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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论文我国自建国以来，中国与国际间的交往日益密集，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三条外交脉络。
下面是店铺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外交政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外交政策的论文篇一：《浅谈我国外交政策》摘要：新中国外交仍不同程度地受到"重脸面而轻实利"、"和为贵"等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
例如"搁置争议"就反映出我国在解决主权争端问题上一厢情愿的和平愿望，而他国则践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重实利而轻脸面"。
他国对争议地区实际控制日久即为既成事实，从而令我国的愿望彻底落空。
关键词：外交政策我国是外交战略学的发祥地，战国时即产生了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伟大战略思想。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但有别于内政。
研究外交并制定对外政策，需要知己知彼、学贯东西;必须立足于对世界大势和各国国情的深刻认识，而绝不可以一厢情愿、以己度人、或单纯地"以德报怨"。
无论是两国间的双边关系、抑或更为广阔的国际关系的格局，实质上是各国在实力基础上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国家利益而相互博弈的结果。
实力是决定格局的基础，格局反过来又加强或削弱一国的实力。
在国际斗争中，一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力量，还在于该国运用何种外交战略。
高明的外交手段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一国实力的不足。
外交的实质是各国在世界范围内追求国家权力的极大化，即国家利益。
因此，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必然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最早产生于西方。
西方外交实践遵循的是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广大发展我国家在独立后，因袭了这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思想和实践。
因此，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几乎所有国家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的准则。
我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外交的发展1955年，于万隆会议，我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五项原则内容是：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信托在中国的蜕变与新生信托在中国的蜕变与新生——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简评张军建金秋十月，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实施三周年、中南大学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由中南大学和上海远景非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
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我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政界要人、理论专家、实务精英等齐集一堂，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论坛以加强金融创新，拓展现代信托功能，繁荣中国信托事业为核心，旨在促进信托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信托理论与实务的互动，倡导和推动信托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与运用。
现将论坛的部分核心内容加以简评，希望能对广大信托同仁的理论与实践有所裨益。
一、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1、民事信托。
我国的江平教授和日本的中野正俊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发展中国民事信托的构想。
与《信托法》如第三条确立的民事信托+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模式有所不同，江平教授提出了民事信托含营业信托+公益信托=信托的制度架构，他认为我国的民事信托应相当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而营业信托只是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一种民事信托。
这无疑是对信托制度本源和社会基础的回归——民间财产转移与管理，对于满足民众迅速增长的理财需求和从根本上推动信托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日本无民事信托的观念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但中野正俊教授在总结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
这不仅是对日本信托理论和观念的触动，也对我国民事信托的认识和发展极具启示。
难道我国当前的民事信托活动就仅限于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初级形式吗？目前，学界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满信心。
随着信托思想的普及和信托制度的健全，越来越富裕的国人必定会逐渐认识并充分运用民事信托的财产保护和增值功能。
中国信托行业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一、信托行业综述1、信托定义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定义，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而信托公司是指依法设立的,以营业和收取报酬为目的,以受托人身份承诺信托和处理信托事务的金融机构。
