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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郭沫若读后感郭沫若的《屈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思想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作为一部以中国古代历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它不仅展现了屈原这位历史人物的传奇经历，更深刻地探讨了人性、忠诚与背叛、权谋与野心等永恒的主题。
通过对《屈原》的阅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郭沫若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理解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也为这部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所震撼。
首先，郭沫若在《屈原》中对屈原这一历史人物的塑造十分成功。
屈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离骚》等作品至今仍被人传颂。
然而，在《屈原》中，郭沫若将他的形象描绘得更加丰满和立体，不仅展现了他的才华横溢和忠诚，更展现了他的坚韧与不屈。
在政治斗争的洪流中，屈原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不为权势所屈服，最终选择了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理想。
这种坚韧和不屈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也让我对屈原这一历史人物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其次，郭沫若在《屈原》中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展现也十分精彩。
通过对楚国的描绘，他展现了这个古老国度的繁荣与衰落，以及当时的政治风云。
在《屈原》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楚国的盛世，也可以看到楚国的内乱和外侵。
郭沫若通过对楚国的描绘，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
此外，郭沫若在《屈原》中对人性的探讨也十分深刻。
在这部作品中，他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人性的本质。
在政治斗争和权谋之中，人们的忠诚与背叛、友情与仇恨、爱情与婚姻等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讨，让读者更加深入地思考了人性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总而言之，《屈原》是一部充满了中国古代文化魅力的作品，它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通过对这部作品的阅读，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更加深入地思考了人性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郭沫若在《屈原》中对屈原这一历史人物的塑造十分成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展现也十分精彩，对人性的探讨也十分深刻，这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
郭沫若和五幕历史剧《屈原》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了国共联合抗战，成为中国抗战戏剧的转折点。
受当时现实政治的影响，排演影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民主的一种现实的策略。
在这一背景下，郭沫若创作了五幕历史剧《屈原》。
《屈原》的诞生1942年元旦夜，郭沫若为剧本《屈原》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他高兴地大叫:“真是快活，真是快活！”完全陶醉于创作成功的喜悦里。
好像他自己就是屈原，在这部创作中一泄几千年间心中的愤懑。
阳翰笙1月3日来看他，郭沫若朗读了《屈原》剧本的第四、第五两幕，阳翰笙听了很满意。
过了几天周恩来到郭沫若家里来，郭沫若把《屈原》的全剧剧本念给他听，用了4个多小时，周恩来听了十分感动。
郭沫若纵情朗诵《屈原》中《雷电颂》，是在《屈原》上演之前主要演职员们的一次聚餐会上。
几瓶酒上来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
他自告奋勇给大家出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开始他是席地而坐，徐缓地朗诵着。
随着诗句的展开，他越来越激动，仿佛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
到了“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劈吧！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这一段时，郭沫若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在床上床下跳来跳去，兴奋异常。
