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所面临的困难及我们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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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小议行政法制建设的不足及对策一、行政法制建设现状近年来,我国在行政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行政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与制约,公民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行政法制建设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行政权力滥用、执法不公、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行政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二、法律法规不完善之处行政法制建设的基础是法律法规的完善。
然而,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如部分法律法规过于笼统,缺乏具体操作性;一些新兴领域和社会问题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存在漏洞和矛盾等。
这些不完善之处给行政执法带来了困难,也影响了行政法制建设的推进。
三、行政监督体系不足行政监督是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保障。
然而,目前我国行政监督体系还存在一些不足,如监督机构设置不合理,监督力量分散,监督效果不明显;监督手段单一,缺乏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制度不完善,监督程序不规范等。
这些不足导致行政监督体系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行政权力滥用和执法不公等问题难以得到及时纠正。
四、公民参与程度有限公民参与是行政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然而,目前我国公民参与行政法制建设的程度还相对有限,公民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机制不完善,参与意识不强等问题制约了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此外,部分行政机关对公民参与的态度不够积极,也影响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
五、行政执法人员素质问题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行政法制建设的成效。
然而,目前部分行政执法人员存在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职业道德缺失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等现象时有发生。
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是行政法制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六、改进策略与建议针对行政法制建设存在的不足,本文提出以下改进策略与建议:完善法律法规体系:针对法律法规不完善之处,应加强立法工作,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提高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现状及对策分析内容提要行政程序法治是依法行政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中存在着、顽固的传统观念严重影响、制约着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健康发展;行政程序立法问题颇多,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司法审查范围过窄,不能对行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司法不独立及司法腐败;行政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和不足。
针对存在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诸如转变传统观念,深入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进行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扩大司法审查范围和严肃行政执法等简要的对策分析。
关键词行政程序法治司法审查行政执法对策分析一、行政程序法治的重要性及其简要回顾追求程序正义,在我国日益引起法学家和立法机关的重视。
行政程序作为规范行政权,体现法治形式合理性的行为过程,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前提,而行政程序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行政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
(1)行政法治,又称依法行政(AdministrationAccordingtotheLaw),是指行政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依照法定的程序,既不得越权和滥用职权也不得失职,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监督,违法行政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行政法治,除了要贯彻一般的法治原则外,还必须贯彻职权法定、越权无效、法律保留、依程序行政、职权与职责相统一和司法救济等原则,以指导和规范行政权力取得和行使的整个过程。
“依法行政”之中的“法”,固然包括实体法,但行政程序法更是其应有之义。
如果把行政法治看作行政方面的法治状态的话,那么行政程序法治就是实行行政法治的重要手段、方法或者步骤。
行政程序法治是依法行政的关键和重要内容。
没有行政程序法治,也就不可能实现行政法治。
在张扬程序正义的今天,对行政程序法治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我国现代行政程序法治的建设开始于80年代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建。
1982年,我国宪法正式确认行政立法,规定国务院有权制定行政法规,国务院部委有权制定行政规章。
论行政程序法典化随着行政管理的不断推进和发展,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出来。
而行政程序法典化便是对行政程序法的规范化、规范化立法的一种反映,它有助于规范行政程序、提高行政作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进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一、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含义所谓行政程序法典化,就是将行政程序法规制的主要内容作为一项立法的主体来进行规范,以明确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程序原则、程序要求、程序规则等。
