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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效难原文及译文
人物志原文及译文如下：
原文:
夫学所以成材也，恕所以推情也。
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
虽教之以学，材成而随之以失；虽训之以恕，推情各从其心。
信者逆信，诈者逆诈；故学不道，恕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
译文:
不断求学可以使人成为有用之才；宽恕是推己及人的前提。
“偏材”类人才的本性，不可强求其转变。
即使以不断教他学习各种知识，专项学有所成而所学之道的缺陷随之形成；即使以宽恕的道理训导，然而仍存在从自己的角度衡量别人的习惯。
因为自己诚信就推测人人都诚信，因为自己奸诈就推测人人都奸诈不实；因此虽有学习却不能掌握道理与方法，宽恕之心也不能了解事物的本性，此是“偏材”类人才固有的缺陷。
《人物志》译文（二）《人物志》译文（二）原文：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是谓儒学，毛公、贯公是也。
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囗辩，乐毅、曹丘生是也。
胆力绝众，才略过人，是谓骁雄，白起、韩信是也。
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
译文：能够作文立说，此谓之善于文章者，如司马迁、班固。
能够传播圣人之业绩，而不能从政做事，此谓之善于儒学者，如毛公、贯公。
善于辩论而不入大道，却能应对巧妙，此谓之善于口才辩论，如乐毅、曹丘生。
胆识武力超越众人，才能谋略不同凡响，此谓之骁勇雄杰，如白起、韩信。
以上十二种材质，皆可担当臣子之职。
原文：主德不预焉？主德者，聪明平淡，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
是故，主道立，则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节之德，师氏之任也。
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
术家之材，三孤之任也。
三材纯备，三公之任也。
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
臧否之材，师氏之佐也。
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
伎俩之材，司空之任也。
儒学之材，安民之任也。
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
辩给之材，行人之任也。
骁雄之材，将帅之任也。
是谓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
若道不平淡，与一材同好，则一材处权，而众材失任矣。
译文：人主之德为何不在其中？人主之德，乃是聪明平淡，兼备各种材质之能，却不担任具体事务之人。
因此，人主之道确立，则十二种材质者之任用可以各得其所：具有清正守节之德者，可以任用为师傅以教导子嗣。
具有擅长法令材质者，可以任用为司寇以掌管刑罚。
具有擅长道术材质者，可以任用为三孤以辅佐王公。
三种材质纯而能全者，可以任用为三公以谋划国策。
三种材质微细深达者，可以任用为冢宰以观测天象。
具有批评人物材质者，可以任用来辅佐师傅行教化。
具有运智用意采制者，可以任用来辅佐冢宰观天象。
具有擅长技巧心智者，可以任用为司空以掌管制器。
具有儒雅贤达材质者，可以任用为安定民心之官职。
具有作文立说材质者，可以任用为记载国史之官职。
具有能言善辩材质者，可以任用为外交使者之官职。
具有骁勇雄杰材质者，可以任用为将军统帅之官职。
《人物志》（原文及译文）材能第五材能大小，其准不同。
量力而授，所任乃济。
材能的大小，其水准本自不同。
衡量其才力不同而授予其职责，各自所承担的事情才能合适。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
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於性有宽急；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
宽弘之人，宜为郡国，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办於己。
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以实理宽急论辨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
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
