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权力分析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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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权力”概念解析(一)论文关键词]结构化规则资源权力论文摘要]在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中,早期他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其后来的现代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特别是他对“权力”概念的阐发直接成了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只有掌握了这些理论,才能对其现代性有更深地理解。
所以对吉登斯“权力”概念进行深度的解读就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当代社会理论研究中,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阐述在现代性的研究中引人注目,其观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引用和宣扬。
而从吉登斯的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他在早期对结构化理论的探索为他进行现代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特别是结构化理论中的“权力”概念,直接就是现代性理论中“监控”的来源。
因此,只有把握了他对“权力”的独特阐释,才能对作为制度性维度的“监控”理论有更深地理解。
一、结构化理论与资源吉登斯“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理论中的“结构”概念与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使用的结构概念完全不同,在吉登斯看来,结构指的是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s)。
他指出:“可以用某种更一般的技术性方式使用结构这个概念。
把它理解成规则与资源,反复体现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过程中,成为结构化理论的基础。
”依照吉登斯的看来,规则是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所必然涉及到的方法性程序,不能脱离行动者来谈论规则;在行动过程中。
规则一方面与行动的意义交织在一起,即构成行动者行为互动过程中意义交流的基础,同时,规则又对行动者的行动构成制约。
在吉登斯心目中。
结构并非只指涉规则,也包括资源,行动必然涉及行动者的资源。
吉登斯将资源分为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两大类;这两种资源的组合形成特定的社会系统,从而约束行动者的行动所能影响的范围。
在吉登斯看来。
“权威性资源指对人类自身的活动行使支配的手段”。
在社会变迁发展过程中,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同样重要的作用。
企业管理层权力结构对组织变革的阻力分析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企业为了适应市场变化和谋求发展,常常需要进行组织变革。
然而,组织变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企业管理层的权力结构常常成为阻碍变革顺利推进的重要因素。
企业管理层的权力结构可以理解为管理层内部不同成员之间权力的分配和相互关系。
这种权力结构可能基于职位、资源掌控、人际关系网络等多种因素形成。
当组织变革的需求出现时,现有的权力结构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阻力。
一方面,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者可能会抵制变革。
这些既得利益者在现有的权力格局中占据着有利地位,拥有稳定的资源和影响力。
变革往往意味着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既得利益。
例如,某个部门经理在现有的业务流程和组织架构下拥有较大的决策权和资源调配权,如果变革导致其权力被削弱或资源被削减,他很可能会采取各种手段抵制变革,包括消极对待变革措施、在团队中散布负面言论等。
另一方面,权力结构中的层级关系也可能对组织变革产生阻力。
在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中,信息的传递往往需要经过多个层级,容易导致信息失真和延误。
这使得变革的意图和具体措施在传达过程中出现偏差,基层员工无法准确理解变革的必要性和目标,从而对变革产生抵触情绪。
此外,层级结构也可能导致决策过程的缓慢和僵化。
高层管理者可能由于远离业务一线,对变革的实际需求和可行性缺乏准确判断,而中层管理者为了迎合上级或维护自身地位,可能不敢真实地反馈问题和提出建议,使得变革决策无法充分考虑实际情况,难以有效实施。
此外,管理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也会给组织变革带来极大的干扰。
在权力结构不稳定或存在权力争夺的情况下,管理层的精力往往会被内耗所分散,无法集中于推动变革。