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核心是在立法上将行政程序法的各项规定具体化、精炼化。
二、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意义1、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程序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从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到行政强制等方面都包含其中。
在行政实践中,不同的行政行为容易引发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多重差异,若是没有完善、明确的程序保障,就会对公民的合法权益产生很大的威胁。
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征地拆迁等行政行为中,如若没有严格遵循合法程序,就会导致公民的财产权受到侵犯。
因此,行政程序法典化可以明确行政机关的程序要求和规则,建立公民申诉和追究责任的制度,从而加强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
2、保障行政作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权威性行政程序法典化有助于确立行政行为合法性、合理性、权威性等方面的基本准则,鼓励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作为时遵循程序、尊重权利、公正公平。
这样,就能够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和权益,并有效地提高人民群众对行政作为的信任度。
3、推动行政管理的现代化随着信息化的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也呼之欲出。
如果没有一个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典化,就无法满足现代行政管理的要求。
因此,行政程序法典化有助于推动行政管理的现代化进程,促进行政机关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提高行政效率。
三、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现状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典化面临着一些问题。
虽然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规范和义务已经在法律、法规和会议中得到了规定,并在日常行政实践中得到了执行,但对于一些保障公民权利、规范行政行为的具有普遍性、原则性、基础性的法律措施尚不完善。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障碍、模式及立法技术收稿日期:2007-11-13作者简介:刘太刚(1966-),男,黑龙江伊春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行政法、宪法、非营利组织法。
中图分类号:D9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97(2008)01-0023-04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障碍、模式及立法技术刘太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摘要】我国行政法法典化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并不是技术障碍而是非技术障碍,行政法法典化的模式应当选择总法模式,行政法法典化的实现方式应当是分块合成,并以开放式的结构体系为将来接纳新的单项行政法律留有空间。
全国人大应以总法模式的行政法典总揽我国行政领域的立法思路,尽早把行政法典列入立法规划,同时加紧制定行政法总则,以立法形式确立适用于一般行政领域的法律原则。
【关键词】行政法;法典化;行政法典;立法技术长期以来,统一的行政法典一直被许多人视为非分之想。
行政权的不断扩张、行政事务的纷繁复杂以及国外鲜有行政法典的现实,使行政法法典化的思路一直难以被立法部门及行政法学界的主流所接受。
但随着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及国内外行政法治的发展,克服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已触手可及,在此背景下,中国行政法是否应和其他部门法一样,选择一条法典化的发展道路,这关系着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宏观战略和未来形貌,值得探讨。
一、行政法法典化的技术障碍迄今为止,认定行政法难以法典化的理由显然出自技术方面的考虑。
“行政法之所以不存在统一的法典,其原因有三:第一,行政法所调整的对象——行政关系过于广泛,且多种多样,各种不同的行政关系又存在较大的差别,很难以统一的规范加以调整;第二,部分行政关系的稳定性低,变动性大,有必要留给法律位阶较低的法规和规章调整,而不宜由统一法典进行规范;第三,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较晚,规范各种行政关系的基本原则尚未完全形成,有些基本原则虽已形成,但尚不完全成熟,从而不具备将之编篡成统一法典的条件。
行政法最先在西欧大陆确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各国的情况并不相同,特别是我们这些在文化上属于“冲击-反应”型的发展中国家,更是有着我们自己的特点,与最初诞生行政法的那些国家有很多不同。
下面,我们以英法美几个典型的国家为例进行分析比较,行政法的产生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可谓息息相关,革命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最高形式,这种新型部门法正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产物。
列宁曾提出宪法的实质在于它是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其实,这一科学论断用在行政法的产生上也是完全正确的。
行政(权)的独立是行政法产生的先决条件,但是如何从专制王权中独立,所用的政治策略却是一个问题,关键看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所占据的国家权力系统以及各自代表的势力较量的最终结局。
在法国,司法权一直比较保守,代表贵族等封建势力的利益,如当时的巴黎高等法院,不仅行使司法权,还拥有一项登记特权,即国王敕令必须在公布前经其登记才有效,而当时第三等级等进步势力主要集中在国民大会,这样,法院经常利用这项特权使国会的法案无效。
所以,法国的三权分立,不仅是为了限制王权,还有一个限制司法权的任务。
立宪会议1790年8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剥夺了普通法院对行政诉讼的管辖权,该法规定:“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现在和将来永远分离,法官不能以任何方式妨害行政机关的活动,也不能审理行政人员的职务活动,违者以渎职罪论”;所以有人认为“法国行政国产生的最初直接原因,是法国代表保守势力的高等法院与改革势力之间斗争的结果。
”在英国,行政法的命运也是由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所决定的,当时,以爱德华。
