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中不可或缺的法官内心确信

法官“讲理”与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作为司法系统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法官的工作不仅仅是裁判案件，更是要讲理。

所谓讲理，就是在司法活动中要按照法律规定和道德准则来处理案件，不偏不倚地做出公正的裁决。

对于刑事裁判文书而言，也需要切实说理，不仅仅是简单地列举案情、罪名、证据和判决结果，更要探究案件的核心问题，展示法官的执法思路和实践能力。

讲理是法官的基本要求。

法官要依照法律规定和事实情况公正行事，不能听信谣言、陷入情绪、偏袒某一方，更不能被别人的影响而做出判断。

为此，法官需要具备高超的法律素养、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公正的心态。

在审理案件时，法官会认真审阅各种基础文献，深入调查研究，严格掌握证据和法律条款，确保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同时，法官也会多方面考虑案情，确保审判过程的合法性和公正性，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公信力。

说理是刑事裁判文书的重要内容。

刑事裁判文书需要说理，就是要将案件中涉及的法律知识、证据材料、判决依据等方面的核心问题进行清晰、严谨的表述和阐述。

说理需要法官做到严密的思维逻辑，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和深度的思考，以便读者能够较为全面、准确的了解案情，认识法律事实和判决依据，真正实现裁判的公正和合法。

一份好的刑事裁判文书对于法官和当事人都至关重要，对法官而言，写好卷宗能够提升审判质量，对当事人而言，能够领悟法律精神和保障权益。

说理不仅仅是为了法律条文的解释和适用，更是为了将案情、罪行和证据最准确地呈现，将判决结果最合理地表现出来。

说理需要立足于案情本身，从法律依据的角度来分析案情，在该判定有罪的基础上，进一步根据事实、是否有情节、从轻、从重、减轻情节、加重情节等考虑因素，以最适合的方式统一法律规定和人的道德观念。

总之，讲理和说理是司法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法官需要在裁判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始终保持公正、中立的态度，确保判决结果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而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更是展现法官执法思维的精髓所在，是保障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重要保证。

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裁判方法及司法适用一、引言自由心证，是指对于证据的取舍、评价以及事实的认定，法律原则上不预先规定，而是交给法官自由判断的原则或者制度。

作为对法定证据和刑讯逼供的反动，近代自由心证发端于法国，之后迅速推广，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根基。

英美法系证据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大陆法系截然不同，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核心理念同样是“自由的证据评价”。

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一般认为，这一规定在证据判断方面采纳了现代自由心证原则。

2015年《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5条就此作了大同小异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杜万华大法官认为，“此规定虽然抽象，但对自由心证是比较准确的描述。

”2019年底颁布的《民事证据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民事证据规定》第64条的内容。

杜万华大法官在上引文章中谈到了自由心证的“操作方法”：“法官审核认定证据时必须坚持依法原则，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和程序不能违背。

全面原则要坚持。

要符合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历，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内心确信，内心确信以后要把确信在裁判文书中或在法庭庭审中公开，即公开心证的过程……简单的案子要在法庭上说清楚。

如果是普通案件，必须把对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特别是有争议的部分，用裁判文书说出来，这是自由心证的操作方法。

”结合这一论述，可以从《民事证据规定》第85条中提炼出我国民事诉讼自由心证的几点原则和要求，即依法原则，全面、客观原则，运用逻辑推理、经验法则以及充分说理。

论自由心证在我国适用的局限性摘要：随着我国证据制度的不断完善，自由心证制度的确立也已成为必然。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难，本文拟从对自由心证的基本认识入手，分析这一原则在我国的适用状况，从而剖析了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适用过程中的局限性。

关键词：自由心证原则经验则心证公开审判独立诉讼的根本目的就是查明案件的真相，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如何查明真相、发现真实？如何才能更好地保证证据制度在查明真相上的可靠性，从而使人们相信此制度呢？这些问题都是国内的学者自古以来不断研究，不断尝试解决的问题。

现代许多国家无论刑事还是民事诉讼制度中都确立了一项证据法原则就是自由心证制度。

”‘自由心证原则’或’自由心证主义’（德语prinzip der freien beweiswuedigung 法语 sustem de preuves oudel’intime conviction）作为一项实定的法原理及法制度，主要源于并存在于大陆法系的传统；作为法学用语，也主要是在大陆法系的学术圈中使用。