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
有人说：人的材质有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犹如可以容得下大牛的鼎不能用来烹煮小鸡，在下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对能力的大小的谈论，已由人的本质决定了其称谓，怎么会有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道理呢？凡是提出能做大事而不能做小事的论点的人，是出于人的性格有宽宏和急躁之分；性格有宽宏和急躁之分，因此适合可做的事有大、小之别。
性情宽弘的人，适宜治理郡国，能够使下属各自发挥自己的才能（做好本职工作），自己进行统筹后成就事业；性情急躁的人，适宜治理方圆百里的小县，各种琐碎小事都由自己处理。
然而郡国与县乡相比较，只是不同内涵上的大小；从实际治理时区分宽宏和急躁的性格的角度来论证，则应当表明能力大小不同而所适宜的职位也不同，不能说能治理大地方的人不能治理小地方。
至于说小鸡与大牛，只是不同内涵上的大小，因此所用的鼎也就有大小之别；如果能用来烹煮牛犊，则怎么会不能用来烹煮小鸡呢？因此能治理大的郡国，则也能治理小的郡县。
由此而推论，人才的使用各自有其适合的位置，并非仅仅是靠区分概念上的大小。
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
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之能，有消息辨护之能，以德教师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有司察纠摘之能，有权奇之能，有威猛之能。
《人物志》下卷（原文及译文）七缪第十七缪：一曰察誉有偏颇之谬；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惑；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
识人有七种谬误：一是对传闻的误导有偏听偏信的错误；二是待人接物被个人的好恶迷惑；三是惴度人的志向大小出现误差；四是欣赏人物的才质有早晚的疑惑（只识早智而速成者而不识晚智而晚成者）；五是有只赏识与自己材质同类的人的嫌疑；六是有以地位财富论才能的诡辩；七是观察奇异之人时有“尤妙”（大智若愚）与“尤虚”（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的判断失误。
夫采访之要，不在多少。
然征质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
故人以为是，则心随而明之；人以为非，则意转而化之。
虽无所嫌，意若不疑。
且人察物，亦自有误。
爱憎兼之，其情方原，不畅其本，胡可必信？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不知人者，以耳败目。
故州闾之士，皆誉皆毁，未可为正也。
交游之人，誉不三周，未必信是也。
采人之言及访人之事的要点，不在于收集的信息的多与少。
然而对人内在与外表认识不清楚，往往是只相信传闻而不敢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
因此大家都认为好的，自己的想法就会跟随而确认是好的；大家都认为不好的，自己的意见也就跟着转化认为不好。
表面上觉得丝毫不受影响，心意好似也无所疑虑。
况且人观察事物，自然也存在偏差。
兼有爱（会赞誉）和憎（会抵毁）的主观意识，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不经过认真查证其本质，传闻怎么可以全部相信呢？因此善于鉴识人的人，是用眼见的事实纠正传闻的不实部分；不善于鉴识人的人，是以传闻败坏了眼见的事实。
所以当地的所有人，都赞誉的或者都抵毁的，不能代表真实的情况。
在人际交往中，名誉没有经过反复查证，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夫实厚之士，交游之间，必每所在肩称，上等援之，下等推之。
苟不能周，必有咎毁。
故偏上失下，则其终有毁；偏下失上，则其进不杰。
故诚能三周，则为国所利，此正直之交也。
故皆合而是，亦有违比；皆合而非，或在其中。
人物志译文自序圣贤所被赞美的，首先在于聪慧明达;聪慧明达中最可贵的，首先在于对人的了解。
能鉴识人的诚信与智慧，则能使各种人材各有适当位置，从而各行各业的发展将会兴旺发达。
因此圣人设立卦爻、卦象，则确立了辨别君子与小人的言辞;阐发《诗经》的情志，则可分别出风俗与雅正的行业;制订(表达秩序与和谐)《礼》、《乐》制度，则可考究六经中恭敬和中庸的品德;身为君王，则应选用杰出而清逸的辅佐国政的人材。
这些能达到使所有人向善的目的而成为最伟大的功业。
最伟大的功业完成，则一并获得相应的名份与荣誉。