科克为代表的普通法院与议会一方,同查理一世为代表的王权和星法院(starchamber)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星法院被取消。
由此可见,当时的司法并不独立,而是从属于保守或者进步势力,成为它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
在美国,行政法的发展一直很缓慢,但是它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努力却息息相关。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现状及对策分析演讲范文内容提要行政程序法治是依法行政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我国行政程序法治中存在着顽固的传统观念严重影响、制约着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健康发展;行政程序立法问题颇多,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司法审查范围过窄,不能对行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司法不独立及司法腐败;行政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和不足。
针对存在的问题,作者提出了诸如转变传统观念,深入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进行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扩大司法审查范围和严肃行政执法等简要的对策分析。
关键词行政程序法治司法审查行政执法对策分析一、行政程序法治的重要性及其简要回顾追求程序正义,在我国日益引起法学家和立法机关的重视。
行政程序作为规范行政权,体现法治形式合理性的行为过程,是实现行政法治的重要前提,而行政程序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行政法治程度的重要标志。
1行政法治,又称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并依照法定的程序,既不得越权和滥用职权也不得失职,一切行政行为都要接受监督,违法行政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行政法治,除了要贯彻一般的法治原则外,还必须贯彻职权法定、越权无效、法律保留、依程序行政、职权与职责相统一和司法救济等原则,以指导和规范行政权力取得和行使的整个过程。
依法行政之中的法,固然包括实体法,但行政程序法更是其应有之义。
如果把行政法治看作行政方面的法治状态的话,那么行政程序法治就是实行行政法治的重要手段、方法或者步骤。
行政程序法治是依法行政的关键和重要内容。
没有行政程序法治,也就不可能实现行政法治。
在张扬程序正义的今天,对行政程序法治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存在的问题我国在行政程序法治上,已经取得了比较可观的成绩,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和不足,需要我们认真面对,慎重对待。
这里,不妨分析如下一传统观念的顽固存在,严重影响、制约着我国行政程序法治的健康发展。
行政法治化的困境与应对之道近年来,行政法治化成为了各国政府推动现代治理的重要方向。
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行政法治化面临着许多困境和挑战。
本文将从行政法治化的困境入手,探讨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推动行政法治化的顺利进行。
行政法治化的困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行政法治化需要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但很多国家的法律制度相对薄弱,法律执行力度不足,难以保障行政法治化的实施。
行政法治化需要政府各部门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但由于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利益冲突等问题,以及官僚主义的存在,导致行政法治化的推进困难重重。
再次,行政法治化需要民众的参与和监督,但在一些国家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偏低,缺乏对行政决策的参与和监督能力。
行政法治化的困境还体现在法律监管和处罚的有效性上,一些国家的法律监管体系不够完善,导致违法行为难以有效打击。
要应对行政法治化的困境,需要多方合力,共同推动行政法治化的进程。
政府在制定法律政策时应注重完善法律体系,修订和制定相关法律,加强法律执行的力度,确保行政法治化的实施。
政府部门之间应加强信息共享和协调合作,建立起科学有效的沟通机制,消除利益冲突,做到各个部门间行政行为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政府应建立健全的社会咨询与参与机制,引导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过程,增加民众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度,同时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和参与能力。
政府应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法律处罚的力度,建立起健全的法律监管机制,对违法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惩处。
在应对行政法治化的困境的过程中,还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推动行政法治化的发展。
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同行交流合作,学习其他国家在行政法治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行政法治化体系。
总之,行政法治化是现代治理的重要方向,但实施过程中会面临一系列的困境与挑战。
政府应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消除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增强民众的参与和监督能力,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和法律处罚力度。
论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内容提要行政程序法典化能够促进政治参与、推进民主政治,防止行政侵权、保障公民权益,提高行政效能、促进改革开放。
可以说,行政程序法典化是中国行政法走向成熟的标志。
但应看到,这是一项最艰巨的行政立法系统工程,我国在立法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方面仍相当不足。
为搞好这项工作,首先,应使中央立法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其次,要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第三,要在取得阶段性立法成果基础上再创制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第四,要开展行政程序立法的比较研究,进行立法经验交流,为后来居上创造条件。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曾经提出:“形式主义”原则是一切近代法律的重要特征,而法律的“形式主义”主要是指法律活动的程序性。