”①一、自由心证制度的基本理论（一）自由心证的涵义1791年，法国制宪会议采纳了法学家杜波尔的建议，在证据法草案中提出了以法官确信为基本原则的制度。

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就体现了这一原则，其342条规定：”法律不要求审判人员报告他们心证所成立的方法，法律不给他们预定一定规则，使他们必须借此决定证据的充分性和完全性，法律给他们规定，要集中精神，在自己良心深处探求为了反对被告而提出的证据和被告的辩护手段。

”该规定最早赋予了自由心证以法律意义，被广泛认识是对自由心证原则的经典表述。

此后，这一制度被大多数国家认可，并在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中得到了体现。

关于自由心证原则的定义很多，但是究其最基本的定义是：”法官在根据证据资料从事事实认定时，能够不受法律上的拘束而进行自由的判断。

”②但是，这里所说的”自由”仅仅是指法律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规定某一证据有无证据力或是证据力的大小，而且法律也不设定具体的规则来指示法官作出何种判断。

“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煤则的历史演进&K展脉络*范伟内容提要“法官不得拒绝裁判”作为一项现代司法原则，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肯认。

近年 来，“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已走入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

为此，有必要对这一司法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具体而言，“法官不得拒绝裁判”萌芽于公力救济的产生及主流化走向、法院的产生及独立性趋势以及法的产生及信仰化趋向。

“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确立于1804年颁行的《法国民法典》第4条，即“法官若以法律无规定、不‘了、不完备为借口，而拒绝裁判时，应负拒绝裁判之责，而受到追诉”。

该原则的发展体现为：在法国内部经由刑法等法律的颁行以及司法判例的补充，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规则；经由《法国民法典》的传播，或为大陆法系的民事法典所移植，或直接作为常识性、公理性理念体现在具体的司法裁判中；经由诉权宪法化和诉权国际人权化的助力，成为世界法治发展的共同目标。

关键词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司法原则历史演进司法文‘引言：“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已走入中国的司法实践根据既有研究，“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又称“禁止拒绝裁判”，是对《法国民法典》第4条的高度凝练与集中表达，即“法官若以法律无规定、不明了、不完备为借口，而拒绝裁判时，应负拒绝裁判之责，而受到追诉”①。

该原则经由历史的检验与积淀，已然成为西方经典的诉讼法律原则。

近年来，“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已进入我国的司法实践，出现在裁判文书中的“释法说理”部分。

如“杨洪波与梁飞虎、梁继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所述:“西方法谚有云:法官不得拒绝裁判。

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一种，其可对法官的判断进行佐证，但绝非唯一向导或唯一仰赖。

在两次移送鉴定无果的情况下，现本院通过详尽的庭审调查，对专业人士询价（对沐阳县人民医院后勤保障责任人之一司建峰就涉案水电工程询价）、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等方式，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形成法官的内心确信,遂作出上述认定”②。

如何书写一位优秀法官作文在我们的社会中，法官这个角色宛如一座灯塔，在法律的海洋中为人们指引着公正与正义的方向。

说起优秀法官，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一位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李法官。

李法官是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结识的。

那是一个阳光并不怎么明媚的上午，我因为一场小小的民事纠纷走进了法院。

心里头七上八下的，毕竟咱普通人进法院，难免有些紧张。

刚进法院大厅，就看到李法官正耐心地给一位老大娘解释着什么。

老大娘一脸的焦急和迷茫，而李法官呢，始终面带微笑，声音温和又清晰。

他一会儿指着文件上的条款，一会儿用通俗易懂的话给老大娘打比方，直到老大娘终于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连连点头道谢。

我在一旁看着，心里不禁对这位法官产生了几分好奇和好感。

轮到我的案子开庭了，走进法庭，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端坐在审判席上的李法官。

他目光专注而坚定，表情严肃却又不失亲和力。

庭审过程中，李法官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

他对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认真倾听着双方的陈述和辩论。

当双方情绪激动，说话开始有些混乱的时候，李法官会适时地打断，用平和的语气引导他们回到重点上来。

“别着急，慢慢说，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

”他的这句话，仿佛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紧张的气氛瞬间缓和下来。

有一个细节让我至今难忘。

在核对一份关键证据的时候，对方律师提出了一些疑问。

李法官没有丝毫的不耐烦，而是亲自起身走到展示台前，拿起那份证据，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

他的眼神专注得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那份证据，那种认真劲儿，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他对真相的执着追求。

