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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身体写作作者：顿蒙来源：《东方教育》2013年第03期【摘要】以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等人为代表的浓墨重彩的身体写作把“身体写作”推向非主流思潮的高峰。
然而，近20年间“身体写作”却逐渐由追求女性自我解放流发展流变成自甘堕落的状况。
身体写作在给予女性相当的生命关怀之后，总是一味沉溺在那个狭小的私人空间，并不断上演酒池肉林般地糜烂的女性私生活和私人情感。
身体写作流于丑陋的境地，侮辱了女性的人格，更危害了女性文学的健康发展。
本文将重点放在90年代以来的身体写作，分析其在文本中的具体表象和内在蕴藏，流变、异化和堕落以及其出路。
【关键词】身体写作；狂欢化色彩；内在悖论；困境与出路在20世纪近百年间，中国女性文化受到现代西方女权思想与女性主义思潮三次大的冲击和洗礼。
从五四时期以丁玲、庐隐等女作家为代表呼唤女性意识的觉醒，到80年代以王安忆的“三恋”和铁凝的“两垛”为代表的敢于塑造身体的女性主义写作，再到90年代以林白、陈染、卫慧、棉棉等人为代表的浓墨重彩的身体写作，这一发展趋势把“身体写作” 推向非主流思潮的高峰。
中国女性主义“身体写作”在近20年间却逐渐由追求女性自我解放流发展、流变成自甘堕落的状况。
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身体写作”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冲击力的“革命”先锋。
本文将重点放在90年代以来的身体写作，分析其在文本中的具体表象和内在蕴藏，流变、异化和堕落以及其出路。
狂欢化色彩在这个“狂欢节”式的年代里，以陈染、林白、海男、卫慧、绵绵等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异军突起，从而形成了90年代蔚为壮观的身体写作。
不可否认“身体写作”是女性写作“差异”性最独特的体现，它将女性身体独立于外部世界，挖掘诸如快感、欲望、意志、感受、以及潜意识等个体性和个性化的女性“独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女性自我的生命关怀。
但身体写作没有很好的贯彻其初衷，不断演绎着女性身体狂欢的派对，在文学商业化浪潮中走上异路。
汉语语言学答题技巧开头篇一、从大框架概言之每个问题都会有一个大框架，比如说时代背景、地域背景、作者写作时的心情如此等等，这些大框架的东西会涉及到一些基本的文学常识，需要我们平时的积累，但是也有捷径，如果现在已经来不及去积累，那就翻一翻一些大家的著作吧，那上面会有他们对古人古时古事的精湛演绎。
例：问题——谈谈阮籍的诗作特色（涉及魏晋正始时期)李泽厚《美的历程》有言：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
宗白华《美学散步》有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鲁迅在《魏晋风流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认为：魏晋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再标榜一下魏晋风流——魏晋时期一代新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的人格美，是乱世之下痛苦心灵的折射，具有颖悟旷达真率之美，阮籍、嵇康、陶潜都是代表人物，《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故事集。
答：A方案第二代美学大师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有言：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
该评价的为确论。
在这样一个时期，阮籍的横空出世是偶然也是必然，他的诗作无一不带有这种自觉意识。
然后开始谈他的咏怀八十二首，举例是必须的，“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之类，最好加上比较经典的评论，鈡嵘《诗品》云其“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等等。
B方案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这是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的肺腑之言，十分精湛。
魏齐王曹芳正始时期，这混乱与苦痛达至顶峰，诗人阮籍正是这乱世里吟唱“正始之音”的第一人。
然后同上，也可以顺便谈谈弃经典而尚老庄的“竹林七贤”，视野放开阔些，不能就诗谈诗，以诗作为主，适当谈谈时代、谈谈作者、甚至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当然，最好保持中立，有褒有贬可也。
第18卷第4期2005年10月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Philos 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18 No.4Oct.,2005双声话语:女性对历史的表达①佘艳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 要]当女性获得书写的权力后,颠覆一直以来都是由男权掌控的传统文化就成为女性孜孜以求的目标,她们通过自己的言说方式参与建构历史、解说历史,试图以女性的性别特征、女性主体性的自我确证和女性对历史的阐释,使潜在的、“失声的”的女性话语浮出历史地表,将性别与政治、经济、种族、阶级放在一起,成为思考历史的一个角度。
