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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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研究医学论文中常见统计学问题目的了解目前我国医学期刊中采用队列研究设计的文章中统计学方法的应用情况,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提高此类文章的数据处理及撰写水平。
方法检索2014~2015年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收录的有关队列研究的论文,对其进行系统的统计学方法分析。
结果论文中普遍存在的统计学问题包括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的误用、研究对象描述不清楚、结局事件及其判断标准描述不全面等。
结论论文作者应充分认识流行病与医学统计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具备一定的相关理论知识;期刊编辑部应加强论文的流行病与医学统计方法学的审查工作。
标签:医学期刊;队列研究;统计学问题;对策队列研究又称前瞻性研究、随访研究及纵向研究,是将一个范围明确的人群按是否暴露于某可疑因素及暴露程度分为不同的亚组,追踪其各自的结局,比较亚组之间结局的差异,从而判定暴露因子与结局之间有无因果关联以及关联大小的一种观察性研究方法[1]。
这里暴露是指研究对象接触过某种待研究的物质(如重金属等)、具备某种待研究的特征(如年龄、性别及遗传因素等)或行为(如吸烟等)[2]。
观察的结局主要是与暴露因子可能有关的结局。
队列研究中先因后果的时间顺序相对明确,受一些偏倚的影响小,是观察性研究方法中验证病因能力最强的研究方法[3],其证据等级仅次于严格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
尽管我国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起步较晚,但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也陆续开展了一些队列研究[4]。
如果这些研究未能正确使用该研究方法,不但不能有效验证病因假设,还有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本文收集并分析了近年国内公开发表的队列研究论文,发现其中存在的统计学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旨在引起作者、编者和审稿专家的重视,提高期刊论文的质量。
1队列研究文献的检索以“队列研究”“前瞻性研究”“随访研究”“纵向研究”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库中检索2014~2015年公开发表的队列研究文献共1874篇,剔除重复文献和非研究性文献后,获得研究性文献929篇(表1)。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业考核管理规定》第十二条:“考试作弊,课程成绩以零分登记,不许正常补考,补考成绩最高60分。
”2015级科研型硕士生《实用医学科研设计与统计分析》试题 (A )考试时间:2016.01.06 19:00-20:30姓名:学号:成绩:评分表(由阅卷老师填写)请考生将所选答案用2B 铅笔在答题卡上涂黑,答案仅写在试题页面上无效。
考试结束时,试题与答题卡一并上交。
一、单选题(请选择一个最佳答案。
1~20题,每题2分,21~25题,每题4分,共60分)1. 某保健品公司的营销部门通过网络问卷收集数据,分析民众的保健意识和购买意向。
从统计学的角度看,此种信息收集方式最主要的问题是存在( )。
A. 回忆偏倚B. 测量偏倚C. 混杂偏倚D. 选择偏倚E. 随机偏倚2. 实验研究与调查研究的根本区别是( )。
A. 是否设有对照B. 研究对象是否为自然人群C. 是否遵循重复原则D. 是否遵循随机化原则 E .是否人为施加干预3. 下面关于析因设计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 处理因素有两个或以上 B. 处理因素的水平数有两个或以上 C. 处理因素及其水平数越多越好 D. 处理因素需同时施加,无先后顺序之分 E. 对所有处理因素的各水平的所有可能组合都进行试验4. 以下哪一项不属于随机区组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要求的前提条件( )。
A .满足正态分布 B .数据间独立C .数据须为等级资料D .残差分析提示各组方差齐E .随机样本5. 关于交叉设计,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交叉设计每个个体接受两种处理,节约样本量B.交叉设计是特殊的自身对照设计,同时平衡实验顺序对结果的影响C.洗脱期的作用是为了消除剩余效应的影响D.交叉设计非常有效率,可以广泛地适用于不同病程时间的研究E.交叉设计可以分析处理效应、阶段效应和顺序效应6. 以两组比较的重复测量设计为例,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要满足球形对称性的前提条件B.重复测量资料可以分析处理主效应、时间主效应,以及处理和时间的交互效应C.时间主效应是指k个不同时间点上,两个处理组的k对总体均数间的对比关系D.处理主效应是指两个处理组的总体均数不同E.如果处理与时间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可以在方差分析中只引入主效应项7. 以下哪个不是队列研究的优点()。
C h i n a F i el d E p i d e m i o l o g y R e p o r t中国现场流行病学报告h本期焦点:广州市某中学一起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2014年5月26日,广州市某中学报告多名学生进食早餐后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怀疑为食物中毒。
区疾控中心 (CDC ) 接到报告后立即前往现场调查处置,并采集病例和可疑食物标本。