从人们的一般认识来看,法律活动的程序性通常是指立法和司法活动的程序性,而行政活动的程序性最初是被排斥在外的。
行政活动或行政行为充满了复杂性和变异性,不同行政机关会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管理对象做出自己的决定,即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幅度很大,因此,讲究行政程序及其规范化被认为是给行政机关工作束缚手足,会影响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各国行政程序法制化都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各国法学家对此往往视为难题。
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行政程序法典化亦成为一个虽然棘手但应该知难而上予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有关行政程序法概念的看法美国著名法官曼斯斐尔德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大多数纠纷都是由词语所引起的”。
在法律界,法律概念的争论尤其如此,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的概念更如此。
由于各国行政机构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两个概念有着先天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我们一开始讨论就无法回避这个问题。
目前,有关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的概念的认识很不一致,争论的焦点是:行政程序是规定行政主体的程序,还是规定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程序;行政程序法是仅仅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程序,还是包括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各方行为的程序;行政程序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仅仅属于行政主体还是包括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都有行政程序方面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所面临的困难及我们的设想作者:杨海坤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经提出:“形式主义”原则是一切近代法律的重要特征,而法律的“形式主义”主要是指法律活动的程序性。
但从人们的一般认识来看:法律活动的程序性通常是指立法和司法活动的程序性,而对行政活动的程序性起初是被排斥在外的。
因为行政活动或行政行为充满复杂性和变异性,不同行政机关会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管理对象作出自己的决定,享有大幅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讲究行政程序及其规范化往往被认为是给行政机关工作束缚手足,会影响和降低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为此,各国行政程序法制化都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各国法学家都把行政程序法典化视为难题。
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行政程序法的发展日益关注,行政程序法典化问题也已成为中国实现行政法治的一个主要课题。
行政程序法典化已成为中国行政法学者憧憬的目标,它将是中国行政法稳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但同时要看到:这是一项最艰巨的行政立法系统工程,是当前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中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在行政法历史上,不少国家法学家曾经努力制定一部适合本国需要的融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于一体的统一的行政法典,但几无成功。
于是立法家与学者们又开始向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方向努力,这一方面已有少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成功。
例如奥地利国会议员早在1875年就提出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要求,到1926年才使该国《一般行政手续法》公布生效,经过几十年时间。
德国近代行政法开山鼻祖奥托·麦耶1895年出版《德国行政法总论》巨著,提出行政程序问题,德国法学家阿普莱特于1929年就提出制定全国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建议,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直到战后才正式致力于这项工作,六十年代初正式负责起草工作,到1976年终于完成该法的立法程序,足足经过四代行政法学者的努力。
美国1929年就由参议员诺里斯·比尔首次提出行政程序立法草案,1937年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成立了行政程序委员会,直到1947年杜鲁门总统时才正式签署公布《联邦行政程序法》,其间经历了十七年时间。
中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及困境摘要: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行政法体系建设和完善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法律制度建立30多年来,《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等程序法在有效改善依法行政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在行政法的审判机制,管辖范围等多个内容和继续上已经需要做出改善文章从行政体系突破的方向。
入手,希望能够推动我国法制建设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行政法体系化;成果;面临困境;突破方向引言:虽然中国的行政法在民法和刑法相比,有一个基本的框架,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是不完整和完善的。
从十八大开始,政府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支持廉洁、透明和高效的政府。
目前,中国法治建设面临几个困境:一是行政法本身的缺失;二是对重要概念缺乏详细、准确的解释;第三,行政法社会环境不断变化,行政制度不符合社会现实,不能用概念或法律规定来解释。
因此,在促进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解决问题,促进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创新。
一、初步成果(一)在执行行政行为方面取得了切实成果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法律制度基本建立,行政法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
