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律确保教师地位及权利思想

[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培训材料]
用法律确保教师地位及权利思想
现阶段，教师这种职业日益得到公众的认同。

但是，与教师“ 崇高化” 相伴随的是，教师的专业化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虽然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但教师是不是真正的专业工作者，理论界还没有达成共识。

与此相联系，我国教师的法律地位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教师的权利配置和保护一直游离于公务员法和劳动法这两种法律框架之外，造成一种尴尬局面。

因此，改变目前教师与学校、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明显对教师不公正的现状，进一步明确教师的法律地位，探讨教师的权利设置显得尤为必要。

教师是一种专业
教师是否可以和律师一样称作专业工作者？理论界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总是那么犹豫不决。

相比之下，教师职业的现状与专业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比如，入门要求低，教师资格考试的难度和竞争程度不是很大，教师也没有职业联合体等等。

所以，教师往往不被视为真正的专业工作者。

其实，教师职业的非专业化特性仅仅是表面和形式的。

教师入门要求太低，很大程度上是归因于教师职业缺乏吸引力；教师没有职业联合体，则归因于政策和立法的限制；教师的职业训练时间过短，职业技能水平过低，则可以通过延长训练时间、提高技能水平来加以改善。

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师能否依靠自己的独特知识和技能对事物作出自主判断，并享有基于知识和技能的个人权威，拒绝专断力量的强制，这是判断专业化的本质所在。

学校的制度设计应该围绕传承文化、创新学术来进行，文化不可能在一个噤若寒蝉、充满猜忌的环境里得到发展。

只有服从于个人良知和公认的价值标准而不受外力的强制时，才会有真理的发现和文明的延续。

基于此，教学并不仅仅是专门知识的传授，而且是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养成，是学术思考和判断方式的训练，这些目的只能以适应学术内在特点的手段达到。

教师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需要依据自己的知识对教学中的问题作出独立的判断，对关涉价值判断的学术问题只能服从个人良知，服从真理，不可能整齐划一、机械操作。

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强调二者关系的民主和平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师之所以为师，就在于闻道在先，就在于知识和学术上的垄断优势。

这种学术权力在有关学术的问题上往往具有最后的决定权，尤其在大学校园特别突出。

相比而言，中小学的主要任务是传授成熟的知识，学术探索的空间不大。

但这不能否认学术权力的存在，维系学校存在的前提就是教师拥有相对于学生的知识优势，正因为学生和教师在知识上的差别才使学生自愿的服从于学校和教师权威。

因此，教师工作具有专门性、专业性、独立性的特点，教师享有以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选择自由为核心的不受既存权威和行政力量非法干涉的权利。

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教师是真正的专业工作者。

教师法律地位的确定
为了改变教育投入不足，教师工资不能保障的现实，许多学者主张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确立教师的公务员地位。

无疑，这种做法对改善教师的生存状况，提升职业吸引力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障碍。

首先，公务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和上司的命令开展工作，没有自由和自主的空间；而教师是专业工作者，不能以行政命令代替自主判断，教师工作主要依靠说服而不是命令，其专业性决定了不能简单采用公务员似的管理方式。

教育史告诉我们，以吏为师，政教合一是教育制度不成熟的表现。

其次，大陆法系立足于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截然分立的现实之上。

公立学校教师被视为公务员，教师与政府之间是公法上的权力关系，而在私立学校，教师与学校之间则是私法关系，完全适用劳动法和民法条款。

而中国的现实是教育法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没有市场化取向有无的差别，二者在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上并没有实质的分野，因此，对这两类学校的的教师，无法像大陆法系国家一样作出区分。

而在美国，公立学校教师与政府中经过职位分类的事务官、公营事业中的劳工等一起称为公务雇员，私立学校教师和其他私人部门雇员一样属于劳资法调整的普通雇员，二者都立基于契约的理念之上，所以并没有本质区别。