全体演员都被郭沫若那气吞山河的气势慑住了——只有郭沫若才能把《雷电颂》表达得如此深切。
《屈原》剧本脱稿后，郭沫若把它交给重庆《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
1942年1月24日至2月27日，该报连载了《屈原》。
尔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读后，看出了作者的春秋笔法，大发雷霆，狠狠指责说:“怎么搞得？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立即下令撤销了孙伏园的编辑职务。
1942年3月，重庆文林出版社出版了五幕历史剧《屈原》的剧本。
《屈原》公演1942年3月初，中华剧艺社等团体正式排练《屈原》。
4月3日，《屈原》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影剧院首演，连续演出了17天。
郭沫若话剧《屈原》论争的再回眸山东艺术学院学锻霪藏冀襄薯第期总第期婶§§妻主§耩§ : . /. .? .. .郭沫若话剧《屈原》论争的再回眸麓飞宇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摘要: 年,话剧《屈原》在重庆上演。
围绕这场演出,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国民党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
这是“皖南事变”后的客观形势使然。
正是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确立了历史剧的创作原则,即“古为今用”和“失事求似”。
随着时代风云的消散,《屈原》的艺术价值应得到回顾和反思。
关键词:《屈原》;中共南方局;国民党当局;反思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一、《屈原》的写作、发表和演出剧作为“群益历史剧丛之一”、“群益历史剧丛之二”出版‘。
《屈原》的写作,是郭沫若自年月日动二、《屈原》与中共南方局笔,历时天,至日完成。
具体的写作情况,郭“《屈原》演出的成败,关系到重庆左翼文化运沫若的记有载。
在《我怎样写屈原》,郭沫若动的兴衰成败”∞。
因此,其创作与演出,自始谈及创作的原由,是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之时,因朋友的怂恿而产生写作的意念。
但由于屈原至终得到周恩来的关注和指导。
郭沫若创作《屈的悲剧身世太长,也由于屈原历史地位的隆崇,加之原》期间,周恩来亲自登门探望,并一同讨论解决朋友“追迹莎士比亚”的期望,有“教人一跃而跻”的创作中的问题。
他表示: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精神压迫,使郭沫若迟迟未能开始¨儿。
《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完稿以后,郭沫若利用自己“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愤而作《离骚》。
“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
写的身份,把它交给孙伏园,要求“一字不改”地在重这个戏很有意义。
根据这一意见,郭沫若对历史素庆《中央日报》副刊上发表。
刊载的时间是年材进行了艺术再创造和典型概括,将“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为现实服务。
《屈原》月、、、、、, 月 ? 日。
郭沫若同“屈原否定论”的三次论争
丁冰
【期刊名称】《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1984()3
【摘要】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不仅是杰出的作家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
郭沫若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开拓者之一,其中尤其是在屈原及楚辞的研究中更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页数】6页(P100-105)
【关键词】学识渊博;郭沫若;三十年代;五十年代;战士;屈原研究;新中国;学术研究;屈原否定论;研究工作
【作者】丁冰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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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郭沫若的《屈原》第一篇：重读郭沫若的《屈原》重读郭沫若的《屈原》——老生常谈之八说到屈原就等于说到了中国文化的忧伤和骄傲，这位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人物从他投水汨罗江那一刻起，就一直活跃在民间的节日庆典仪式上和文人的诗词歌赋里，真是屈原投江惊涛骇浪，文坛留赋荡气回肠。
他已经从云梦之泽的楚国大地走向了五洲四海的世界各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不仅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在我们今天谈谈郭沫若著名的历史剧《屈原》之前，先问一句，屈原究竟是何许人也？一、文化视野中屈原形象的演变就像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在经历了时间浪涛的冲刷后，留下的形象也许面目全非了，后人的还原终究是按图索骥，甚至就是盲人摸象。