例如,2004年,国务院制定了涵盖六个主要领域的执法指导方针:秩序、平等和法治。
在这段时间里,经过十年的治理,政府将被要求积极提高生产力。
同时,通过这些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监控公共管理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政府透明度[1]。
(二)行政法治理念显著增强很多的行政官员在工作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刑事化作风履行导致,大搞面子工程,形成了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
地方政府管理不善和权力过度,不仅降低了政府的效率,而且阻碍了关键问题的迅速解决。
近年来,随着法律制度建设的发展,公共机构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公务员行政法国家的概念也随着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的发展而得到加强。
例如,它记录基层社会工作者所作的决定,或对特定群体的访问,以及这些决定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程度。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经提出:“形式主义”原则是一切近代法律的重要特征,而法律的“形式主义”主要是指法律活动的程序性。
但从人们的一般认识来看:法律活动的程序性通常是指立法和司法活动的程序性,而对行政活动的程序性起初是被排斥在外的。
因为行政活动或行政行为充满复杂性和变异性,不同行政机关会根据不同情况和不同管理对象作出自己的决定,享有大幅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讲究行政程序与其规X化往往被认为是给行政机关工作束缚手足,会影响和降低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
为此,各国行政程序法制化都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各国法学家都把行政程序法典化视为难题。
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行政程序法的发展日益关注,行政程序法典化问题也已成为中国实现行政法治的一个主要课题。
行政程序法典化已成为中国行政法学者憧憬的目标,它将是中国行政法稳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但同时要看到:这是一项最艰巨的行政立法系统工程,是当前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中最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在行政法历史上,不少国家法学家曾经努力制定一部适合本国需要的融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于一体的统一的行政法典,但几无成功。
于是立法家与学者们又开始向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方向努力,这一方面已有少国家和地区获得了成功。
例如奥地利国会议员早在1875年就提出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要求,到1926年才使该国《一般行政手续法》公布生效,经过几十年时间。
德国近代行政法开山鼻祖奥托·麦耶1895年出版《德国行政法总论》巨著,提出行政程序问题,德国法学家阿普莱特于1929年就提出制定全国统一行政程序法的建议,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直到战后才正式致力于这项工作,六十年代初正式负责起草工作,到1976年终于完成该法的立法程序,足足经过四代行政法学者的努力。
美国1929年就由参议员诺里斯·比尔首次提出行政程序立法草案,1937年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命令,成立了行政程序委员会,直到1947年杜鲁门总统时才正式签署公布《联邦行政程序法》,其间经历了十七年时间。
日本法学家园部敏教授早于1937年就发表了在日本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必要性,战后日本“临时行政机构改革委员会”提出了制定“行政营运法”的建议,但国内争议很大,1963年日本临时行政调查委员会开始起草第一部“行政手续法草案”,直到1994年这部法才正式实施,从草案到通过实施花费了三十多年。
反观我国,虽然《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广大公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行政法治意识已有很大提高,单行的行政程序立法工作已取得初步成绩,学者们对国外行政程序法的研究也有一些基础,但总的来说,在立法理论和实践的准备方面还相当不足。
其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我国历史上缺乏XX法制传统,中国法制史上有关行政程序立法理论几乎是空白,更谈不上给我们留下XX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文化遗产。
目前,在一般政府工作人员和行政领导头脑中,依法定程序行政的观念还相当淡薄,“目的和效果是一切,程序是无关紧要的”观念在一部分行政人员中还占主导地位。
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中,行政权力是高度集中的、至高无上的、全能的权力,也是非常人格化的、充满随意性的、不负法律责任的权力,中国封建社会中行政权力运作的无序性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传统观念是“有权就有一切”,“有权即用,过期作废”。
现在我们提出依法行政,无疑是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思想观念方面来一次革命,依法行政其中一个重要的新观念就是依行政程序行政。
行政程序法典的立法工作在各国都遇到阻力,而且这种阻力首先来自行政机关内部的习惯势力。
行政人员往往认为搞行政程序法是多此一举,不适合本国国情和行政部门特点云云。
行政程序法要求行政程序具有公开性和透明度,这很容易引起行政官员的抵触情绪。
例如,德国行政官员至今对行政相对人和当事人听证、阅览行政档案和卷宗权利的规定抱有抵触情绪。
我国在拟订“行政处罚法草案”中,借鉴了国外经验,在处罚严厉和处罚手段幅度比较重的情况下规定必须经听证程序,对此,征询草案意见时遇到不少行政部门、甚至司法部门的反对,可见,行政程序法典化过程正是培养和提高行政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法律意识的过程。
在中国,无论是立法人员观念还是执法人员观念都有待进一步改变,立法人员观念往往停留在行政法主要功能是稳定行政秩序方面。
因此“秩序第一”、“效率第一”的观念十分强烈,反映在行政执法程序的立法重心主要倾向于行政权的便捷行使,而很少自觉关注如何增强行政执法的XX性和开放性,增强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程序的参与,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定程序权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行政执法人员观念中,缺乏行政程序的观念更为普遍,在《行政诉讼法》普与过程中,一部分执法人员已树立起“先取证,后裁决”的基本观念,但还不能说所有执法人员已真正树立这一观念。
