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回忆:赶上那年高考是我一生的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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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到1979年高考故事1977年啊,那可是个特殊的年份。
我呀,就像黑夜里瞅见了亮光的飞蛾,一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心里那股子劲儿就“噌”地冒起来了。
我记得当时我那模样,头发乱得像个鸟窝,衣服上补丁摞补丁的。
可眼睛里啊,透着一股说不出的亮堂劲儿。
我身边那些个伙伴儿,也都跟我差不多,大家你瞅瞅我,我瞅瞅你,都从彼此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
我就赶紧翻出那些以前偷偷藏起来的书本,那书本都旧得不行了,边边角角都卷起来了。
我坐在我那小破屋子里,那屋子小得转个身都费劲,灯光也暗幽幽的,就像个小火苗在风里晃悠。
可我哪顾得上这些啊,满脑子都是那些书上的字儿。
我那邻居,叫二狗子,跑过来找我。
一进门就扯着嗓子喊:“你听说高考了不?”他那脸啊,红扑扑的,眼睛瞪得老大。
我白了他一眼,说:“我又不聋,咋能不知道呢。
”他就凑过来,瞅着我那些书,说:“你还真打算考啊?这都多少年没摸过书本了。
”我拍了下他的脑袋,说:“你懂个啥,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准备的日子那叫一个苦啊。
我白天还得去地里干活,手上全是老茧,一拿笔都觉得硌得慌。
晚上就着那昏暗的灯光,眼睛都快瞅瞎了。
有时候那些字儿就像在我眼前跳舞,怎么看都看不明白。
我就咬着牙,心里想,一定要坚持住。
到了1979年考试的时候,我走进考场,那心啊,“扑通扑通”跳得厉害。
考场里静悄悄的,能听见旁边人的呼吸声。
监考老师站在前面,一脸严肃,那眼神就像两把剑似的。
我坐在那儿,手心里全是汗,瞅着那试卷,感觉那些题就像一道道关卡在等着我闯呢。
我先看了一眼语文题,还好,有些东西我之前复习的时候都有印象。
我就深吸一口气,开始写起来。
写着写着,就感觉自己好像不是在考场,而是在跟那些知识对话呢。
我写得那叫一个投入,都顾不上周围的动静了。
等考完试出来,我整个人都像脱了层皮似的。
可心里头啊,却松快了不少。
不管考得咋样,我都觉得自己努力过了,就不后悔。
后来啊,我就一直盼着放榜的日子,那心情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的。
难忘的一九七七年高考(2008-02-10 23:53:49) [编辑][删除]标签:杂谈难忘的一九七七年高考杨仕忠一年一度的高考来临之际,我的心情难于平静,三十年前参加一九七七年高考的情景使我终身难忘。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我们在平地公社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带领下,从平地坐车到仁和,入住大河旅社,到大河中学,参加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十二日的高考。
大河中学考场内外,戒备森严,派出所的民警在巡逻站岗。
从平地坐车到仁和,一路上都感到新奇怪,因为自己是第一次到仁和。
因为一九七四年以前平地、大龙潭公社属于云南省行政区域,自己是在云南省永仁县永仁中学读的高中。
一九七二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中央工作,决定学校招生以文化考试决定是否录取。
当年,永仁中学面向全县招五十名高中新生,自己有幸跨入了永仁中学。
当时,高中是两年制,但是许多公社初中没有开设外语课,所以读了一年高中预科班,这一年主要是补习初中外语和数理化等课程,这样,两年制的高中实际读了三年,一九七五年七月才高中毕业。
任何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七三年高考,考出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所以高校统一文化考试招生制度再次受阻,一再搁浅,后来邓小平也被扣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帽子,再次被打倒。
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再次出山,主持中央工作,他果断决定恢复高考,要求当年就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入大学,达到:“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目的。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二日,国务院宣布当年恢复高考。
喜讯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知识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教育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恢复高考,彻底破除了“读书无用”及“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荒唐谬论。
