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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魏·刘邵撰述名著通览《人物志》是我国一部辨析、评论人物的专著。
刘邵撰述。
约成书于曹魏明帝统治时期（227 —239 ）。
作者在自序中阐述撰著目的：“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魏时文帝曹丕接受陈群建议，用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材。
该书即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专著，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总结经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十六国时刘昞为之作注，重在“疏通大义，不沾沾于训诂，文词简括”。
其后流传既久，传本颇多谬误。
明万历甲申（1584）河间刘用霖用隆庆壬申（1572）本旧版合官私书校之，去其重复，成为定本。
今有《汉魏丛书本》、《明万历刘氏刊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
其书自《隋唐。
经籍志》以后皆列于名家，《四库全书》则归入子部、杂家类一。
刘邵（生卒年不详），字孔才，邯郸（今河北邯郸市）人。
魏建安中为计吏。
黄初中为尚书郎、散骑侍郎。
明帝太和初，出为陈留太守，征拜骑都尉。
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
卒，追赠光禄勋。
刘邵学问渊博，通天文、律令，文学也有高深造诣。
著作除《人物志》外，“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与议郎庾嶷、荀诜等定科令，作新律，著《律略论》，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乐论》，《法论》等书。
并作《赵都赋》、《许赋》、《洛都赋》等，皆寓讽谏之意，有一定文学价值。
《人物志》分上、中、下3 卷，12篇。
上卷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中卷包括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
下卷包括七缪，效难，释争。
以《九征》“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为纲，对人的形质、才性、才能、资质以及如何辨析、任用等问题开展详尽的论述。
《人物志》每篇讲一个问题。
首先讲《九征》。
他认为人物的性情由于人的禀气不同，从形态展示，共有九种。
其中以中和之质为最贵。
“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美。
慢读《人物志》效难（原文及译文）效难第十一盖知人之效有二难：有难知之难，有知之无由得效之难。
何谓难知之难？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难，固难知之难也。
是以众人之察，不能尽备，故各自立度，以相观采。
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动作，或揆其终始，或揆其似象，或推其细微，或恐其过误，或循其所言，或稽其行事。
八者游杂，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
是故必有草创信形之误，又有居止变化之谬。
故其接遇观人也，随行信名，失其中情。
一般鉴识人材的效验有两个难处：有难以鉴识的难处，有鉴识之后没有办法得到效验的难处。
什么是难以鉴识的难处？鉴识人材之道极为精致细微，能达到神妙而明白事理的境界，掌握这种方法很困难，这就是难以鉴识的难处。
因此普通人的观察，不能详尽完备，所以各自设立原则与标准，以相互间观察而采纳。
有的观察其外貌形容，有的探查其举止动作，有的揣测行事从开始到结束的表现，有的揣测其形象的表现，有的推测其细微的变化，有的担心其犯过的失误，有的循查其所讲的言论，有的复核其处事的行为。
以上八种信息交杂混乱，所以他们能得到鉴识的信息的人很少，失去信息的人却很多。
因此必然初步鉴识仅凭其外表识别所形成的失误，还有平时行动和举止的变化形成的错谬。
所以根据其待人接物来鉴别，根据其行为并相信其名誉，失去了对其实情的鉴识。
故浅美扬露，则以为有异；深明沉漠，则以为空虚；分别妙理，则以为离娄；囗传甲乙，则以为义理；好说是非，则以为臧否；讲目成名，则以为人物；平道政事，则以为国体。
犹听有声之类，名随其音。
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曰：名犹囗进，而实从事退。
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有效；故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
