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及当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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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略谈鲁迅的“立人”思想及价值胡朝强喀什大学人文学院摘要: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吃人”思想的坚定批判者,作品也含有“立人”思想,做到了破中有立。
本文第一部分写鲁迅“立人”思想的具体呈现,第二部分写其价值,并站在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挖掘其“立人”思想价值,以期推动当代人走向现代化。
关键词:鲁迅;立人思想;价值一、鲁迅“立人”思想的具体呈现鲁迅“立人”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留学。
在留学阶段,写出了表明其“立人”思想的作品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
鲁迅的这种思想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成熟的过程。
(一)以救心为主旨的“立人”之志众所周知,由于鲁迅的家庭背景的人生经历,奔赴日本求学最初是学习医学课程。
在“幻灯片”事件后,极大的刺激了鲁迅的思想的转变。
鲁迅深切的感触到中国的衰败,是肉体之下的血液、精神的堕落。
由此,鲁迅拿出的解决的方案是:用手中的笔墨,直指国人的灵魂,从根源出解决才是正道。
鲁迅的《拿来主义》的文章的结构是:先破后立。
鲁迅先生按其文本的逻辑思路先否定“闭关主义”、“送去主义”“送来主义”,最后提出“拿来主义”。
虽说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国情来说,但也含有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细读这篇文章,联想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其实都是应然如此。
中国在总体上来讲可以说也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人,要想从扭转危机必须做到“拿来主义”。
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是他早期的一篇代表性的论文,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进行了一个很颇具主观感情色彩的论述,其中的“剖物质,排众数”的观念对时下中国仍具有警策性意义。
社会的发展不能只是单纯器物的发展和物质上的满足,真正的归结核心在于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人是社会所要服务的宗旨和目的,不能本末倒置。
(二)以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为核心的“立人”之心中国古代的小说所写基本围绕: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等这类主题。
在这种观念下形成的作品,在潜藏文本中表现的是群体性的思想观念,追求是的“大团圆”式的结果。
鲁迅的立人思想1907年,远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先后抛出《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以及《破恶声论》等文章,一举确立了“立人”思想,并明确给出其“道术”:“尊个性而张精神”,也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立人”思想构成了鲁迅一生思想的基点和支柱,无论是其“五四”时期重新确立启蒙思想,还是1930年代接受阶级论思想,都是“立人”思想的不断修正、完善与实践,而不是一种否定的结果或新生的产物。
因此,青年鲁迅“立人”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甚至矛盾的统一体,必然包含多种层面的意义,只有对其进行整体性关照并予以多义性解读,才能更全面、准确地接近其思想本质。
本文将选取以下几个层面进行阐述:一、是非论:“科学”与“救国”鲁迅对发端于西方的科学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这在此前的《中国地质略论》、《说鈤》等文已有所体现。
他认为,科学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已经越来越多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交通贸迁,利于前时……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他还指出,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是“以知真理为唯一之仪的,扩脑海之波澜,扫学区之荒秽,因举其身心时力,日探自然之大法而已”,而不是为了追求实利,所以他们“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
在此意义上,科学成为人的精神、智慧和道德的统一体,也便具有了“人性之光”。
同时,青年鲁讯并不迷信国人所热衷的科学之于救国的各种学说,他审慎地指出:那些“抱残守阙之辈”,却“耳新声而疾走”,而“借口科学,怀疑中国古然之神龙”的人,实际上却不知“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其真实的心理是“见中国式微,则虽一石一华,亦加轻薄,于是吹索抉剔”。
对于“汝其为国民”、“汝其为世界人”、“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的论调,鲁迅将其斥之为“伪士”的“恶声”。
而对那些“取经”的留学生,鲁迅讥讽道:“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
鲁迅立人思想总结鲁迅立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以及他的言论中。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伟大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立人思想深受中国近代历史变革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西方思想的启迪。
鲁迅立人思想主要包括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对人性的关注以及对民族觉醒的呼唤。
首先,鲁迅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是他思想的核心之一。
在他的作品中,他以尖锐的笔触揭露了社会的丑恶和不公。