特别是由于《行政诉讼法》第55条与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存在这方面问题,即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决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时,行政机关可以在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有些执法机关人员据此认为撤销行为纯属“多此一举”,也有的认为违反行政程序仍是无关痛痒的,最多给行政机关“找点麻烦”而已。
(二)行政程序法典化需要具备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尤其需要在比较研究各国行政程序法典内容、借鉴别国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方面做大量基础性的工作。
我国对于行政程序法典化问题的研究仅仅揭开了序幕。
行政程序法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就是法治思想,根据美国汉学家康林翰的看法,法治主义原则有以下七项:(1)所有法律应是预期的、公开的、明确的;(2)法律应该是稳定的;(3)行政决定应以公开、稳定、明确与普遍性的法律为依据;(4)必须保证有独立的司法;(5)自然公正原则必须遵守;(6)法院对履行法治原则有司法审查权;(7)人民应有获得司法救济之道。
(注:XX罗传贤:《行政程序法基础理论》第43页。
)行政程序法应该说在许多方面直接体现了以上法治主义原则。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传统法治理论上有所区别,大陆法系典型国家之一德国有所谓“法治国”理论,强调实现“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即依法行政除了保障法律的优先地位之外,还强调行政活动必须行之有据,凡对国民课以义务或限制权利的行政活动必须具有国会制定的法律为依据。
因此大陆法系国家历史上,行政程序最初主要在形式上受到议会立法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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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系的法治理论在英国和普通法中突出地表现为“自然公正”原则(naturaljustice),这一原则,首先适用于司法领域,以后延伸至行政领域,这一原则要求任何人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裁判者;行政机关在作出有关相对一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决定时,必须听取他们的意见。
在美国立国之初,接受了英国有关“正当法律程序”的传统观念,并在1868年宪法第5条与第14 条修正案中明确作出有关“正当法律程序”的成文规定,起先它主要适用于司法领域,但其精神也逐步推广至行政领域。
美国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正是演绎宪法增补条款第5条与第15 条正当程序规定之结果。
因此英美法系的依法行政中的“法”,应该包括正当的法律程序,即把行政程序同确保独立自尊的人的地位联系起来,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法系有关行政程序法的思想观念日益靠拢,比较典型的是表现在日本,日本行政法首先是接受德国行政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它最初接受的是德国式的“形式上的法治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宪法在美国占领军主导下完成,并接受了“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日本学者纷纷走出旧的理论桎梏,开始把依法定程序行政的要求同保障公利自由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走向了所谓“实质性法治主义”。
七十年代日本行政法学的主流学说“行政过程论”可以看作是这种“实质性法治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学说修正了行政主体与私人之间两方对立关系,提出要通过行政程序的调节作用使行政活动成为行政主体、利害关系人与一般居民等具有各自立场与地位的人之间达成合意的合性过程。
总之,法治学说不断发展和深化,主导着行政程序法的完善和发展,并使各国行政程序法形成不同的特色。
目前我国行政程序法理论研究方面明显落后于实际需要,一是如何在理论上对行政程序、行政执法程序、法定行政程序等概念加以正确阐述,对法定程序与非法定程序、强制性程序与任意性程序等区别加以科学的界定;二是对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合理性、自由裁量X 围的正确认定,尤其是如何确立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活动程序XX的审查标准。
这方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正如一位青年学者所指出的:“实际上,处理行政程序的XX问题的难度远远甚于行政实体XX”;普通法系国家尽管重视法律程序,但其重心在于仅仅是对司法机关提出的要求,或许是人们当时认定行政程序的XX难度而产生的一种畏难情绪,从而放弃了对行政行为的程序要求。
“但是,现代法治理论要求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行政领域,包括必须贯彻到行政程序领域,我国行政法学界必须知难而进,继续努力,才能赶上先进国家行政法学发展水平和行政法完善程序。
(三)行政行为X围广泛、复杂,且变化频繁。
尤其是我国幅员辽阔,中央到地方行政机关林立,职能广泛,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新形势下,要对各种行政机关的程序作出统一的规X,必然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立法技术上的困难。
行政主体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行政行为联结起来的,而行政行为具有复杂性和多种多样性,涉与广泛的领域,例如公安、海关、工商、税务、交通、土地、环境保护管理领域等等,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方式、管理力度都在发生变化,政府管理总的来说正在不断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各管理领域行政主体的活动提出统一的规X化的程度要求,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真正起步还不过十多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也不过四、五年,行政程序公正立法工作才刚刚开始。
目前,我们虽已有了重要的《行政处罚法》(该法还要完善),但对其它许多重要的具体行政行为,例如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执行等都还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的规定。
已有的行政程序规定分散在各单行法律、法规、规章中,大多与行政实体法律规X搅在一起。
另外,强制性程序与任意性程序、法定程序与非法定程序、主要程序与次要程序、要式程序与非要式程序等等在法律规定中的界线还很不清楚,造成执法人员执法中的许多困难。
总之,行政程序法典化在中国还是新鲜课题,它目前还是一纸空白,甚至连蓝图还谈不上。
古人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