此草创之常失也。
所以浅显之美张扬而显露，就会以为有奇异的功能；内心明智而外表沉静冷漠，就会认为是不实及虚伪；分析鉴别精妙的道理，就会以为能明查秋毫；道听途说，就会认为其精通义理；喜好搬弄是非，就会以为能评判善恶（臧否之人）；勉强议论贤愚的名分，就会以为能鉴赏人物；妄加评论国家的政事，就会以为是国家的栋梁（国体之人）。
《人物志》（原文及译文）千古奇书《人物志》译文〈自序〉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译文：圣贤之美德，首先在于耳聪目明。
耳聪目明之最可贵者，首先在于对人的了解。
能了解人之是否诚实、是否有智慧，则能使各种人材各有适当位置，从而各种业绩即可振兴。
原文：是以，圣人著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祇庸之德；躬南面，则授俊逸辅相之材。
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译文：因此，圣人设立卦爻、卦象，便编订下辨别君子与小人之言辞；阐发《诗经》之情志，便分别出风俗雅正之事业；制订表达秩序与和谐的《礼》、《乐》制度，便考订出六经中可资应用而恒常不变之道理；身为君王，便须选用杰出而清逸之辅佐人材。
此皆为用来使各位贤德之材得以畅达而且完成上天之功业。
原文：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
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
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於求人，获安逸於任使者哉！译文：上天之功业完成之后，便能同受应得之名与恰当之荣誉。
因此，帝尧凭借能够明晓俊杰之德而著称，帝舜凭借升用十六贤材而建功，商汤凭借选拔有莘氏的贤人伊尹而闻名，周文王凭借任用垂钓渭水之姜尚受到人们尊重。
由此论之，圣人振兴道德，谁不是在寻求贤人方面用其耳目心思？谁不是从任用贤人获得安宁闲逸！原文：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
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
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不信，以明为似之难保。
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
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
译文：因此，孔圣仲尼无应试机会而无门路可以攀援升用，尚且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排定门人弟子，广泛议论各种人材而区别为三等。
又赞叹中庸，以突出圣人之德行，崇尚据于德行以勉励达道之论。
训示“爱好仁德而不学则愚昧，喜欢求知而不学则飘荡无根，崇尚诚信而不学则害人，重视直率而不学则刻薄，强调勇武而不学则成乱，偏求刚强而不学则轻狂”六种受蒙蔽之害，以防备偏至之材的过失；思考率性而为的狂者与有所不为的狷者，以通晓不及与过分之材。
世界上第一部人才理论专著——《人物志》《人物志》系三国魏刘劭所著，共三卷十二篇，成书于1700多年前，总计不足一万五千字。
极短的一本小书，却涵盖了对识人、用人、以及人际沟通的深刻论析。
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尤其在识人方面，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如《九征》中的“阴阳论”和“五行说”。
尽管如此，书中所阐述的一系列如何鉴别与使用人才的标准、原则和相关理念，颇有普遍性和实用性，纵然在今天，也仍具一定的指导意义，尤其关于人性的解读，堪称经典。
《人物志》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结合了心理学的人才理论专著。
——《人物志》的结构——三卷十二篇（另加“自序”）——上卷：九征、体别、流业、材理中卷：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下卷：七谬、效难、释争——各篇的中心思想与主题——一、《九征》《九征篇》其实是从最本质和最初始的层次阐述如何认识人才，从五行、五体、五质、五德引申出九征。
所谓“九征”，即人的九种外在表象。
五行：金、木、水、火、土五体：筋、骨、血、气、肌五质：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五德：仁、义、礼、智、信九征：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古人是极其敬畏自然的（老庄哲学便是极致代表），所以但凡论述一个道理，必要联系天地阴阳——《人物志》的作者也不例外。