2、信托业务分类信托业务是信托公司的表外资管类业务，灵活性极强，可依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化，业务种类横跨融资市场和投资市场，从业务本质上看主要分为主动管理和被动管理两类：3、中国信托行业发展历程自1979年新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成立以来，中国信托业已走过40多个春秋，这四十多年里，中国信托行业大致走过了三个阶段。
1979年至2007年间，中国经济转轨，融资需求旺盛，银行功能单一，难以满足社会各层面融资需求。
中国信托业开启了信托投资时代，信托业务呈现多样化特征，“类银行”和“类证券”业务均有涉及。
其间,信托业历经6次大整顿，初步建立信托业基础监管体系框架，推动中国信托业进入下一个阶段。
2008年起，随着“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出台，银信合作时代拉开序幕，信托业被赋予“银行贷款的补充”的使命，促使信托业发展迅速，信托资产规模实现了近10倍的增长。
然而，金融机构套利需求兴起，部分信托公司因其制度的灵活性而成为金融机构套利的通道，伴随着信托资产规模高速增长的是整个信托业“虚胖”。
2017年始，伴随国内经济增长减速换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入深水区，在金融严监管、资管新规出台的背景下，信托牌照“优势”逐步减弱，券商、基金、保险资管、银行理财子公司等金融机构不断与信托争夺资管市场份额，信托行业又一次来到了转型分化的十字路口。
二、中国信托市场发展现状2010-2017年，中国信托资产规模由3.04万亿元高速增长至26.25万亿元，每年增速都超过15%，2017年同比增速29.82%。
2017年之后，在“去杠杆、防风险”强监管的驱动下，信托通道业务大幅缩减，导致行业整体信托资产规模持续下降，信托资产规模从2017年的26.25万亿元的高点渐次回落。
关于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组建AOC和TOC的探讨根据集团公司对长沙机场运营管理和业务流程模式调查报告批示精神，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各一线单位管理人员对AOC和TOC的组建进行分析和探讨，并对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汇编，以下将AOC和TOC的相关情况汇报如下：一、AOC和TOC的概念AOC是机场运行中心（Airport Operation Center）的简称。
AOC 作为机场运行控制中心和飞行区区域运行管理主体的地位，其管理范围主要包括机场运行现场和飞行区安全运行管理。
它是机场运行管理和应急指挥的核心，是机场日常航班安全生产和旅客服务现场的最高协调管理机构。
TOC是航站楼运行管理中心(Terminal Operation Center)的简称,它是机场航站区运行的区域管理者,是航站楼内日常运营,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核心机构,是整个航站楼现场运行的指挥中心.TOC定位于整个航站区的日常管理主体和指挥中心,是航空公司客运的保障和支持中心,是驻楼单位和旅客遇到困难时的协调和指导中心,TOC 对整个航站区的日常运营和航站区内各驻楼单位进行统一管理。
二、AOC和TOC的运作模式简介（一）AOC的运作核心模式是：“集中指挥+分级管理”。
集中指挥体现在由AOC统一管理整个机场关键性的业务，负责各中心之间的协调、应急事件的统一指挥；各中心指挥所属区域的日常运行、服务与安全。
分级管理体现在AOC、各中心及各中心指挥体系下各部门的管理与运作。
AOC单体的主要功能又分解为：营运指挥中心、应急指挥中心、信息中心三个核心功能。
营运指挥中心的功能定位设计主要为所辖范围内（飞行区）资源分配管理和飞行区秩序管理和飞行区保障生产业务的常态管理，并承担对基地航空公司、空管等的对外沟通协调，以及对业务和资源管理界面上出现业务链断裂或者不清（或者管理范围不明确）的状况的指挥协调。
一旦在出现大范围或者影响重大的安全生产事故，则AOC 启动应急指挥程序，进入非常态的应急指挥管理状态，进行全范围的指挥调度协调，因此应急指挥中心在功能设计上，必须考虑常态和非常态（战时状态）两种应用情景。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走向综述【摘要】：进去21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形势，这久对我国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要求越来越高。
而且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参与国际事务的增多越发的凸显中国的重要，这就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越来越重要。
就现在中国的现状而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仍就处于国际发达国家的较低水平，尽管自1978年以后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是任然不能满足现在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自从进入21世纪，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更是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开始。
【关键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状，发展国际关系学科，在中国可以称为一门最新鲜、年轻的学科之一，他具有很强的时代感，是伴随着现代新社会的进步而发展的。
进入21世纪，国际局势的动荡使得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愈来愈重要。
本文将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走向进行试探行的理论综述。
一、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产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的理论研究学科，在我国仍然处于初级状态。
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在美国和西欧开始产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
中国虽然在1949年建国，但是那时由于国际局势对中国这个新兴国家非常不利，因此那时基本没有对国际关系有所涉及，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后更是让中国对于国际关系的把握处于不利的地位。
改革开放是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产生的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陆续在各大高校开设了国际关系学院，同时建设了中国外交学院，随着这些学院的开设，中国才开始了真正的、系统的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研究。