在辩论环节，我因为紧张，说话有些结巴，思路也不太清晰。

李法官并没有打断我，而是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让我慢慢把话说完。

等我说完后，他还总结了一下我的观点，确保没有遗漏和误解。

“别紧张，咱们就是把事情说清楚，法律会给大家一个公正的结果。

”他的这句话，让我原本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地。

整个庭审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李法官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和耐心。

审判背后的压力与挑战！面对法庭上纷繁复杂的案件、各种角色的辩护和证人的言辞交织，作为一名法官，我时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

每一次审判都是一场考验，不仅需要冷静客观地处理事实和证据，还需要拥有超凡的智慧和公正的判断力。

然而，这些挑战与压力并不仅仅存在于庭审当中，更深植于我内心的角角落落。

首先，作为一名法官，我必须保持中立和公正，确保每一起案件的判决都是基于事实和法律的准确解读。

这需要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严谨，而这种知识的更新则要求我时刻与时俱进。

因此，我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阅读并理解最新的法律条文、判例和法学专著，以确保我的审判得出的结论是符合法律精神和社会公义的。

同时，我也要不断充实自己的法律素养，保持清晰的思考和分析能力。

其次，审判过程中的压力来自于对案件中各方权益的维护和平衡。

作为法官，我需要平衡法律与道义、公众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关系，并在公正和合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

这种艰难的平衡要求我公正不阿地处理矛盾冲突，保证每一方的权益得到充分考虑。

然而，这样的决策往往涉及到人们的生活、财产和自由，甚至关乎到家庭的团结和社会的和谐。

因此，我必须深思熟虑每一个决定的后果，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

此外，法官的工作充满了心理的负担和挑战。

庭审中涉及的案件往往充斥着危险、暴力、悲伤和痛苦，这些场景会对我的情绪产生直接的影响。

为了保持冷静和客观，我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并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

同时，我也要面对各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时间压力，保证案件能够及时审理和公正裁决。

这需要我具备坚韧的意志和灵活的应变能力，以保持长期稳定的工作状态。

然而，尽管面临重重挑战与压力，我依然热爱我的工作。

审判是一项可以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职责，通过法律公正地解决纠纷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公义，为人们带来公平和正义。

每一次审判都是对我的操守和智慧的考验，也是我奉献社会的方式。

在我心中，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使命和责任。

新民诉解释语境下的心证公开一、心证与心证公开（一）心证与自由心证主义心证是指法官对于自己未直接经历的过去事实存在与否进行判断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各种证据资料的证据价值进行斟酌，并进行选择、取舍，进而基于各种证据价值高的证据资料来推定过去事实关系的过程。

[1]法官在形成心证的过程中存在这两种原则，即自由心证主义和法定证据主义。

鉴于法定证据主义僵化、机械的缺陷，各国在诉讼中基本确立了自由心证主义，随着强调对当事人权利保护的兴起，自由心证主义也逐渐改变以往“隐秘、神秘”的传统，在保持法官心证独立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心证形成过程、结果的公开与客观。

正如德国民法学者萨维尼所言：虽然认为事实判断应当交由法官的内心确信，但自由心证需要两个保障，其一是法官对良知、正义感、真实发现观念的坚守，以及充分的认知能力；其二是确立判决理由（judgment reason）公开制度，以此保障法官自由心证的正当性。

因此，心证公开是现代诉讼追求民主、公开、公正的产物，是限制裁判者滥用裁判权、防范突袭裁判的制度设计，是对自由心证主义的反思与扬弃。

（二）心证公开与新民诉解释我国2015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新民诉解释）增加了关于“心证公开”的条款，其第105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这并非“心证公开”在我国法律中的首次表述，新民诉解释的规定移植自2001年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此外，《证据规定》第79条还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裁判文书中不可或缺的法官内心确信长期审判实践证明，裁判文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一，保证国家法律的实施；第二，衡量办案质量的重要标志；第三，考察法官素质的重要尺度；第四，指导审判业务不可缺少的案例；第五，为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和修改法律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第六，诉讼活动的真实记录；第七，宣传法律的生动教材；第八，国家的重要专业档案。

既然裁判文书如此重要，作为法官必须高度重视。

当前裁判文书中证据的认定和论理部分，普遍存在较多问题。

要将这两部分表述好，笔者认为有必要探讨、研究一下，在我国尚未正式确立，而法官依法所作出的判决都离不开它的作用的一种西方法律制度——自由心证制度。

一、自由心证制度的历史沿革最早提出“自由心证”一词的是法国杜波尔。

法语为“system de preuves ou del intime convictin”，所以又称“内心确信”。

“自由心证”的汉译来源于日本，日本明治二十三年制定的《民法·证据篇》中最早使用“心证”一词。

最先在立法上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是法国。

1791年1月，法国制宪会议通过杜波尔提出的法案，发布法令，明确宣布：法官必须以自己的心证作为裁判的惟一根据。

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42条对自由心证详细规定：“法律对于陪审员通过何种方式认定事实并不计较；法律亦不为陪审员规定任何规则，使他们据以判断证据；法律仅要求陪审员深思细察，并本诸良心，诚实推求已经提出的对被告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在他们理智上产生了何种印象。