《九征》就是结合阴阳五行阐述人的生理素质和体表特征，然后一步说明人的内在材质与外在表象密不可分，具体可通过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个征象去鉴别。
二、《体别》介绍了十二种偏材的性格利弊以及与他们的相处之道。
在作者看来，除了中庸之才，其他人都属偏才，偏才的性格与材质都有二面性，要懂得如何扬其长避其短，而不是轻易地去改变他们（“偏材之性，不可移转矣”）。
三、《流业》阐述了清节、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辨、雄杰——此十二种专业人才及其各自所属的能力与适合的职业。
在刘劭看来，此十二种材质，都是有用的，都能作为人臣，可担当一定的重任。
刘邵《人物志》：人才分为五个等级刘邵《人物志》:人才分为五个等级鉴人名著原文：三度不同，其德异称。
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
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
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
具体而微，谓之德行。
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
一至，谓之偏材。
偏材，小雅之质也。
一征，谓之依似。
依似，乱德之类也。
一至一违，谓之间杂。
间杂，无恒之人也。
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
未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
——刘邵《人物志·第一章第十二节》翻译：中庸、德行、偏材等三种不同的人，其道德名称也不同。
所以，在某方面有特长的人，以其特长命名；具备多种才能的人，以德行为名；德行完美无缺的人，另有特别的美称。
所以，道德完美而且集九个方面的优点（指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九征”）于一身的称为中庸。
所谓中庸，是圣人才具备的德行和才能。
具备多种才能的，称为德行。
所谓德行，是有大雅品质的称号。
在仁、义、礼、智、信五方面中有一方面成气候的，称为偏材。
所谓偏材，是指已具备小雅的品质。
在“九征”中只有一个方面表现突出的，称为依似。
所谓依似，就是似是而非品质不佳之人。
在“九征”中某一方面虽然突出但意志力差的，称为间杂，所谓间杂，是指那些没有恒心摇摆不定的人，被列入无恒和依似的人，都是属于品质低劣的末流之辈。
这种末流之辈在人群中数不胜数，所以在这里就不详细讨论了。
点评：这一段文字是刘邵《人物志》第一章的总结，作者根据阴阳五行把人物划分为五个等级。
它们是中庸、德行、偏材、依似、间杂五等人，而其气质人格也有圣人、大雅、小雅、乱德、无恒的区分。
刘邵在这里指出要留意那些小有才能但品行不佳的“风人”，对这些人不能委以重任。
“风人”在刘邵所处的三国时代比较常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提倡忠孝廉洁，大家对那些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伪君子都十分痛恨，难怪刘邵把“风人”列为末流了。
编辑：秋痕。
《人物志》白话文、译注《人物志》——刘邵〈九征〉〈体别〉〈流业〉〈材理〉〈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七缪〉〈效难〉〈释争〉是以，圣人着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祇庸之德；躬南面，则授俊逸辅相之材。
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译文：[因此，圣人设立卦爻、卦象，便编订下辨别君子与小人之言辞；阐发《诗经》之情志，便分别出风俗雅正之事业；制订表达秩序与和谐的《礼》、《乐》制度，便考订出六经中可资应用而恒常不变之道理；身为君王，便须选用杰出而清逸之辅佐人材。
此皆为用来使各位贤德之材得以畅达而且完成上天之功业。
]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
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
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译文：[上天之功业完成之后，便能同受应得之名与恰当之荣誉。
因此，帝尧凭借能够明晓俊杰之德而着称，帝舜凭借升用十六贤材而建功，商汤凭借选拔有莘氏的贤人伊尹而闻名，周文王凭借任用垂钓渭水之姜尚受到人们尊重。
由此论之，圣人振兴道德，谁不是在寻求贤人方面用其耳目心思？谁不是从任用贤人获得安宁闲逸！]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
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