开始时，我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多数是靠借鉴美国等西欧国家的论文、教材，研究的方向比较单一。
虽然说是借鉴，但是又不能直接拿过来用，由于两种政体之间的隔阂，使得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走上了“中国特色”之路①。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也获得了很大好处，但是同时也暴露出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相比较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体现出来的是不成熟显得太年轻。
中国信托业的国际比较作者：武飞来源：《时代经贸·北京商业》 2014年第1期文 / 武飞2013 年是中国信托业发展的百年，站在历史的高点，用国际的视野了解和观察中国信托业，与国外发达经济体进行比较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看待今天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有利于信托业制定好未来的发展战略。
一、信托业发展经济基础的国际比较英美的信托业是因为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而产生。
英国的信托业是由于教徒为了规避向教会捐赠土地面临的巨额税收而产生，后来由于财富的增加出现了委托管理土地、有价证券等财产的需求不断增加，有着较为扎实的经济基础。
美国的信托业是因为南北战争后产业资本急需资金而产生强烈的融资需求，加之证券市场的迅猛发展，经济基础也十分雄厚。
日本的信托业是由于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而引进的结果，为了解决工业化过程中资金缺乏的问题，迅速转化为一种资金筹集的工具，因此相对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
中国的信托业类似于日本，也是引进的，但是被迫的，而且最初的经营主体还是外国人为主体，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因此也缺乏扎实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在金融业开辟改革新路，恢复和发展信托业，但信托业的发展时断时续，产业的经济基础很不稳定。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信托业提供了较为扎实的经济基础。
随着2008 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房地产行业受制于宏观调控的影响，传统融资渠道受阻，在房地产业的支撑下，信托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一跃成为资产规模居第二位的金融子行业。
二、信托业历史阶段的国际比较英国是信托的发源地，美国是信托的蓬勃发展之地，英美等国的信托业已经步入了成熟发展阶段，与其他金融产业的界限日渐模糊。
日本的信托业由引进而生，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也已经进入了国际化和大众化阶段，与英美等国互相开放市场，并与银行业进行混业经营。
中国的信托业自引进起虽有百年，但刚刚进入了规范发展阶段。
国内的市场正处于较好的发展状态，但又面临着市场被其他金融产业不断挤压、蚕食的考验，现行的制度又不允许其混业经营，大量的信托公司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
论中国海外投资利益保护的现状与对策
陈积敏
【期刊名称】《国际论坛》
【年(卷),期】2014(016)005
【摘要】随着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大,中国政府的海外利益保护意识也明显增强.在维护海外利益方面,中国已经做出了诸多努力,如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信息预警机制,签署了多种投资保护协定,完善了领事保护制度以及参与了双边、多边贸易协定.这些措施对于从国家层面保障中国的海外投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中国在海外投资保护方面的工作尚处于初始阶段,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着重提升六大能力,即提升外交资源整合的能力、增强机构协调的能力、强化投资环境建设的能力、增强应急处置的能力、提升军事行动的能力以及加强形象塑造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的特点,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富有中国特色的海外投资保护之路.【总页数】6页(P35-40)
【作者】陈积敏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10009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81
【相关文献】
1.间接征收与中国海外投资利益保障——以厄瓜多尔征收99%石油特别收益金为视角
2.新形势下如何保护国家海外利益——西方国家保护海外利益的经验及对中
国的启示3.中国海外投资利益保护的法律风险管理模式探讨4.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国家利益审查制度研究——以澳大利亚为例5.透过三一胜诉奥巴马案探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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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综述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综述作者张军建、王巍摘要：在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上，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对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信托产品设计与运作、信托业的现状与发展、信托人才培养与管理等一系列前沿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关键词：信托；信托法；信托业；信托市场2004年10月16日—17日，由中南大学和上海远景非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协办的“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在湖南长沙隆重举行。