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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思潮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这一学派力图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新儒家的学说被称之为“新儒学”，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并称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
新儒家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哲学，他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陆、王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道统”；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吸纳和会通。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新儒家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
有关新儒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等问题，目前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说法，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港台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从八十年代开始，有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
从理论发展阶段来看，新儒家的学说大致又可分为四个理论阶段新儒家的理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较突出的缺点是：一、把多元的、多民族、不同时空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的。
二、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负面影响，不是低估就是视而不见，即使有一点批判也往往是轻描淡写的。
三、过分强调了道德的作用，没有找出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可行性途径，他们的理论大多带有一厢情愿的、纯理论的色彩。
2004年11月11日笔者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访问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杜维明先生。
陈壁生：如果中国文化确确实实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那么，它那五千年来一以贯之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怎么看的?杜维明教授：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
中华民族的再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
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
所以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非常赞同主体性的说法，"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
因为开放，它向西方学习的力量很强，这种学习建立在把自己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吸收，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
这样建立的主体性可以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与反思的能力。
陈壁生：2004年的中国人文界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蒋庆先生编了一套给儿童的经典读本，这个事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第二个事情是《甲中文化宣言》的发表，您也是这份宣言的签名者，第三个事情就是《原道》十年。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高校学生思想的影响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层面，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
它通过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达到对社会存在的调控、改造和导向作用。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
消极的社会思潮可以扰乱人们思想，破坏社会安定，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进步的社会思潮则能增强思想凝聚力，引导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
文化保守主义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的主张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倾向或思想派别。
作为当代主要社会思潮之一，文化保守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对高校学生思想影响如何，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试图通过真实的了解文化保守主义对高校学生思想影响现状，适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弘扬积极影响，化解和抵御负面影响，将高校学生思想引导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确轨道上来，这既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发展，更有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一、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思想内核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背景，它的出现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部分分子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
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由来已久。
它始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清末的“中体西用”，又经历了“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优越论”、２０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建设论”，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出现了“文化热”、“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重新崛起，甚至有些人在国学研究中公然扛起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通过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全盘西化”、“新启蒙”、激进的反传统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进而反省自“五四”以来的整个近现代史。
