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

新儒家思潮新儒家是指民国新文化运动以来全盘西化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力扩大，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的价值，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

这一学派力图在现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新儒家的学说被称之为“新儒学”，它是与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并称的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代表。

新儒家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文化哲学，他们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认为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到程、朱、陆、王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道统”；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是儒家人文主义，它是道德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统一；儒家的心性之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原和核心；只有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西方文化吸纳和会通。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新儒家经历了七八十年的发展历程，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

有关新儒家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等问题，目前学术界有许多不同说法，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从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鳞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儒家；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港台有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从八十年代开始，有杜维明、刘述先等为代表第三代新儒家。

从理论发展阶段来看，新儒家的学说大致又可分为四个理论阶段新儒家的理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比较突出的缺点是：一、把多元的、多民族、不同时空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归结为儒家文化，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的。

二、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巨大负面影响，不是低估就是视而不见，即使有一点批判也往往是轻描淡写的。

三、过分强调了道德的作用，没有找出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可行性途径，他们的理论大多带有一厢情愿的、纯理论的色彩。

2004年11月11日笔者在中山大学哲学系访问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杜维明先生。

陈壁生：如果中国文化确确实实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那么，它那五千年来一以贯之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怎么看的?杜维明教授：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

中华民族的再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

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

所以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

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非常赞同主体性的说法，"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

因为开放，它向西方学习的力量很强，这种学习建立在把自己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吸收，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

这样建立的主体性可以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与反思的能力。

陈壁生：2004年的中国人文界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蒋庆先生编了一套给儿童的经典读本，这个事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第二个事情是《甲中文化宣言》的发表，您也是这份宣言的签名者，第三个事情就是《原道》十年。

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对高校学生思想的影响社会思潮属于社会意识层面，是社会生活的“晴雨表”。

它通过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方式，达到对社会存在的调控、改造和导向作用。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很容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

消极的社会思潮可以扰乱人们思想，破坏社会安定，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进步的社会思潮则能增强思想凝聚力，引导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

文化保守主义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的主张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文化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倾向或思想派别。

作为当代主要社会思潮之一，文化保守主义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对高校学生思想影响如何，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试图通过真实的了解文化保守主义对高校学生思想影响现状，适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弘扬积极影响，化解和抵御负面影响，将高校学生思想引导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正确轨道上来，这既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良性发展，更有助于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一、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思想内核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背景，它的出现是中西文化“双重”危机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是部分分子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

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由来已久。

它始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清末的“中体西用”，又经历了“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优越论”、２０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建设论”，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后出现了“文化热”、“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重新崛起，甚至有些人在国学研究中公然扛起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大旗。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通过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全盘西化”、“新启蒙”、激进的反传统和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进而反省自“五四”以来的整个近现代史。

其反思中具有一种回归传统的倾向，试图凭借自认的在传统文化上的正当性与延续性，借助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方略和海外的“文化寻根”热潮，力主儒学复兴。

当代中国的⼋种思潮听完徐进功教授风趣幽默的讲座之后，⼼⾥突然感到⼀丝茫然与困惑，回到宿舍⼜在⽹上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并读了马⽴诚先⽣的《当代中国⼋种社会思潮》，我的脑中则⼀直浮现着狄更斯的⼀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当代中国⼋种社会思潮”，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只有⼋种。

改⾰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开始进⼊⼀个群雄初起的春秋时代”。

“这⼋种思潮”不仅其存在与涌现客观上都有“合理”（合乎逻辑）的社会基础，⽽且对于社会问题的认知也都有⼀定的合理成分，⾄少在理论上有相反相成的影响，在对现实的判断上可起警钟作⽤。

徐进功教授的讲座介绍了在当代社会中颇为流⾏的⼋种思潮，展现了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邓⼩平思想我们⽣活在今天都能感觉到这是主导性的意识思潮。

我们平常在⼤学课堂⾥以及⼯作都有很多接触。

邓⼩平思想的主要特点：经济上⼤胆突破，政治上多⽅设限，不能开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

在政治体制改⾰⽅⾯，邓⼩平其实也做出了他最⼤努⼒。

中国政治体制改⾰的议题是邓⼩平提出的，另外中国要⾛向法治社会也是邓⼩平⼒倡的，这是他了不起的地⽅。

在邓⼩平当政期间，经济发展放在第⼀位，并且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移植在了社会主义上，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世界经济改⾰的⼀个创举。