[关键词]双声话语;性别;身体;主体性;女性历史[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3194(2005)0420419205 传统男权叙事所操控的语言,一直以来占据着文学乃至历史的统治地位,其形式本身就打上了占统治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的烙印,这是一种压迫女性的语言。
不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拉康都将阳物视为优越特权的表征,而将女性打入劣势另册。
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中和强大的压力之下,女性写作只有使用“革命的”、“有别于男性同行的”女子话语,把那不能表达的女子无意识经验表达出来以冲击“男性家长的权威”,使女性书写终于得到男权叙事的默认和商业文化的接纳,并进而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样女性书写自己的历史才能成为可能。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女性写作更多程度上是书写一部被遮蔽和忽略的女性心灵史,而非创造另一套想象中的正史记录,现实中的女性创作是一种“双声话语”,它总是体现了“主宰”的和“失声”的双重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她们是主流中的“潜流”,不得不承认她们只是有离开主宰文化的相对自由而没有绝对自由,而且还要受其他文化的制约。
性别・身体・语言 女性精神分析理论家南茜・乔道罗在《母性的再造———精神分析学及性别社会学》中指出:女人对女性身份的困惑不是在俄狄浦斯阶段产生的,而是在这之后男权和男性文化霸权造成的结果[1](P272)。
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写作一、中国现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主动行为，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羞而真正浮出了历史地表，女性小说的繁荣标志着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形成。
那么到底什么是女性主义呢？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西蒙波伏娃的著名论断，“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着重对女性的文化身份和处境进行探讨，由此揭示出父权制文化结构中女性从属被压抑的位置。
女性写作的概念是由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菜娜西苏提出来的，着重于强调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的关系，中国女性批评家认为这一概念包含了一定的开敞性，它包含着文学的书写和非文学的书写，包含了具有文学价值的优秀作品也包括可能在文学意义上我们很难给予高度评价，但可能具有作为女性的自传、女性的反抗、女性的口述史、个体生命史的意义和价值的作品。
关于女性文学的不同理解：(1)指以女性作家为主体所创作的一切文学。
(2)指女性作家创作的女性生活题材的作品。
即："只要是出自女性手笔，描写女性生活题材的文学，均可看作妇女文学。
或指女作家所写的具有女性意识、反映女性情感、表现女性生活的文学。
(3)指一切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作品。
这种观点认为，凡是反映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苦闷、彷徨、哀怨、抗争的作品，不论作者性别如何，均可视为女性文学。
反之，如果没有反映女性意识，即使作者是女性，也不可纳入女性文学。
(4)指女作家的所有文本及一切关于女性的文学作品。
我们国家通常采用第一种。
我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1）五四启蒙运动，提出“个性解放”“民主自由”打破了一部分女性的传统束缚，一批知识女性参与写作，她们努力寻找属于女性的视角、叙述方式和女性话语，标志着现代文学中女性写作的生成，代表作家冰心、庐隐、凌叔华等人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群。
而后的三四十年代又形成了诸如萧红对女性自我放逐心灵历程的诉说，张爱玲对殖民都会与闺阁政治的指涉，以及丁玲的走向民族叙事等既相互区别有可相互参照的多样化女性书写样式和文本形态。
论小川洋子《妊娠日历》中的身体写作
郭珍宇
【期刊名称】《今古文创》
【年(卷),期】2023()1
【摘要】在被身体欲望充斥的所谓身体写作中,女性的其他身体体验被忽略。
而小川洋子的《妊娠日历》便是书写女性怀孕体验的佳作,小说中的身体写作体现出了女性的主体地位,颠覆了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心。
作者不是通过怀孕主体来直接言说,而是通过同为女性的妹妹的视角来书写女性的怀孕过程,同时也表现了一个旁观女性者对怀孕的感受。
除此之外,小说中采用的语言与男性理性化的语言不同,这是一种身体写作所提倡的女性化语言,同时也成为专属于女性的表达方式。
【总页数】3页(P19-21)
【作者】郭珍宇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313
【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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崎岖的“反叛道路”摘要：旨在争取女性自我解放、争夺女性话语权的女作家“身体写作”走的是一条崎岖的“反叛道路”。
在国内，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学术界、理论界的热议，及至被混同于大众文化中的“伪身体写作”，更遭受猛烈抨击。