因此尧帝凭借任用高尚品德的人而著称，舜帝凭借提拔任用十六贤材(八恺与八元)而建功，商汤凭借选拔有莘氏的贤人伊尹而闻名，周文王凭借任用于渭水边垂钓的姜太公受到人们尊重。
由此得到结论，圣人具有兴旺发达的品德，每一个都是用尽聪明才智在寻求贤人，让被任用的贤人获得安宁闲逸呀～因此孔子没有官职，没有办法可以举荐及升用人才，只有将门下弟子按适当职位排定，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表明他们所擅长);广泛论定各种人材，将其辨别为三等人。
又赞叹中庸，以突出圣人的德行;崇尚道德，作为劝勉好学上进的人的论据。
训示因不学而形成的“愚、荡、贼、绞、乱、狂”六种蔽端，用以警戒偏材之人的过失;思考率性而为的人与有所不为的人，使拘谨与高亢的人材各用其能。
疾恨外表憨厚而内心却不诚实的人，用以阐明似是而非是难以有保证的。
又说:了解其所心安的东西，观察其行事的途径，就清楚其平时立身处世的品行。
对人物的观察，要如此详备。
因此斗胆依照圣人教诲记述论定各种人物，希望借此弥补遗忘与疏漏，但愿见识广博的君子剪裁审视其中的义理吧。
【说明】六蔽:《论语?阳货》中“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九徵第一人物根本特性，出于情感与本性。
情感与本性的道理，极为玄妙而深奥，若非具有特殊洞察力的圣人，谁能得其究竟,大凡有血气的人，身体内莫不包含混沌元气作为其本质，秉承阴阳二气来确立其刚柔的本性，体现金木水火土五行构筑其形体。
《人物志》白话文、译注《人物志》——刘邵〈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是以，圣人着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祇庸之德；躬南面，则授俊逸辅相之材。
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译文：[因此，圣人设立卦爻、卦象，便编订下辨别君子与小人之言辞；阐发《诗经》之情志，便分别出风俗雅正之事业；制订表达秩序与和谐的《礼》、《乐》制度，便考订出六经中可资应用而恒常不变之道理；身为君王，便须选用杰出而清逸之辅佐人材。
此皆为用来使各位贤德之材得以畅达而且完成上天之功业。
]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
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
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译文：[上天之功业完成之后，便能同受应得之名与恰当之荣誉。
因此，帝尧凭借能够明晓俊杰之德而着称，帝舜凭借升用十六贤材而建功，商汤凭借选拔有莘氏的贤人伊尹而闻名，周文王凭借任用垂钓渭水之姜尚受到人们尊重。
由此论之，圣人振兴道德，谁不是在寻求贤人方面用其耳目心思？谁不是从任用贤人获得安宁闲逸！]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
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
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不信，以明为似之难保。
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
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
译文：[因此，孔圣仲尼无应试机会而无门路可以攀援升用，尚且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排定门人弟子，广泛议论各种人材而区别为三等。
又赞叹中庸，以突出圣人之德行，崇尚据于德行以勉励达道之论。
训示“爱好仁德而不学则愚昧，喜欢求知而不学则飘荡无根，崇尚诚信而不学则害人，重视直率而不学则刻薄，强调勇武而不学则成乱，偏求刚强而不学则轻狂”六种受蒙蔽之害，以防备偏至之材的过失；思考率性而为的狂者与有所不为的狷者，以通晓不及与过分之材。
《人物志•英雄》作者：刘邵（自非平淡，能各有名。
英为文昌，雄为武称。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
物尚有之，况于人乎。
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
文以英为名，武以雄为号。
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
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英得雄分，然后成章，雄得英分，然后成刚。
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
胆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