“不管⿊猫⽩猫，能抓到⽼⿏的就是好猫”，只要能促进⽣产⼒发展，不管姓“资”还是姓“社”，都可以作为经济改⾰⼿段。

邓⼩平的这⼀改⾰思路，为中国经济带来“腾飞”。

以邓⼩平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崛起，但其政治改⾰措施的缺失，权⼒缺乏制约制衡，造成了现在官员腐败、特权横⾏的怪象，社会⽭盾不断积聚。

如何进⾏政治改⾰，应该就是21世纪执政者所要思考的问题了。

⼆、⽼“左”与新“左”⽼左派年龄⽐较偏⼤，⽼左派思想有⼀个特点是和中国改⾰开放相始终，认为中国的⼀些问题、灾难都是由于改⾰开放造成的。

新左派跟⽼左派很不同，新左派主要粉丝在⼤学校园⾥，提出贫富分化、腐败问题⾮常严重，这个观察是⽐较理性的，提出的⼀些问题也是对的，崔之元有⼀篇名⽂《⽂化⼤⾰命有积极因素》，其中提出⽂化⼤⾰命有积极因素，应该从⽂化⼤⾰命中学习群众运动经验，学习⼤民主。

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与新儒家的思想界限(文/ 唐文明)新文化运动的转折以1919年的“五四”事件为标志，这是不争的事实。

与这个转折有很大关系的是当时的思想界在西方认知上发生的变化。

虽然早在晚清时期，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新的时代是一个“民族帝国主义”的时代，但对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认知，正是在一战之后、“五四”之前达到了一个高峰，从而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后来“五四”运动被定性为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就是着意于这一点。

一战之后、“五四”之前中国思想界的西方认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西方社会内部种种严重问题——诸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政党之偏私、武人之跋扈等——的清晰观察。

将内外两方面问题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一幅反思图景，而新文化运动的转折正是基于这种反思。

这种反思既有政治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

政治层面特别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解决的思路大多折向社会主义。

文化层面当然关心的是精神问题，基本的判断是西方现代文明以物质文明为其主要特征，在精神文明方面则多有不足。

从启蒙的主题来看，文化层面的反思显然比政治层面的反思更为根本，甚至是被作为后者的基础来看待的。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反思首先并不是站在另一种文明的立场上展开的，而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不满情绪而从留意其内部的自我反思这一点开始的。

在陈独秀提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说法后，分别有人提出，还需要加上“费先生”(Philosophy)或“穆姑娘”(Morality)，才能更为全面地刻画西方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

以哲学或道德来补民主与科学的不足，这首先来自西方现代文明的内部反思，且正是对这种反思的认可导致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中国自身文明的态度上的转变。

“五四”前后兴起的新儒家的思想，就是在这种倡哲学与道德以弘扬精神文明、以补民主与科学之不足的方向上展开的，因而仍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文明的高度认可：不仅没有人否认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启蒙的声音仍是其中的最强音。

论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摘要：现代新儒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它以儒学“道统”为己任，信奉宋明理学，力图做到客观理解传统儒学，并在此基础上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儒学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有了发展的机遇。

与此同时，文化的全球化也为儒学的复兴带来了契机。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

虽然现代新儒学由于其自身的建构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濒临消亡的危险。

现代新儒家以救亡使命感为责任，吸纳融合西方哲学，为儒学的复兴和发展带来了机遇。

1 现代新儒学的形成在20世纪20～40年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儒学何去何从成了一个时代问题。

几千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学思想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1919年，在中国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主题是“科学”与“民主”，其以“打倒孔家店”，彻底颠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主题的前提。

在这两种哲学思潮的共同冲击下，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以复兴传统儒学为目的，吸纳融合西方哲学，在儒学的概念和义理方面进行理论创制。

这些学者即现代新儒家，他们的思想即“现代新儒学”。

新儒家面对时代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的展开，于是现代新儒学即是“现代”这个时间概念上的儒学。

2 现代新儒学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现代新儒学是在儒学与外来思潮的冲突与融合中形成与发展的。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新儒学在没有社会实践的情况下，其发展历程注定是漫长而崎岖的，但它在经过了濒死的低谷后能够复苏，并由复苏而能生长繁荣。

这与历代新儒家对儒学概念和义理进行反思并做出相应的理论阐释和创制必不可分的。

现代新儒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即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时间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

其主要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

梁漱溟率先提倡要走“孔家路”，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张君劢紧随梁漱溟之后，以他独特的学术贡献为现代新儒学奠定了思想基础；梁漱溟和张君劢虽然都强调了儒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但只是在学理的判断上，没有形成完整体系；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发表，才真正构筑起了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想体系，其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创构以“人本”、“动态”、“感性”为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