在区分开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与”伪身体写作”之后，不难发现其本身也陷入了自身的困境。
然而这却是女作家必须走下去的路。
关键词：女作家；身体写作；反叛；困境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8-00-01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最早由法国的埃莱娜·西苏提出，其《美杜莎的笑声》被公认为女性“身体写作”的宣言书。
她在《美》一文中指出“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
[1]很显然，这一倡导的初衷在于呼唤女性起而写作，从菲勒斯中心主义自我解脱出来，用女性自己的表达争夺男性长久操控的话语权，颠覆被压迫及扭曲的女性形象，还原女性真实的自我。
在这种启发下，中国的女作家们也开始找到了抒发自我、张扬个性的舞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说王安忆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开了中国当代女作家“身体写作”的先河。
及至90年代中，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私人生活》的横空出世，最大程度抒发了女性内心的情感欲望，详尽叙述了女性成长的心路历程，及对自身躯体的无限赞美和迷恋，把身体彰显为女性最令人瞩目的标志。
这种极其私密的“身体叙事”彻底反叛了男权话语系统一以贯之的“宏大叙事”模式，使得各界原本就已蓄势待发的批判之声响亮爆发。
新世纪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以及其后的赵凝等人，更是发出“身体解放”的呐喊，不再固步自封，突破了林白、陈染等人“顾影自怜”般的仅停留在对自身躯体的迷恋状态，而上升到实质的两性关系，并在两性的情欲冲突中尽情抒发个人欲望和表达身体经验。
这时的学术界、理论界也不仅是喧哗与骚动，而是带有愤怒的谴责、批判，因为这已经触犯了男权所能容忍的最后道德底线，终致评论界气急败坏地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实际“掉进了男性社会的欲望陷阱”，“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
身体美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写作”作者：朱永富李今珏来源：《美与时代·下》2019年第09期摘; 要：在《身体美学导论》中，作者王晓华试图解构身心二元论，进而揭露传统统治神话的无根品格。
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男性/女性、劳心/劳力、文化/自然等二分法被解构。
最终，身体的主体性凸显出来。
这是一个完整的建构理路。
从身体主体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写作”，可以看到有少数优秀作品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身体写作”。
大多数作家还没有身体——主体意识，更没有在作品中把它当作一个主题来处理。
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体写作”和王晓华先生所提倡的作为实践学的“身体美学”，都还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身体美学导论》;身体主体性;身体写作一、“身体二元论”与“身体一元论”之思考在论文《关于身体美学的三种定位》中，方英敏曾经总结道：“美学界关于身体美学的定位主要有三种：一是提议身体美学作为一个学科;二是认为美学就是身体美学;三是将身体美学理解为身体的审美化，以之为一个美的形态学议题。
”[1]而王晓华的身体美学主张属于第二种，即“美学就是身体美学”。
王晓华“美学就是身体美学”的基础是“身心一元论”。
在方英敏看来，有关身体美学的三种定位中，身体美学主张是理论雄心最大的，因为从“身心二元论”到“身心一元论”的论证是一个整体理论逻辑的改变和概念的颠覆。
而王晓华的《身体美学导论》对于“身心一元论”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
但同时，“身心一元论”在现在的话语体系当中面临着如何撬动“身心二元论”在理论界中根深蒂固的既定逻辑体系问题。
如果将“身心二元论”变换成“身心一元论”，我们将如何开口说话？像梅洛-庞蒂那样，“我在身体之中”或“我就是身体”？“我”如何“在”“身体”之中？因此，将“二元”与“一元”辩证思考，“身心一元论”在“物自体”的意义上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在理论的想象上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在话语之中，可能还是难以离开“身心二元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当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由边缘化步入公共领域之后，作为一种舶来的西方理论资源，它已经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发生了一种本土性的转化，在冲突和认同、吸收和改造过程中，众多相关论题与这些理论概念的西方本源发生了相当大的误读和异变，这种延续和深入却在不知不觉中背离了女性批评的原初动机，致使女性批评落入难以回避的尴尬困境。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身体写作”的质疑。