他通过讽刺、嘲笑和讥讽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封建制度下的压迫、贫穷和愚昧。
他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了封建制度给人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和困境。
鲁迅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激起了人们的思考和反思,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变革奠定了基础。
其次,鲁迅对人性的关注是他立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深刻地洞察到人性的复杂和矛盾,他相信人性中既有光明和善良的一面,也有黑暗和邪恶的一面。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人性的探索和揭示。
他批判了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传统观念,呼吁人们敢于思考和解放自己的灵魂。
鲁迅关注人的痛苦和困境,他倡导人们要追求真理,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要坚守自己的信念。
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引导人们对自己的人性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最后,鲁迅对民族觉醒的呼唤是他立人思想的重要方面。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背景下,鲁迅深感中国社会的困境和落后,他痛心于中国人民的屈辱和悲惨命运。
他呼吁人们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要为了民族的振兴而奋斗。
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传统文化和封建制度的批判,他力图唤醒人们对他国的认识和认同,呼唤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奋起。
鲁迅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呼唤也深深地感动了许多中国人。
综上所述,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瑰宝,他的作品和言论反映了他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对人性的关注以及对民族觉醒的呼唤。
他的思想引导人们对自身、对社会和对民族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鲁迅的“立人”思想如下是关于鲁迅的“立人”思想:“五四”在对传统的反思和对外来思潮的接纳中,最积极最有价值的成果是人的发现和文学的自觉。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也是第一个以丰厚的文学创作真正体现了新文学实绩的作家。
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鲁迅,从现实生活出发,从自己的人生体验和思考出发,为了众多的下层民众能够摆脱掉封建的伦理道德笼罩在他们灵魂上的“非人”阴影而选择了文学,将文学作为“匕首和投枪”无畏的坚决的向传统文化展开斗争。
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中,他从学医到从文,经历了由“立业”到“立人”的文化选择过程。
鲁迅选择学医试图从肉体上拯救国民积贫积弱的现状,但是他认识到光有健康的体魄没有清醒的灵魂是无济于事的。
鲁迅痛感民族的积弱和国人的麻木而弃医从文,并逐步确立了“立人”的文学思想,本着这种立人的精神,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救国梦。
(1)首先,以文艺来改变中国人民的落后的精神状态。
鲁迅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就主张向欧洲学习,他在《摩罗诗力说》中热切的呼唤精神界战士的出现来表达自己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思想,鲁迅总结出了非人的生存状态即是“一是想做奴隶求而不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1918年春,当他写新小说为新文化助阵的时候,就为自己提出了借用文学的力量,来改良社会的任务,开始了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自我反省的总体艺术构思,作品显示了理性批判精神和雄大的社会使命感。
(2)其次,通过描写农村和知识分子两类题材来批判国民的劣根性,以此唤起国民的个体意识,拯救他们麻木的灵魂。
“五四”时期鲁迅反复揭发和描绘的,便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不断呈现的“吃人/被吃”主题;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8)深刻而尖锐地指出整个中国四千年的文化吃人的历史本质;紧接着发表的《孔乙己》(1919)和《药》(1919)都是从改造国民性的总体构思出发,痛切地揭示了封建意识对普通民众的深入肌髓的毒害;又通过阿Q来透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人类的人性弱点,以此来启蒙广大的民众,唤醒国民的意识表达人的觉醒,发现人,肯定人的价值就成了包括鲁迅在内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
鲁迅对当代文学的意义鲁迅先生的一生,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三位于一体,他为中国的现代文学,为社会为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鲁迅先生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无论是鲁迅先生的文学成就,还是他的思想成果,其革命精神在现代依然闪耀光芒。
鲁迅先生提出和回答了,文学需不需要体现政治性的问题。
曾经一个时期,我们遵奉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简单地把文艺与政治划等号,造成了文艺创作教条化、单一化以及“三突出”的后果。
鲁迅先生指出,政治关乎国计民生和人民生存状态,文艺不仅不能脱离政治,而且须臾不可分离。
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各类矛盾交迭、改革逐步深化的社会变革时期,政治应当成为作家首先关注的对象。
当代文学的边缘化,与作家们对当今社会主流缺乏关注不无关系。
鲁迅投身文学事业的最初动因是其“立人”的思想。
先生明确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的主张。