其反思中具有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试图凭借自认的在传统文化上的正当性与延续性，借助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方略和海外的“文化寻根”热潮，力主儒学复兴。
当代中国的⼋种思潮听完徐进功教授风趣幽默的讲座之后，⼼⾥突然感到⼀丝茫然与困惑，回到宿舍⼜在⽹上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并读了马⽴诚先⽣的《当代中国⼋种社会思潮》，我的脑中则⼀直浮现着狄更斯的⼀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当代中国⼋种社会思潮”，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只有⼋种。
改⾰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这⼋种思潮”不仅其存在与涌现客观上都有“合理”（合乎逻辑）的社会基础，⽽且对于社会问题的认知也都有⼀定的合理成分，⾄少在理论上有相反相成的影响，在对现实的判断上可起警钟作⽤。
徐进功教授的讲座介绍了在当代社会中颇为流⾏的⼋种思潮，展现了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邓⼩平思想我们⽣活在今天都能感觉到这是主导性的意识思潮。
我们平常在⼤学课堂⾥以及⼯作都有很多接触。
邓⼩平思想的主要特点：经济上⼤胆突破，政治上多⽅设限，不能开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
在政治体制改⾰⽅⾯，邓⼩平其实也做出了他最⼤努⼒。
中国政治体制改⾰的议题是邓⼩平提出的，另外中国要⾛向法治社会也是邓⼩平⼒倡的，这是他了不起的地⽅。
在邓⼩平当政期间，经济发展放在第⼀位，并且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移植在了社会主义上，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世界经济改⾰的⼀个创举。
“不管⿊猫⽩猫，能抓到⽼⿏的就是好猫”，只要能促进⽣产⼒发展，不管姓“资”还是姓“社”，都可以作为经济改⾰⼿段。
邓⼩平的这⼀改⾰思路，为中国经济带来“腾飞”。
以邓⼩平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崛起，但其政治改⾰措施的缺失，权⼒缺乏制约制衡，造成了现在官员腐败、特权横⾏的怪象，社会⽭盾不断积聚。
如何进⾏政治改⾰，应该就是21世纪执政者所要思考的问题了。
⼆、⽼“左”与新“左”⽼左派年龄⽐较偏⼤，⽼左派思想有⼀个特点是和中国改⾰开放相始终，认为中国的⼀些问题、灾难都是由于改⾰开放造成的。
新左派跟⽼左派很不同，新左派主要粉丝在⼤学校园⾥，提出贫富分化、腐败问题⾮常严重，这个观察是⽐较理性的，提出的⼀些问题也是对的，崔之元有⼀篇名⽂《⽂化⼤⾰命有积极因素》，其中提出⽂化⼤⾰命有积极因素，应该从⽂化⼤⾰命中学习群众运动经验，学习⼤民主。
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与新儒家的思想界限(文/ 唐文明)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以1919年的“五四”事件为标志，这是不争的事实。
与这个转折有很大关系的是当时的思想界在西方认知上发生的变化。
虽然早在晚清时期，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新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但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认知，正是在一战之后、“五四”之前达到了一个高峰，从而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五四”运动被定性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就是着意于这一点。
一战之后、“五四”之前中国思想界的西方认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西方社会内部种种严重问题——诸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政党之偏私、武人之跋扈等——的清晰观察。
将内外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幅反思图景，而新文化运动的转折正是基于这种反思。
这种反思既有政治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
政治层面特别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解决的思路大多折向社会主义。
文化层面当然关心的是精神问题，基本的判断是西方现代文明以物质文明为其主要特征，在精神文明方面则多有不足。
从启蒙的主题来看，文化层面的反思显然比政治层面的反思更为根本，甚至是被作为后者的基础来看待的。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反思首先并不是站在另一种文明的立场上展开的，而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不满情绪而从留意其内部的自我反思这一点开始的。
在陈独秀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说法后，分别有人提出，还需要加上“费先生”(Philosophy)或“穆姑娘”(Morality)，才能更为全面地刻画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
以哲学或道德来补民主与科学的不足，这首先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内部反思，且正是对这种反思的认可导致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中国自身文明的态度上的转变。
“五四”前后兴起的新儒家的思想，就是在这种倡哲学与道德以弘扬精神文明、以补民主与科学之不足的方向上展开的，因而仍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认可：不仅没有人否认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启蒙的声音仍是其中的最强音。
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摘要：现代新儒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它以儒学“道统”为己任，信奉宋明理学，力图做到客观理解传统儒学，并在此基础上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儒学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有了发展的机遇。
与此同时，文化的全球化也为儒学的复兴带来了契机。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
虽然现代新儒学由于其自身的建构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濒临消亡的危险。
现代新儒家以救亡使命感为责任，吸纳融合西方哲学，为儒学的复兴和发展带来了机遇。
1 现代新儒学的形成在20世纪20～40年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儒学何去何从成了一个时代问题。
几千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学思想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1919年，在中国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其以“打倒孔家店”，彻底颠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主题的前提。
在这两种哲学思潮的共同冲击下，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以复兴传统儒学为目的，吸纳融合西方哲学，在儒学的概念和义理方面进行理论创制。
这些学者即现代新儒家，他们的思想即“现代新儒学”。