结合今天的评说看，屈原形象的演变不外就是三大类型吧。
一是，历史上的屈原：悲剧政治家。
他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王楚。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
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全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
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
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
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
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楚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
50南腔北调人格、知音与赋美——论郭沫若戏剧中的古琴书写摘要：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北斗泰山，在其创作的多部剧作中频繁出现古琴意象。
从表面上看，古琴在郭沫若笔下似乎只是简单细微的道具，可以被忽略不计，然而细究发现，郭沫若在戏剧中对古琴的书写，明显有着精心考量和细致设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戏剧创作中的成功表现，发挥着彰显人格、喻示知音、制造美感等重要功能。
关键词：郭沫若；古琴；人格；知音；赋美郭沫若作为我国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人生经历丰富曲折，饱经霜雪，荡气回肠，堪称一代传奇。
他才华横溢，不仅在政治、史学、考古、诗歌等领域成果丰硕，而且在戏剧领域也是建树非凡，是我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北斗泰山。
在郭沫若的多部剧作中，比如《卓文君》《蔡文姬》《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等，频繁出现古琴意象。
古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乐器，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围绕着此种乐器形成深厚博大的古琴文化。
从表面上看，古琴在郭沫若笔下似乎只是简单细微的道具，可以被忽略不计，然而细究发现，郭沫若在戏剧中对古琴的书写，明显有着精心考量和细致设计，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戏剧创作中的成功表现，发挥着彰显人格、喻示知音、制造美感等重要功能。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常将古琴与君子相联系。
古琴是君子用于求爱的工具，“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1]文士不可随意弃琴，“士无故不彻琴瑟”[2]。
君子通过古琴来警醒自我，而非沉湎于享乐游戏，“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
”[3]君子用古琴怡情悦性，陶冶情操，“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悦心。
”[4]至圣先师孔子也曾经学习过古琴：“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
”[5]“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6]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向往的“德馨”生活同样离不开古琴。
真正的君子必然具备高尚的人格与正直的品性。
国画《蔡文姬》文/黄剑亮一、身随显人格郭沫若的剧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致力于发掘、张扬某种崇高的历史精神”[7]。
郭沫若屈原中心内容及其解析
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文化领袖之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
的研究和探索，其中对于楚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楚国大诗人屈原
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郭沫若曾在其著作《屈原中心内容的解析》中，对于屈原中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首先，郭沫若认为屈原的中心内容是爱国主义精神，这一精神贯
穿于屈原的所有作品中。
屈原出生在楚国，深受楚国文化的影响，他
对于楚国的繁荣昌盛和独立自主有着深切的向往和追求。
在《离骚》
一诗中，他经常提到楚国的荣耀和悲痛，以表示自己对于国家的关注
和忧虑。
其次，郭沫若认为屈原的中心内容还包括了国家和民族精神。
屈
原不仅关注楚国，也关心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在《天问》一诗中，
