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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五失本”、“三不易”一道安其人道安（314-385）又称“释道安”，南北朝时期的名僧，师从佛图澄。
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省衡水县南）人，出身士族。
十二岁时出家受戒。
公元364年后南下襄阳，居十五年，专门讲习般若，与名士习凿齿相遇。
晚年劝苻坚迎鸠摩罗什来长安，鸠摩罗什在西域也闻道安之名，称他是“东方圣人”。
可惜这两人始终未见过面（鸠摩于公元401年到达长安）。
对佛教的贡献：一、总结了汉以来流行的禅法与般若二戏学说；二、确立成规；三、主张僧侣以“释”为姓，为后世所遵行；四、整理了新旧译的经典，编出目录（《综理众经目录》，第一部经录，已佚，但在梁僧佑作《出三藏记集》时已将其内容全部收入）。
二道安译经的历史文化背景道安是译经第二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生于前秦。
这一时期佛经翻译其原本既有梵本，也有“胡本”（即转译的西域文本）。
公元383-395年，前秦苻坚开始有组织地翻译佛经（支谦时译经尚未得到政府的支持，而是在民间信徒们的资助下分散进行的），官方主持人是秘书郎赵政。
赵政主张直译法：“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识辞趣而，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
经之巧质，有自来矣。
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而。
”道安也同意这一观点。
关于译文的“文”“质”问题，他们采取这样的原则，即经文的文质是由其本身决定的，译大乘经可以“文”一些，译戒律就非“质”不可了。
至于毗昙一类，有一定的格式，不能删略。
三“五失本”与“三不易”《祐录》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钞序》：‚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
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三者,胡语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
关于道安“五失本”的争论作者：高见来源：《读与写·教育教学版》2013年第03期摘要：道安在佛经翻译实践中提出的“五失本”在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们对于“五失本”的理解和争论主要集中于“失本”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可以允许和接受。
关键词：道安“五失本” 争论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3-0063-02我国的佛经翻译历时1000余年，是我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
佛经的翻译，对我国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佛经译者从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并形成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晋时期的道安便是其中之一，“在译论上的贡献是杰出的”（陈福康，2000：9）。
在他诸多译论当中，最有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之说，被钱钟书在《管錐编》中赞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
序中写到：“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
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一失本从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角度提出翻译须遵照汉语的表达习惯，使之能为中国读者理解，而不能逐字翻译，使读者困惑；二失本意识到翻译中直译和意译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翻译中必须加以文字修饰，才能为中国读者接受；后三失本主要论述梵文佛经通常都有反复，重述，总结或者解释，在翻译中应当删繁去冗，达到疑问简洁明了。
“五失本”反映了道安作为译者对翻译两种不同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语言表达和行文习惯等差异的认识，在翻译时必须对句法结构进行调整，必须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对于重复繁锁之处可以进行删减。
一，五失本，三不易这是晋朝的译经大师道安总结译经的心得：将佛经从胡话（梵文）翻译成汉语有五种情况让翻译后的文字丧失掉原文的精髓和本质。
有三种原因造成翻译过程非常不容易。
“五失本”的情况是：(一)胡语里边，倒装句很多，翻译时必须要改过来，使之顺从汉语语法，适应中文的结构；(二)胡语的经典文字质朴，而中国人喜好文字华美，翻译时为了适合中国人好文的习惯，在文字上不得不加以润饰，以便流通；(三)胡经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尤其是颂文部分，同一意义往往要反复三、四次，翻译时，对这些重复的句子要加以删略；(四)胡经中在长行之后，另有重颂，复述长行的内容，翻译时往往也得删除，才能使译文洗练；(五)胡经中，每说完一事，再说另一件事时，往往还要把前边那件事重说一遍，因此翻译时，也不得不对这些重复的话一并删除。
总之，翻译时，遇到达五种情况，译文在形式上绝不会与原本一致，道安允许这五种“失本”的情况，实际上是要求译文应该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范。
“三不易”第一种情况是：佛经是佛因时而说的，古今时俗不同，要使古俗适应令时，不易做到。
第二种情况是要把佛经中圣智所说的微言大义传给凡愚的后人理解，时间相距很远，也不容易做到。
第三种情况是指佛经结集时，那些大智者还需要不时地相互审察、校写，如今由普普通通的人来传译，也是件很难的事。
道安提出这三点不外乎是要求译人注意到译经的艰辛，从而要求译人尽可能忠于译事。
二，十条八备“八备”，是指做好佛经翻译工作必须具备的八个最基本条件：(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其备一也。
”即要求译经人诚心诚意接受佛法观点，立志做有益于他人的事业，不怕花费长久的时间。