鲁迅的“立人”思想,其实是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
文学本质上是“人学”,而在当代人本主义缺失的文学泛滥。
当代文学创作成果,从数量看不可谓不大,但“量”的大并不能代表“质”的优。
由于价值取向的混乱错位,精神匮乏,文化品格低下的作品已经达到了令人警醒的程度。
那些健康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某些作品中已很鲜见。
现代文学呼唤鲁迅先生人本“人本主义”的回归。
鲁迅一生批判国民性的奴性和“奴隶道德”,自身以“追真”为人生态度。
他思想敏锐,见解深刻,任何时候能坚持真理,分明是非,敢说真话,铸成了没有媚骨的刚正人格,没有俗颜的劲直文风。
联系到当代文学批评现状,我们应该反思的地方也是很多的。
我们的文学批评,虽然整体上的走势趋强,但也不能否认,在当下拜金主义冲击之下,有些逐步异化的味道,批评家的立场、良知和科学精神,在各类诱惑面前丧失了不少,文学批评几乎已经成为了“文学吹捧”的代名词。
还有的批评已经和“炒作”和“自我包装”联手,每当一部作品诞生,一只“看不见的手”就开始操纵,除了书讯、书评外,有能量者还要举行首发式、记者招待会、作品研讨会等,我们当然不是反对首发式和作品研讨会,只是希望能够有真正的、铁面秉笔、得失尽显、切中肯綮的评论文章,这才是现代文学的真正需要的。
浅析《朝花夕拾》中的教育思想一、“立人”的根本在于儿童教育,应以孩子为本位“立人”思想是鲁迅最早提出的。
所谓“立人”,即是人的自由与解放。
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指出:“……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述,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①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把“沙聚之邦”的中国改造成为“人国”的思想,是充满着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的。
是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禁锢人民群众思想而提出的一个思想启蒙运动的理论纲领。
而鲁迅一生关注的“立人”问题,根本在于儿童教育。
同时,鲁迅的儿童教育思想是建立在其针对国民现状提出的“立人”思想的基础之上的。
鲁迅关注青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其实正是在谈论一个民族的国民性问题。
鲁迅深刻认识到,教育问题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整个社会紧密相连,所以他说“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
”②因此,鲁迅把国民教育问题当成自己一生的使命。
鲁迅在1919年发表了著名的社会评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核心问题正是儿童教育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提出了“一孩子为本位”的教育思想。
即把孩子放在“本为”,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从孩子出发。
并且,鲁迅也批判了传统的伦理体系中那种父亲对孩子有“恩”的观点。
这种态度源自于大人的“爱”。
因为要把传统中的“恩”转换为“爱”,因此父母与子女应该是平等的,父母应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来养育子女。
鲁迅深知中国的封建正统教育对待孩子的不良影响,封建正统教育实际上是对孩子实行一种“奴化”教育,把孩子往驯良的“静”的方向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是一个好孩子,最终成为只会成为听从命令的奴隶和愚钝的机器。
鲁迅认为,父母应该敢于“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③这是父母对待孩子最无私,也是最正确的爱。
同时,也是鲁迅对于儿童教育的最好诠释。
二、《朝花夕拾》中蕴含的教育思想(一)儿童读书问题,对充满封建色彩的读物批判中国二十世纪二三时年代,新型的儿童读物非常稀少,大量的传统儿童读物仍在使用,其特征也与儿童心理特点相悖。
鲁迅精神对当代的意义(共5则范文)第一篇:鲁迅精神对当代的意义(共)鲁迅精神对当代的意义鲁迅是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近年来,有关鲁迅的作品是否过时的争议不绝于耳,一部分人认为鲁迅的文章读起来过于刺耳,已经与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背道而驰,必定会被现代社会所淘汰。
也正因为此,鲁迅的文章正在悄悄的淡出我们的教科书,似乎鲁迅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应该被彻底清除。
我认为,如果真正理解了鲁迅,理解了鲁迅精神,那么我们一定会坚信,鲁迅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认为,鲁迅精神对当代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警醒民族的责任感鲁迅出生在十九世纪后期,那时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封建意识形态统治民众二千多年, 长期淤积下来的毒素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形成一种历史的惰力和社会改革发展的阻力。
鲁迅曾经说过“凡是愚弱的国民, 无论身体怎样的强壮, 都只是示众的材料和无聊的看客。
” 正因如此, 鲁迅放弃了在日本学医的愿望, 改学文学, 认为对于“愚弱的国民我们的第一要着, 是改变他们的精神, 而善于改变精神的,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由此看出,鲁迅是怀着深厚的对祖国的爱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来从事文学创作的。
从他的众多小说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对当时中国人身上存在的种种劣根性的详实的刻画,用诙谐幽默的语言进行最犀利的嘲讽。
例如《阿Q正传》里的阿Q, 既有农民式的质朴、愚念, 又有些游手之徒的狡猾。
他在主子面前是奴才, 在奴才面前是暴君, 挨别人打, 说成“终于被儿子打了”;失掉了土地, 却还常常夸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既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
通过这样一个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 深刻揭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国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特征, 烙上了鲜明的民族耻辱的烙印。