新儒家面对时代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的展开，于是现代新儒学即是“现代”这个时间概念上的儒学。
2 现代新儒学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学与外来思潮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与发展的。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新儒学在没有社会实践的情况下，其发展历程注定是漫长而崎岖的，但它在经过了濒死的低谷后能够复苏，并由复苏而能生长繁荣。
这与历代新儒家对儒学概念和义理进行反思并做出相应的理论阐释和创制必不可分的。
现代新儒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即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时间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
其主要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
梁漱溟率先提倡要走“孔家路”，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张君劢紧随梁漱溟之后，以他独特的学术贡献为现代新儒学奠定了思想基础；梁漱溟和张君劢虽然都强调了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但只是在学理的判断上，没有形成完整体系；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发表，才真正构筑起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其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创构以“人本”、“动态”、“感性”为基本精神。
简述现代新儒学的发展阶段及其代表人物。
答：现代新儒学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文化思潮。
它产生于“五四”时期，之后即以文化保守主义而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西方学者谓之“激进主义”）和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在思想文化领域呈三足鼎立之势。
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的中心便从中国大陆转移到了港台和海外。
几十年来，经过新儒家学者们的苦心经营，现代新儒家在海外又有了新的发展。
现代新儒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个世纪以来儒学的命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1919——1949年民国四五年之交，整个中国陷在革命顿挫，内部危机四伏，外患侵入不已的苦闷之中，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城却浸没在一片尊孔复古的逆流之中。
帝制复辟的事实，说明君主专制的影响仍然浸透于中国社会的机体之中。
这使得一批年轻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感到，民主共和国制度未能在中国真正确立，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触动以孔教为核心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
基于这种需要，他们进行了一场精神解放运动，对孔子、儒学做出有力的批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形成了“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时代潮流。
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儒家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丧失殆尽。
“五四”批孔风暴之后，中国学界坚持唯真唯实的一批学者开始认真思考关于孔子评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问题。
他们对孔子、对儒家政治思想开始重新研究。
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熊十力、贺麟等。
2.1949——1976年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之政治伦理思想偏重于批判，并且随着思想文化领域里“左”倾思潮的日趋严重，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全民批孔、全盘否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
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虽然有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但实际上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一家独尊，儒家文化等同于封建主义，只能作为批判对象而存在。
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略论在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文化研究中，情绪化地反传统、倡西化是主流，而90年代的“国学热”中，此一主流悄然退位，代之而起的则是新文化保守主义。
弘扬传统，复兴儒学，从理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寻求解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途径等等，成为近年学界的热门话题。
这并非简单的话语转换，而是表明中国当代学人文化气质的变移。
导致世纪之交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本就存在着一个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且这传统始终或强或弱、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发生着影响，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使我们在感受当代新文化保守主义精神气息的同时，尚有必要对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作番客观论析。
一、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在理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既受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是世界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组成部分之一，又有相对独立性，展露出自身的演进轨迹，存在着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
据美国学者艾恺的研究，“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最早在西方世界出现的，其代表者主要有德国的哈曼、谢林、赫德、斐希特、希洛克，英国的柏克、科柏特、柯尔雪基，法国的格斯特、托克维尔等。
他们的出身、经历及其所具有的学术知识、承受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均有所不同，对于很多问题的具体见解亦有歧异，但“都以各种传统形式的社会当作社会完善的试验”，并都对个人的物质私利“有深刻的厌恶，唯恐它会毁坏所有建基于道德原则的人群关系。
他们对工业化的结果不是心存疑惧，而是彻底仇恨，特别是现代都市生活及其病态与非人性化。
他们强调社会重于个人，有机的群体关系高于法律关系及法定权利……渴望共有的道德价值和对真理的共同认识与分享……高度评价人类存在的非理性、非功利方面——艺术、宗教等等”。
此外，他们面对着启蒙运动腐蚀性批判的理性主义，“却常亟思建立一种认识论，为道德价值建立一个基础”。