他提出了“天问”的概念，探讨了人类和天地自然的关系，表达了对
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思考和关注。
屈原倡导了人类文明进步和和平
发展，提倡了尊重和包容不同文化的精神。
最后，郭沫若认为屈原的中心内容还涵盖了人文思想和哲学思考。
屈原思考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探索了人类本质和存在的问题，并在《雨巷》一诗中表达了对于艺术
的追求和关注。
他认为艺术是人类文明丰富多彩的一部分，具有深刻
的哲学思想和人文价值。
总的来说，郭沫若在《屈原中心内容的解析》中对于屈原的研究和阐述，更多地是从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国家和民族精神以及人文思想和哲学思考三个方面展开的。
这种研究方法和探索思路，对于我们了解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探索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19年第3期（总第248期）经典重读身体与文体之间—重读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周海波摘要：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历来存在争议，对其解读多从文本与时代关系的角度，阐释其抗战时期独特的政治含义，并困于“历史”的阐释与抒情诗的再造。
近年来的研究开始从剧作外部转向文本内部的辨析与考论。
从戏剧冲突的理念出发，可以发现郭沫若在戏剧文体方面的创造性意义，身体叙事及其蕴含着的身体与政治的关系、身体所构成的戏剧冲突，呈现出剧作的美学向度。
《屈原》的艺术力量不是来自于抒情的方式，而是来自于戏剧本身，从“橘颂”到“雷电颂”，既是屈原的行为与情感变化的过程，也是戏剧冲突逐步趋向高潮的过程。
“雷电颂”因其强烈的动作性而具有戏剧的张力，其动作性又表现着舞台演出强烈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郭沫若；《屈原》；历史剧；戏剧文体中图分类号:1207.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3-0108-081942年元旦过后不久，郭沫若开始奋笔疾书，写作历史剧《屈原》，到1月11日，“夜将《屈原》完成，全体颇为满意，全出意想之外。
……计算二日开始执笔至今，恰好十日，得原稿一二六页，……真是愉快”①。
郭沫若在自己的日记中一方面表示对剧作“颇为满意”，另一方面又表示整个剧作“全出意想之外”，创作完成的作品与其最初的构思差别之大，出乎意料，完全打破了开始设计的情节和场面，“各幕及各项情节差不多完全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②。
郭沫若在创作过程中所打破的原来设计的内容，他本人已经在有关《屈原》的创作谈中有详尽的阐述，围绕这种“意想之外”的各种讨论和阐述，尤其将作品与时代的特殊背景的联系，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而关于郭沫若为什么要打破这种设计，这种创作变化与其作品文体特征的关联，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2017年第8期总第177期No.8. 2017Sum 177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论郭沫若之屈原研究舒梓剑1 宋雪松2(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摘要：郭沫若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同时也是卓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家。
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系列研究是其运用唯物史观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郭沫若站在平民的视角上探求屈原的历史真实与屈原作品文学艺术价值是其屈原研究的显著特色，其次其屈原研究在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张力的同时，由唯物史观所呈现出的跨学科取向，对于当今文史研究也不无启发作用。
关键词：郭沫若；屈原；唯物史观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17)0008-000046-03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是郭沫若宽博的学术领域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他先后对《诗经》、屈原及其作品、李白与杜甫、蔡文姬及其《胡笳十八拍》、《再生缘》、《袁枚诗话》等古典文学作家、作品进行过深入的探讨。
他的屈原系列研究可以说是他建国前在古典文学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本文试从郭沫若对屈原本人与屈原作品两个维度下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①一、屈原历史价值的新发展屈原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其政治主张、以身殉国的价值选择以及其流传至今的楚辞从诞生至今从不缺少各种各样的评判。