关于女性的“身体写作”，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在她的代表作《美杜沙的笑声》中提出的，她拒绝对“女性写作”作理论化的定义，认为这恰恰是反抗“菲勒斯中心”所必须的。
她强调女性写作和女性身体、女性欲望的关系，并将此推到极端，“女性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往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
她认定这样的写作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它横扫句法学，切断男人当作代用脐带的线（人们说这是一根极窄细的线）”，“长驱直入不可能的境地”。
［１］她这种写作口号的提出很快的得到了其他女性批评家的认可和赞誉，苏珊・格芭《“空白之页”与女性创作力问题》中回应了埃莱娜・西苏的看法，她更进一步的指出女性应该自然书写身体的原因在于“因为女性艺术家体验死（自我、身体）而后生（艺术品）的时刻也正是她们以血作墨的时刻”，女性身体隐喻的“‘空白之页’，女性的所特有的内心世界，代表了对灵感和创作的准备状态，自我对潜在于自我之中的神的奉献和接受”。
“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往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
”［２］莫伊在《性与文本的政治》中高度的肯定了西苏的主张，“这种女性语言将不断地颠覆那些父权制的双重诡计———那些逻各斯中心论在其中与阳具中心论相勾结、藉以压迫妇女让她们沉默的诡计”。
［３］这是先驱的女性理论家为了取得女性的话语权而对于男权文化的一种革命性抗争。
拿起这个武器，女性才可能打破男性对女性的改写和歪曲，书写女性自己的历史。
简而言之，女性主义的理论家们所提倡的“身体写作”是一种文化策略，用以打破男性的话语霸权，让女性能够开口言说女性自身的真实的生命体验与价值立场，从而真正树立女性的主体意识。
８０年代，由于传统学术所持的缜密、含蓄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学界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于这个术语普遍性的淡漠反应。
而此后在步入９０年代之际，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这两个涉及到女性的生理以及性的成长史的代表性文本，致使“身体写作”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成为女性主义批评争论的热点；其后，卫慧的《蝴蝶的尖叫》和棉棉的《糖》、《盐酸情人》等小说，以表现都市年轻女性的个人私密生活而被认为是“身体写作”的代表；２０００年，被一些媒体称为“妓女文学”的《乌鸦》出版，其作者九丹直认自己是“妓女作家”；同年，《下半身》杂志创刊，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阅读身体系列丛书》；２００３年６月，广州木子美开始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手法写实，毫无禁忌，并希望“大家把我的日记当作文学作品去读”，引起普遍批评。
一时间身体上的显山露水成为一种时尚。
导致２００５年在“百度”的《十大人物风云榜》中就有四个所谓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占据前六名的陈静（咸宁学院人文学院，湖北咸宁４３７０００）摘要：“身体写作”这个西方女性批评的重要概念在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到特殊文化语境而产生了理论性的异变和误读，完全丧失了女性批评话语应有的革命性内涵，在商业炒作和男性猎奇心理的暗示之下，使得女性写作逐渐由抗俗走向媚俗。
其实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问题不在于写“身体”，也不在于写“性”，而在于怎么写，主要在于写作的动机和定位。
女性写作应当在肃清概念的基础上突破“身体”和性，走出被看的误区。
关键词：身体写作；女性批评；本土化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４７７（２００７）０７－０１１０－０３女性写作的身体之维作者简介：陈静（１９７６—），女，咸宁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在读硕士。
湖北社会科学人文视野・文学・语言・１１０・位置。
由此更相应的在批评界引起激烈的争鸣。
２００４年５月《南方文坛》专门举办了“对话：当代诗歌创作中的‘身体写作’”的专题讨论；２００４年７月《求是学刊》举办了专题笔谈“身体写作及其文化思考”；２００５年在“文化研究”的网站上，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目录，收录当前有关“身体写作”的有关批评。
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０５年９月３日刊登《西方学者：“身体写作”低俗，甚至发出“腐烂”气息》的报道说，近日在上海落幕的第四届国际亚洲研究学者大会上，“中国的坏女孩写作”成为一个专门议题。
在中国本土这种特殊的文化语境之下，“身体写作”正以我们难以预想的速度冲出了女性主义批判的理论框架之外，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与转换：假如说早期的林白、陈染的“身体写作”，由于“用一种打破男性单一线性逻辑的女性发散性思维的表现形式，描述出经由身体而感知的隐秘的女性生命体验。
”“不再完全受控和受制于男性叙事主体”而具有文化上的革命意义的话，［４］那么到了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这些女性作家这里，身体写作的内涵与外延都发生了转换，“身体”这个在女性批评那儿所具有的形而上的价值与追求逐渐被剔除，而堕落为满足本能欲望的物质载体，从某种程度上说，身体已然等同于肉体。
