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对象概念的批判性考察(一)关键词:犯罪对象/批判/行为对象/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内容提要: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对象概念面临着很多理论困境，这些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位置及功能产生了错位。
在传统理论中，犯罪对象同时作为犯罪客体的物质承担者和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作用的对象而存在。
实际上，这两种功能的承担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分离的。
我们应彻底抛弃犯罪对象的概念，以行为对象和社会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来分别承担犯罪对象原有的两种功能。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对象对于定罪量刑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是，在刑法学的理论研究中，它却似乎是一个被边缘化的概念，“在以往刑法学研究中，往往并不专门研究犯罪对象，只是在论述犯罪客体时，顺便提及并作一些区分。
”1]犯罪对象在理论上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它所面临的理论困境造成的。
对犯罪对象的概念、理论进行梳理和考察，对于刑法理论的发展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在传统理论中，一般将犯罪对象定义为“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的物或者具体的人”，2](P92)也有学者表述为“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者具体物”。
3](P65)两种概念相比较，后者比前者界定得更精确。
但是，在认为犯罪对象是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具体人或具体物这一点上，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
在对犯罪对象的含义进行这样一种界定的基础上，传统理论将它作为犯罪客体的一个下位概念进行研究，并认为两者之间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
其中，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物是具体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作为犯罪对象的具体人是具体社会关系的主体或者参加者。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主流观点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采用这种表述方式。
①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犯罪对象、犯罪客体认识的不断深化，原有理论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其一，传统理论对于犯罪对象存在范围的认识不能自圆其说。
传统犯罪对象理论认为，任何犯罪都存在犯罪客体，但并不是任何犯罪中都存在犯罪对象，或者说，“犯罪客体是任何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而犯罪对象则仅是某些犯罪的必要构成要件”。
3](P66)有些犯罪，比如脱逃罪、偷越国（边）境罪、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等，都不存在犯罪行为所直接指向的犯罪对象。
然而，在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被认为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的框架之下，本质和现象是不能脱离另一方而独立存在的，没有无本质的现象，也没有无现象的本质，因此犯罪对象和犯罪客体应当同时存在，任何犯罪客体都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犯罪对象存在。
另外，作为犯罪必要构成要件的犯罪客体被界定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关系中至少有“人”这一主体要素的存在，否则便不能称其为社会关系。
在某一具体的犯罪中，即使不存在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具体物，也会有作为其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主体的具体人存在。
传统理论一方面承认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具体人是犯罪对象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并不是所有犯罪中都存在犯罪对象，存在着自相矛盾之处。
其二，传统理论对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体系性位置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中，犯罪对象是在犯罪客体这一要件之内进行讨论的，这突出地表现在教科书的体例中。
目前，几乎所有的刑法教科书都是将犯罪对象放在犯罪客体这一章内进行论述，并且主要内容就是分析两者之间的区别，而对犯罪对象本身并没有深入的探讨。
这种将犯罪对象作为客体要件内容之一的观点，主要依据还是在于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之间的密切关系。
笔者以为，犯罪构成中的这种体系性安排恰恰正是犯罪对象在刑法理论中被边缘化的根本原因。
在这种体系中，并不认为犯罪对象是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只是鉴于犯罪对象与犯罪客体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了更好地说明犯罪客体，才对犯罪对象进行简单的论述。
目前，虽然多数学者在坚持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的前提下，仍然认为犯罪对象应当属于犯罪客体要件的内容。
4]但是，随着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本身的批判和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犯罪对象作为犯罪客观要件方面的内容，如张明楷教授在《犯罪论原理》中就将犯罪对象视为犯罪客观方面的内容之一，5](P134－137)何秉松教授在《犯罪构成系统论》中也认为犯罪行为所指向的人、物、信息应当是属于犯罪客观方面的要素。
6](P106)其三，传统理论关于犯罪对象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的认识也受到了质疑。
传统理论认为，犯罪对象包括具体的人或者物，具体的人是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的主体或参加者，具体的物是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的物质表现。
但是，对人和物这两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例如，人是否包括国家、机关、企业等组织形式？人的身份、状态、行为等是否也可以包括在内？就物而言，物能否将虚拟财产包括在内？道德、法律规范是否也可以认为是物的一种形态而成为犯罪对象？所有这些问题都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议。
学者们对此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除了人和物之外，犯罪对象还有两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行为人自身以及国家、集体代表人的职务行为，以此来解释战时自伤罪、偷越国（边）境罪等犯罪的犯罪对象问题。
7](P62－64)还有学者将虚拟之真实存在作为与人、物相并列的犯罪对象的第三种表现形式。
8]其四，犯罪对象的性质也是传统理论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传统理论认为，犯罪对象必须具有合法性，“具体的人或物作为刑法所保护的某种社会关系的主体或物质表现，或者反映客体受到侵犯的某种社会关系有密切联系的人，必须具有合法性，才能成为犯罪对象。