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实施三周年、中南大学信托与信托法研究中心成立一周年之际，来自日本、美国、韩国和我国大陆、台湾、香港的300多位嘉宾以及数百名代表齐集一堂，围绕“信托与中国”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此次论坛的开幕式由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周庆柱教授主持，中南大学校长黄伯云院士致欢迎辞，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许云昭先生、日本原法务大臣臼井日出男先生、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日本亚细亚大学法学部学部长中野正俊先生、日本瑞穗信托银行副总裁内藤秀彦先生、湖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代董事长胡军先生、韩国仲裁人协会理事洪裕硕先生、我国台湾政治大学前法学院院长赖源河先生，先后登台向论坛致辞。
论坛期间，共举行了三场大型的主题研讨会，分别由上海远景非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远景先生、中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漆多俊教授、日本信托法专家中野正俊教授主持，先后做主题发言的嘉宾包括：我国民商法专家江平教授、韩国信托法专家洪裕硕教授、我国台湾商法专家赖源河教授、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非银部主任高传捷先生、日本法学家中野正俊教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司司长孙建勇先生、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先生、日本瑞穗信托银行风险管理部部长藤井纯一先生、香港国际资产管理公司执行董事安东尼•郎（Anthony Lam）先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经工作委员会巡视员王连洲先生、中南大学商学院院长陈晓红教授、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杨元伟先生、世界银行法律顾问兼美国律师协会中国法委员会主席英•怀特（Ying White）女士。
本次论坛还举行了一场大型座谈会，由高传捷司长主持，国内几十家信托投资公司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到会并发言。
与会者主要围绕当前信托投资公司的改革、信托业的监管、信托市场的培育等热点问题展开了讨论，并就发表《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宣言》达成了共识。
现将本次论坛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信托理论与信托理念与会者纷纷将目光投向我国的信托理论研究和信托观念普及，并把它们作为我国开展信托实务和发展信托事业的基础工程。
对于大多数学者将民事信托与营业信托放在一起解释的做法，江平指出，应把民事信托与公益信托放在一起作出对立的解释，即我国的民事信托相当于英美法系的私益信托，而营业信托只是以经营信托业务的机构作为受托人的一种民事信托。
在日本，虽然学界普遍否认民事信托的存在，但中野正俊在总结大量民事信托判例的基础上指出，日本的民事信托实际上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在性质上仅仅作为判例而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罢了。
反观我国民事信托的现状，虽然理论上也认为处于空白状态，但高传捷指出，当前民间已出现一定形式的民事信托活动，如小额财产管理、遗产管理和贵重物品保管等。
洪裕硕则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在东亚历史上早已存在与民事信托类似的制度，即大约一千多年前中国唐宋时代盛行的“寄托行为”和朝鲜王朝第十八代显宗时期盛行的“投托”，均属于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的自益信托。
藤井纯一结合日本当前在城市再开发事业中运用土地信托的经验指出，以民事信托的方式开展土地信托，要求信托银行更加充分地理解信托制度，并在实际应用中付出巨大努力。
赖源河认为，以理财专家为受托人、按照有偿性和商业性的观念来追求利润的信托制度正在逐步发扬光大，信托的商业色彩愈加凸显。
目前，学界对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信托充满信心。
关于受托人的权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指出，受托人享有“职务权限”和“自身利益的权利”，前者是对信托财产而言的，包括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和诉讼行为三方面的权限；后者主要指信托报酬和补偿请求权。
关于受托人的义务，中南大学的张军建、王巍从法学角度指出，信托目的应成为受托人一切义务的基础。
由于受托人是基于委托人对自己的信任（有合约基础）和受益人对自己的信赖（无合约基础）而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受托人以信托目的为基础对委托人和受益人分别负有信任义务和信赖义务。
虽然早在一百多年前，英美式的信托就已在我国出现，但江平认为，信托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却历经曲折，信托的制度建设更是空白，信托的观念与运用长期处于误解和歧义之中。
对此，洪裕硕也坦言，信托在大陆法系的中国和韩国会产生“异样”的感觉，但他预见，两国的信托制度必将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得到迅速推广和普及，并随着经济的发展为国民理财、社会进步和经济腾飞做出积极贡献。
王连洲指出，只有使信托制度和我国的法律传统与法律框架得以较好的融合，才能使信托获得我国社会普遍的认可和接受。
由上可见，国人对信托的认识还相当滞后，但信托理论和信托实务双重推动的信托观念正在我国迅速普及，我们对此深表期待。
二、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三年前，《信托法》的出台翻开了我国信托发展史的新篇章，为建立本土的信托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三年来，以《信托法》为核心的信托法制框架正在紧锣密鼓的构建之中，并将不断成熟和完善。
与会者密切关注《信托法》的解释和完善以及其他配套立法。
关于《信托法》颁布和实施的背景，江平认为，一是民法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之中，尤其是正在制定物权法；二是社会结构处于深刻的变革中，并且经济发展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响。