为进一步核实疫情,查明污染食物及致病因子,提出防控措施和建议,5月27日广东省CDC 、GDFETP 学员和CFETP 学员开展了本次调查。
本次调查病例定义为“2014年5月25–27日,该中学师生和厨师中出现呕吐或具有恶心、腹痛、腹泻 (≥3次/24小时) 中任意2项及以上者”。
调查组通过以下方式搜索病例:查看校医务室的门诊日志;对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学生进行访谈;因初三和高三学生学业紧张,由班主任老师询问症状。
共搜索到31例病例。
病例的临床表现主要以呕吐 (71%)、恶心 (65%)、腹痛 (58%)为主,少数病例出现头痛 (26%) 和腹泻 (10%) 的症状,无重症及死亡病例。
详见表1。
2015年1月15日发行中国现场流行病学报告表1 2014年5月26日广州市某中学31例食物中毒病例的临床症状症状 病例数 比例(%)呕吐 22 71 恶心 20 65 腹痛 18 58 头痛 8 26 腹泻310首例病例于5月26日上午7时30分发病,末例于26日19时发病,发病高峰集中在上午7时30分至9时30分,符合点源暴露特征 (图1)。
图1 2014年5月26日广州市某中学一起食物中毒事件流行曲线 (间隔30分钟)学校分为高中部和初中部,高中部约61% (771/1271) 的学生为住宿生,而初中部住宿生仅占3.3% (46/1399)。
高中生罹患率为2.4% (31/1271),初中生罹患率为0% (0/1399) (Fisher 精确概率法, P <0.01)。
长期使用抗生素抑制细菌感染完整版当患者的感染被假定为无法通过确定的疗程或病源控制治愈时,医生就会开具抑制性抗生素治疗。
接受抑制性抗生素疗法的患者通常合并症较多,感染通常涉及残留的假体材料。
部分由于缺乏关于明确的抑制性抗生素使用指南,部分由于相关感染的复杂性,医生通常会给患者开具极长的、甚至无限期的抑制性抗生素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长期抗生素暴露的风险尚未完全确定,但其中包括了从轻微到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抗生素耐药菌的产生以及肠道微生物群的紊乱。
在这篇叙述性综述中,我们介绍了4种常见适应症中使用抑制性抗生素疗法的现有证据,审视了当前文献中的空白,并探讨了这种疗法已知和潜在的风险。
我们还就如何提高未来研究的证据质量提出了建议,特别是强调了需要一个标准化术语来描述使用长疗程抗生素来抑制难以治疗的感染。
抗生素是临床医生和许多患者熟悉的治疗药物。
2021年,美国开出了超过2.11亿张抗生素处方。
本综述侧重于抗生素使用的一个子部分:长期使用抗生素治疗被认为无法治愈的感染。
虽然这只占抗生素总使用量的一小部分,但就其性质而言,它可能代表着抗菌药物管理的重要机会。
我们小组之前的一项研究发现,在长期使用抗生素的3大适应症中,使用抗生素来抑制被认为无法治愈的感染的证据最不充分。
预防性和非感染性用途的其他广泛适应症不在本综述的讨论范围内。
长期或无限期使用抗生素已被认为是一种治疗策略,适用于不适合采用侵入性手术方法的患者。
这种方法通常不是为了治愈感染,而是为了改善症状,防止病情恶化或复发,从而达到具有临床意义的程度。
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一家大型医院网络中,最常采用抑制性抗生素疗法(SAT)治疗的感染有四类:即假体周围关节感染(PJI)、血管移植物感染(VGI)和其他血管感染,包括感染性心内膜炎和霉菌性动脉瘤、心脏植入式电子设备感染(CIEDI),以及骨髓炎和其他骨科硬件相关感染。
针对这些广泛感染的指南通常建议采用药物和手术相结合的治疗方法。
胰腺癌(pancreatic cancer,PC)是一种预后极差的消化系统恶性肿瘤,2020年全球癌症数据显示:PC的死亡病例数与新发病例数相当[1]。
2021年最新数据显示,其5年生存率仅为10%[2,3]。
但一组来自日本的研究数据显示,小于2cm的Ia期PC预后良好,5年生存率可达到68.7%,原位癌的5年生存率更是高达85.8%[4]。
因此,提高早期诊断率对于改善PC不良预后至关重要[5]。
另一方面,即使接受了根治性切除,许多PC患者仍然死于术后早期复发和转移,可能的原因是术前评估没有办法确定是否已经存在微转移病灶[6]。
当前,PC的术前可切除性主要根据影像学,迫切需要研发真正的生物学指标[7]。
近年来,以化疗为主的系统治疗、辅助治疗以及新辅助治疗水平的进步在改善PC预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10]。
但目前仍缺乏合适的生物标志物来评估疗效,指导方案的优化。
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作为从原发灶或转移灶进入血循环的少量肿瘤细胞,在包括PC在内的多种肿瘤的早期诊断、预后评估、疗效监测等方面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1]。
本文拟对CTCs在PC精准诊疗中的作用及意义,做一个系统综述和评价。
1CTCs与PC的早期诊断PC起病隐匿,早期诊断十分困难[12]。
影像学和血清标志物是临床上最常用的诊断工具[13]。
当前,PC的早期诊断尚缺乏有效的生物标志物。
血清CA19⁃9有较高的敏感性,但其在多种非PC的疾病中均会有升高(如胃肠道肿瘤、合并黄疸的胆道疾病等)。
约10%的患者因Lewis抗原阴性而不表达CA19⁃9,因此单独依靠CA19⁃9对于PC早期诊断价值有限[14⁃16]。
近年来,CTCs在PC早期诊断中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
Rhim等[17]在PC癌前病变(导管内上皮内瘤变,PanIn)的小鼠外周血中已经可以检测到单个突变细胞。
随后的临床验证性研究中发现[18],33%胰腺导管内乳头状肿瘤(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s,IPMN)和黏液性囊腺瘤(muci⁃nous cystic neoplasm,MCN)患者的外周血中可检测到CTCs,73%胰腺导管腺癌(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PDAC)患者的外周血中可检测到CT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