如今,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增长,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升,可是这种忧国忧民的精神,必须得到保留并发扬。
鲁迅“立人”思想下的当代教育理念建构作者:章桂周来源:《教育实践与研究·理论版》2020年第04期摘要:改造国民性和“立人”是鲁迅终生孜孜探求的问题。
“立人”的要义在于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强调具体的个体、自由的状态、精神的意义,从而让沙聚之邦转为人国。
教育追求立德树人,成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而鲁迅“立人”思想可以成为当今教育理念建构汲取的思想资源,启迪广大教师要以生为本,强调教师转变教育观念,要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个性需求,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关键词:鲁迅;“立人”思想;教育理念;建构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20)12-0004-0520世纪初,我国内忧外患,社会千疮百孔。
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在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和尼采的个人主义思想后,逐渐确立了“立人”的思想。
鲁迅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提到,鲁迅在日本弘文书院读书时,常与他讨论三个相关的大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改造国民性和“立人”是鲁迅终生孜孜探求的问题。
鲁迅认为,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表象,深层次的、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各国竞争的关键在于立人,在于人的个体精神自由。
他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中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
”表明了“立人”的重要意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立德树人的事业,鲁迅的“立人”思想对于当代教育理念建构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将会成为我们丰厚的思想资源。
一、注重个人,张扬个性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谈到:“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
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
寻其立意,虽都无条贯主的,而皆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以独制众者古,而众或反离,以众虐独者今,而不许其抵拒,众昌言自由,而自由之蕉萃孤虚实莫甚焉。
鲁迅的“立人”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作者:邱兴宇来源:《教学与管理(理论版)》2012年第03期鲁迅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他一生很长时间从事教育工作,虽然没有教育专著,但他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教育哲理,对许多教育问题发表了革新性见解和主张。
他不仅提出了关于儿童、青年、妇女教育的思想,而且对如何做一个合格教育者也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
在这些教育思想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是“立人”思想,这是他文学创作的灵魂。
今天,我们再度审视鲁迅“立人”的教育思想,依然能够从中寻出我国教育健康发展的理论基石,并从中受到新的启迪。
一、“立人”思想的提出及其内涵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坟·灯下漫笔》第一卷P212),面对中国社会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循环转换,国人在浸染一切的巨大“染缸”里变为“看客”的麻木沉沦,他树立了全民教育目标——改造国民的劣根性。
他希望通过教育,国人最终有“人的价格”,成为独立、自主、自由的人,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20世纪初,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及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鲁迅从中国现实出发,又立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全局,提出了他的“立人”为中心的思想纲领。
鲁迅所提出的“立人”思想,表现了他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总体理解与把握,即以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几千年封建专制对于人的价值的贬抑,个性的压抑尤为甚。
因此,鲁迅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战略着眼,强调人的个性价值与精神自由。
所谓“立人”也就是人的全面彻底解放,每个人都是具有独立精神自由、受自己意识支持的实体。
在鲁迅的“立人”为中心的思想纲领中,主张一条“先觉者的个性解放→国人的个性解放→立人→立国”的道路。
在他看来,中国像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要传播新思想,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众多的“不沉觉者”进行思想文化启蒙。
略谈鲁迅的“立人”思想及价值作者:胡朝强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26期摘要: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吃人”思想的坚定批判者,作品也含有“立人”思想,做到了破中有立。
本文第一部分写鲁迅“立人”思想的具体呈现,第二部分写其价值,并站在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角度,挖掘其“立人”思想价值,以期推动当代人走向现代化。