社会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观念。
关闭了十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积压了十年的人才,一同涌进考场。
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事,有的是母女、有的是父子,不同年龄层次的同命人进入同一学校、同一个班级的事也是司空见惯。
难忘1977年高考年年高考,今又高考,年年岁岁不相似。
1976年高中毕业时,我只有16周岁,又没有工作经历,无缘推荐上大学,只能回乡务农。
第二年10月,国家恢复了高考。
一时间,全国沸腾了,全民沸腾了,上溯六六届,下至七七届;上到孩子爹妈,下到十七八,人人跃跃欲试。
我也加入千军万马,挤上了独木桥。
当真正捧起书时,我才体会到什么叫山间竹笋腹中空。
因为初、高中停课闹革命,学工、学农、学军,学业被荒废了。
那年头,作文只写过几篇“嬉笑怒骂”批判稿,物理只参观过几天“三机一泵”,英语只会说几句口号,根本无法应试。
于是,我只能突击填鸭。
当时,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的高中教材如同文物一样珍贵,无处寻觅,我便从邻近的中学找了些油印的讲义回来复习。
因为物质匮乏,又赶上高考热,洛阳纸贵,学校只能用粗糙的粉红纸、黄纸印刷。
那时实行10天工作制,一天下来筋疲力尽。
为了跳出农门,我强打起精神,起五更,睡半夜,守着煤油灯恶补高中课程。
由于考生人数太多,国家实行“双考制”,先预考刷掉一大批,然后再统考。
统考前一天晚上,我早早熄了灯,却很难入睡。
不知什么时候,我在朦朦胧胧中被母亲叫醒,催我赶紧吃早饭赶路。
因为离考点还有20多里路。
后来得知,因为家里没有钟表,母亲怕误点,纳了一夜的鞋底,根本没睡。
匆匆吃了点早饭,我便推着借来的自行车冲进了夜幕之中。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我壮着胆穿过一处坟地,骑行在乡村道路上。
由于泥路坎坷,布满车辙,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斤斗,干净的衣服上沾满了泥巴。
等赶到考点时,天还没有亮。
因为基础不实、睡眠不好,我没能考出理想的成绩。
政审时,由于伯父解放前曾被“还乡团”抓过壮丁,还差点落榜。
最终,我被师范提前录取,虽然心有不甘,但毕竟改写了人生。
最近,才从网上得知,1977年高考录取率是4.8%(有的说是29:1),而去年全国平均录取率近75%。
数字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的历史却是凝重的。
回眸那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高考,它所恢复的不仅仅是570万考生的信心与希望,更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高三励志文章:1977,我参加高考1977,这是我人生中最为关键的一年,也是我高三的最后一年。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感受到了压力与挑战,但我坚信自己能够战胜困难,迎接未来的精彩。
这一年,我身边的同学们都沉浸在高考的紧张氛围中,因为它决定着我们未来的方向。
大部分人选择的是紧张攻读,努力备战,朝着理想的高分迈进。
而我,也不例外,我渴望进入我理想的大学,过上我向往的生活,因此我选择了不畏艰辛的道路。
高三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每天都在忙碌的学习中度过。
早上的自习、上午的课程、下午的自习、晚上的补习,每一天都是如此重复。
有时,我感到疲惫不堪,想要放弃,但内心深处的坚持激励着我,告诉我不要放弃。
我告诉自己:“人生苦短,努力不会白费。
”在这一年,我发现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
我并不是一个天才,也没有那种与生俱来的智慧。
但这并不妨碍我努力提升自己,改变自己。
我不仅加强了对老师课堂内容的理解,还主动请教老师,与同学一起学习,相互促进。
每个晚上,我抓紧时间复习当天所学的知识,并整理笔记,以便更好地复习和记忆。
面对模拟考试和月考的挑战,我不惧怕失败,反而抱着学习的态度面对它们。
通过检验,我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积极改进,努力提高自己。
我相信,成长与进步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只有付出,才能获得更大的回报。
除了学习之外,我还参加了一些课余活动,如参加学校的辩论队、文学社团等。
虽然这些活动花费了我一些宝贵的学习时间,但我相信通过这些活动可以培养我的沟通能力、领导力、团队合作精神等重要的素质。
这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前行的信心,我相信这些锻炼将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给予我巨大的帮助。
在高考前夕,我进行了最后的冲刺。
模拟考试的成绩有了显著的提升,这让我对自己满怀信心。
我知道,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它并不是决定我们一生的全部。
尽管紧张,我依然鼓起勇气,毅然迎接挑战。
高考对我来说是一次历练,是我成长的机会。
1977年的那个6月,我和数千名考生一同迎接了高考。
