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科话语理论的新解读[摘要] 福科的理论事业无法用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来概括，也就是无法给福科的思想定位。
然而，他对当代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他对“权力”的分析，尤其是对微观的处于边缘话语权力的分析。
围绕权力与知识这一核心问题，对权力与真理、知识分子、政治、性及后现代殖民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分析，完善了他的话语理论。
[关键词] 福科话语理论权力一．福科的经历与思想轨迹。
（一个传奇式人物）福科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
1926年出生在法国普瓦提埃。
1948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哲学系，以后又继续攻读心理学，心理病理学士学位。
20世纪50年代，福科曾在瑞典一所大学做过讲师；1960—1968年侨居突尼斯，任教于克莱蒙-菲兰特文学院。
1968年12月返回法国以后在巴黎大学文森纳学院任哲学系教授；1970年以后在法兰西学院认识论史系任教授。
福科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法国思想家一样，在二战后曾一度沉浸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天地，有人还说他在一个短时期里参加过法国共产党，但福科后来说自己从未打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印记，否认自己曾在实际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福科思想发展有较大影响的，有伊波里特（巴黎著名的亨利四世中学的一个极其出色的哲学讲师，著名的黑格尔研究者，他给福科留下了巨大的终身的影响）、康吉汉和阿尔都塞。
从伊波里特那里，福科认识到，黑格尔并没有预示哲学的终结，而是预示哲学的开端。
在1970年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中说，伊波里特不是把哲学看成是一种最终能在概念运动中使自己得到传播和重新组合的总体性，而是对着无穷无尽的地平线的背景，把它改造成一种无穷无尽的工作。
他说，伊波里特认为，象不可接近的总体性的思想一样，哲学是那个能够在经验的极端不规则性中予以拒绝的东西；它是那个把它自己表述和显示在生、死和记忆中不断复发的问题。
这样，他就把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终结课题，变成一个反复质问的问题。
从康吉汉那里，福科加深了他关于科学哲学的特有的法国传统的知识，正是在康吉汉的帮助下，福科完成和发表了他第一批论疯狂和医院的书，如1954年发表的《精神疾病与心理学》，1961年发表的《疯狂和文明》等等。
虽然福科说过，他的关于知识的考古学史，有点不同于康吉汉的较为直截了当的科学的认识史，但却和康吉汉一样地猜疑连续性、猜疑逐渐增加和积累的地步。
而在和阿尔都塞交往和交流中，福科加深了他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植根在哲学人本主义、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的看法。
福科和阿尔都塞一样认为，马克思对历史的认识论变化的贡献在于离开了主体的主权、人类学、人道主义和未被打断的连续性的偏见，而是一种对生产关系，经济决定和阶级的分析特征的移心的历史。
但是福科从未接受阿尔都塞关于总体性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信仰，而且不久就拟定了一个和阿尔都塞的确立的科学性，同其意识形态替代物相对立的计划。
对福科思想影响的思想家还有很多，但对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尼采。
福科说，尼采眼光远大，他的书非常精彩。
他认为尼采标志着这样一个门槛：当代哲学在越过这个门槛以后，就可以开始重新思索了；而且尼采将无疑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支配着哲学思想的前进。
福科不仅赞同尼采的使过去服从于现在和未来的需要，把历史知识看作是当前需要和利益的投射的历史观，而且，福科的权力观也是从尼采的权力意志脱胎发轫而来的。
福科说过：“我们将说，正是尼采把权力关系规定为哲学话语的总的焦点——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那是生产关系，而且尼采是能够思考权力而又不把自己限于一种政治理论之内的哲学家……。
尼采在当代的出现日益重要。
”但他又认为自己只是从尼采开始而并不止于尼采。
福科一生著有多种著作，其中主要有《古典时代精神病史》（1961年）、《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年）、《词与物》（1966年）、《第一堂课》（1970年）、《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5年）、《性欲史》第一卷：《求知识的欲望》（1976年）、《权力/知识》（1980年）、《性欲史》第二卷：《娱乐的用途》（1984年）、《性欲史》第三卷：《自我忧虑》（1984年）等等。
总之，福科虽然出生在宝贵之家，但他的青少年时代却始终感到压抑、威胁和恐怖。
他父亲为了煅炼他的勇气，把他带到医院的手术室看截肢手术，血腥的场面给一个孩子的惊骇是不言而喻的，他家乡当地有一富人的女儿因未婚先孕，孩子出生后被溺死，她本人被宣布精神失常先后被送进医院和修道院。
最后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
所以幼时所见到的事实对福科一生的思想都有潜在的影响，他一生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要反抗这种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压迫和恐怖。
二、权力与话语理论之间的关系诠释。
福科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认为历史是话语的构造，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用语言来一个汇总。
所以可以笼统地称为话语理论。
福科认为个别话语的形成过程，会出现一些规则来界定这个领域的相应对象，从而能够建构起基本概念，形成理论构架。
这一话语组构中的规则组合，就形成话语的组构系统，分别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
（文革时期）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由一门学科是凭借话语圈定了一个对象领域，树立起一个合法的视角，由此建立起不断变更的历史法规，作为价值的取舍标准。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福科理论中存在一个核心概念——认识价。