(二)“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
”要求译经人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别人讥笑厌恶。
(三)“签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其备三也。
”要求译经人对佛教经典有渊博知识，通达大小乘经论的义旨，不存在含糊疑难的问题。
(四)“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
道安与“五失本，三不易”时间： 2009 年 11月 5日地点：图书馆六楼会议报告厅主持人：李龙泉博士参加者：李龙泉博士、姜孟博士、张晶老师等老师以及研部各年级各方向学生。
主题：道安与“五失本，三不易”主讲人：张英陈述部分：一、道安其人道安 (314─385)，东晋·前秦时高僧、佛经翻译家。
本姓卫，常山扶柳 (今河北冀县西南 )人。
幼聪敏，十二岁出家。
后事佛图澄为师，甚受赏识。
因北方战乱，南下襄阳，居十五载。
后入长安，居七载，竟卒。
1．貌丑聪颖《祐录》之《高僧传·释道安传》称：“释道安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至陋，不为师之所重，驱使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
笃性精进，斋戒无阙。
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
”“漆道人，惊四邻” 。
2．千军一人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 年），前秦将苻丕攻陷襄阳，道安被致之长安。
道安到长安后，秦主苻坚说：我以十万之众攻襄阳，结果止得了一个半人，“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
”由此可见，苻坚对道安是如何推崇。
二、佛经翻译贡献1、道安对佛经翻译的主要贡献有：注经作序、纂辑佛经目录、主持译事、“五失本，三不易” 。
“安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
虽未尝自有所译述，但苻秦时代之业，实由彼主持；苻坚之迎鸠摩罗什，由安建议；四《阿含》、《阿毗昙》之创译，由安组织；翻译文体，由安厘定。
”（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道安一生最主要的宗教活动概括地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翻译、整理和阐述佛教经典，创立以“本无”为宗旨的学派，后来称为“本无宗” ；一是宣传佛教和培养弟子。
（邓宏烈，道安佛经翻译与注疏略述）道安在对赵政讲述译经之事宜时有言：“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正所不取也。
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
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
经之巧质，有自来矣。
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道安、赵政主持翻译佛经，恒务存原义。
如巧削原文，使读者感到轻松方便，却是掺杂了译者个人的意思，其为道安斥为“葡萄酒被水” 、“龙蛇同渊，金鍮共肆”者也。
2009年12月（总第224期）法制与经济FAZHIYUJINGJINO.12，2009(Cumulatively，NO.224)一、引言提到道安及他的“五失本，三不易”翻译观，人们想到的可能是道安的翻译观就是逐字对译，死译，直译。
其实，直译的翻译方法只是道安在其翻译观中所强调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观内涵十分丰富。
道安除了主张直译的翻译方法外，在翻译标准，作者，读者与译者之间关系，翻译的目的，翻译的语言文化观等方面还有着相当先进的论述，这些论述对现代的翻译理论都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事实上，这些方面也是现代翻译理论界探讨的热点。
本文将着重从以上几个方面论述道安的翻译观，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分析“五失本，三不易”的丰富内涵，从而使我们对道安的翻译观有一些新的认识。
二、道安及其“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东晋·前秦时期的高僧，其译论大多是关于佛经翻译的。
“五失本，三不易”就取自于他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五失本”的具体内容为：“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
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1]。
”其意思是说，佛经翻译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经文本来的内涵：一是经文的词序对汉人来说是颠倒的，翻译时将其改为汉语的语序。
二是经文质朴，汉文文采好，翻译时加以修饰。
三是指经文里同一意义的论述，特别是颂文，往往反复再三，翻译时被删简。
四失本，说的是经文中类似汉语乱辞(汉语韵文中最后的总结部分)的“义说”，即在长行之后，另有偈颂复述长行的部分，内容重复，有的一千字，有的五百字，翻译时被删去。
从接受美学理论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作者：金晶来源：《校园英语·下旬》2015年第12期【摘要】随着接受理论的东进西渐，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了接受理论，国内的一些学者们便开始运用接受理论研究翻译的本质、译者的主体作用、翻译文本与译者和译本读者的关系，以及翻译策略的运用等，为翻译研究开创了新思路、新方法。
本文将从接受美学理论出发来探究中国翻译理论史的开端——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亦欲尝试用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来解读“五失本，三不易”说。
【关键词】美学理论道安一、潜在读者与审美经验的期待视界在接受美学中，“读者”这一术语备受青睐，因其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必须通过读者才能得以实现。
作者将其生气灌注于作品，赋予作品以潜在的文学性。
然而，只有当读者进行阅读活动后，作者的主体性才能对象化，作品的潜在意义才能具体化，文学的创作目的才能实现。