|往事 |1977年12月10日,我在北京远郊密云山区参加高考。
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就是北京地区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
那天,试卷展开,我一下子就兴奋起来,感觉那题目好像专为我准备的,一年来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我代表全体下乡知青在动员会上的宣誓,下乡头一天的不眠之夜,第一天干活的情形,“龙口夺粮”的日日夜夜,还有复习高考的点点滴滴、分分秒秒。
一年来的希望、一年来的苦恼、一年来的欢乐,瞬间都涌向笔端……知青生活1977年初春,北京三里屯第二中学租用两辆大公交,把我们送到密云山区。
大队党支部书记辛守臣迎接我们,介绍了大队情况,宣布了分配名单,把我们一行八十多人分散到十一个生产小队中。
知青宿舍还没有盖好,暂时住到老乡家里。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临别之际,母亲伤心落泪。
她不仅担心我的未来,更让她难受的是,我父亲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把祖辈传下来的农民身份转为城市户口,到我这儿又变成了农民,他们一辈子奋斗的结果,现在归零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下地干活了。
所有社员集中到麦场上,由小队长派活。
我们春天来到农村,起圈、撒肥、春耕、播种、间苗、除草是最主要的活儿。
生产小队长根据每人的劳动技能、身体状况来派活。
间苗锄地、跟车撒肥,是比较轻松的活儿,通常派给女社员。
女知青们每人一垄,一蹲就是半天。
裤子都磨破了,膝盖处血迹斑斑。
男社员多是脏活累活。
譬如起圈,两脚踩进泥乎乎的猪圈里,用大方铁锹往外铲肥,身上全是猪粪。
我下乡的目标比较明确,所以干劲十足。
那年5月,我们在潮河边上的黄狼峪山坡上开垦条田,手磨出五六个血泡,就用手绢包起来继续干活。
当时,劳动按工分计算,壮体力通常10分,知青通常6到8分之间,我表现不错,很快就被定为9分,在知青里是最高的。
后来,大队盖了三排砖房,知青集中在一起住,一个房间三到四人不等,队里还派了一位管理员负责我们的食宿。
我们的主食只有窝头、青菜加咸菜,还有漂了几片油花的酱油汤,很少见到油腥。
高考1977关于高考1977年的回顾1977年,中国高考的历史性一年,大约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考恢复的第一年。
回望当年,尽管历经了持续数年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但在高考这个重要的国家级考试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当时的高考,临近中学毕业的学生们都在分外紧张。
这一年,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考生们并没有太多的准备时间,但他们对于高考的重要性以及前途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后来的考生。
他们的目标很简单,是为了能够进入更高的学府,获取更好的教育资源,进而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这一年的高考,距离上一次高考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考生们对待这个考试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政治动荡的年代里,教育资源的分配也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局限,因此考生们更为珍惜这次机会,更为努力地备考。
虽然考试的复杂度和难度较低,但考生们的求学热情、探索精神以及进取心却不减。
尽管当时的高考条件还不够完善,但这个年份的高考,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为接下来的高考制度奠定了基础。
考试科目的安排、考试时间的规定、录取标准等方面尽管还存在相应的不足之处,但这些都为后来的高考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这一年的高考,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虽然岁月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是这一年的高考对于参与其中的考生来说,一定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
无论是当年准备余论、答题阶段的艰辛,还是后来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激动与喜悦,这些都成为了他们人生中重要的里程碑。
回首1977年的高考,那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份,也是一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
这一年的高考,不仅关乎着每一位考生的前途,更标志着中国高考制度的复兴和继续发展。
它承载着一代人的希望与梦想,为整个社会的进步积蓄了力量。
