资料仍旧归私人所有。
”①在这个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乃是这个福利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
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
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
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
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象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
把瑞典经济归入资本主义经济范畴,是因为区分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属性,主要应以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而定。
资本主义经济总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础,而社会主义总是与公有制相联系。
但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无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抑或西方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过去长期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有过误区,即都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固有的产物而与公有制无缘,尽管如此,它们都以私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作为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指标。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过,建国几十年,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提出改革开放要“摸着石头过河”。
但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经济发展与反复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摒弃了过去公有制只能搞计划经济而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错误理论与实践。
在这里邓小平仍坚持公有制主体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标志。
可是,有的学者借用了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讲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弄清楚”,却不提90年代邓小平提出并已形成党中央决议的“关于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议”,完全撇开“所有制”而提出其它一些东西作为社会主义的“特色”或“指标”,给瑞典经济冠以“社会主义”字样。
我尊重各种学术探讨,但我仍坚持按所有制属性(公有或私有)来作为区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标志之一。
我据此认为瑞典虽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但其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它所决定的基本生产和分配方式(不包括再分配,后面将进一步讨论)仍是资本主义经济。
正如香港《争鸣》杂志2007年5月号载文《瑞典资本家与社会福祉》指出,“尽管是世界有口皆碑的高福利社会,但瑞典从来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其90%的企业仍在私人手中,甚至可以视为资本家财团垄断经济的社会。
例如,瓦伦贝尔就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帝国,它除了银行金融事业之外,还控制了北欧很多影响力很大的工业集团,其中有爱立信、伊莱克斯电器、瑞典滚珠轴承公司、阿斯利康制药集团等世界知名企业。
”应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即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资本主义,不仅瑞典如此,北欧国家乃至欧美国家均如此。
这是因为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了“国家干预”,政府除履行“宏观调节”,还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支持社会保障设施。
不过,瑞典在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下政府建立了更加完备的社会保障设施。
这种社会福利设施,是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支撑起来的,可以说,这个福利国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的。
把这个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靠再分配建立的“福利国家”说成为社会主义或真正社会主义,我认为是不合适、不应该的。
至于如何认识瑞典及西方国家建立福利设施的社会经济意义,正是我要在下一节阐述的。
二、如何认识瑞典的社会福利设施资本主义跟国家干预相结合,这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出现的一个国家现象。
如果说,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率先开始这一“结合”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实践,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这一“结合”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瑞典社会民主党则更进一步,它们依据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以及第二国际的路线,利用“民主制度”,依靠选票(而非暴力)于1932年取得了执政地位,而且第一次执政持续达34年之久(至1976年败选)。
在这长期执政期间,社会民主党并不仅没有利用政权去摧毁或触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且相反利用政权创导“阶级和谐”、“阶级合作”去维护、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它不仅在执政期间培育了沃尔沃、爱立信、宜家等十来家举世闻名的跨国私人集团公司,更重要的是本着以魏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经济理论,创建了相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全免费的教育保障,其目的是为了增进社会公平,缓和阶级矛盾,促进阶级合作以发展经济。
瑞典著名社会民主党党员及经济学家冈纳·阿德勒—卡尔松在其研究瑞典模式的著作中曾写道:“在瑞典,参与经济进程的各方面都已经认识到,最重要的经济任务就是设法使国家的‘蛋糕’越来越大,因为那时每个人就能从这块共有的蛋糕中取得更大的一块来满足自己需要填充的胃。
而当情况与此相反时,即社会的不同阶级之间存在着激烈争夺的时候,我们相信这块蛋糕往往会在争夺中被弄得粉碎或者荡然无存,每个人也将因此一无所得。
”①可见,它所造就的“全民福利国家”是通过再分配靠巨额公共支出支撑的,使瑞典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迅速膨胀。
20世纪60年代,这一比重还仅占35%,至80年代初增到60%多。
不管这样的“全民福利国家”的大厦多巍巍,但它的房地基却是靠资本主义经济所制造出来的“大蛋糕”(国民生产总值)。
所以我有理由说,这个“福利国家”就其经济基础讲是资本主义经济。
正因为如此,我在1987年出版关于瑞典福利国家的那本著作中,把这由高税收、高福利形成的巨额公共支出建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设施,看作为瑞典资本主义统治集团为了实现阶级合作、维持和谐社会而不得不支付的一种“代价”。
这一认识,我至今认为还是不错的,不仅对有强大工会组织及社会民主党的瑞典可以这么讲,而且对其它举办社会保障设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这么讲,只不过在瑞典由于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较长,工会组织压力较大,致使这方面的公共支出比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更多。
然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对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支出”(包括对社会福利设施)有进一步的认识。
我认为,西方国家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基础设施及政府支持的社会保障设施、医疗保险设施、廉租房在内),应被看成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而在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体系中出现的“公”的因素或成份。
我笃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信生产关系必然适应生产力的性质与水平这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过去,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认为,上述这条历史规律只适用于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但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因为“公有制”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产生,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创建。
我对这一传统观点表示质疑和反对(下面将有进一步阐述)。
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科学,就应贯彻到底,上述传统观点实际上否定唯物史观的这个基本观点的科学性和彻底性。
我认为,公有制因素可以而且必然会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需求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萌芽”或“孕育”,会开始从量变到质变的进程,在当代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政府所履行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社会福利设施在内),就隐约显露出这个新因素的苗头。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它所讨论的全是私人经济一统天下的私人产品,而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却提出了所谓“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大类,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会出现带“公”字号因素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得到反映?这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西方国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国家干预”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说法,“国家调节”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弥补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缺陷。
政府为此提供的“公共产品”是私人企业既需要却又无力自行提供或不愿提供的,因为这些公共产品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
因此,现代资本主义成为把国家干预纳为自身一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学也把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作为同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对象。
由于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私人经济的发展所必需的,是为私人经济发展服务的,而且也是靠私人经济所创造的“大蛋糕”(GDP)通过再分配来支撑的,所以,人们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把这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跟资本主义私人经济视为一体,是理所当然的。
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的剧烈冲击,迫使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制度不得不依靠“国家干预”来支撑。
这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无法自我调节,必须求助于“国家干预”。
这个“国家干预”,包括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是为资本主义经济顺利运转服务的,应在总体上把它视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不可以也不应该把它称之“社会主义”,更不可将整个经济体系称之为“社会主义”。
但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国家干预”以及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正是适应生产社会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是私人企业所不能提供而只能由政府承担起来进行社会化经营和运作,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对私有制的一点点突破,可被看作“公”字号因素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一点“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