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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论文——我国经济总需求结构分析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姓名：***日期：2012年12月12日一、我国总需求结构分析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总需求由居民消费有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消费和净出口组成，即国民经济核算等式：GDP=C+I+G(X-M)。
其中GDP意味国内生产总值，C为居民消费，I为投资支出，G为政府消费，X-M为商品和劳务净出口。
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于它的两个功能：短期内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投资增加使总产出增加；长期内投资的结果是资本存量的增加，即生产能力的增加，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和组成国内最终消费。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增加使总产出增加；二是消费（如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支出）对人力资本的创造，以及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增加，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生产要素，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
进出口对于弥补国内需求不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际贸易被公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因为全球化的资源流动主导着经济发展。
一、我国总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一）1990-2010年我国总需求结构变动趋势分析图1给出了历年来我国总需求总额的变动趋势。
从中可以看出近20年来的总需求水平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0-2000）总需求水平持续增长，但增长水平较低，且总需求总额一直在十万亿元以内；第二阶段（2001-2010）总需求水平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水平，在短短的几年中迅速突破二十万亿，三十万亿，由原来的稳健增长转向了快速增长的轨道。
总需求10000050000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2010图1 1990-2010年我国总需求变化趋势（二）1990-2010年我国总需求结构四要素表1 1990-2010年总需求构成要素具体情况单位:亿元数据来源:《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0-2011)》表2 四个因素各自在总需求中所占比例消费-0.100.10.219901992199419961998200020022004200620082010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图2 1990-2010年各因素占总需求的比例变化结合表1、表2和图2得出：1、净出口在整个总需求中所占比例最小；2、政府支出在整个总需求中处于较平稳状态，波动浮度最小；3.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在整个总需求中所占比例最重，二者比例相差不大，均成波浪形状变化。
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
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
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
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
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资料来源:李建伟根据统计资料进行处理。
图中对数值曲线分别表示消费率和投资率的趋势线。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
我国内需拉动中投资和消费间的关系研究作者：韩淑梅来源：《商品与质量·学术观察》2013年第12期摘要：内需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构成，我国长期以来在拉动内需方面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即投资需求这手比较硬，而消费需求这手比较软，导致投资的结果靠外部市场消化，形成外资拉动的经济模式，要协调内需拉动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首先要明确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以便在拉动内需市场时，能够使二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关键词：内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内需即内部需求，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构成，可以用公式表示为：AD=C+I+G。
其中，AD（内需部分）为总需求，C是消费需求、I是投资需求、G是政府支出。
所以从内需的基本含义上看，农村内需在内容上包括农村的消费需求、投资和政府的支出。
因此拉动农村内需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国内基本建设投资加大，在国内资金充分的前提下，优先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并利用基本建设投资，提高GDP增长，即通过投资需求拉动内需；二是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使其消费购买的能力提高，特别是通过市场引导，引导居民将消费重点放在消化国内生产性投资上，即通过提高消费需求拉动内需。
也就是说内需的拉动要重视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双重作用。
我国长期以来在拉动内需方面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即投资需求这手比较硬，而消费需求这手比较软，导致投资的结果靠外部市场消化，形成外资拉动的经济模式，要协调内需拉动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首先要明确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以便在拉动内需市场时，能够使二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投资分为广义投资和狭义投资，广义投资是指货币投资，包括一切金融资产投资。
由于大部分金融投资最终可转化为实业投资，即狭义投资。
所以从宏观角度上研究投资，可以将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主要指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收入和国内投资消费额，都是持续增长的。
近几年，我国投资与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我国消费市场也呈现出明显回升。
这种趋势说明，虽然消费需求不如投资和出口那样活跃、能够立即见效，但它的增长却会对经济产生惯性，并成为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和动力。
我国经济虽然经过了连续几年的快速增长，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还未充分显示出来，对经济增长的潜力也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消费市场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影响，分析其发展趋势、特点和问题，以及须采取的措施和建议。
一、2006年国内消费市场运行情况主要特点1、消费需求实现了较快增长2006年居民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对2007年的消费增长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直接效应比较明显。
近期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有利于农民增加收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增加促进了消费增长。
目前股票市场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股票价格上涨的财富效应促进了消费增长。
随着扩大国内消费政策的落实，公共财政制度、收人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将逐步完善，并进一步向社会各公众阶层倾斜。
综合这些因素，2007年消费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2、市场销售继续保持较快增幅，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7.6万亿元200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089.1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13.6%。
主要特点：(1)销售增幅呈不断加快趋势。
2006年1—12月各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6641.6亿元、6001.9亿元、5796.7亿元、5774.6亿元、6175.6亿元、6057.8亿元、6012.2亿元、6077.4亿元、6554亿元和6997.7亿元，比2005年同期增长分别为15.5%、9.4%、13.5%、13.6%、14.2%、13.9%、13.7%、13.8%、13.9%和14.3%，各月累计增幅分别为：15.5%、12.5%、12.8%、13%、13.2%、13.3%、13.4%、13.5%、13.5%和13.6%。
(2)分地域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41967.7亿元，同比增长14.2%，县城零售额6828.4亿元，增长13.1%，县以下零售额13293亿元，增长12%。
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论文投资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既关系到我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工业化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城乡居民能否从经济发展中得到更多的实惠。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投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曾经展开热烈的讨论,对于纠正以往经济发展战略的偏差,促进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起到积极作用。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的关系,特别是政府和非政府部门在其中的比例关系,对于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实现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双重拉动,完成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
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
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
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
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资料来源:李建伟根据统计资料进行处理。
图中对数值曲线分别表示消费率和投资率的趋势线。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
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
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
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
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
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
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
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
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
两者在GDP 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
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
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
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
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见表1),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
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表1政府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变化轨迹(%)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的有关数据计算。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 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
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
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
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
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
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
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
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
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
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
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
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
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
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
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
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