命运的转折:1977年我的高考1977年,我们的高考2007年初,各个大的网站都要发起,恢复高考30周年的征文活动,当时我写了一篇博文发表在和讯博客,在2010年的时候,我用心写了1000多篇文章的博客被和讯网误删除,后来我多方找,没有找到,今天我无意用百度搜索找到,翻录放下面,1977年,我们的高考2007-3-7背景: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打开大门,570万名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
回忆30年前的高考,人们由衷敬佩邓小平拨乱反正的魄力,也不会忘记一位敢于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正是他首倡恢复高考,促成邓小平一锤定音。
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关闭了11年的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1977年冬天,举行了至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570万学生报了名,这些考生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奔向考场。
1972年7月我从宜山县红卫中学(即现在的一中)高中毕业,当时的高中只读两年,以政治、学工学农为主,值得庆幸的是,由于1971年林彪事件后,全国曾兴起一阵学知识学技术的热潮,高中的后一年还是学了一些知识打下了基础。
记得6月临毕业时候,有部分根正苗红的同学,留下军训,也就是准备保送上72年下半年恢复招生的部分大中专学校,当时我没有在留下的名单上,但是班主任李老师,有意叫我留下事,可能是以为会有后备名额吧,事实上她也没有底,又不好明说,而我又不明就里,也没有问,我只在学校待了一天就回到了农村老家。
后来才知道我们班有1/5的同学都保送上了中专。
从学校回到了三岔的农家,我才发觉不妙,二哥已在68年从柳高毕业回村务农4年,大姐也在家务农,六弟七弟在读书,一家有这么多的人在家务农,是非常难办的问题,因为农村非常苦,而家有许多的人口无疑困难更多。
父亲去世已五个月有余,断断续续写完他的人生历程,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但基本囊括其中,父亲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可以盖棺定论了。
他平易近人,热情似火,对内秉性暴躁,对外性格和善,不记仇,喜被恭维,没怎么苦过,无病无灾,走的安详,这是乡亲们的中肯评价!一生都在勤勤恳恳的在土地上刨食,把六个孩子养育成人,经历了解放前后的艰难岁月,生产队大锅饭,大跃进,浮夸风,文化大革命,开放,对土地极度依恋,除了责任田,还开荒,在田埂上种绿豆,黄豆,连田埂崩塌下来的角落也种上菜。
小时候,村里的后辈管他叫‘哑炮’,每当别人这样称呼他,孩童时深恶痛绝,他不管什么事,嘴巴上绝不服人,但未必事事在行,争论到最后证据摆在面前,他就乐呵乐呵,一句真有那么难啊,喜欢被恭维,外号由此而来。
他喜好吃甜食和喝茶,而且量很大。
父亲体格健壮,从小到大,不管春夏秋冬都洗井水,热情好客,逢人递烟叫喝茶,从未与人交恶。
他抽烟姿势特别,左手用拇指和食指捏烟,右手手腕弯曲放在腰间,吞云吐雾,这就是我的老父亲,有人说他没什么大本事,好大喜功,其实除了脾气暴躁,他是很慈善,特别对幼儿,他非常细微的,表现在开关插座,泥地坑洼,水塘戏水,打雷下雨,他就非常谨慎,一点头疼脑热,他就火急火燎的!这跟大姐小时候体弱多病有关。
90年代,物质不丰富,大哥经常偷米去换糖,有时放在门前的’石敢当‘后的夹缝里;有时放在屋后的石头堆里。
父亲每次打开米缸,感觉米少很多,可没找到原因,直到有一次被三姐发现,父亲盛怒,用绳子把大哥吊在屋梁上,偷米从此以后断了念想。
大哥读书成绩很好,在年级上数一数二,只可惜毁于胃病,说白了管不住自己的嘴,经常看到他胃痛时的来回翻滚,减轻后就大量进食,吐得瓷瓮满满的,酸气扑鼻,实在恶臭熏天,还每次要我去倒掉,逼迫我去村里小卖部买糖,给点小恩小惠让我跑腿。
大哥的行为或多或少跟父亲的教育方式有关,不懂得疏导,一味不让多吃,为了克制病情,大声指责叫骂,他胃病类型很容易犯饥饿感,越禁止越反抗,最后初三辍学,倘若没有胃病,或许他有不一样的人。
记忆中的1977不知那根神经被什么刺激了一下,1977又回到了我的脑海。
不管怎样三十几年了,记忆还是有点模糊,但有一件是还是完整的回到了我的记忆。
那就是有幸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首次高考,说有幸是因为这个“首次”,但也是唯一一次高考。
有幸的背后是过多的后悔与惭愧。
刚刚恢复的高考报名条件特宽,从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到社会青年都可以参加,我自然是以初中毕业生的条件参加的。
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当时我们归内蒙古自治区科右前旗管辖,我考试的学校是乌兰浩特七中,距我家四十多华里。
早晨坐着马车走了两个多小时来到乌兰浩特,住在七中前我老师的亲戚家,补充一下我的老师也和我一起参加了这次高考,他如愿以偿地成了师范生,现在已退休了。
当时简陋的乌兰浩特七中在我的历史上记下了参加高考的经历。
参加高考激活了我那沉寂的渴望,但这种激情也被事实无情的扼杀了。
现在想来,很顺理成章。
虽然是中学生了,当时在学校学习是做又红又专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年代,上课每天不是农民伯伯亿苦思甜,就是到地里测量估产。