在《事物的秩序》中，福科指出，认识价是存在于基本文化代码（支配着语言、观念交换模式的文化符码）及其所产生的科学和哲学阐释之间的那一秩序的未经阐发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正是一个特定时期权威理论的出源。
但我们应观照到，每个时期的认识价，即它的认识论领域，在福科看来，都只能在特定的学科及其话语实践中才能得到表征（例：目前我国最大的政治是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事物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中，福科提出了“知识型”问题，即知识和话语的形态，强调要写出一部知识型的历史，以此弄清在话语领域的一系列转型，即人们为什么用这些词而不用那些词，用这一类的话语而不用那一类的话语？看问题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层面、这个角度出发，而不是从那个层面、那个角度出发？等等。
（例如：藏独、美国CNN）就权力和知识而言，权力是无所不在，而权力的策略产生了知识，权力与知识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所以知识分子总是努力划定一条不可超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动作的领域分割开来。
事实上，人文科学是伴随权力机制而产生的，知识泊作用就是保护个体的生存，并对外部世界加以理解，知识通过理解活动构成现代人生存的手段。
知识和权力融合在一起并带有一层现代面具，使统治的结构获得某种合法性而这种统治总是具有压迫、监禁和权力的分割等特征（例：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其支柱是孔孟之道，儒家哲学）。
很显然，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甚至大众传媒等都与权力有着紧密的关系。
它们是与不同形式的知识连接在一起的，在它们中很有可能引申出一种关系的网络体系。
在福科看来，对话语形成和知识谱系进行分析不应根据意识的种类、感知的方式和思想的形态来进行，而应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角度出发。
所以，对一种压抑的知识的分析，可以从谱系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即对斗争以及冲突的原始记忆的重新发现和阐释。
只有废除总体性话语及其体系的特权地位，才可以建立这种话语的谱系学。
“谱系”这个词表征冷僻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结合，这种结合使现代人能够在当代建立有关权力斗争的历史话语，并策略性地利用这一权力话语。
所以，我们应该明确一点：权力的运作扩展到各自不同层面和社会部门的形态是什么？这种多样性权力的不同策略是什么？权力的机制效应和内在关系是什么？权力对话语的制约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政治权力能够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从经济中推导出来吗？事实上，权力总是具体的权力，每个人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权力的部分或总体的转让，使政治权力或主权得以确立。
权力不仅与政治有关，也与经济相关。
而福科的问题在于，与经济相比，权力是否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服务的吗？它注定要去实现、强化、维持和再生产与经济相吻合的关系吗？是为我们所占有、获得或转让的吗？福科坚持，权力不是给定的，不是用来交换的，不是可以恢复的，而是在行动刀仅仅在行动中才得以实施的。
一般地，谱系学反对的是被看作科学话语权力的效应，具有一种把历史知识从权力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倾向，是使历史知识能够对抗抽象理论的、同一的、科学的话语的新力量。
它建立在局部知识的反抗之上，是以一种局部的微小话语分析反抗科学整体性的、知识等级性的知识。
这种无秩序和片段性的谱系学，旨在通过建立在对局部话语描述的基础之上的权力策略，使受压制的话语得以释放出来。
同时，人文科学话语使处在两种权力话语类型之间，一方面是支持统治权的权力倾向，另一方面则是实施强制性的、反统治性的权力倾向。
也就是说，人文科学话语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又是一种自由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反拨和对强权的消解。
在这种统治与反统治、规范与反规范、制约与反制约之间，人文科学获得了自己的话语权，或者说，人文科学从知识效力中获得了自身存在的独立性，同时，也为现代化中人的行为话语、欲望分析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基础。
三、话语理论与女性主义：话语即权力，主体已消失在逻格斯中心主义被解构之后，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变成“话语”，世界也变成了一个话语的世界。
“由于中心或本源的缺失，一切都变成了话语”(德里达说),即从“文本就是一切”到“话语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消失。
在现代主义宣布“上帝死了”之后，后现代主义又宣布“人也死了”，“人类充其量只是自然一时冲动的结果，决不是宇宙的中心”。
在人的这个类属性之中，福科认为权力就是一种起控制或强制作用的支配力量，而话语是由符号组成的，但它们不可能归结为语言和言语，话语的作用超过了言语和语言。
正是话语的实践运作中，福科看到了权力关系，赋予内部事物的秩序与意义，本质上便是赋予它有产生意义的权力，获得进入特定秩序的权力。
这就是说影响和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而反过来看，真正具有特殊效应的权力，也是通过话语执行的。
由此我们认为福科理解的权力与话语的关系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
而福科的这一理论恰好吻合了女性主义构建女性话语的需要。
更有趣的是，福科认为“人只不过是新近的一个发明创造，一个还不到两世纪的形象，是我们知识中一个新的褶皱，一旦这种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他就又会重新消失”。
女性主义者赞成后现代理论加强对西方传统人本主义关于人的话语隐含着男性至上论，它假定存在着一种等同于整个人类特质的男性特质，如理性、生产等。
男性是人类的代表，女性不过是“他者”，是“第二性”（波伏瓦语）。
男性优越女性低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形成了，这一对立模式对应于：理性/感性、自信/消极、坚持/软弱、公/共私人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