关键词:鲁迅;立人思想;价值一、鲁迅“立人”思想的具体呈现鲁迅“立人”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本留学。
在留学阶段,写出了表明其“立人”思想的作品如《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
鲁迅的这种思想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成熟的过程。
(一)以救心为主旨的“立人”之志众所周知,由于鲁迅的家庭背景的人生经历,奔赴日本求学最初是学习医学课程。
在“幻灯片”事件后,极大的刺激了鲁迅的思想的转变。
鲁迅深切的感触到中国的衰败,是肉体之下的血液、精神的堕落。
由此,鲁迅拿出的解决的方案是:用手中的笔墨,直指国人的灵魂,从根源出解决才是正道。
鲁迅的《拿来主义》的文章的结构是:先破后立。
鲁迅先生按其文本的逻辑思路先否定“闭关主义”、“送去主义”“送来主义”,最后提出“拿来主义”。
虽说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国情来说,但也含有说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细读这篇文章,联想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其实都是应然如此。
中国在总体上来讲可以说也是一个高度概念化的人,要想从扭转危机必须做到“拿来主义”。
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是他早期的一篇代表性的论文,对西方文明的发展进行了一个很颇具主观感情色彩的论述,其中的“剖物质,排众数”的观念对时下中国仍具有警策性意义。
社会的发展不能只是单纯器物的发展和物质上的满足,真正的归结核心在于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人是社会所要服务的宗旨和目的,不能本末倒置。
(二)以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为核心的“立人”之心中国古代的小说所写基本围绕: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等这类主题。
谈谈鲁迅“立国必先立人”主张的看法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关注中国的现实,在当时的中国,他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但是他并不孤独,他的“立国”“立人”思想,对当时乃至现代的中国都有着现实的意义。
他就是鲁迅,作为“民族魂”,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贡献。
作为精神界之战士,鲁迅的一生是启蒙的一生,救赎的一生。
而他启蒙与救赎的旨归则在于“立人”。
“立人”是鲁迅思想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这在他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
鲁迅强调说,“立国必先立人”,翻译成今天的说法,就是“人权高于主权”。
没有人权的主权是虚幻的主权、是少数统治者的主权。
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强大,每一个人都得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民主的、有公民责任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个体。
只有先立人,这个国家才能立起来。
鲁迅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知道过做人的资格,中国人一直都挣扎在想做奴隶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两种生活不断地交替。
同时中国人不是被外国的侵略者所蹂躏,就是被本国的奴隶者所奴役,不是被强盗抢夺就是被官兵杀戮。
而鲁迅先生本人则从良知和理性那里领来了一份责任,他执意要揭穿专制的本质,鲁迅用他充满血泪的文字来表明: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中国人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必须进行深刻的、全民族的文化批判和心灵忏悔,以获得文化精神与国民性格的“凤凰涅槃”。
“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
在鲁迅看来,“立人”是“兴国”的前提。
也就是说,在“兴国”这一系统工程中,也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项就是“人”的工程。
鲁迅对“立人”的正面主张,比如他希望中国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能容纳新潮,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鲁迅本人的精神写照。
所以说,“鲁迅精神”是一种百折不回、独立自强的人格精神,是中国人为生存、解放而奋斗的一种民族精神。
鲁迅的“立人”,就是要培养这种民族精神。
“立人”作为鲁迅毕生事业的起点和归宿,鲁迅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他所从事的文艺运动,也是“立人”的一种手段。
鲁迅“立人”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谢淑玲(中文系 丹东118003)摘 要 鲁迅“立人”思想具有惊人的超前意识,是鲁迅创作的精魂。
鲁迅“立人”思想的伟大现实意义在于其深邃的内涵昭示给我们的哲理性思考:透过“枝叶”寻“根柢”,舍弃“昭华”见“本原”。
关键词 立人 超前意识 根柢 本原中图分类号I 210.97 本世纪初,是中西文化冲突,导致中国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
中国既要挽救由西方列强入侵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和民族生存的危机,又要学习西方,努力摆脱贫困与落后,赶超世界先进文明。
关心国家命运的有志之士,都在寻找一种救国救民的良方。
而当时最被人看重的是“实业救国”之途。
鲁迅却在这路途中毅然另择“文学救国”之路。
因为他清醒地感到:在当时的中国,“第一要著”是改良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鲁迅当时认为“当然要推文艺 ”。
在探究鲁迅“弃医从文”的深层原因时,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的所有选择,都出于他的“立人”思想。
一、鲁迅“立人”思想的超前意识早在一九○七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里提出了“立人”思想主张,并将这一思想作为他以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一贯指导思想。