学习毛主席语录,反击右倾翻案风,写批判稿开批斗会成了学生的主要任务。
恢复高考的头一年只考四科,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文科)理化(理科)。
回想起来,题目太简单了,政治五个大题,第一题四个名词解释,其余四题是简答论述,复习时只要背对了就能答上。
惭愧的、也是我记忆最深的还有当时连(a+b)的平方等于什么都搞不清楚,这怎能圆了自己的梦!怎能对得起父母的嘱托与期望!但我至今还是深深地怀念给我这次机会已经故去的邓小平他老人家。
这次经历,也鞭策我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奋发努力。
我希望我的故事对青少年能成为励志的故事。
最后把一句格言送给渴望成功的朋友们,“风帆,不升在桅杆上,不过是无所作为的布;理想,不付诸行动,犹如那虚无缥缈的雾,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运气上,成功不过是空想,将成功的希望定位于奋斗中,成功才可能成为现实。
”我自己也会把1977笑话般的经历作为我做好本职工作的动力。
伏枥老骥|我的77年高考伏枥老骥|我的77年高考1977年是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后的第一年,中央决定恢复中断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
这一英明决定“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社会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反响。
下放知青、应届高中生、社会青年纷纷报考,还包括象我和黄德培、吴仰生这些已经有了工作、但仍不甘心的大龄考生。
据事后统计,参加当年高考的考生人数乃集十年文革停考期间之总和,达570万人之多,年龄段则是从十六七岁的应届高中生到三十岁出头的老三届知青,平均录取率仅为4.7%,与四十六年后的今天相比,无疑为云泥之别。
四十六年前,我三十岁,已经成家生子了,为什么还要去蹚这个“浑水”、冒这种风险呢?其原因与心路历程已在拙文《四十三年前的突围》中详谈,这里不再赘述。
别人的准考证我记得发布高考报名通知是十月下旬,距考试日期仅一个月多一点。
12月初发放准考证,准考证的纸质很差,也就填个姓名、贴张照片,盖个公章而已。
我们省的考试日期大概是12月10、11日两天。
考试科目四门,语文、政治、数学、理化,没有外语。
停课多年了,“复课闹革命”的应届中学生也只是学点浅显的语文知识,学工学农,物理课讲的内容是“三机一泵”(电动机、柴油机、拖拉机与水泵)。
对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所学的知识早就忘光了,哪还记得什么英语、俄语?数理化试卷的考试内容大约仅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水平而已(物理题相当于高一,有一题考了自由落体),尽管这样,还是将570万考生中的极大多数挡在了高校大门之外。
文革中的中学教材由于考生成分复杂,为了保证应届高中生的录取数量,同时又要考虑大批上山下乡知青的报考,故当时设置了两道最低分数线:以25岁为分界,25岁以下总分150分,25岁以上总分250分。
报考最大年龄30岁,对部分特例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录取后,很多学校中出现了“叔侄同桌上课,母子一道读书”的奇葩现象。
当年我所在的班就有年龄33、拖着奶娃的妈妈来读书。
由于复习时间短促,加上文革期间流行“读书无用论”,很多书包括一些老教材都被当作“封资修材料" 烧掉了,复习资料奇缺,因此说仅凭短暂复习就能“跳龙门”,那是胡侃。
往事追忆:怀念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春节前后,几个分散在天涯海角的大学同学互致问候,又提起何时能一聚首的话题。
像一阵风吹过了平静的生活。
蓦然回首,进大学已是二十五年前,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诚所谓白驹过隙。
一惊之余,感慨系之,许多陈年旧事的残片浮上心头。
记忆有如开了闸门的水库,始而涓涓细流,继而奔涌而出。
乃至中夜推枕,如烟往事纷至沓来。
1977年恢复高考,是我在农村插队的第四个年头。
我下乡的时候不到十七岁,比同组的同学小一岁。
按规定,年龄不到十七岁可以再等一年,但其时我属于可教育好的子女一类,不能有非分的想法。
而且我也不愿意和同学分开,留在城里无所事事,于是就打起行李,和同学一起去了七十多里地外的农村插队。
那个年代长大的孩子,懂得要自立。
远离家门自然事事靠自己。
虽然前路茫茫,可那是吃饱了饭不知道愁的年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
出生牛犊,还以为世上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儿。
来日方长,还不懂得岁月流逝的无情。
一离开家,不论年纪,心里觉得已经成年。
即便是当农民,毕竟是属于自己的人生的第一站。
担心的并不是吃不了农村的苦,而是能否承受农活的强度。
少年人的自尊心容不得被人小看。
好在只要不惜力,农活并不难学。
几年下来,我成了颇为地道的农民。
地里场上的活都能拿得起,修过水利,烧过窑,扛过二百斤的麻袋包。
我下乡的地方在陕西东边,位于关中平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处。
那里农村的生活清贫艰苦,一年到头的劳作仅足温饱。