自《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以来，胡适所提出把整理史料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把史实考证作为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思想对当时的史学界影响深远。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学术界为了进一步学习胡适所提“科学”，片面的追求“大胆假设”甚至出现了怀疑屈原真实性及其著作权的论断。
而郭沫若认为胡适所提的“科学”都只是从只言片语中考证史实，难以更深层次去还原历史的面貌。
“屈原否定论”的学术争论，是郭沫若以乾嘉学派的治学态度和史观学家治学理念让这场学术争论得以结束，不仅如此郭沫若在掌握了丰富金文、铭文等原始史料进一步对屈原存在的价值做出了新的肯定，提出屈原新的历史价值即“革命”性。
郭沫若首先抓住了屈原时代变革的特征“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在春秋中的鲁国开始蜕变的，但大体上我们可以说自战国以后是转入了封建社会了”。
[1]基于这个特征，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规律，在历史变革伟大时期的背景上，郭沫若认为屈原的“革命性”不仅在于“他站在贵族的身份顺应了奴隶解放时期的潮流”，而更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能够把民众的歌声提升到清殿”。
[2]其次从人民本位视角出发，肯定屈原“人民”性是站在与同时代历史人物相比较方面展开，这种方式既从历史发展的纵向上肯定了屈原的“革命”的价值也从时代的横向上将屈原的“革命”价值比较出来。
宋玉和屈原都是那个时代伟大的历史人物，但郭沫若认为“屈原是那个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历史价值高于宋玉的原因就在于郭沫若本人研究历史人物的标准就在与人民大众的距离上面，其人民本位的思想是其研究古典文学以及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
[3]基于这一标准上，郭沫若指出宋玉可以说是忠君但是不能说他是爱民的，“宋玉的忠君思想那刻毫无问题”“但肯定要说他的骨头和屈原的骨头是同样硬的，司马迁是摇头的，而我也始终是摇头的”。
[4]“屈宋并列”的评判在郭沫若看来是不成立的，判断的标准重心不在于以才华文学上的造诣而在于与人民的距离，“宋玉就回答出了那个很有名的“曲高和寡”的比喻，他说，老百姓能听懂只是“下里巴人”而他所唱的是“阳春白雪”，甚至超“阳春白雪”的所谓“引商刻羽，染以流微”他把自己比成凤凰，而把老百姓比成麻雀，把自己比成鲲鲸，而把老百姓比成泥鳅，他的妄自尊大的确可观”“而屈原他很知道民间疾苦。
看到人民生活的多灾多难而经常叹息至于泪流”。
郭沫若以横向的历史人物为对比，突显了屈原的“革命”价值即“爱民”性，指出“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本精神”[5]同时也是唯物史观说服力上的有力诠释。
二、唯物史观对屈原作品的“综合性”把握郭沫若对于屈原作品的剖析式研究是在掌握了大量青铜铭文、金文等原始资料，秉承乾嘉学派训诂考据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方法下去进行的文史研究。
在郭沫若为代表的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看来“一切文学作品皆为现实的反映”，把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在历史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运用一切科学方法挖掘这层历史“反映”(即找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到达“洞察到内面潜在着的事物之真性与历史的关系”。
[6]唯物史观对屈原作品“综合性”把握体现在，第一从楚辞体裁的变化到社会历史价值的把控，第二从时代诗体变化的大众化到史料价值的拓展，第三从屈原文学作品的艺术思想探寻到跨学科史学研究的探求。
1.楚辞体裁的文学变化到史学价值的把控“凡是意识形态的改革总是跟着经济制度变革而来由奴隶制转移到封建制有之乎也由者，由封建制逐渐脱变便有啊呀吧吗。
文字总是在跟随着时代走，而且在跟着言语追”[7]在郭沫若看来文字的改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由桎梏的文字脱去冗杂的文体追求新形式的革命。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指出屈原“他利用了歌谣的自然韵律把台阁体中的四言格调给突破了，屈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给他一个尊号，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一位革命白话诗人”，[8]文字体裁变化的动因是时代革命的要求，屈原文字体裁的革命正是那个时代的反映。
“他彻底的采用了民歌的体裁打破了周人的雅颂诗体的四言格调，彻底的采用了方言的形式来推翻了雅颂诗体的贵族性，在诗域中屈原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
[9]郭沫若从楚辞带来的文学体裁革命性的变化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相关联，把文学艺术的文体审美带到历史价值维度的纵向上思考得出“屈原所创造出来的骚体和之乎也者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在两千年前的那个时代，也是有过一次“五四运动”的屈原是古“五四运动”的健将”。
