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适新诗创作浅析中国新诗文白相间的语言现象
- 格式:doc
- 大小:19.00 KB
- 文档页数:4
从胡适的新诗改革看新诗出现的不足作者:戴新黔来源:《读写算》2013年第22期【摘要】诗歌的发展到了21世纪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那就是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困境,特别是形式的困境,这使得新诗的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究其根源,这和胡适的新诗理论和新诗实践存在着种种不足有直接原因。
【关键词】胡适现代诗歌形式一、旧体诗向新诗转化的必然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非常悠久,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其中又以唐诗格外辉煌。
唐诗的时代可以说是诗歌发展最为繁荣的时代,产生出众多伟大的诗人,无数杰出的诗歌作品把唐朝的诗歌艺术推向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
但是到近代,汉语旧体诗歌出现了一些弊病。
这首先表现在诗歌的内容上。
旧诗创作在内容上宗经、征圣、载道观念渐渐严重,限制了作家个性的表现,加之封建政治的严酷压制,旧诗的表现内容日显偏狭,自觉不自觉地使诗沦为专为封建统治者点缀升平的“帮闲诗”。
如果只满足于模仿,诗必然会降低艺术水准,失去诗人的真我个性。
新的文学体式的出现充分暴露了旧体诗的弱点所以,探索新的诗歌形式,表现新的社会、时代内容就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无可推卸的责任。
二、胡适倡导的新诗随时代的变化应运而生1919年10月,胡适发表《谈新诗》一文提出新诗要从内容上进行改革,初看起来,这都是‘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
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
因此,中国的新诗运动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入到诗里去。
同时胡适还指出,新诗应该“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么作,就怎么作。
”从胡适的《谈新诗》和《尝试集》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创出白话新诗的道路以后,中国出现一大批著名的白话诗人,新诗的艺术创作也是成果极为丰硕,白话新诗理论研究在多年的历练下取得了许多的成果,这是有目共睹的。
新诗与旧诗--重读胡适谈新诗兼论新诗的标准问题
周晓风
【期刊名称】《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5(000)001
【摘要】中国现代新诗自20世纪初诞生以来,新诗与旧诗的高下优劣一直是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的重要话题,其实质是怎样看待新诗的标准问题.近来有关新诗二次革命的呼声再次掀起有关新诗标准问题的论争,与胡适当年提出新诗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因此,重读胡适当年谈新诗的有关论述,结合中国现代新诗90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重新思考新诗的标准问题,可以给我们思考今日新诗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总页数】8页(P18-25)
【作者】周晓风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40004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
【相关文献】
1.英美意象派诗歌与胡适的《谈新诗》——兼论胡适对西方诗歌理论的偏取及成效[J], 王光和
2.胡适新诗创作及理论的定位分析--兼论进化论的文学史观与20世纪新诗批评[J], 钟军红
3.胡适的新诗观——重读新诗史的重要文献《谈新诗》 [J], 虞金星
4.旧诗和新诗--胡适尝试得失谈 [J], 秦金凤
5.如何理解新诗的民族传统与"五四"传统——朱光潜《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所引发的论争 [J], 朱明明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从语言的角度谈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朱晓进中国白话新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主体,它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
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近代,其形式已不能适应社会进步的要求: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意识等等全新的内容,呼唤着诗歌的新的表现形式。
而且,包涵于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语言革命也对诗歌的语言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白话新诗的产生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均具革命性的意义。