法律未曾对陪审员说，‘经若干名证人证明的事实为真实的事实’；法律亦未说‘未经某种记录、某种证件、若干证人、若干凭证证明的事实，即不得视为已有充分证明’；法律仅对陪审员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已经形成内心的确信否？’此即陪审员职责之所在。

”继法国之后，欧洲各国立法也相继规定了自由心证制度，如1865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1877年德国《刑事诉讼法典》、1892年俄国《刑事诉讼条例》。

中级人民法院询问提纲
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当事人意见，必要时可以听证或者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由此可见，听取当事人意见对于审查民事诉讼监督案件而言至关重要。

办案实践中，询问提纲要注意全面性。

不仅要询问阅卷过程中有显示且存在疑问的问题，更要询问裁判文书中未能反映出的案件背景事实、当事人存在的其他纠纷等情况，也要询问当事人在民事检察监督环节的诉求、争议焦点等涉及的问题，以全面的询问为检察官形成内心确信、得出综合判断提供依据。

对于涉及争议焦点、存有疑点或者抗点等问题，要详细、深入地询问。

比如，对于当事人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要从构成劳动关系的要件出发，对要件所涉及的全部事实进行询问，以做到事无巨细、事无遗漏。

鉴于申请监督一方的申请人，好比民事审判中的原告方，其他当事人是对申请监督予以回应的一方，是被动方，加之申请人申请监督大多数是觉得有冤屈，因此，应区分询问当事人的顺序。

本着“有诉求才有救济”的司法原则，建议先询问申请人，再根据询问申请人的情况，决定询问其他当事人时，究竟需要询问哪些问题，如，申请人陈述认为双方形成借款关系，并提供了相关证据，那么在询问其他当事人时，可以对申请人的陈述进行核实。

简言之，询问申请人主要是针对裁判文书、申请书中反映出或未反映出的问题进行补充、细化，所以询问的问题一般是裁判文书、申请书陈述不够详细的部分，或者是并未涉及的部分。

以此与通过阅卷掌握的情况形成互补，帮助检察
官更深入地了解案情。

形式正义只是手段，实质正义才是目的转自：法学中国哲学园鸣谢文/梁慧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正义，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分。

形式正义，着重于程序公正。

只要所适用的程序规则是公正的，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是否实现了正义，则非所问。

实质正义，则不满足于程序的公正，而是着重于在具体的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正义。

按照现代法律思想，强调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形式正义只是手段，而实质正义才是目的，形式正义须服从于实质正义，并最终保障实质正义的实现。

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属于形式正义。

具体案件裁判的妥当性，即最终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实现的正义，属于实质正义。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来来，在法院裁判工作中，出现了过分强调程序正义，以程序正义代替实质正义，甚至否定实质正义的的倾向。

必须指出，程序规则、证据规则和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都只是手段而绝非目的，裁判的目的只能是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间实现实质正义。

让我们分析一下南方某地导致一对老人双双自杀的“欠条案”。

原告以一张欠条证明自己对被告的债权，被告承认该欠条是自己亲笔所写，但主张不是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是在原告拿着凶器威逼之下所写。

可以肯定，要求被告就自己的“异议”承担举证责任，即证明自己是在原告手持凶器威逼之下写的欠条，实无可能；同样，要求原告证明被告写欠条之时自己没有手持凶器予以威逼，也是不可能的。

可见，法官把举证责任加在谁身上，谁就败诉。

而法官把举证责任加给哪一方，关键看法官的“内心确信”。

按照自由心证主义的现代证据法理论，关于证据的取舍、各种证据证明力的大小及事实认定规则，均不取决于法律的预先规定，而是由法官依据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判断，并最终形成“内心确信”。

法官“内心确信”的形成，绝不是仅仅依赖“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还要依赖法官的“社会生活经验”，依赖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身份、地位、相互关系及案件发生的环境、条件的了解，以及法官在庭审中对当事人、证人等的言行、举止、神态等的“察言观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