王连洲则对《信托法》致力于信托制度本土化的有益探索作出了阐释：第一，“信托”概念中用“委托”替代传统信托的财产权“转移”，是为了使国人在传统的财产理念上较容易地接受信托制度；第二，将“委托人”专列一节来规定，是为了平衡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和保障信托目的的实现。
毋庸置疑，《信托法》对于在我国确立信托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完善和发展这部信托基本法的道路还非常漫长、曲折。
关于我国《信托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洪裕硕认为，这参考了以往“信托前”的解释论，即设立信托前的债权人可以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但该条中“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的规定则可能被狭隘地解释为“把信托财产作为目的债权设定抵押权”。
他建议，对此继续予以探讨。
关于《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夏斌认为，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具体如何“诚实、信用、审慎、有效”管理信托财产，还需要进一步制定行业经营准则，并在信托活动的业务流程、岗位职责、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财务制度以及不尽责履行合同的惩罚等方面制定具体的规定。
张军建、王巍认为，“诚实”、“信用”、“审慎”、“有效”之间的含义重叠且界限模糊，有必要在解释时确立各自的衡量标准，以便于执法和司法。
关于《信托法》第六十条，江平认为，条文只对公益信托的目的做了性质上的界定，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认定标准，还需要进一步解释。
而对于《信托法》第六十二条，他指出，目前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没有明确到位，这使得公益信托管理中的很多事项无从批准，公益信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他建议，借鉴现行《基金会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公益信托的具体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仍处于确立信托制度的适应性探索中，王连洲指出，目前的信托法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信托财产应登记而未登记的情况下，法律只规定信托无效，却未明确规定不得对抗第三人；法律也没有直接规定受托人应当承继委托人对信托财产占有的瑕疵；法律对受托人因违反规定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而对受益人应承担的责任有弱化之嫌。
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马亚明建议，尽快通过修改《信托法》确认信托受益证书（合同）作为有价证券的法律地位，以改善目前信托产品的流通机制。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修改建议，对《信托法》的解释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台湾地区信托法制的最新动向，赖源河指出，主管机关为配合实务运作及信托市场的变化，已着手修改“信托业法”，以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信托业法制环境。
同时，放宽信托业申请办理新业务的限制，并简化银行申请各分支机构办理总行各项信托业务的手续。
内藤秀彦介绍了当前日本信托法和信托业法的最新修改动态：一方面，拓展了信托财产的范围，如对知识产权进行信托；另一方面，扩大了信托业务中受托人的范围，如一般企业作为信托公司经营信托业务。
我国也亟待修改《信托法》、制定《信托业法》以及完善其他相关的配套立法，建立基本的信托法制框架。
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期待，通过建立和完善信托法制体系，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信托业“灰色运作”和“一乱一治”的问题。
三、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与会者对信托税制与信托监管格外重视。
杨元伟指出，由于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税制主体框架建立时尚未明确，因此目前在税收制度层面，除对证券投资基金（信托关系）的税法适用有特别规范外，对信托活动基本上是按照一般经济活动的相关税法规定适用的，并未针对信托活动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在税法适用层面上予以区别对待。
税收制度与信托制度的不衔接而产生的制度磨擦已越来越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信托活动的顺利开展。
江平认为，目前由税法驱动的民事信托还未成为主流，公益信托也急需税收优惠的支持，以便被广泛地运用。
关于现行税制下信托活动的税法适用情况，杨元伟指出，适用于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是临时性的，具有对象特定、期限特定、形式优惠的特点，是信托税制总体不科学前提下的一个特例，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税制与信托制度不相适应的总体状况。
他对建立和完善信托税制体系提出了四点设想：①构建信托税制的五项基本原则（税负公平原则、实际获益者纳税原则、公益信托优惠原则、前瞻性原则和便于征管原则）；②以避免重复征税为主要出发点构建信托税制框架（重点是所得税和财产税）；③优先考虑资金信托活动的税法适用；④对公益信托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明确减免标准。
实际上，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完善已迫在眉睫，相关部门应加强协作和互动。
关于发展我国统一信托市场的监管体制，夏斌认为，当前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银监会和证监会需要进一步统一监管政策；二是要改变以监管银行的方式监管信托公司，对信托公司及信托业务的监管应主要针对信托合同的设立和执行。
广州科技信托投资公司的李安民指出，一味模仿美国监管部门对私募证券的监管方式是不妥的，应对信托机构和信托业务实施“分类监管、优胜劣汰”，即对实业类信托投资业务实行“私募发行、公募监管”，而对证券投资类信托实行“公募发行，公募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