正是以“五四”白话新诗为发端,开始了中国诗歌新的历程。
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新诗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的。
当我们回顾中国新诗所走过的历程时,我们不能无视那些杰出诗人的异彩纷呈的优秀诗篇的存在,应该说,新诗已构成中国文化史上光彩的一页。
以此来考察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正确估价五四以来新诗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当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但是,在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中,在对“五四”以来新诗成就的评估上,却容易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高度评价新诗对于古典诗词的革命性意义,另一方面,又会因为新诗未能取得像中国古典诗词那样辉煌的艺术成就而感到遗憾;一方面,我们高度评价新诗史上涌现的诸多杰出诗人和诗作,另一方面,又可能会因为整个新诗在形式的探索方面所经历艰难曲折而低估了新诗的历史贡献。
在1939年、1940年,延安和重庆曾分别有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和论争;1944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又曾有过争论。
建国以后,也曾分别于1950年、1953年、1956年以及1958—1959年,展开过多次有关诗歌形式问题的探讨和争论。
在这一系列的讨论和论争中,就每每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并且常常容易走极端。
例如,在1958-1959年的那次讨论中,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观点:‘五四’以来的新诗,本来是一次划时代的大革命。
可是这个革命,却越革越糊涂。
尽管它的流派不少,五花八门,但大多数都是进口货物的仿制品……多少年来,大多数的新诗不仅在形式上,就是它的构思与想象的表现也全部仿照西洋格调,是跟群众远离,没有广大群众基础的。
胡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试验胡适提倡新文学有两个重要主张:第一,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
第二,白话可以创作出好的诗歌。
胡适留美时与任叔永、梅光迪等人的辩驳关注的是第二个问题。
《尝试集》的创作只有一个目的:通过白话韵文的实地试验,以证明白话可以创作出好的诗歌。
胡适复张厚载的中写道:“《尝试集》之作,欲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以作诗,及白话入诗有如何效果,此外并无他种奢望。
”胡适回忆《尝试集》的创作情形:“做五言诗,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诗,做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要看白话是不是可以做好诗,要看白话诗是不是比文言诗要更好一点。
”《尝试集》作为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遭受了太多的批评,比如胡先骕认为它是“必死必朽之作”;朱湘认为它“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成仿吾说“《尝试集》中没有一首是诗”;劭洵美说“‘胡适之体’的诗,虽然照他自己所说,是有体的,但没有的乃是‘诗’”;胡怀琛以二十余年写古诗的经验,为《尝试集》改诗,认为《江上》、《中秋》、《寒江》、《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等从古体诗歌中脱出来的诗是好诗,让胡适自己觉得莫名其妙。
胡适自己认为,《关不住了》是“新诗”成立的新纪元,《应该》是创体,《威权》、《乐观》、《上山》、《周岁》、《一颗遭劫的星》等都是“极自由”“极自然”的新诗;而朱湘以第二代白话新诗的开拓者把“内容肤浅,艺术幼稚”八个字加之《尝试集》,独把《老鸦》推为《尝试集》的第一首诗(P362)。
对白话新诗的态度不同,对白话新诗创作的体验不同,对《尝试集》的评价自然不一样。
这里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白话新诗有自己的诗学规范吗?笔者以为,在白话新诗的开创阶段,这个诗学规范不可能形成。
一白话新诗的音节:自然胡适在《谈新诗》的第四节中专门谈新诗的音节,写道: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
语气自然,用字和谐,就是句末无韵也不要紧。
浅谈胡适与新诗作者:王振顺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2年第04期摘要:胡适是新诗的积极提倡者,也是积极创作者;但是他对于诗歌的贡献,多数人都定位于“但开风气不为师”,因为他的诗歌通俗浅白。
他的诗歌理念从他的创作和他对诗歌理论中看出。
关键词:胡适;新诗;通俗浅白中图分类号:I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2-0032-01一胡适对于新诗,是“但开风气不为师”。
讲求诗歌的浅白,是他创作时和评价诗歌所追求和提倡的。