英有聪明，须胆而后成；雄有胆力，须知而后立。
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
智而无胆，不能正言。
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
勇而无谋，不能立事。
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智以谋事之始，明以见事之机。
待雄之胆行之。
不决则不能行。
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非力众不服，非勇难不排。
待英之智成之。
智以制宜，巧乃可成。
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
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后成养功。
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
智能坐论，而明不见机，何事务之能处。
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
明能循常，勇不能行，何应变之能为。
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
力虽绝群，胆雄不决，何先锋之能为。
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
力能先登，临事无谋，何将帅之能为。
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
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
体分不同，以多为目。
故英雄异名。
张良英智多，韩信雄胆胜。
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
故英可以为相，制胜于近。
雄可以为将。
杨威于远。
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
英以致智，智能役雄，何可少也。
英分少，则智者去之。
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胆烈无前，济江焚粮。
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
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
雄既服矣，英又归之。
６《人物志》[原创] 刘劭人物志人物志，魏刘邵撰述，《人物志》是我国一部辨析、评论人物的专著，约成书于曹魏明帝统治时期（227 —239 ）。
作者在自序中阐述撰著目的：“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魏时文帝曹丕接受陈群建议，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材。
该书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专著，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总结经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十六国时刘昞为之作注，重在“疏通大义，不沾沾于训诂，文词简括”。
其后流传既久，传本颇多谬误。
明万历甲申（1584）河间刘用霖用隆庆壬申（1572）本旧版合官私书校之，去其重复，成为定本。
今有《汉魏丛书本》、《明万历刘氏刊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
其书自《隋唐。
经籍志》以后皆列于名家，《四库全书》则归入子部、杂家类一。
《隋书‧经籍志》列入列为「名家类」，具体呈现魏晋时期人物品鉴理论，为魏晋玄学中的重要面向。
作者刘邵，字孔才，魏朝广平邯郸(今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生于汉灵帝建宁年间(168年-172年，卒于魏齐王正始年间(240年-249年)。
汉献帝时入仕，初为广平吏，历官太子舍人、秘书郎等，魏朝之后，曾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等。
后曾受爵「关内侯」，死后则追赠光禄勋。
刘邵学问详博，通览群书，曾经执经讲学。
编有类书《皇览》，参与制定《新律》。
着有《乐论》、〈许都赋〉、〈洛都赋〉等，着作多已亡佚。
目前仅见《人物志》、〈赵都赋〉、〈上都官考课疏〉。