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无疑是一种出现于现代化过程中，基于对“工业化的结果”的反思而生发出来的对西方现代化运动的批判思潮。
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精神生活也在不断地得到丰富和提升。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人对传统文化的担忧和保守主义，认为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有更多的保护和重视传统文化。
文化保守主义倡导者普遍认为，传统文化代表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应该避免过度的西化和现代化，恢复传统文化的崇高地位。
而现代新儒家则是在这一文化保守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现代化的实践与探索，试图重新发掘儒家思想的价值。
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的是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避免文化的过度的西化和现代化。
其中的“文化”主要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如孔子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
他们认为，传统中华文化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应该被尊重和传承。
他们认为，现代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已经被过度的西化和现代化，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将导致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逐渐丧失。
而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大一统”。
这种思想认为，文化和宗教不应该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相反应该坚持本土的传统文化和宗教。
保守主义者认为，过去的文化是“一整套”现象，如果要保持文化的完整性，就不能选择性地接受现代化和外来的文化。
他们希望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以及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和个人层面的影响。
而现代新儒家则是在保守主义的基础上，试图开拓现代性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平衡点。
相较于纯粹的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新儒家更注重于实践和探索，他们应用儒家思想处理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在如今快速发展的大都市中。
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是人性中的根基和核心，适当地应用现代工具和儒家思想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面对现代社会带来的挑战。
现代新儒家认为，保护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排斥现代化和西方文化。
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在传统文化中寻找价值和智慧，并将这些价值和智慧与现代化相结合，创造独特的“中西合璧”的文化。
他们的理念是，只有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相互融合，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才能不断发展，保持文化的独特性和繁荣。
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几点论述邓达善126010017 关键词：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张之洞、中体西用、国粹派等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在不同的语境下，或者不同的历史阶段，拥有不同的含义，但它们都有类似的本质：是一种强调既有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
保守主义一般是相对激进而言的，而不是相对进步而言的。
保守主义并不反对进步，只是反对激进的进步，宁愿采取比较稳妥的方式。
其特色为重视已建立之体制并试图加以维护，并且尊重传统，视传统为不同时代所累积的智慧结晶。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种有限的社会变革原则,是在鸦片战争后社会危机加剧的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政治文化思潮,“中体西用”论及其实践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一方面在认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批判传统,另方面又在批判异质文化的前提下学习异质文化,主张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中西文化的调和、互补,所以它是介于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派和激进主义的西化派中间的文化选择。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是指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反省传统,在批判西方的前提下学习西方,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为本位,融会调和西方文化,重建中华民族文化系统的系统文化思想。
文化保守主义有两大理论基础: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和弘扬;对西方文化的批判。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而产生文化现象,是世界文化保守主义的一部分。
从思想发生学的意义上讲,文化保守主义是现代化世界进程的产物,是文化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世界主义相冲突的产物,是分散的世界历史走向整体的世界历史过程中萌生的人类思想之花。
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从宏观上说是现代化的世界进程的结果;从中观上说,是原生内发性现代国家对外扩张与民族文化的传承相冲突的结果:原生内发性现代国家对外扩张机制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产生的主动刺激因素,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是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产生的被动反应因素;从微观上说,是中国“道统”意识续统和传延的结果。
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主要包括冯桂芬、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康有为晚年思想和晚清“国粹主义”，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四个基本特征:在“中西文化观”上,表现为“中体西用”;在“古今文化观”上,表现为“返本开新”;在政治变革立场上,表现为改良主义,反对激进主义;在道德实践中,表现为道德本体与宗教情怀。
儒家-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新儒家。
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