我们可以通过胡适的白话诗作品和对当时白话诗的评价,窥见胡适的新诗理念。
精通某门学问或者知识才能发现这门学问或者知识的缺陷。
对于胡适也是这样的,因为熟稔中国传统文学,他才能发现中国文学的弊端和改革的方法。
这样也决定胡适在改革初期的文学创作也是有所变化的。
胡适留学期间曾写下大量的文言诗,后来为了表示白话也能作诗,便将自己的文言旧诗结集为《去国集》表示自己的决心。
他的《尝试集》是白话诗歌创作的实验之作品,这些作品艺术形式也是变化的。
按照胡适对自己诗歌的分期,可以分为第一期,刷洗过的旧诗,其中《蝴蝶》、《他》为例外。
至于《赠朱经农》、《中秋》、《江上》、《沁园春》、《生查子》等诗词,多只是字句为白话而已,形式则沿用旧调,毫无更改。
第二期,自由变化的词调时期。
这时期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几首如《一念》、《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音节,当然《老鸦》与《老洛伯》是两个例外。
第三期,纯粹的新体《关不住了》那一首译品,胡适这是他新诗成立的纪元。
《应该》、《你莫忘记》、《威权》、《乐观》、《上山》等,都极自由,极自然,胡适认为可算得他自己新诗进化的最高一步。
因为是尝试,所以从幼稚到成熟是必须的;但是很多人却认为胡适的诗歌并不算成熟,一点诗味也没有,犹如“水晶球”一般。
当然诗歌是平白如话并不是什么缺点,从文学风格的多样性来看是允许的。
胡适主张白话诗与文言实词并行发展
【原创版】
目录
1.胡适的主张
2.白话诗与文言实词的定义与特点
3.白话诗与文言实词并行发展的意义
4.胡适的主张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正文
胡适是现代文学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提出了白话诗与文言实词并行发展的主张,这一主张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白话诗,即用白话文写的诗,其特点是语言通俗易懂,接近口语,能够更好地表达诗人的情感和思想。
而文言实词,即用文言文写的实词,其特点是语言精炼,富有节奏感和韵律感,能够表达丰富的情感和思想。
胡适主张白话诗与文言实词并行发展,是因为他看到了白话诗的通俗易懂和文言实词的精炼美感,认为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这一主张的提出,对于推动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提高文学的普及性和艺术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胡适的主张影响下,现代文学呈现出了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一方面,白话诗的流行使得诗歌更加接近人民大众,更加贴近生活,有力地推动了诗歌的普及和繁荣。
另一方面,文言实词的传承和发展,使得文学作品在语言表达上更加丰富和多样,提高了文学的艺术性。
第1页共1页。
白话新诗之争一、诗歌语言:工具与本体的统一白话能否入诗,是学衡派与胡适的主要分歧之一,而分歧的根本归结于二者对语言性质的界定。
胡适视语言为工具,“文字者,文学之器也”[1],既然是“器”,就与文学本体无大关系。
学衡派则认为,语言是工具与文学本体的统一。
他们认为,语言自然有工具性的一面,语言本身的工具性质决定它有载道的功能,这是毫无疑义的,“文以载道,文言文能载道,与白话文之能载道,亦无以异也”,“夫文字不过意志、思想、学术传达之代表,代表之不失使命及胜任与否,乃视其主人之意志坚定,思想清晰,学术缜密与否为断”。
[2]这似乎与胡适等人所持的工具说并无二致,但是,这仅是语言性质的一个方面。
学衡派指出,语言同时又具有文学本体的一面,它应该依所载之道而定,并由此提出文言与白话可以并存的观点,“文言白话,各有其用,分野殊途,本可并存”。
[3]也就是说,不论文言还是白话,语言必须与它所载的道达到一致和融合状态,这样才能真正载其道。
古文白话“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
[4]这可看出,学衡派并不真正反对白话,而是从语言性质出发,更为学理地分析文言与白话“各有其用”、“各有所长”,语言应该是文学工具与文学本体的统一。
胡适等人视语言是一种纯粹工具,因此认为语言具有普适性。
“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
”[1]白话既能用于小说,又能用于散文和韵文。
而学衡派将语言视为工具与本体的统一,就要求语言必须统一于本体。
它不具普适性,适合此文类的语言不一适合彼文类。
它的适用与否在于与本体的统一,统一则适用,否则就不成其为合适的工具。
在学衡派看来,诗歌的语言也必须达到工具与本体的统一。
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类,梅光迪认为,诗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情感之所发宣,故其文字亦须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种种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故非白话所能为力者。
胡适新诗本体话语的差异性建构
段从学
【期刊名称】《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00)005
【摘要】胡适为新诗合法性辩护的本体话语,是通过强化新诗与旧诗之间的差异性特征,以及诗与散文共同的语言特征建立起来的,并未过多地关注新诗自身的文体特征.中国新诗的发展,因此不是沿袭,而是一个不断背叛和反抗胡适设定的新诗本体话语的历史过程.胡适的差异性本体话语,实际上以自身的缺口,敞开了新诗的历史可能,我们对新诗的历史评价,不宜简单地以胡适的理论为依据.