鲁迅的“立人”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
在此文里,鲁迅首先肯定了西方十九世纪取得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就,而后便清醒地指出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弊端,特别是物质文明的腐朽。
鲁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尊重个性、发扬人的自我意识,社会则发展进步;而到帝国主义阶段对物质的崇拜逾度和推广虚伪议会政治,社会就腐朽、反动。
他将西方文化区分为“枝叶”和“根柢”,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强盛,根柢在人”。
“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
”鲁迅不愧为伟大的思想家。
他对社会、人收稿日期 1997.3.10生都看得那么透辟。
他的“立人”思想主张准确抓住了民族新文化建设的核心。
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立人”思想有其惊人的超前意识,这种超前意识就在于,世纪初中国的内忧外患表现最直接最明显的是物质文明的落后,在绝大多数人崇尚富国强兵的时候,鲁迅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更清醒地强调了精神文明的重要。
鲁迅“立人”思想的当下启示作者:刘伟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1年第04期摘要:鲁迅先生对国民性弊病的批判思想以及他那种自省意识是具有某种时代穿透力的,时至今日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弱点依然存在着,但是与新的时代现象联系在一起又有了新的表现,因此重温鲁迅先生的那种批判意识和“立人”思想以期使那种扭曲的单面人变得饱满健康。
从这层意义上而言鲁迅的“立人”思想便具有了一种新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国民性;单面人;立人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049-01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思想家,这是毋庸置疑的。
他的思想尖锐而深刻并且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在我看来鲁迅先生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应该是他对“国民性”弊病的批判,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性”指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国民精神状态的问题,也就是民族性的问题。
鲁迅先生以笔作刀剖示了“国民性”的诸多缺点:瞒和骗的的历史;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看客式的无聊和麻木;欺善怕恶式的凶煞和卑怯等等,鲁迅先生对国民性问题的解剖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恰中要害。
揭露了掩藏在国民灵魂深处植长在民族骨髓里的民族劣根性。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也有不少致力于探讨国民性的作家,但他们所探讨的深度均不及鲁迅,正如冯雪峰在《鲁迅的文学道路》中所评论的:“在中国,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家是伟大的存在,在现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在艺术的地位上及得他的,但作为一个思想家及社会批评家的地位,在中国,在鲁迅自己,都比艺术家的地位伟大得多。
” 鲁迅先生不仅仅止于批判国民性的弊病而且还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对于如何改造国民性的问题鲁迅没少思考,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①其实鲁迅先生批判和改造国民性的是通过“破”和“立”的方法进行的,②“破”是揭露国民性的弊病以“引起疗救的注意”③,而“立”则是追求一个健康而饱满的人性。
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及当下的意义————我们今天怎样读鲁迅把握住“小我”与“大我”、“个性觉”与“群之大觉”的内在同一性,从而以中西文化的撞击为条件,以先觉者的“个性觉”为突破口,唤醒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个性意识,摒弃其自身劣根性,确立新型民族性格,促成传统中国人向现代中国人的根本转变,由单个中国人的自立,达到全民族的自立,同时也由此对人类和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产生有益的影响,这是鲁迅在几十年来为改造中国人的不懈奋斗中所形成的“立人”思想,也是他终生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他精神价值的实质所在。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他置身于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大潮中,对中国人如何最终摆脱奴役和贫困,迈进“世界人”行列这一严峻现实问题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是他面对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人类及人类个体的存在意义,这一具有终极性意义问题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它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人类和人类个体的自立也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因此,鲁迅的“立人”思想既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同时又具有十分明显的超越性。
一所谓现实性,实际指的是作家在其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真实程度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倾向,它与真实性、深刻性、准确性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凡具有较强现实性的作品,都在真实、深刻、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价值判断与思想倾向。