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不信，以明为似之难保。
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
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
译文：[因此，孔圣仲尼无应试机会而无门路可以攀援升用，尚且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排定门人弟子，广泛议论各种人材而区别为三等。
又赞叹中庸，以突出圣人之德行，崇尚据于德行以勉励达道之论。
训示“爱好仁德而不学则愚昧，喜欢求知而不学则飘荡无根，崇尚诚信而不学则害人，重视直率而不学则刻薄，强调勇武而不学则成乱，偏求刚强而不学则轻狂”六种受蒙蔽之害，以防备偏至之材的过失；思考率性而为的狂者与有所不为的狷者，以通晓不及与过分之材。
慢读《⼈物志》⼋观（原⽂及译⽂）⼋观第九⼋观者：⼀⽈观其夺救，以明间杂；⼆⽈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
有⼋种观察⼈的⽅法：⼀是观察其⼈的对恶欲与正义的取舍，就能看清楚是否是没有恒⼼的“间杂之⼈”；⼆是观察其⼈的⾔谈举⽌和应变能⼒，以审视其⽇常处事态度；三是观察其⼈的志向和才质，从⽽了解是否名实相符；四是观察其⼈所采⽤的⽅式⽅法，就可以分辨出是否为“依似之⼈”；五是观察其⼈所爱与所敬，就可以了解⼈与⼈之间情感的沟通情况；六是观察其⼈的喜怒哀乐，以辨明是否能够宽容或疑惑；七是观察其⼈的短处，以此了解他的长处；⼋是观察其⼈的聪明才智，以了解能做成什么事。
何谓观其夺救，以明间杂？夫质有⾄有违，若违胜⾄，则恶情夺正，若然⽽不然。
故仁出於慈，有慈⽽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不恤者；厉必有刚，有厉⽽不刚者。
若夫见可怜则流涕，将分与则吝啬，是慈⽽不仁者。
睹危急则恻隐，将赴救则畏患，是仁⽽不恤者。
处虚义则⾊厉，顾利欲则内荏，是厉⽽不刚者。
然⽽慈⽽不仁者，则吝夺之也；仁⽽不恤者，则惧夺之也。
厉⽽不刚者，则欲夺之也。
什么叫“观其夺救，以明间杂”？⼤凡⼈的质性有正义与恶欲之分，如若恶欲胜过正义，恶欲就会使正⽓⽆法显现出来，所以似正⽽⾮正。
⽽仁⼼出⾃于慈悲为怀的天性，却有虽有慈悲的⼼⽽⽆仁义的⼈；仁义之⼈必然会体恤他⼈，却有虽有仁义⽽不体恤他⼈的⼈；严厉必然刚直，却有虽严厉⽽不刚直的⼈。
有些⼈见到可怜的⼈时则会流下同情的眼泪，⽽将要把⾃⼰所拥有的财物分给别⼈时却很吝啬，这就是有虽有慈悲的⼼⽽⽆仁义的⼈。
看见⾝处危急之境的⼈时则会动恻隐之⼼，⽽将要前往求助时却畏惧祸患，这就是虽有仁义⽽不能体恤的⼈。
虚情假义时则声⾊俱厉、义正辞严的⼈，顾忌与⾃⼰相关的利益和欲望时则内⼼怯懦，这就是虽有严厉⽽不刚直的⼈。
《人物志》魏-广平-刘邵-撰本书介绍了识别各种类型人物性格、才貌的主要方法，以根据能力量才授官，达到科学用人。
附录人物志简介刘邵传目录自序卷上九征第一体别第二流业第三材理第四卷中材能第五利害第六接识第七英雄第八八观第九卷下七缪第十效难第十一释争第十二人物志简介《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刘邵撰。
案：隋、唐〈经籍志〉篇第皆与今同，列于名家。
十六国时，炖煌刘[日丙]重其书，始作注解。
然世所传本多谬误，今合官私书校之，去其复重、附益之文，为定本，内或疑字，无书可证者，今据众本皆相承传，疑难辄意改云。
愚谓明砭都无意义，自东晋诸公草书启字为然，疑为简畅而明启耳。
文宽夫题。
（取自世界书局《人物志》后注文。
）刘邵（刘劭）传《三国志．魏书．刘劭》：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也。
建安中，为计吏，诣许。
太史上言：「正旦当日蚀。
」劭时在尚书令荀彧所，坐者数十人，或云当废朝，或云宜却会。
劭曰：「梓慎、裨灶，古之良史，犹占水火，错失天时。
礼记曰诸侯旅见天子，及门不得终礼者四，日蚀在一。
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
」彧善其言。
敕朝会如旧，日亦不蚀。
[一][一] 晋永和中，廷尉王彪之与扬州刺史殷浩书曰：「太史上元日合朔，谈者或有疑，应却会与不？昔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庾车骑写刘孔才所论以示八座。
于时朝议有谓孔才所论为不得礼议，荀令从之，是胜人之一失也。
何者？礼云，诸侯旅见天子，入门不得终礼而废者四：太庙火，日蚀，后之丧，雨沾服失容。
寻此四事之指，自谓诸侯虽已入门而卒暴有之，则不得终礼。
非为先存其事，而徼幸史官推术错谬，故不豫废朝礼也。
夫三辰有灾，莫大日蚀，史官告谴，而无惧容，不修豫防之礼，而废消救之术，方大飨华夷，君臣相庆，岂是将处天灾罪己之谓？且检之事实，合朔之仪，至尊静躬殿堂，不听政事，冕服御坐门闼之制，与元会礼异。
自不得兼行，则当权其事宜。
合朔之礼，不轻于元会。
元会有可却之准，合朔无可废之义。
人物志读后感《〈人物志〉读后感》开始读《人物志》的时候，感觉像是窥探到了古人对人物评判与分析的一个宝库。