那些为我国社会和法律严禁的物品，不受法律保护的某些人身权利的主体，都不能成为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对象”，9](P126)因此，窝藏罪中的犯罪分子、运输毒品罪中的毒品等都不能成为犯罪对象。
但是，如果坚持这种观点，在这些犯罪中确定为犯罪行为所直接作用的对象就成为一个难题。
在上述两个罪名中，除了犯罪分子、毒品之外，很难再找到行为所直接指向的其他的具体人或物。
基于这种考虑，有学者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犯罪行为所直接影响的具体的人或物，无论其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是犯罪对象”。
10]总之，我国传统刑法学中关于犯罪对象的理论观点已经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遭到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批判和挑战。
只有对犯罪对象的理论进行系统地考察和反思，才能解决其自身乃至我国犯罪论体系中的一些难题。
二犯罪对象是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对犯罪对象的研究，不能脱离犯罪构成。
在犯罪构成理论中对犯罪对象及其与犯罪客体的关系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目前犯罪对象理论所遭遇的困境。
笔者以为，犯罪对象理论中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在于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中的体系性位置及功能产生了错位，具体表现在犯罪对象对犯罪客体的依赖以及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虚置上。
我国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以及其中的犯罪客体概念都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
在前苏联，犯罪客体理论的构建具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在对资产阶级犯罪客体理论进行批判并结合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11](P8)苏联刑法学者认为，“查明犯罪的真正客体对于正确理解和解决许多刑法问题，而首先是对于正确评价刑法的阶级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这个缘故，资产阶级刑法理论家对待犯罪客体这个问题的态度是很典型的。
他们或者有意贬低这个问题的意义，或者是由于自己的阶级局限性而不能够揭示犯罪客体的真正涵义。
在资产阶级刑法理论中，一些已经失去了具体的社会政治意义的概念，诸如‘人的自然权利’、‘刑法规范本身’、‘在现实中存在的刑法规范’、‘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人民的中等发展程度的道德感情’等被认为是犯罪客体。
犯罪客体的这种定义不能揭示犯罪这种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及其真正的社会政治含义。
”12](P92)可以看出，犯罪客体理论是在对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本质的认识，如权利侵害说、法益侵害说、规范违法说等学说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在对资产阶级刑法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犯罪客体理论直接根源于马克思以及当时苏联政治领导人的著作中。
犯罪客体概念的最早根源是马克思1842年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相关表述，“犯罪行为的实质并不在于侵害了作为某种物质的林木，而在于侵害了林木的国家神经——所有权本身，也就在于实现了不法的意图”。
13](P168)苏联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斯大林的论着则是犯罪客体理论产生的直接根源，“在斯大林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所作新贡献的天才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包括有苏维埃科学一切部门发展、特别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刑法部门发展的深刻的指导思想。
在苏维埃国家的条件下，犯罪被看做是侵犯了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危害社会行为……”。
14](P98)由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就是社会关系，这一表述已经蕴含了犯罪客体概念的雏形。
受这些政治思想的影响，特拉伊宁在《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任何一种侵害行为的客体，都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
15](P103)这样，在当时两极对立的世界政治形势和思想的影响下，苏联刑法学家构建起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刑法理论的犯罪客体学说。
苏联刑法学家自己也承认，“把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作为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这种提法具有政治上的意义”。
12](P93)除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之外，犯罪客体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与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联，“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首先就表现在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社会关系”。
12](P93)苏联刑法学家认为，在犯罪构成中，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这种要件，在绝大程度上是能确定这项犯罪的本质和它的社会危害程度的。
16](P215)可以说，犯罪客体最重要的作用并不在于对犯罪的界定，而是在于它对社会危害性的说明：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不同，体现的社会危害性也就不同。
因此，“在前苏联刑法学中，设定犯罪客体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犯罪构成中突出犯罪的实质特征——对社会关系的侵害”，“将犯罪客体作为一个要件而导入到犯罪构成中，就能在犯罪概念和犯罪过程之间找到一个连接的枢纽。
”11](P21)我国刑法中的犯罪客体理论是从前苏联移植过来的。
在这一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学者们概括的它所具有的意义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有助于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有助于准确定罪；有助于正确量刑。
对此，笔者以为，这几方面都不足以说明犯罪客体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理由。
首先，认识犯罪的本质特征不是也不应当是犯罪构成所具有的功能。
犯罪构成的作用在于对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提供明确的界定标准，而不是对犯罪本质的认识。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对犯罪行为危害性的认识，这种功能是犯罪客体所具有的，“犯罪客体的功能在于揭示犯罪的本质特征”，17](P210)但这并不是其能够成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