虽然已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乡村的生活依然是日出而做,日落而息。
胼手胝足,肩挑背扛,用牛耕地,靠马拉车。
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觉得农村的艰苦无法忍受。
那个年代长大的人,可能不知道富裕,但不会不知道贫穷。
穷困似乎是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更是以苦为荣。
真正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乡村生活的沉闷单调。
每日简单重复地劳作,似乎活着就是为了劳作,而劳作是为了活着。
生活的调剂就是田间地头对男女生理和性的粗俗直露的形容隐喻。
也许这更接近天籁,至少更接近动物的本能。
「高考四十年」永远的回忆——1977年高考之后的回忆按语:今年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四十周年,本栏特推出“高考四十年”专栏。
欢迎大家撰写回忆自己的高考岁月、讨论我国的高考制度、人才培养及选拔体制等文章。
今特刊廊坊师范学院中文专业78级校友周纪鸿先生的文章,以做首启,期待大家支持。
自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以来,每年的高考录取阶段都是我最后悔的时期。
4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
自己已从当年的青葱岁月逐步进入老年阶段了。
然而,当年高考填报志愿的一刹那,竞然一想起来就心里难过,而且也难对外人讲述。
也许写到纸上变成文字,那被揉搓过的心仿佛书页一样会慢慢舒展开来。
其实,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即在1977年。
那时我正在山海关老仓小学任教并兼任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1972年,我从秦皇岛柳江高中毕业,因成绩很好且在毕业考试作文时,写了《我最喜爱的职业——教师》一文,被当时的语文老师王桂菁大加赏识,而且嘱人将该文抄写成大字报形式,在校园文化长廊的墙上张贴。
一时间围观的人很多,我也很洋洋得意。
毕业分配时,我就似乎顺理成章地分配到学校当教师。
在干了几个月临时工后,我确感不适应建筑小工的重体力劳动,便于当年的12月26日这个吉祥的日子到教育局报到上班了。
整整5年,我在美丽的小学校园工作。
边教学,边练习手风琴,后来达到能够演奏手风琴独奏《打虎上山》的地步。
想当年经常登台演出,也下乡到农村或部队慰问联欢。
在当时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一架黑色的鹦鹉牌手风琴,给我的青年时代增添了几许甜蜜的回忆和几抹浪漫的色彩。
1977年,听到全国将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给我极大的鼓舞和震动。
那年我正是大病初癒的疗养阶段。
发病原因似乎也缘自于上大学。
我有两个叔叔都曾经是名牌大学生,六叔在北京航空学院,即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七叔在唐山铁道学院,即今西南交通大学。
我小的时候,父亲还给叔叔寄些钱供他们上大学。
这儿时的印象恒久地强化了我也要上大学的愿望。
1976年,山海关教育系统有一、两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那是最后一届推荐“工农兵学员”了,机会难得。
77年高考田源作文1977 年,对于中国无数的青年学子来说,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无数怀揣着梦想和对知识渴望的年轻人,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田源,也是这众多考生中的一员。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和众多同龄人一样,经历了动荡的岁月,知识的获取变得异常艰难。
但他心中对于知识的热爱从未熄灭,对于未来的憧憬始终存在。
当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田源的内心充满了激动和期待。
然而,准备高考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由于长时间的学业中断,教材匮乏,学习资源有限,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但田源没有退缩,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四处寻找学习资料,向老师和同学请教,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努力学习。
白天,他在田间劳作之余,不忘拿出书本看上几眼,背诵几个公式,记住几个单词。
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他埋头苦读,常常熬到深夜。
家人的支持也给了他莫大的鼓励,虽然生活艰苦,但大家都明白高考对于田源未来的重要性。
终于,迎来了高考的那一天。
田源怀着紧张而又兴奋的心情走进考场。
考场上,他沉着冷静,认真答题,将自己长时间以来的积累和努力都倾注在试卷上。
语文考试中的作文题目,让田源陷入了深思。
题目要求考生结合时代背景,抒发自己对于未来的展望和追求。