读到关于九征的论述时，我感觉自己好像开启了一个新的认知世界。
书中阐述观察人物的九种特征，如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
这就像是一把把钥匙，能帮助我们打开了解他人本质的大门。
比如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判断一个人是否可靠，可能只是凭借一种很模糊的感觉。
但这本书让我明白，其实可以从他的神态、举止言语等多个方面去综合考量。
以前我有个同事，总是说自己多有能力多有本事，但每次真正遇到事情时就退缩。
那时候我只是觉得他不太靠谱，读了《人物志》后，我明白从他夸夸其谈的言语表现和有事就躲的神色行为这些细节方面，早就透露出他并非是那种能干实事的人。
书中对不同类型的人进行剖析时，特别触动我的是对英雄的定义。
英雄就是那些既有英气又有雄气的人，英气偏向于智慧谋略，雄气偏向于胆力。
这让我想起历史上的刘邦和项羽，项羽可谓有雄气，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是在英气方面或者说谋略上稍显欠缺，而刘邦虽在武力上不如项羽，但懂得用人，谋略出众。
这就明白为何楚汉相争最后的结果是刘邦胜出了。
不过，在阅读过程中也有不理解的地方。
书里有些表述过于古典，对于一些概念和分类的界限不是特别明晰。
例如对于某些人才类型的具体界定，有时候感觉有些模糊交织的部分。
后来我明白了这也可能和当时的文化背景以及古人的分类思维方式有关，他们更多是从品德、才华、能力综合的宏观角度来划分，和现在细致量化的评判标准不太一样。
我觉得作者想表达的是一种识人的智慧。
在那个时代，无论是用人者选拔人才，还是个体自我认知与定位，都需要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导。
在当代社会，这对我们在社交中、职场里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告诉我们，不能仅凭第一印象就对一个人下定义，我们要像解谜一样，全方位地观察他人的各个方面从而得出比较客观准确的结论。
无论是交朋友、找合作伙伴或者是招聘员工，《人物志》中的观点和方法都有着不小的启发价值。
《人物志》《人物志》是一部系统品鉴人物才性的纵横家著作，也是一部研究魏晋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
全书共三卷十八篇，三国魏刘邵所作，南北朝时西凉刘炳曾为之作注。
书中讲述的识鉴人才之术、量能用人之方及对人性的剖析，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颇具借鉴价值。
曾国藩不吝置之案头，朝夕研磨。
如果说《论语》为处世之书，《孙子兵法》为战伐之书，《韩非子》为统治之书，那么《人物志》即可当之而无愧为识人之书。
刘邵，字孔才，中国三国时魏国思想家，字孔才。
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
约生于汉灵帝建宁(168—172)年间，卒于魏正始(240—249)年间。
汉献帝时入仕，初为广平吏，历官太子舍人、秘书郎等，魏朝之后，曾担任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等。
后曾受爵关内侯，死后则追赠光禄勋。
刘邵学问详博，通览群书，曾经执经讲学。
受诏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纂为《皇览》。
又与议郎庚嶷、荀诜等共同制订律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
魏废帝时，专事执经讲学。
刘劭对于古代的法律制度比较熟悉，魏明帝时和陈群制定《新律》18篇，又著《律略论》；景初(237—239)受诏作《都官考课》72条，另外尚有《法论》、《乐论》等著作，但多已散失，现仅存《人物志》，还有若干散篇收入《全三国文》中所著《人物志》，讨论封建社会人才选拔问题，以为人“禀阳阴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从人之形质，可观察其才性。
对人性、才能和形质等分析甚详，反映汉末魏初在用人制度方面之趋势，开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
著《人物志》，探讨了人才选拔的标准原则问题。
他还用道家的无名解释儒家的中庸，表现出儒道合流的倾向。
他的思想是汉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中间环节。
东汉末年，因社会变乱，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受到削弱，出现了儒、道、名、法竞起与合流的趋势。
魏初，继承了汉末评论人物的习尚，又受到曹操好法术、重刑典的影响，因而评论人品均重视综核名实。
汉代顺天地阴阳气化的层次探讨人性，认为人之性情是阴阳之气凝聚表现，天人之间有同理、同道、同构的相应关系，重视礼乐政教与生命性情的调节教化，由战国晚期《吕氏春秋》，以至汉朝《淮南子》、董仲舒都属于此一大脉络。