对于鲁迅来说,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无疑是符合这些要求的,而作为他作品核心内容的“立人”思想则无疑也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
要立人,必须首先要弄清所立之人的生存现状,必须“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①,这样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才能根治其痼疾、立出“新人”来。
鲁迅的立人正是从这里起步的,他“立人”思想的现实性也就首先在这点上,即在他形象地描绘出了中国人现实生存状态、深刻地揭示并剖析了中国国民劣根性上得到了体现。
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是鲁迅对几千年来,当然更包括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形象描绘与准确概括。
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窘态生活,中国人身上积淀下了相当多的劣根性。
这些劣根性不仅妨碍了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活,同时也妨碍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而“自立”。
为扫除这一“立人”障碍,鲁迅开始了终其一生的揭示并剖析国民劣根性的事业。
从他留日时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起,到辛亥时期的《怀旧》、五四时期的《灯下漫笔》、《阿Q正传》,再到晚年的《运命》、《病后杂谈》,鲁迅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了揭示与批判,综观他一生的创作,无论是前、后期的杂文,还是小说与散文,改造国民性始终是其基本主题之一。
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剖析是全面而深刻的,从由“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目光短浅、卑怯贪婪、趋炎附势的奴性,到永远得意、极易忘却,既不能正视外在世界,又缺乏自我意识,常以自欺之法求得解脱的精神胜利法,到具有“无物之阵”、“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特性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的麻木性和愚昧性,再到只忙于眼前实利的“活身之术”,缺乏热情、不愿冒险、贪图安逸的保守性,世故、圆滑,令对手在不得要领中上当等劣根性,鲁迅一一予以了抨击。
把妨碍中国人“自立”、妨碍中华民族“自立”的痼疾,把增大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难度的障碍展示了出来,打好对其进行疗治的基础。
如何摒弃中国人的劣根性、确立新型的民族性格是鲁迅“立人”思想现实性的另一重要体现。
鲁迅的“立人”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改换基础上的。
早在他“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时起,他就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与反省,后经在南京、日本求学期间受到各种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他的怀疑与反省成为了一种自觉意识和独特品质。
在辛亥革命至他晚年期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反省不仅变得越来越深刻,而且也越来越科学。
从中他既发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等对中国人所具有的残酷奴役性,又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理性法则等对中国人的创造力和精神自由的严重束缚性。
面对传统文化的“吃人”特性,鲁迅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
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中国几千年来无非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
”②由此鲁迅得出了“原有的文化土壤不铲除,新人万难长成”,“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③的结论,发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④的呐喊。
于是他把剔除了诸多不利于“立人”因素与机制(如妨碍人精神自由的理性法则等)的西方文化大胆拿来,在改善人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开禁了对“人之内”———精神的自由与解放的束缚,对中国的文化土壤作了全面的改换。
鲁迅这种带有彻底性的文化改造举措,构成了他促成中国人“自立”的逻辑起点。
在改换文化土壤的同时,鲁迅也开始了他立人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思想文化启蒙。
面对着愚昧、麻木、保守和落后的国民,鲁迅表示了极大的忧愤,他说:“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医好的吗?”⑤“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⑥于是鲁迅操起了从精神上对中国人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这个武器,用以唤醒昏睡的中国人,使其觉醒、觉悟起来,看清自身劣根性,达到彻底根治的目的。
在思想文化启蒙中,鲁迅极力把启蒙所需的理性法则与起源于近代理性主义信念破灭之后所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结合起来,同时高扬起了“科学”、“民主”和“主体性”、“个性意识”这两面大旗,在彻底颠覆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去逐一医治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
为去掉奴性,鲁迅主张对权势者不是“捧”而是“挖”,要不畏强暴,多力善斗,对手如是凶兽就显凶兽相,如是羊就显羊相;对同是站起来的国民要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朋友式地相待。
为去掉精神胜利法,鲁迅主张要彻底地打破“大团圆”,要睁开眼睛“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抉心自食,欲知本味”⑦,正视人生的缺陷,从自满的“堕落”中走出来。