[10]尽管郭沫若的这个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样一种类比显然有着相当的主观性与简单化”，[11]但以文学史与人类学的关照下去解读那个时期的变化未尝不是对当时历史把控新路径的探索。
2.时代诗体革新的大众化到史料价值的拓展文学体裁上的革命带来的是时代背景下诗体主动权上的革新，郭沫若指出诗体话语权的革新是由“贵族文学”向“平民文学”的诗体转换。
“自春秋末年以至赢秦统一天下为止的三百年间，中国文化的那个灿然的黄金时代”“不外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换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12]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转换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郭沫若认为屈原是接受了这种时代变革带来的潮流变化。
其中把楚辞放在时代背景下去探析的学者，在郭沫若之前的梁启超也做过，梁启超把近代科学中的哲学，文艺学，心理学放入楚辞的研究当中去，细致微弱的把握楚辞的情感与屈原的关系，指出“屈子为极端厌世之人”“其自杀的原因，乃是人生问题之不能解决，不堪作者简介：舒梓剑(1995-)，男，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料基本问题研究。
宋雪松(1993-)，男，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苦闷，彼自写其情感之勃郁不可抑也”。
[13]虽引入的心理学为后世研究屈原开辟了方向，但是缺乏足够的史料为依据难以让人信服，何况在广阔历史中就历史的一部分作其研究背景难以深层次挖掘看不到时代变化下的语境位移，即文学体裁的语意化以及文体话语权的大众化。
郭沫若从楚辞体裁的变化得出诗体大众化的史料价值，是从最古的一部诗集诗经当中《国风》开始，在郭沫若看来《国风》才是《诗经》当中最具有文学价值的，因为“从文学史上看一种新的体裁的出现都是民间文学走在前头”，从史料价值上“把民间文学当作历史资料来看，作用很大。
古书上有些可靠的民间歌谣虽然不多，但是可贵的是因为它是第一手的资料，纯粹的资料，不是经过窜改的。
它的可贵，正是由于它的“第一性”。
“民间文学在历史的长河中受到历史过程形形色色的“润色”“古书上的民歌民谣虽然也经过文人的记录“话经三转，就要变样”“但是它究竟是都还有民歌民谣的味道，它反映了人民的看法，比史官的记载可靠得多。
”[14]同《国风》一样是民间的文学的楚辞，“楚辞中“兮”字的发音来看，“兮”字发“那样出来的声音自然和啊声极相近。
懂得这个兮字的发音——就可以知道了楚辞就是当时的白话文，”楚辞的出现郭沫若从文学史的角度上指出是对《国风》的继承与发展，更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上去概括出这是“庙堂文学”向“民间文学”的语意转换。
对民间文艺的史学价值进行了捍卫也提升了民间文艺作为史料价值的说服力。
3.屈原作品艺术思想探寻到探求跨学科史学研究范式屈原作品的艺术思想探寻首先是在屈原文学艺术思想来源上，郭沫若不拘于前人以《楚辞》为南方文学代表《雅》《颂》为北方文学代表观点，而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首先从屈原所处时代的地域空间上，基于考古学学术的深厚功底以及对大量金文和青铜器皿文的史料掌握指出以《雅》《颂》四字一句调子为代表的北方文学并不是北方所独有的，“近年来不断的在长江流域挖出的铜器，我们在徐楚吴越领土内挖掘出来的铜器上面得了好些有韵的文字，查其结构，大都是四个字一句，隔一句押韵”“拿地下的东西来证明，就晓得四个字为一句的文字，并不是北方专有的南方也是一样”。
[15]在考古学基础上从地理空间的角度上论证了南北文学具有一致性特点，郭沫若又从民族学历史变迁上指出南北文化都有一个历史渊源即“殷商文化”“中国文化发源于殷朝，是由殷人所创造”“中国的南部事实上也是殷开辟的”[16]，由此指出“社会引起了大变革，而文字上也同样起了大变革”。
[17]社会革命才是形成周秦诸子散文为代表的北方文学与屈原《楚辞》为代表的白话诗歌的原因。
其次从屈原艺术表达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内容的现实主义上，梁启超指出屈原的作品是以极为丰富的“想象力”与“感情的尽情发泄”为中心来表达，郭沫若汲取前人观点后进一步去深层次剖析屈原艺术表达与内容的渊源，第一从宗教学角度指出屈原把巫山比作女鬼，湘水比作女神源于屈原自身感情真挚与想象力丰富但是屈原又是一个天生的神学怀疑者“屈原虽然承认民间的信仰，但他对于神鬼之类的超现实的存在却没有丝毫的信仰”“《离骚》里面屈原飞到了天国的门前。
而门子却不肯替他开门。
这是表示天国也和地上的宫廷一样势利或者腐化”。
[18]第二屈原的浪漫主义是受历史时代潮流的影响与“屈原同时代的学者们对天体的运行和构造是有普遍的关心”，[19]《庄子》中黄繚对于天地风雨雷霆的疑问，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的假设，与同时代屈原《天问》中的对天体疑问有异曲同工之处。
那个时代对天体疑问的思潮无疑对屈原浪漫主义的艺术表达有深刻的影响。
第三屈原艺术表达同所处的社会生活习惯有关。
郭沫若认为楚辞艺术上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带有现实主义的情怀去否认超现实主义的内容正是“艺术是生活习惯的反映式批判，它在纯粹性上便受些限制”，[20]认为艺术远比政治经济理论丰富和隐晦，因为比较来说他不是纯意识形态的东西的观点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