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
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
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1921年学衡社的成立及1922年学衡杂志的创刊。
以纯学术的形式融化新知昌明中国文化的精粹。
同时也引发了新儒家哲学思辨的兴起。
新儒家之所以“新”。
如方东美所说：“返宗儒家。
融合中西哲学。
以建立新儒学”。
牟宗三说：“凡是愿意以平正的心怀。
承认人类理性的价值。
以抵抗一切非理性的东西。
他就是儒家。
就是新儒家。
”当代新儒家的共通点是一方面致力对儒。
释。
道三家作出新的诠释及应用。
另一方面把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在中国传统智慧之内。
从而肯定中国传统哲学也可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等现代思想。
中文名,新儒家。
产生背景,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思潮。
主要代表,熊十力。
唐君毅。
牟宗三。
徐复观。
出现时间,民国。
主要阵地,香港中文大学。
两种理解。
新儒家可有两种理解：指宋明时期的儒家各学派。
如“程朱理学”一派。
“陆王心学”一派等。
更普遍的指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并一直发展至今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这一学派力图在当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
融合。
会通西学。
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为了区别这两个不同内涵的学术流派。
后者又往往被称为“现代新儒家”。
这里专指“现代新儒家”。
当代分期。
当代新儒家可分为三代。
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
代表哲学家为熊十力。
梁漱溟。
马一浮。
张君劢。
冯友兰。
钱穆；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
代表哲学家为方东美。
唐君毅。
牟宗三。
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
代表哲学家有成中英。
刘述先。
杜维明。
余英时等。
其中张君劢。
唐君毅。
牟宗三。
徐复观于1958年元旦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
目前的儒学复兴运动，被指称为“文化保守主义”。
我曾撰文谈到，“文化保守主义”这个含混的符号，是对当下的生活本源的一种遮蔽。
我的意思是：
“文化保守主义”这个标签，并不能揭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的本质渊源，反而可能将这场运动导向原教旨主义。
现代新儒家也一向是被归入“文化保守主义”的。
最近，方克立先生把蒋庆、陈明归入了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也就是把他们归入了“文化保守主义”，因为方先生一向认为现代新儒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
这不仅意味着对现代新儒家的一种定位，而且也意味着对当前的整个儒学复兴运动的定位。
我这里并不想谈蒋、陈与现代新儒家的关系，虽然在我看来，蒋、陈并非什么“现代新儒家”，纵然他们在观念上确有某种关联。
我想说的是：
这样的定位依然存在着、甚至加深着对当下的生活本源的遮蔽，而这种遮蔽隐藏着某种危险。
当然，“文化保守主义”这个称谓的流行，也自有它的道理：
首先，不论是已经三代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确实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纠缠”；其次，这种纠缠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恰恰意味着生活本源的遮蔽；最后，正是这种遮蔽，蕴涵着走向原教旨主义的某种必然性。
应该说，现代新儒家本是应运而生的。
所谓“应运而生”是说：
“顺应”着某种“时运”。
这种“时运”正是儒家的“天命”观念，但并不是宿命论意义上的命运观念，而是一种原初意义的“革命”的观念，也就是《易传》所说的“时义”的观念：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所以，“天命”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的演流；这种演流被我们领悟为“命”、领悟为“口令”，不过是说的生活本身作为大道的道说，在无声的言说中给予我们的一种“语境”。
我们惟有倾听这种“语境”，才能实行真正意义的“革命”：
这样的“革命”，不过是孔子所确立的“礼有损益”原则的实行，这里并没有任何原教旨主义观念可以插足的余地。
回首当年的现代新儒家，在其崛起之际，他们所“顺应”的“时运”，小而言之，那是当时的民族生存的危机、尤其是“抗战”中的民族生存危机；但是，大而言之，却有着更为宏阔的语境，那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诉求。
不论是当年的现代新儒家、还是今日的儒学复兴运动，究其本源，都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所谓现代性，蕴涵着当代性，甚至所谓“后现代状况”也不过是现代性的一种内涵的延展。
）民族性是现代性的基本涵项，正如现代性是民族性的基本涵项。
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互涵，是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民族国家”（nation）时代的一个要领。
现代性的诉求，源于我们当下在世的生活情境；民族性的表达，源于我们对于这种本源情境的生活领悟。
所以，没有民族性表达的那种现代性诉求，是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殖民意识、文化上的“受虐待狂”，那是危险的；然而没有现代性诉求的那种民族性表达，则是原教旨主义的“夜郎意识”、文化上的沙文主义，那同样是危险的。
但是，现代新儒家却并没有意识到生活本身的这种源始的张力。
当然，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有着深切的认同的；但是，他们对生活本身的现代演流及其诉求缺乏深切的思考。
这并不是说，现代新儒家对现代性诉求无所言说，恰恰相反，比如，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第二代，绝大多数都对“科学与民主”、亦即包括政治层面上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理念抱有一种接纳的胸怀。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家比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中的某些原教旨主义者更清醒。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现代新儒家通常是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郑家栋的看法。
熊十力、牟宗三这个谱系的哲学思考，甚至达到了一流的水平。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恰恰是对生活本身的遮蔽。
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思想中，恰恰是必须被“解构”的东西，因为：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存在本身”；而用我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生活本身”。
他们思考形而上的存在者、形而下的存在者，但是恰恰遗忘了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
所以，我还同意郑家栋的另一个看法：
现代新儒家已归于消解。
例如林安梧，我并不认为他属于现代新儒家。
现代新儒家只有形而上学的哲学，而没有真正彻底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