对于愚昧、麻木、保守、中庸等其它劣根性,鲁迅也在其“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总道术指导下逐个予以了医治。
接着,鲁迅又从正面创设了中国人“自立”所需要的现代民族性格:去掉蒙昧、直面人生、树立自信心,增强社会批判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确立人的主体性;追求精神的解放与自由,摆脱一切外在内在的支配,确立人的个体性。
鲁迅以现代价值标准为准则,通过揭示并剖析国民劣根性、改换文化土壤、实施思想文化启蒙、医治劣根性和创设新型民族性格等努力,希图使中国人觉醒起来,认识到“人各有己,朕归于我”,由此达到“群之大觉”、“中国亦以立”的目的,为中国社会的“立人”绘制出了一条十分详尽而又现实的畅达之路。
二在鲁迅的“立人”思想中,鲁迅对中国人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审视是采用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即在生活体验层面上是感性的,具有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在价值层面上则是理性的,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的斜面向上走”的,这样当鲁迅把通过刻骨铭心的独特体验与认知经验投入到他对人的理性关照之中时,他所关注与审视的内容及方式,就一方面保证了他的认知活动能够突破特定的社会历史时空的限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更为久远的时代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他的认知活动能够不断地向对象本质逼近,由对中国人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审视,升华到对人类及人类个体存在意义的寻求与探索上。
而就超越性来说,仅在其思想范畴而论,它指的就是文学作品所包蕴的思想内涵能够在历史时空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对其限制产生突破,从而具有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立人”思想就获得了在这两个层面上的超越性。
鲁迅对“中国人”的关注与审视虽然始终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时期、并受着特定历史形势和条件的制约与规定的,但由于其又是中西文化撞击与社会转型期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进行,它还必然向外部社会和未来社会敞开。
因此,这使得鲁迅的思考不但没有像一些西方思想家那样,只是提出了一套空洞的关于“人”的存在信条,而是使其能够在服务于本民族当下的同时,对处于相同文化转型期拥有不同文化种类民族的“自立”和对完成转型后的中国人的“自立”也具有了指导意义,从而突破了社会历史时空的限制。
在中国近现代转型期间,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愈演愈烈,鲁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如果继续被动地保持现状,那么中国不仅要被排斥在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而且“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被挤出”了。
如何使将要“亡国绝种”的中国走出危境?鲁迅认为,应把中国人当下的处境置于整个世界性的冲突中来加以考察和把握,近代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在于引入西方先进的文化,在于用西方现代社会的标准来拷问中国人的灵魂,重塑中国民族性格。
这样,当鲁迅在这种世界性的广阔背景上为中国人的“自立”找到这条出路时,这条路对西方民族的“自立”也有了意义。
(这一点,从人类学和社会学上也可以得到证明)。
如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剖析,就对西方民族照见自身劣根性具有着启示性。
又如,鲁迅所创设的现代民族性格就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国民性格。
“立人”是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从早期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到梁启超等辈的“新民说”,再到陈独秀等人的“启蒙论”,各种“立人”主张层出不穷,然而这众多的“立人”学说都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不足,它们要么流于一些抽象的口号,缺乏具体的内容,要么急功近利,因过于实际而无法实施。
与之相比,鲁迅的“立人”思想具有他人所无法比拟的可行性、致密性和深邃性。
因为他的“立人”是从一种积极参与、改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态度出发的,是从一种总体性的超越位置上来认识、思考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尤其是现实人生的,是从一种现代社会的要求来确立“立人”标准的。
因此,他的“立人”思想就既对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立人”有关,又对转型后的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有作用了。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奴性、精神胜利法、愚昧性和麻木性等国民劣根性,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影响着现代化的建设;张扬个性、建立主体性也将仍然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课题之一,这些问题一日不能彻底地解决,鲁迅的“立人”思想就一日不会失去价值。
从鲁迅“立人”思想的文化来源看,则是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十九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当鲁迅把这两种思潮迭印在一起时,他发现启蒙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天赋人权”、“理性法则”等虽然对人的启蒙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它们是属于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的范畴,不能在“立人”的层面上深入到对人的终极关怀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