而其中天人感应的思想架构，经王充等人质疑消解后，魏晋时期，转为自然无为也无可干预的天命观点，人性论则重视自然的“才性”层次。
所谓“才性”或“情性”是人禀之自然的材质，展现于具体生命的型态，有各种不同的情态或姿态，可以品鉴。
这种品鉴人物的着作，在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已可见其基本样貌。
三国以后，则有曹丕《士操》、卢毓《九州人士论》等作品，然皆已亡佚。
《人物志》形成于黄初一青龙之际，是为了配合选举制度改革而作，保留了有关曹魏九品中正制草创时期的宝贵信息。
该书的核心思想是构建中和型人才系统，反映了在黄老道家“因循”政治哲学指导下，曹魏前期官方人才思想与选举政策从“赏功能”到“重德行”的变化趋势。
《人物志》为现存可见最具系统之作。
汉代选官采取“察举”及“徵辟”，两者都需过考察人物品行加以衡定，然而此一制度，日渐为世家所垄断，名不副实。
汉末大乱，群雄争起，积极网罗人才，魏朝后采取“九品中正制”，透过州、郡大小中正品评士人高下，以供朝廷择用。
刘邵是第二代建安名士中的曹丕太子党成员，作为魏明帝的近臣，参与了太和—景初之际压制“浮华分子”(早期正始名士)的活动。
因此三国魏晋以来，才性品鉴与拔选人才，极受关注。
锺会总结此一时期对才性的争论，作《四本论》，归结为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等四种观点。
刘邵《人物志》则为此一争论的重要论述。
自序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是以，圣人着爻象则立君子小人之辞，叙《诗》志则别风俗雅正之业，制《礼》、《乐》则考六艺祇庸之德，躬南面则授俊逸相之材，皆所以达众善而成天功也。
天功既成，则并受名誉。
是以，尧以克明俊德为称，舜以登庸二八为功，汤以拔有莘之贤为名，文王以举渭滨之叟为贵。
由此论之，圣人兴德，孰不劳聪明于求人，获安逸于任使者哉！是故，仲尼不试无所援升，犹序门人以为四科，泛论众材以辨三等。
又叹中庸以殊圣人之德，尚德以劝庶几之论。
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信，以明为似之难保。
又曰：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
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详。
是以敢依圣训，志序人物，庶以补缀遗忘；惟博识君子，裁览其义焉。
卷上九徵第一体别第二流业第三才理第四卷中才能第五利害地六接识第七英雄第八八观第九卷下七谬第十效难第十一释争第十二刘邵以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
此五质又分别象征五常，仁、义、礼、智、信，表现为五德。
换言之，自然的血气生命，具体展现为精神、形貌、声色、才具、德行。
内在的材质与外在的徵象有所联系，呈显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徵，这相当于所谓气质的层次。
依照不同的才性，刘邵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等三种。
透过德、法、术等三个层面，依其偏向，又可分为十二才，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依其才能不同，适合担任的官职也不同。
在《人物志》中，刘邵将才、德并列标举，作为拔选人才的标准。
刘邵的品评，以中和为最高，讲究平淡无味，是为圣人。
所谓中和，在于兼具平淡与聪明两种层次，聪明为才，而平澹则是生命所展现的境界，已不单纯是道德修养的层次，更是对全幅人性的审美态度。
除中和外，其馀为偏至之材。
九徵兼至的人，阴阳清和，中叡外明，就是中庸，称为圣人，是君王之才；具体而微，称为德行，是大雅之才；偏于一才的人，称为偏材，是为小雅。
此外尚有依似、无恒等级别。
对于甄别人才，刘邵进而提出八观、五视等途径。
八观由人的行为举止、情感反应、心理变化由表象而深至内里，反覆察识。
五视则在居、达、富、穷、贫特定情境中，考察人的品行。
作者在自序中阐述撰著目的：“夫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诚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序言部分总述刘邵写作《人物志》的现实动机和思想依据。
首先，说明人物才性鉴定的重要性。
认为“知人”是圣贤聪明智慧的显著标志和最为可贵的品质。
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人的才能性情，才能正确地选拔和使用人才，从而做到“众材得真序，而庶绩之业兴矣”。
序中举了尧、舜、商汤、文王等贤明君主的成功事例以说明这一旨趣。
其次，表示要效法圣人，著作此书，排列人材等第。
主张观察一个人的所安所由，以知道他的真正为人。
这本书最有贡献的是提出了系统的评价人物的方法，这就是“九征”与“八观”。