田源回想起自己的经历,想到了祖国的发展,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
他拿起笔,思绪如泉涌,文字在笔尖流淌。
他在作文中写道,过去的十年,是迷茫的十年,但也是沉淀和思考的十年。
如今高考恢复,就像一道曙光,照亮了无数年轻人前行的道路。
他坚信,通过知识的力量,能够为祖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工程师,为祖国建造出更加坚固的桥梁,更加现代化的工厂。
他深知,这不仅是个人的梦想,更是时代赋予他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考试结束后,田源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成绩。
当得知自己被心仪的大学录取时,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即将迎来新的篇章。
进入大学后,田源依然保持着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
1977年文科状元作文1977 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于很多人来说,命运的齿轮在那一年开始了新的转动。
而我,有幸成为了那一年的文科状元。
那一年,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阵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也吹进了我们每一个渴望知识、渴望改变命运的年轻人的心里。
当时的我,正每天跟着父母在田间劳作,听到这个消息时,手里的锄头差点没拿稳。
我知道,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是能让我走出农村,走向更广阔世界的机会。
备考的日子,那叫一个艰苦。
没有明亮的教室,没有舒适的桌椅,甚至连像样的复习资料都很难找到。
白天,我要跟着父母下田干活,只有到了晚上,才能在昏暗的油灯下,翻开那些已经被翻得卷了边的旧课本。
夏天的夜晚,蚊虫特别多,我就穿着长袖长裤,一边不停地拍打蚊子,一边死记硬背那些知识点。
冬天的时候,屋里冷得像冰窖,我就裹着厚厚的棉袄,把脚塞进装满热水的瓶子里,坚持看书做题。
记得有一次,我为了搞清楚一个历史事件的时间线,翻遍了村里能找到的所有相关书籍,还跑了十几里路去隔壁村请教一位退休的老师。
那位老师看到我求学的热情,特别耐心地给我讲解,一直讲到天都黑了。
我饿着肚子往回走,心里却满是收获知识的喜悦。
考试那天终于来了,我穿着母亲特意为我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怀揣着紧张又期待的心情走进了考场。
考场是在一所破旧的小学里,桌椅都不太整齐,窗户上的玻璃还有几块是碎的。
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终于能在这张试卷上,展现自己的努力和积累。
当我拿到试卷的那一刻,心里先是一紧,随后就冷静了下来。
我告诉自己,别慌,一题一题来。
语文试卷上的作文题目,让我眼前一亮,是关于理想和奋斗的话题。
这可太贴合我的心境了,我洋洋洒洒地写了好几页,把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对知识的渴望,全都倾注在了文字里。
考试结束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能有一个好结果。
终于,有一天,村里的大喇叭喊着我的名字,说我考上了,还是文科状元!那一刻,我整个人都懵了,随后就是无尽的喜悦。
1977我的高考故事1977 我的高考:梦想启航在那个冬天1977 年啊,那是个特别的年份,高考制度恢复了,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无数年轻人的心里,我也是其中一个满怀期待的追光者。
那时候我在农村插队,每天干着农活,累得腰酸背痛。
当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时,我整个人都激动得不行。
可这准备高考谈何容易啊?白天还得照常出工,只能晚上借着那昏黄的油灯学习。
我住的小屋里,有一张破桌子,每次写字的时候它都摇摇晃晃的,我得用一块石头垫着桌腿才能勉强稳住。
油灯的光也弱得很,我得把脑袋凑得很近很近才能看清书本上的字。
那时候的书也少得可怜,大家都争着借着看。
我好不容易借到一本数学复习资料,宝贝得不得了。
有一天晚上,我正看得入神呢,突然一阵风吹来,那油灯的火苗晃得厉害,差点就灭了。
我赶紧用手护着,结果手上沾了不少灯油,黑乎乎的。
我也顾不上这些,继续埋头苦学。
可这眼睛啊,被烟熏得直流泪,看一会儿就得停下来揉一揉。
同屋的老张看到我这样,笑着说:“你这是要拼命啊,眼睛都快熬瞎了。
”我白了他一眼,说:“你懂啥,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老张无奈地摇摇头,转身睡他的觉去了。
为了能有更多时间学习,我在出工的时候都在心里默默背书。
有一次在田里除草,我一边除草一边背着历史事件的时间和意义,结果太入神了,不小心把旁边的庄稼苗当成了草给拔了。
生产队长看到了,走过来大声呵斥:“你这是干啥呢?分不清苗和草啊?”我这才回过神来,尴尬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儿地道歉。
终于到了高考那天,我早早地就起来了,穿上自己最干净的衣服,虽然那衣服已经很旧了,但也算是精心打扮了。
