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课文化差异
1993年，我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名代表，第一次有机会访问俄罗斯。我去那是为了提供一些有关农业管理领域的技术援助。在我还没到俄罗斯时就被告知“俄罗斯人是非常有礼貌的”。我一到那，为我翻译的其中一个就向我解释说绅士应该为女士倒柠檬汁和展示一些其他的礼貌。
为期三周的旅行快要结束时，我年轻的俄罗斯房东朋友Dmitri Ivanovich和他可爱的妻子Yielena邀请我外出共进晚餐。在丰盛的晚餐快要结束时，Yielena问我是否想要吃香蕉。我礼貌的谢绝了她并解释说我对晚餐非常满意。那个时候我的脑袋闪过一丝念头：“我在做什么？我们是如此的亲近，难道我不应该给她一只香蕉吗？这是礼貌的事情吗？
“你想要一只香蕉吗？”我问Yielena。
“是的”，她笑着回答，但是没有尝试去拿水果篮中三只香蕉中的任何一只。“现在该怎么办？”我思考着。
“你想要哪一只？”我支支吾吾的问道。
“那一只”，她指向那三只香蕉中的一只。考虑到俄罗斯礼仪，我拿起Yielena所指的香蕉并剥开一半的香蕉皮递给了她。Yielena的笑意和Dmitril脸上的表情告诉我，我做的很对。这次经历后，我花费了很多时间让世界知道，在俄罗斯为女士剥香蕉是非常有礼貌的。在我第三次旅行时，我被礼貌的告知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哦不”，Grigorii Davidovich，一位俄罗斯人礼貌的纠正我。“在俄罗斯，当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剥香蕉时意味着他对她有兴趣。”我感到是何等的尴尬。在这里，我自豪的告诉每一个人这个对文化理解的趣闻。
某些教训是以一种艰难的方式学到的。一些很有意义的有关文化差异的文章和作品，有可能弊大于利并且不被当作一个笑谈。对于很多概括，像我的香蕉一样，他们呈现的是一种歪曲事实的观点。
一些经常听到的有关西班牙文化的概括包括：西班牙人需要很少的个人空间，眼睛很少接触，在平常的谈话中彼此接触，极少可能参加会议。概括经常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当被这些概括支配时，比如：当跟西班牙人谈话时尽可能靠的很近，弄尽可能多的身体接触，不要期待西班牙人参与等等。
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往往比一群人之间的差异大的多。教育，社会地位，宗教信仰，个性，信仰构造，过去的经历，对家庭的感情和其他的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人的举止和文化。
对于在职场内外，什么是礼貌的、恰当的行为，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在一些文化中，“是的”的意思是“我听到了”而不是“我同意”。坐下来谈事前幽默和问候的长度，对周围其他人说（听不懂）外语的容忍度，对女士献殷勤或表达礼仪的礼貌方式（比如为接近桌子的女士起立，公交车上为老人让座）和穿衣打扮的风格都是文化差异和传统的例子。
在墨西哥，刚到的人向其他人问候是一种习惯。比如，某人走向一群正在用餐的人，得说吃的开心。在智利，女人经常用在脸颊上亲吻其他男人或者女人以示问候。在俄罗斯，女人经常与女性朋友臂挽臂走路。正视习惯和文化上的差异会给人一种文化同化或者接受的印象。忽视文化和习惯上的差异会使无心的人陷入困境。
有文化和思想意识上的差异，对文化习惯和方式的理解是非常好的。Aaron Pun，一位加拿大ODC网的通讯记者写道：“在研究交叉文化差异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个种族群体跟其他群体的比较。因此，我们是在比较两条曲线并且概括是不可避免的。”其他的记者解释到人类需要分类。确实，但当我们奉行这些概括中的一些时危险来了，尤其是这些概括以一些错误的观察为基础。遵照诸如眼睛接触，个人空间，接触和参与的兴趣这些概括行动，会有很严重的消极后果。
第2课上锁的大陆
在我成长的房子里，我们的习惯是晚上让前门关着但不上锁。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当地的条款或者是否普遍；“on the lach”意思是门关着但没上锁。我们都不带钥匙；最好一个呆在房子里的人会关门，仅此而已。
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在乡村和城市，门再也没有不上锁，即使是晚上的一小会儿。
在许多方面，郊区和乡村相比巡查严密的城市街道更容易遭受攻击。统计资料显示，在那些据称平静的区域犯罪率比城市提升的更显著。无论如何，那个不锁前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现在已经被防盗门，安全链，电子报警系统和连接到警察局或者私人保安公司的触发式报警装置代替了。在许多郊区家庭的露天阳台设有滑动玻璃门，滑动玻璃门带有钢条，因此没有人能撬开。
这不是不普遍，在大部分舒适的家庭里，去看粘贴在窗户上的小通告显示这所房屋在安全部队或者保安公司的监视之下。
锁是美国的新标志。确实，一家大型保险公司最新的一副公益广告没有用图表显示我们处于多大的风险中，而是用一副挂着现在很常见的挂锁的儿童自行车的图片。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保护自己不受美国生活新气氛的影响，习惯于围起屏障，却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出于某种原因，当我们受到良好的保护时，我们自会心满意足；却从没想过问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定要在我们自己与邻居和同胞之间设立屏障呢，而且，我们的生活受制于这一现象，究竟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的确这一现象已经控制了我们的生活。如果你在一家大中型公司工作，你很可能不能随便出入公司。你可能要携带某种电子或非电子的出入卡，才能进出工作单位。也许前台的保安认识你，平时挥挥手就让你进去了，但事实仍然是你所供职的单位觉得受到了威胁，要通过这样一些“钥匙”挡住外来者。
在过去是不曾这样的。就在10年前，大多数私人企业都是允许自由出入的。经理们从没想过怀疑别人的正常行为。
看看机场吧。过去父母经常带着孩子们到出站口去看飞机降落和起飞。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机场不再是教育和娱乐的地方，而是最尖端的安全营地。
通过X光设备，我们似乎最终找到了遏制真实的和想象中的恐怖分子的办法；解决这样的问题使我们松了一口气，以至于我们不去考虑这种情况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意味着什么。我们现在无需侧目而视地通过电子检测仪；机器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东西取得了胜利。
越来越多的商人都在购买一种新型机器，它与电话机连在一起就能分析出打电话者的声音。商人们认为这种设备能在很小的误差范围内，判断出他的朋友或者客户是否在撒谎。
所以这一切都是以“安全”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对自己都是这么告诫的。我们恐惧，因此我们想出办法把恐惧锁在外面，我们认为，这样就安全。
恰恰相反，尽管有了所有这种“安全”，我们也许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不安全的国度。有什么更好的词来形容强加于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呢？如何才能更好地谴责我们在这新潮而又令人迷惘的时代中的遭遇呢？
我们不相信任何人。郊区的家庭主妇在她们的钥匙链上挂着防止强奸的哨子。我们已经如此精于自我保护，以至于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也许把邪恶锁在了外面，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把自己锁在了里面。
回首这一时代，留给我们最清楚的记忆就是：在对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无形恐怖时，我们成了自己的囚徒。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了这个多事之秋的囚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