作者的人才观一开始就明白地说出来了：“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所以，他的观点基本是重视先天的。
《体别》一章中说：“偏材之性不可转移矣”，他认为，一般人学习都有偏颇，因此，“材成而随之以失”，也就是说，在得到某一方面的才能的同时也会带来缺陷，同时他也轻视儒家的“恕”，他认为情性不同的人之间难以相互理解，所谓“信者逆信，诈者逆诈”，因此，“学不入道，恕不周物”。
这种观念把人看成由秉赋决定的，也不涉及自我修养的问题，这是这本书的缺陷。
但是，另一方面，这本书是从政治上应用的角度来谈人才的，着重的只是人才的识别、任用，因此，它的缺陷也是情有可原的。
人物可以用九种特征加以识别，根据这九种特征，就把人分为：中庸、德行、偏材、依似、间杂的级别，再进而根据人的质素，就可以判别他所适合从事的工作，也就是“十二流业”。
对这一程序的论述以及对这种程序在政事上的得失的讨论，就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另一部分内容就是讲识别人的过程的，既讲方法，这就是《接识》、《八观》，讨论怎样通过与人接触来识别人、怎样通过各种途径更精确地判断人，也讲了在识别人的过程中容易犯的错误，这就是《七缪》、《效难》。
实际上，这本书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这就是关于人际关系的论述。
作者认为人们相互感应是受着自己的情性影响的，《材理》篇中说：“同则相解，反则相非，杂则相恢”，因此又讲了构成人们之间矛盾的六种原因，主要讲的是交流过程中的矛盾，这就是“六构”。
这一内容的总结则是全书的最后一章：《释争》。
实际上，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能够“释争”的人只有那种具有中庸之德的人，这正是作者看人的最重要的标准：“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
刘邵的思想绝不只是刑名之学，他这本书实际上是糅合了儒、道、名、法各家学说。
品鉴人物，论其所宜，综核名实，考校功绩，这是名法家的精神。
而刘邵在这本书中最推崇“圣人”，所谓圣人就是具备中庸至德，因而能够知人善任、治平天下的人，比如他说：“凡人之质素，中和最贵”，“中庸之德，以达为节”，又论述臣主异德，臣任其事，主总其功，“主德者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也”。
这些思想既有儒家的影响，又有道家的影响。
但是总体上看，刘邵的思想更倾向于老子，这不但在这本书前面品评人物的部分中显示出来，而且他还专门写了一章《释争》作为全书的总结，其中说：“君子知屈之可以为伸，故含辱而不辞，知卑让之可以胜敌，故下之而不疑”，又说：“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这些都是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的。
所以，刘邵这本书也显示出魏初学术杂取诸家的风气。
一、刘劭认为，世界上的事理很多，精通这些事理的行家也很多，但认真分析归纳起来，则“理有四部，明有四家”。
他在《人物志》中指出：“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礼教宜适，义之理也；人情枢机，情之理也。
”这就是说，关于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就是“道之理”；关于立法建制和理顺纠纷的学问，就是“事之理”；关于礼仪教导的讲究，就是“义之理”；关于人物情趣的关键，就是“情之理”。
那么“四家”为“质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质性警彻，权略机捷，能理烦速，事理之家也；质性和平，能论礼教，辨其得失，义理之家也；质性机解，推情原意，能适其变，情理之家也。
”这就是说，人的资质和性情属于平和淡雅，思想能够琢磨深奥的问题，可以通达自然的规律，就是“道理之家”；人的资质和性情属于警觉明彻，权断和谋略能够机智敏捷，可以治理烦乱之事和不速之客，就是“事理之家”；人的资质和性情属于和顺平稳，能够谈论礼教，辨别得失，就是“义理之家”；人的资质和性情属于机智通达，善于推知他人情意，并能适其变化，就是“情理之家”。
刘劭上述关于“四理”和“四理之家”的论述，虽然粗疏和肤浅一些，但我国古代对于社会科学及其行家的大范畴，进行如此明确的分科研究，打破了“大一统”的理论概念，闪耀出哲学、法学、伦理、心理等四科分立的光辉思想，这在思想发展史上，应当说是一个重要发现。
对于种国古代心理思想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二、刘劭不仅提出“情之理”和“情理之家”的概念，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获得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