我拿着简陋的文具,走在去考场的路上,心里七上八下的。
考场设在镇上的学校,教室里的桌椅也都参差不齐。
我坐在座位上,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监考老师发下试卷的时候,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一定要镇定。
开始答题了,我先看了看语文试卷,看到作文题目时,我心里一阵窃喜,这个题目我之前刚好有过一些思考。
我拿起笔,在试卷上奋笔疾书,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都写了出来。
1977年的回忆:赶上那年高考是我一生的幸事
新华网山东频道6月11日电(记者张晓晶)1977年恢复高考,许多考生个人命运都因此发生了重大转折。
现为山东省机关干部的刘相,就是当年570万考生中的一员。
日前,他对记者讲述了恢复高考给他个人命运带来的变化,以及他所经历的1977年高考。
刘相说,那
次高考之所以令人难忘,是因为它在中国高考史上是“史无前例”和“空前绝后”的。
参加高考的人几乎都是在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仓促上阵的。
从1966年至1977年,由于“文革”,高考中断了十多年。
初中或高
中毕业生只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者回乡务农,少数有“门子”的、“关系”硬的,或被推荐“保送”上学,成为“工农兵学员”,或进入解放军“大学校”,或招工成为“领
导阶级”,根本不可能有通过复习考试凭学习成绩进入大学校门的机会。
所以,国家一决定恢复高考,失去十多年高考权利和机会、有资格报考的人,蜂拥而至。
与当时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刘相1975年夏天高中毕业后,只能回到农村,先是开了一年多拖拉机,又干了一年民办教师。
他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从广播喇叭里听到的。
由于当时自己教好几门课,当好几个班的班主任,
又不好意思请假,只好白天在学校里忙于教学等事务,晚上就点上煤油灯复习几个小时,早上又带着满鼻孔的烟味上课去了。
”
对于当年高考的“盛况”,刘相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由于十多年中断高考,所以1977年报考人数特别多,达570多万人,甚至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携手同进一个考场,挤“独木桥”。
报名人数虽多,最终仅录取了27万多人,录取率不到5%,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次。
刘相说:“我所在的山东省那个小县城当时有90多万人口,通过大中专初选的仅56人,最终过了成绩、政审、体检关进入校门的还不到50人。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超过1000万,招生计划达560多万,前后30年,这变化实在令人感慨万端。
”
刘相回忆说,当时无论录取不录取,都不通知考生考试成绩,好多学校录取主要不是根据考生的志愿,而是根据成绩。
“说来可能许多人不信:大学毕业已经25年了,我至今不清楚当年高考成绩是多少。
因为当时接到的初选通知书和入学通知书上都没有考试成绩。
好多同学的考试成绩是入学后到系里办公室查到的。
当时也有不少同学劝我查一下,我想,反正已进了大学门,清楚不清楚高考成绩无所谓了。
后来听说山东省的本科线是240分左右,其他大多省市区也大致如此。
”
“我出身农民,又在偏远乡村生活,加之那时信息不发达,自己孤陋寡闻,高考前竟不知大学还有本科和专科之分,更弄不清重点名牌大学与一般大学的区别,又加之当时任民办教师时教语文、历史、政治,备课时用的辅导教材都是山东省内一些师专组织编写的,觉得能进师专深造就心满意足了,所以,一连报了三所师专的中文系或政治系,一所本科院校都没报。
谁知最后接到的却是省城一所师范院校政史系政治专业本科录取通知书。
入学后听不少同学说,他们也不是按志愿录取的。
”
因为十多年正规教育中断,“文革”浩劫刚刚过去,加之
考生太多,录取率太低,出题老师很难估计考生的水平,所以1977年高考试题出得普遍偏难。
当然,拿现在的眼光来看,那年的高考题又太简单了。
山东省的作文试题是《难忘的一天》,还有一道分量较重的政治试题,是默写共20
0多字的所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当
时党的基本路线。
那时绝大多数考生都学业荒废多年,考试前既无老师耳提面命讲授补习,也无这样那样的辅导教材作参考,更无家长生活上的关心照顾。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只能在工作、劳动之余,把一些不像教材的书粗略地翻阅一遍。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试题现在来看再简单不过,不少人也答不好,甚至有的交了白卷。
“1977年参加高考令人难忘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当时的事情,现在的考生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有点像冬天里的童话故事。
能赶上1977年高考并因此进了大学校门,改变了个人命运,是我一生中的幸事。
”刘相说。
(新华网山东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