译者，作为原作的读者，同时也是译作的创造者。
那么，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两次接受活动：译者与原作的交流；译者同原作者一样，对译文可能的读者进行预设，预测译文读者的参与和接受。
同理，译文读者也会对译文的产生造成影响。
然而，所有的读者，包括译者在内，受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一般文化视野；艺术文化素养；文化能力的影响，在进入阅读时，心理上就已经有了一个既成的结构图式，这个结构图式会影响他们的阅读与接受，海德格尔将之称为“前结构”。
姚斯认为文学阅读不是一般的“前结构”，而是审美认识活动，因而将“前结构”发展为“审美经验的期待视野”。
无疑，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他们阅读和接受的基本走向。
二、“五失本，三不易”新解一般说来，中国的翻译史始于佛经翻译。
经佛经翻译的实践，东晋时期的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提出了著名的具备译论价值的“五失本，三不易”说，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中认为“五失本，三不易”说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
道安写道：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
关于道安“五失本”的争论摘要：道安在佛经翻译实践中提出的“五失本”在翻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人们对于“五失本”的理解和争论主要集中于“失本”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可以允许和接受。
关键词：道安“五失本” 争论我国的佛经翻译历时1000余年，是我国乃至世界古代史上第一个翻译高潮。
佛经的翻译，对我国哲学、文学、语言学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佛经译者从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并形成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的发展和翻译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晋时期的道安便是其中之一，“在译论上的贡献是杰出的”（陈福康，2000：9）。
在他诸多译论当中，最有名的是“五失本”“三不易”之说，被钱钟书在《管錐编》中赞为“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
序中写到：“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
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一失本从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角度提出翻译须遵照汉语的表达习惯，使之能为中国读者理解，而不能逐字翻译，使读者困惑；二失本意识到翻译中直译和意译的对立统一关系，指出翻译中必须加以文字修饰，才能为中国读者接受；后三失本主要论述梵文佛经通常都有反复，重述，总结或者解释，在翻译中应当删繁去冗，达到疑问简洁明了。
“五失本”反映了道安作为译者对翻译两种不同语言在语法、修辞、文体以及语言表达和行文习惯等差异的认识，在翻译时必须对句法结构进行调整，必须考虑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对于重复繁锁之处可以进行删减。
“五失本”指的是在佛经翻译中，存在着五种和原文形式、内容、语体、风格韵味等不一致的情况（刘长庆，2010：177）。
对于“五失本”的争论集中于“失本”在翻译中是否可以允许和接受。
道安及其翻译思想作者：张茹娟孔犇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15期摘要：道安法师（公元312-385）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
道安对于佛经翻译的贡献之所以为后人所称颂，一方面因为他在前秦苻坚组织成立的译场中做了大量实际的翻译工作，与其他同道者一起完成了十余部佛经典籍的翻译;另一方面，更因为他通过前人和当世的翻译实践，自觉地进行总结和反思，提出了佛经翻译理论，如“五失本，三不易”，对后世的佛经甚至其他各领域的翻译活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道安;佛经翻译;“五失本”;“三不易”一、道安其人道安（公元312-385），东晋僧人。
自小在家中接受儒学教育，童年失去双亲，由表兄抚养。
七岁时，“五经文义，稍已通达”，尤其对佛家道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十二岁时出家，聪慧过人。
与玄奘一样，道安也主张学者应遍访四方，结识名士，从而提升自身学识。
据说当时，道安在长安，城中善为诗赋的衣冠弟子都以能与他相识而感到荣耀。
一时间，“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之说流行于世。
公元365年，道安来到襄阳，与东晋名儒习凿齿结识，从而有“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之名流传于世。
公元383年—385年，道安着手进行佛经翻译，并邀请众多中外学者僧人与他一起。
凭借其深厚的学识，道安这次翻译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道安的著作有《性空论》《光赞超解》等。
著名的译作包括《阿毗昙心》《十诵比丘戒本》等。
二、道安的翻译思想钱钟书曾说：“按论‘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吾国翻译术开宗明义，首推此篇;《全三国文》卷七五支谦《法句经序》仅发头角。
”梁启超也曾就此发表过类似看法：“后世谈译学者，咸征引焉。
要之，翻译文学之程式成为学界一问题，自安公始也。
”因此，尽管我们一般公认东汉支谦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翻译理论家，但是真正思考翻译活动并对此提出较为清晰的理论是从道安开始。
道安对于翻译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他为佛典汉译所作的序言中。
根据《出三藏记集》，道安为佛典汉译本共写了19篇序言，其中有关翻译的6篇，最为后人所熟知的就是“五失本，三不易”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