思想背景汉代顺天地阴阳气化的层次探讨人性，认为人之性情是阴阳之气凝聚表现，天人之间有同理、同道、同构的相应关系，重视礼乐政教与生命性情的调节教化，由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以至汉朝《淮南子》、董仲舒都属于此一大脉络。
而其中天人感应的思想架构，经王充等人质疑消解后，魏晋时期，转为自然无为也无可干预的天命观点，人性论则重视自然的「才性」层次。
《人物志》上卷（原文及译文）《人物志》是三国时期魏国刘邵著。
刘邵（约168－249）或作刘劭、刘卲，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学者、文学家。
汉建安时为太子舍人、秘书郎。
后仕曹魏，历官尚书郎、陈留太守、骑都尉、散骑常侍。
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作《皇览》一书，又与苟洗、庾嶷等定科令，作《新律》，著《律略论》。
景初年间曾受诏作《都官考课》72条，又作《说略》、《洛论》、《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等，现存仅有《人物志》一书，一些残文都收入《全三国文》。
《人物志》共3卷12篇：卷上有《九征》、《体别》、《流业》、《材理》4篇，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5篇，卷下有《七缪》、《效难》、《释争》3篇。
兼有儒、道、名、法、阴阳诸家思想，而受纵横家思想影响最多。
因而运用纵横捭阖，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的纵横思想原理，将人的生理、心理、个性、才能、政治风格和道德修养等巧妙地统一起来，揭示了人性形成的原理，总结了人物鉴识的方法，区分了人物的品性、职业等类别，发掘了驾驭人才的诀窍，是历史上第一部融人才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于一体而又充满纵横特色的人学论著。
自序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祇（qī）庸之德；躬南面，则援俊逸辅相之材。
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圣贤所被赞美的，首先在于聪慧明达；聪慧明达中最可贵的，首先在于对人的了解。
能鉴识人的诚信与智慧，则能使各种人材各有适当位置，从而各行各业的发展将会兴旺发达。
因此圣人设立卦爻、卦象，则确立了辨别君子与小人的言辞；阐发《诗经》的情志，则可分别出风俗与雅正的行业；制订（表达秩序与和谐）《礼》、《乐》制度，则可考究六经中恭敬和中庸的品德；身为君王，则应选用杰出而清逸的辅佐国政的人材。
（刘劭）《人物志》的作者是三国的刘邵。
隋唐志都把它列为名家的作品。
《汉书.艺文志》说名家是出于古代的礼官，《隋志》说：“名者所以正百物，叙尊卑，列贵贱，各控名而责实，无相僭滥者也”，可见名家的精神就是“求名责实，量材授官”。
名学自先秦已经存在，如公孙龙、惠施，但其论说多散佚，《尹文子》一书也属名家，但现在一般认为这本书是汉朝的作品。
《尹文子》中说：“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检形定名，就是名家学说的核心理论，所以名家学说也称为刑(即形)名学。
刘邵这本书，对人物进行分类，讲述人物的识鉴、任用，因此，把这本书列入名家也是合适的。
但是，刘邵的思想绝不只是刑名之学，他这本书实际上是糅合了儒、道、名、法各家学说。
品鉴人物，论其所宜，综核名实，考校功绩，这是名法家的精神。
而刘邵在这本书中最推崇“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具备中庸至德，因而能够知人善任、治平天下的人，比如他说：“凡人之质素，中和最贵”，“中庸之德，以达为节”，又论述臣主异德，臣任其事，主总其功，“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也”。
这些思想既有儒家的影响，又有道家的影响。
但是总体上看，刘邵的思想更倾向于老子，这不但在这本书前面品评人物的部分中显示出来，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一章《释争》作为全书的总结，其中说：“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又说：“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这些都是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的。
所以，刘邵这本书也显示出魏初学术杂取诸家的风气。
刘邵，字孔才，建安年间开始做官，并得到荀彧的赏识。
他后来一直在魏朝做官，干出很好的成绩，《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中记载他有多次提出中肯的建议，他的文才也是很出色的，曹叡曾叫他写《许都赋》与《洛都赋》，陈寿也说他“该览学籍，文质周洽”。