【总页数】6页(P150-155)
【作者】段从学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5106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7
【相关文献】
1.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新诗人的话语策略 [J], 吴颖
2.论胡适新诗倡导中的话语策略 [J], 胡朝雯
3.胡适译诗与新诗体的建构 [J], 廖七一
4.从"白话语词入诗"到"诗体大解放"——胡适新诗主张的形式问题分析 [J], 黎志敏
5.中国新诗突围的历史总结与批评话语建构
——论沈从文的新诗批评 [J], 文学武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从胡适新诗创作浅析中国新诗文白相间的语言现象胡适是新诗革命的主力健将,他大力提倡白话文,撰写现代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
然而,作为新诗前驱者的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却坦言,《尝试集》第一编的诗,除了《蝴蝶》和《他》之外,“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多用旧诗的音节;“第二编的诗,虽然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整齐句法,虽然改成长短不整齐的句子,但是初做的几首,如《一念》《鸽子》《新婚杂诗》《四月二十五夜》,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
1919年2月26日的译诗《关不住了》才是他“‘新诗’成立的纪元”。
即使是可以算做白话新诗的《应该》,用一个人的“独语”写三个人的境地,也与古诗《上山采蘼芜》略为相像。
由此观之,白话诗在“破旧立新”之后并没能马上形成一个稳定而成熟的体系,文白相间的语言现象明显存在。
这是新诗白话发展的过渡期,说明诗歌从文言变白话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一方面,新诗极力批判、澄清传统,极力改变文言语言,向白话诗方向发展,但同时,新诗改革者们自身也曾承领过传统文学的熏陶浸染,不可能割断与传统的血脉联系,所以也自觉不自觉地从传统中汲取营养。
文白相间既是白话新诗极力与传统文化相抗争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是有意无意地吸收传统文化的体现。
《尝试集》第一编是新诗的起步阶段,是胡适对白话诗的早期尝试。
仍旧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像《中秋》“小星躲尽大星少,果然今夜清光多!夜半月从江上过,一江江水变银河。
”颇似七绝,整齐押
韵。
像《江上》“两脚渡江来,山头冲雾出。
雨过雾亦收,江楼看落日。
”五言一句,对仗工整,讲究音韵。
《寒江》、《景不徙篇》、《十二月五夜月》等也均以五言排列,句法整齐押韵。
另外还有像《沁园春》、《百字令》之类旧词、小令。
由于这些诗词追求整齐,讲究押韵,这样就造成思想受限制的毛病,诚如胡适所说:“句法太整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长补短的毛病,不能不时时栖牲白话的字和白话的文法,来牵就五七言的句法。
”所以,整个诗读起来,总体就有一种白话诗仍未脱离文言文的感觉,文白语言整体上显得相互交融。
而诗歌的局限虽在,但还是能够从中看到新诗进化的雏形。
在以《蝴蝶》为例,“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虽然形式上还有五言律诗的句法,并且“在文化内涵上依然还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古典诗歌的公共意象(隐喻性意象系统)。
”但是,诗歌不落文言、干净明了的白话,已经是新诗革命取得的实质性进步。
胡适的诗歌虽然大多已是试验较为成功的白话诗,但仔细寻来还是找到文言的影子。
如《老洛伯》一诗,“我的心头怨苦,都迸作泪如雨下”这句并不是白话的娴熟说法;“他那时只有一块银圆,别无什么”,“别无什么”这个词还有文言的痕迹;“我家老洛伯他并不曾待差了我”,“待差了我”也和白话语言稍有不通。
在《关不住了》一诗中,“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白话中“也许不再为难我了”更为顺口;在《希望》中,“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卿”字明显是古词;“该把这世界一齐都打破”,现代句法中“一齐”与“都”放
在一起是病句;还有“把世界重新造过”这一句,也因有受词调影响而显得略微生涩。
再如《周岁》一首中“男女宾”、“热闹煞”、“祝他奋斗”、“我贺你这一杯酒”,《上山》中“猛省!猛省!我且坐到天明,明天绝早跑上最高峰”,这些词句和现代语法都不十分吻合。
同时,胡适在诗歌方向的战略选择上坚决否定旧体诗词,但在具体创作中却自觉不自觉地从旧体诗词汲取资源。
在新诗音节上,他赞成把双声叠韵这种“旧诗音节的精采”“容纳在新诗里”,帮助音节的和谐。
如“请他们三三两两,回环往来,夷犹如意”(《鸽子》)中的“三”“环”叠韵,“两”“往”叠韵,“回”“环”双声,“夷”“犹”“意”为双声。
《老洛伯》一诗中也能找到词调的印记:“跌坏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的妈妈”,“我爹爹不能做活,我妈他不能纺纱,我日夜里忙活着,如何养得活这一家?”“我如今坐也坐不下,哪有心肠纺纱?”这些虽则是白话的语言,但在音节上却有意使之民谣化。
此外,当新诗创作渐趋欧化时,胡适自觉地寻根返祖,注重学习唐诗宋词的风格和表现技巧,尽可能保持平实而意远的诗风。
如《秘魔月夜》:“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月下归来/这凄凉如何能解/翠微山上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诗歌手迹》)。
这是一首情诗,作者汲取了我国传统诗的含蓄意境及清淡风格,以朴实之笔,写出颇有浪漫主义情调的月下相思之情。
胡适等人“他们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认同白话的实用性,以顺应现代化的历史需求,另一方面又从文化情感和审美追求上难以割舍文
言之美”(仲立新《试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语言现代性问题》)。
语言的变革只能是渐进的,诗歌从文言到白话,其语言的转变、音节的演化、以及诗艺的琢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文白相间语言现象是新诗白话发展的过渡期,它的出现既是白话新诗极力与传统文化相抗争的结果,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传统文化有意无意地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