而且美国没有公私法的划分，公民对来自任何人的侵害都可以在法院依据普通诉讼程序寻求权利救济，最终达到权利同等保护的目的。

显然，美国同等保护的司法制度弥合了公立学校教师与私立学校教师的差异，这一点切合我国对二者一体保护的现实。

而且，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雇员身份定位教师体现其专业性特点，符合教师工作的本质。

不过，大陆法系教师公务员化做法也提醒我们，与律师、医生等专业工作者相比，教师工作具有更多的政治意义，因此决定了对教师权利的一些限制，比如，小学教师罢工的禁止等等。

即将推行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为教师法律地位的明晰化带来了契机。

改革的方向应该在于建立以双向选择为前提、以合同为基础、以职业的法定保障为核心的教师聘任制度；确立教师的专业工作者地位，将教师逐渐纳入劳动法保障的大框架内；并同时通过教师法梳理并细化教师与普通劳动者的区别，对教师进行更周全的职业保障，保证教师免于各种不当的下岗、解聘等侵害。

教师的权利保护
许多学者研究教师法律地位的善良初衷在于完善教师权利体系，提升教师的职业吸引力。

但必须承认，已有的教师实体权利设计并非缺失和草率，问题的关键在于已有的法定权利能否通过一定的程序得到落实，特别是教师权利受到侵害时是否可以通过有效的方式进行救济。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教师权利的实体安排上虽有差异，但是二者都通过完善的司法救济程序，最终实现了教师权利真正保护。

比如，在大陆法系的法国，具有公务员身份的教师对纪律处分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销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私立学校教师则可以在普通法院
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与所在学校的纠纷；而在美国，公立学校教师和私立学校教师权利的司法救济程序是统一的。

所以，我们借鉴国外立法的重点不仅仅是教师权利的实体设计，而应是程序设计。

我们的难题就出现在教师权利保护程序的缺失上，使教师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因此，解决工资拖欠问题，解决一些校长打击报复、排除异己、动辄以下岗解聘相威胁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

教师法中规定的申诉分为两种：一是对来自学校的侵害，教师向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二是对来自教育行政部门的侵害，教师向同级政府或上级政府有关部门的申诉。

从实施情况来看，申诉制度虽然独特但并非有效，已经成为教师权利救济的瓶颈，其缺陷主要表现为处理机构不明，程序不确定等方面，排斥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具有内部操作之嫌。

显然，这种救济模式的设定与对教师法律地位的模糊认识有关，对作为专业工作者的教师采用了公务员的管理模式，但并没有同时给予与公务员相同的物质待遇和社会地位，造成教师的权利义务失衡，职业缺乏吸引力。

因此，教师权利救济模式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整，以专业工作者地位确立为前提，以司法最终解决为原则，重新认识教师与教育行政部门、教师与学校的关系，设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渠道。

就教师与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而言，非公务员身份决定了教师并不从属于后者，二者构成了外部行政关系，对来自后者的侵害，应该允许教师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权利保护，向同级政府或上级政府有关部门的申诉则可以由行政复议来代替，通过行政复议实现行政的内部救济。

就教师与学校的关系而言，二者构成劳动契约关系。

当然，由于教育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特点，这种契约的私法自治性会受到比一般劳动契约更多的限制，可以称之为特别劳动契约：一方面，教师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个人的某些权利会受到限制，比如，课堂上的言论自由要受到教学目的限制，对教师衣着、语言和行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另一方面，教师理应得到合理的报偿，薪酬、工作条件、任职保障等诸方面应该予以特别保护，应得到比一般劳动者更周全的保护。

对来自学校的侵害，教师可以利用已有的劳动争议解决渠道寻求救济，通过仲裁和诉讼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向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救济方式可以继续保留，通过发挥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功能，纠正学校对教师的侵害行为，以弥补司法救济成本过大的不足。

不过，现有的申诉制度必须进一步改进，完善程序以便于操作，而且教育行政部门的处理结果应该定性为具体行政行为，如果教师或学校对此结果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以实现申诉制度与司法制度的衔接，解决教师申诉制度孤悬和自闭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