《人物志》这本书是他晚年写的，它的特异之处在于，这本书不但学有渊源、文理严密，而且作者是有政治经验，并且许多问题正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去写的，因此，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本书。
但是，这本书在三国之后一直没有受到注意，直到现代才得到重视，钱穆、汤用彤先生都写过文章介绍它，而有人更称之为中国人才学的第一部著作。
人物可以用九种特征加以识别，根据这九种特征，就把人分为：中庸、德行、偏材、依似、间杂的级别，再进而根据人的质素，就可以判别他所适合从事的工作，也就是“十二流业”。
对这一程序的论述以及对这种程序在政事上的得失的讨论，就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另一部分内容就是讲识别人的过程的，既讲方法，这就是《接识》、《八观》，讨论怎样通过与人接触来识别人、怎样通过各种途径更精确地判断人，也讲了在识别人的过程中容易犯的错误，这就是《七缪》、《效难》。
实际上，这本书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
作者认为人们相互感应是受着自己的情性影响的，《材理》篇中说：“同则相解，反则相非，杂则相恢”，因此又讲了构成人们之间矛盾的六种原因，主要讲的是交流过程中的矛盾，这就是“六构”。
这一内容的总结则是全书的最后一章：《释争》。
实际上，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能够“释争”的人只有那种具有中庸之德的人，这正是作者看人的最重要的标准：“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
自序圣贤所赞美者，首先在于耳聪目明。
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耳聪目明之最可贵者，首先在于对人的了解。
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能了解人之是否诚实、是否有智慧，则各种人材可以确定某人的适当职位，从而各种业绩即可振兴。
因此，圣人设立卦爻、卦象，便编订下辨别君子与小人之言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阐发《诗经》之情志，便分别出风俗雅正之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祇庸之德；制订表达秩序与和谐的《礼》、《乐》制度，便考订出六经中可资应用而恒常不变之道理；躬南面，则授俊逸辅相之材。
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身为君王，便须选用杰出而清逸之辅佐人材。
此皆为用来使各位贤德之材得以畅达而且完成上天之功业。
上天之功业完成之后，便能同受应得之名与恰当之荣誉。
因此，帝尧凭借能够明晓俊杰之德而著称，帝舜凭借升用十六贤材而建功，商汤凭借选拔有莘氏的贤人伊尹而闻名，周文王凭借任用垂钓渭水之姜尚受到人们尊重。
由此论之，圣人振兴道德，谁不是在寻求贤人方面用其耳目心思？谁不是从任用贤人获得安宁闲逸！因此，孔圣仲尼无应试机会而无门路可以攀援升用，尚且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排定门人弟子，广泛议论各种人材而区别为三等。
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又赞叹中庸，以突出圣人之德行，崇尚据于德行以勉励达道之论。
训示“爱好仁德而不学则愚昧，喜欢求知而不学则飘荡无根，崇尚诚信而不学则害人，重视直率而不学则刻薄，强调勇武而不学则成乱，偏求刚强而不学则轻狂”六种受蒙蔽之害，以防备偏至之材的过失；思考率性而为的狂者与有所不为的狷者，以通晓不及与过分之材。
疾恨憨厚却不诚实，以晓明似是而非之难以确保。
又说：察明人所安心之地，观察人做事之途径，以了解其平时立身处世之品行。
对观察人物，如此详备。
因此，斗胆依照圣人教训，记述论定各种人物，希望借此弥补遗失，连缀易忘之理，但愿识见广博之君子，剪裁审视其中之义理。
卷上九征第一（人物情性志气不同，征神见貌，形验有九。
）成就人物之根本，出于情感与本性。
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情感与本性之义理，极为微妙而幽隐，若非圣人之明察，谁能得其究竟？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大凡有血气之人，无不含容元气太极而成其资质，禀阴阳以立性，秉承阴阳而确立其本性，体五行而著形。
体现金木水火土五行而显现其形体。
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