学者黄应全认为，当下的身体写作应该包括这些要件：第一，身体写作的作者必须具有足以引发性幻想的某些基本特征，第二，这种写作是针对男性读者群，“它是在性关系方面男性占据支配地位而女性处于边缘地位的结果。
”第三，身体写作的内容主要是暴露女性身体经验，即描写女性性经验或性幻想。
而且越来越具有亲身实录的写实性特征。
第四，身体写作是中国当前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所造成的，文学政治性的减弱和商业性的增强之间的互相更替，使性这种过去备受压抑的东西成了文学家们博取名利的一种难得的快捷方式。
［５］当下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身体写作”从上半身滑到下半身，“身体”由追求女性自身解放的一种方式沦为追求放纵的手段。
这显然是西苏等女性主义先驱者在创立、提倡“身体写作”时始料不及的。
在女性主义批评那里，“‘身体写作’就是要夺回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解释权，按照女性自己的愿望述说自己的身体形象，在文学史中重建女性身体修辞学，终结那种由男人来说“她有一个身体”的被代言的历史。
”［６］但到了当下的中国，其意义却发生了质变。
“身体写作”就是女性性写作，就是由女性赤裸裸地暴露自己的性经历，出卖自己的性隐私的写作，无限夸大肉体欲望。
这就是我们从这场众声喧哗的文化现象所得到的身体写作的标志性内涵。
人人都离不开身体，这是事实，然而人不仅只是身体。
这些女性作家在拥抱身体的时候，彻底地放弃了女性身体的文化内涵和应有的主体性。
当她们把身体赤裸裸毫无保留暴露于众的时候，是否就意味着她们真正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和解释权了呢？这似乎是另一种更为隐蔽的、更难以自拔的陷落。
这种演变和转换当中其实隐含着女性写作的双重陷阱：男权文化恶意的误导和后现代社会中文化工业的食利性动机，共同“合谋”出这场文化的“身体秀”。
当女性作家陶醉于自身肉体的在场感，自恋地“抚摸”着小小的自我时，这种被剥离了意义的无所有的“肉体狂欢”，在男性中心话语不怀好意的误读、暗示下，在大众传媒和出版商追逐利润的推波助澜下，“一个男性窥视者的视野便覆盖了女性写作的天空与前景。
商业包装和男性为满足自己性心理、文化心理所作出的对女性写作的规范和界定，便成为一种有效的暗示，乃至明示传递给女作家。
如果没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女作家就可能在不自觉中将这种需求内在化，女性写作的繁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繁荣，就可能相反成为女性重新失陷于男权文化的陷阱：不是女性自己的声音的出现，不是女性的反抗，而成了对男性心理的满足；不是女性文化空间的浮现，而成了对男权的加固。
”［７］女性在当下的中国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似乎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遥远和艰难。
女性写作在本土化的过程当中要想真正健康、自足地切实维护女性主体的批判性就必须在其创作思想和实践上端正几点认识：其一，应对“身体写作”进行概念上的清理，弄清楚“身体”与“肉体”、体验与色情之间的界限。
在西苏那里，“身体”不仅仅指女性的性经验，还包括女性全方位的感觉和知觉系统：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知觉等“无限丰富的个人素质”，以及她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像音乐、绘画、写作一样，她们涌流不息的幻想。
”［１］身体写作的过程就是这些感觉和知觉的全方位敞开的过程，是从“潜意识的巨大源泉”处开始寻找的过程，也是女性从最原初的认识出发，重新认识自身和社会、历史的过程。
由此可见，当下语境当中的“身体写作”明显是对西苏的理论的误读和曲解；其二，真正严肃地把女性写作当作探讨女性处境和出路的女作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身体”给文学以及女性自身提供了怎样的价值和意义，避免写作的平面化和无深度。
西苏这样认为：“一个人必须设法通过写作———通过任何相当于写作的工作———向自己已经丧失的东西伸出援助之手。
”［８］由此可以看出，“身体写作”理论提出的原意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一个策略：从自己感性的身体出发，绕开男权话语，建立自己的言说。
这种目的十分清楚地划清了“身体写作”与单纯展示女人肉体和性爱是完全异质性的。
女性作家笔下的身体应该是革命的身体，由这革命的身体所产生的全部经验并不仅仅只是女人的性需求的释放和展露，它意味着女性懂得以感同身受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感觉作全方位的提取与把握。
其真实的内涵绝非简单纯粹生理上的感官经验，而是强调女性以其写作取得女性在文化历史中的无可替代性，从而将那些曾经被男性努力遮蔽的那些历史和文化的内涵真实的展示出来。
所以问题不在于写女性的“身体”，也不在于写“性”，而在于怎么写，主要在于写作的动机和定位。
理想的“身体写作”与《遗情书》中的赤裸裸展露生活原生态的肉欲挑逗是有着质的区别的。
作品魅力的展示，绝不取决于裸露的多少、性爱体验的疯狂程度。
同样是身体的写作，美与丑的差异不仅体现为一种艺术的把握和处理，更深层次则体现为一种清醒的女性主体批判立场和应有的女性意识。
翟永明对于女作家关注“身体”是这样看的：“作为女性，身体的现在进行时也是她们感悟和体验事物的方式之一，对美的心领神会，对形式感本身的敏感，使得女艺术家的参与和制作方式，既是身体的，也是语言的。
”［９］身体可以成为一种策略、一种武器，它的在场是为了能够与精神实现接洽与合流，强调身体不能以抛弃上半身，完全抽空身・１１１・体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