一旦有其形体资质，便可以就此而探求。
大凡人之资质量度，以中和为最可贵。
具有中和之资质者，定然平和、淡泊而无偏颇之味，所以能够调和而成就五种人材，变通转化而符合节律。
因此，观察人之资质，定要先察明其是否平和淡泊，然后探讨其是否耳聪目明。
耳聪目明，是阴阳之精华。
阴阳清正而和融，则内心睿智而外表明达；圣人淳朴而光照人寰，能够兼有睿智与明达之美，可知微妙之玄机，亦可知显露之事理。
若非圣人，无人能够达到此两方面。
因此，明达之士，通达动态之机理，而不见其内在之玄秘；玄秘深思之人，认识到静态之本原，而难察变幻迅捷之情事。
犹如火光、天日光照其外，而不能照见自我；金镜、水面能映像于其中，而不能放光芒以照其外。
二者之义理，大概是阴阳之区别。
若要量度其人之才能资质，可由五物察究。
此五物之征兆，亦各自显露于其形体。
在形体之中，骨骼属木，筋脉属金，气息属火，肌肉属土，血液属水，此骨骼、筋脉、气息、肌肉、血液五物，正是木、金、火、土、水五行之形象。
五物之实体，各有所助益。
因此，骨骼直正、温润而柔韧者，心胸博大而坚强持久；心胸博大而坚强持久，为仁之资质。
气息清淳、端正而舒畅者，文采粲然而有条不紊；文采粲然而有条不紊，是礼之根本。
肌体端庄、匀称而不虚者，正直稳重而坚守节操；正直稳重而坚守节操，是信之基础。
筋脉有力、劲挺而精秀者，勇武不屈而果敢决断；勇武不屈而果敢决断，是义之标准。
气色调和、平正而顺畅者，通达事理而明察秋毫；通达事理而明察秋毫，是智之本原。
五种资质源于本性而不变，因此叫做五常。
五常各有不同，依此体现为五德。
因此，温润、直正而驯服、刚毅，是木之德。
刚健、充实而博大、坚毅，是金之德。
质朴、谦恭而可塑、顺物，是水之德。
宽容、严密而能容、可立，是土之德。
简约、条畅而明确、疗病，是火之德。
即使形体多变而无穷尽，仍然会依据五种资质而存在。
因此，其刚毅、能容、简明、稳正之表征，显露于形体容貌，呈现于声音表情，发散于情感气味，各自依照其形象。
因此，心地与资质光亮、直正，其仪容则强劲而稳固；心地与资质美善、果决，其仪容则精进而勇猛；心地与资质平和、顺物，其仪容则安宁而闲逸。
仪态变动而形成容色，各自有其仪态气度。
直正之仪态变动，其容色勇武出众而健步刚强；美善之仪态变动，其容色强健可畏而步若飞扬；合德之仪态变动，其容色庄严肃穆而令人敬仰。
容色发生变动，由心田之气息引发；心田之气息的征兆，即表现为声音的变化。
气息相合而成为声音，其声音与律吕节奏相应和：有和谐平淡之声音，有清新流畅之声音，有迂徐悠长之声音。
声音由流畅之气息而形成，则其效果表现于相貌表情。
因此，真诚之仁者定然有温和宽容之表情，真诚之勇者定然有慎重奋发之表情，真诚之智者定然有开明通达之表情。
表情体现于相貌之上，即是心神之表征。
心神之表征表现于相貌之上，则情感由目光表露出来。
因此，仁者目光之精神，诚实而端正；勇者胆气之精神，光亮而强盛。
然而此皆偏重某一方面而有很高造诣之人材，因其是以偏胜之性为资质者。
因此偏胜之资质不能精要，则其事不能成功。
因此，能直而不能柔则过于质朴，能刚劲而不能精要则过重武力，坚定而不端正则愚蠢，任气而不能清正则迂阔，畅达而不能平和则飘荡。
因此，适中不变之资质，与以上各类人材不同。
五常完全具备之后，以平淡之气味加以包容；五种资质充实于内，五种精神显露于外。
因此，目光之神采有五种光辉相交映。
所以说：万物产生则有其形体，形体形成则有其神气精灵。
能知其神气精灵，则能通达天理本性之究竟。
本性能通达，便可知以下九种资质之表征。
如此说来，（九种资质之表征表现于以下九个方面），平正与偏斜之资质在于神气，明达与暗昧之结果在于精灵，勇敢与怯懦之情势在于筋脉，强健与柔弱之树立在于骨骼，浮躁与宁静之标准在于气息，凄惨与愉悦之情感在于表情，衰弱与旺正之形体在于仪态，情态与气度之变动在于容色，舒缓与急迫之情状在于言辞。
具备适中不变资质之人，质朴素雅而平和澹泊，内心睿智而外表爽朗，筋脉刚劲而骨骼坚硬，声音清正而表情愉悦，仪态端正而容色直诚，如此则九种资质之表征皆能具备，即是纯粹之品德。
此九种资质有所背离，则是偏精或驳杂之人材。
气度之不同可分为三种，其品德亦有不同名称。
所以，偏精独诣之人材，以其所偏精独诣之材而自称；兼具多方材质之人，以品德为重；兼具各种品德之人，更有完美之名。
因此，兼具各种品德而至于最高者，可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
具备各种品德之本体而不表露于言辞者，可谓之德行，德行是大雅之名称。
专于一门而达于最高者，可谓之偏材，偏材是小雅之资质。
具备一种品德之表征而不能兼备其它者，可谓之依似，依似是似是而非之最易乱德之人。
在某方面至于最高而在另一方面却背离品德者，可谓之间杂，间杂是变化无常之人。
变化无常与似是而非者，皆附庸风雅之诗人末流。
末流之资质，不可尽述，因此略而不论。
体别第二（禀气阴阳，性有刚柔。
拘抗文质，体越各别。
）具备中庸之品德者，其资质难以称其名。
因此，说咸却不口涩，说淡却非无味；质朴而非无花纹，有文采而不繁华；能有威望且能怀柔，能善于言谈且能沉默；可变可化而无定规，以通达为法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