不同权力阵营为了在变革中争取有利地位,可能会相互拆台、争夺资源,甚至破坏变革的整体规划和实施进程。
为了减少管理层权力结构对组织变革的阻力,企业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
首先,要加强沟通与宣传。
让管理层充分了解变革的必要性、目标和预期效果,使他们认识到变革并非是对个人权力的剥夺,而是为了实现企业的整体发展和长期利益。
2022年第4期(总第321期)㊀㊀㊀㊀㊀㊀学㊀习㊀与㊀探㊀索Study&Exploration㊀㊀㊀㊀㊀㊀㊀㊀㊀No.4ꎬ2022㊀㊀㊀㊀㊀㊀㊀㊀Serial.No.321政治发展研究俄罗斯总统权力结构演进的分析和启示韩㊀㊀爽(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ꎬ北京100025)摘㊀要:在普京时期ꎬ俄罗斯宏观经济屡次波动ꎬ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备受关注ꎮ在此基础上ꎬ俄罗斯政治结构历经多次调整ꎬ联邦与联邦主体㊁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发生着渐进式变革ꎮ这些现象的本质在于俄罗斯总统与国家的密切互动关系ꎬ若在现实演进中抽象分析其发展逻辑ꎬ使之更具一般性特征ꎬ将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准备ꎮ回顾戈尔巴乔夫㊁叶利钦㊁普京三个时期总统与国家的互动过程ꎬ可以发现三重关系:一是经济与政治互动关系ꎻ二是总统权力与议会㊁司法等部门的制约关系ꎻ三是联邦与联邦主体的权力分配关系ꎮ三重关系在演进逻辑上所具有的一致性ꎬ表现出俄罗斯国家的内在性政治特征ꎮ关键词:俄罗斯ꎻ总统权力结构ꎻ三元关系ꎻ联邦主体ꎻ府会关系中图分类号:D751.2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2-462X(2022)04-0052-07作者简介:韩爽ꎬ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教授ꎮ㊀㊀2018年5月7日ꎬ普京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ꎬ开始了第二次六年任期ꎬ再次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ꎮ由于俄罗斯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ꎬ使得俄罗斯总统的权力结构ꎬ及其与其他国家机构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ꎮ为此ꎬ本文通过分析戈尔巴乔夫㊁叶利钦㊁普京三位总统时期的总统权力构成及其运用ꎬ探讨俄罗斯总统与国家关系的演进历程ꎮ㊀㊀一㊁戈尔巴乔夫时期:总统与国家三元关系的前奏㊀㊀关于苏联为什么解体这一问题ꎬ无论从哪个层面进行讨论ꎬ都可以溯及戈尔巴乔夫改革ꎮ戈尔巴乔夫改革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ꎬ既表现出主动性实践ꎬ也蕴含着被动性因素ꎮ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ꎬ苏联就遭遇1986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下挫ꎬ经济逐渐走向低迷ꎮ由此开启经济领域改革ꎬ其必要性毋庸置疑ꎮ但是ꎬ这并不意味着对待苏联解体问题ꎬ必须以 经济决定论 来解释ꎬ而应更加注重综合性分析ꎬ其中以总统与国家关系的演进为角度进行探讨更具深刻意义ꎮ1985年4月ꎬ苏共中央确定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ꎬ戈尔巴乔夫为推动全面改革做了充分准备ꎬ特别是在组织人事方面ꎬ更换了40%的政治局委员㊁60%的地方党组织书记㊁40%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成员ꎬ这些政府官员大多上任于勃列日涅夫时期[1]ꎮ1990年3月ꎬ戈尔巴乔夫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ꎬ当选苏联总统ꎬ从而使改革可以在总统领导下的政府框架内运作ꎬ而不必再通过苏共中央进行决策ꎮ最高苏维埃这个享誉世界的最高权力机关ꎬ开始与总统权力平行存在ꎮ这种全面激进的改革举措ꎬ使苏联一时无所适从ꎮ1990年ꎬ苏联遭遇了 二战 之后最为严重的经济困境ꎬ加之工业品与消费品之间比例失调ꎬ居民生活日渐窘迫ꎬ引起日益激烈的民族主义独立浪潮ꎬ苏联解体实质上已经埋下伏笔ꎮ1990年3月ꎬ戈尔巴乔夫拥有46%的支持率ꎬ叶利钦仅为18%ꎻ而到了6月ꎬ两人的支持率则完全颠倒过来ꎬ叶利钦高达54%ꎬ戈尔巴乔夫仅为19%[2]ꎮ戈尔巴乔夫改革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改革失败恶化了社会经济形势ꎬ来自民众层面对总统的政治压力陡增ꎻ戈尔巴乔夫为了避免改革遭遇党内阻力ꎬ另行组建总统领导的政府ꎬ总统与最高苏维埃渐行渐25远ꎻ联盟对加盟共和国的控制力持续下降ꎬ以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为引擎ꎬ以 8 19事件 为转折ꎬ以叶利钦公开指责戈尔巴乔夫为标志ꎬ联盟与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彻底终结ꎬ戈尔巴乔夫也随之走下总统位置ꎮ戈尔巴乔夫时期是形成总统与国家三元关系的前奏时期ꎬ通过梳理这一时期的历史过程ꎬ可以清晰展现出总统与国家的三元关系:经济社会与政治㊁总统与议会㊁联盟与加盟共和国ꎮ㊀㊀二㊁叶利钦时期:总统与国家三元关系的界定1991年6月12日ꎬ叶利钦以57.3%的支持率ꎬ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就获得了胜利[3]ꎮ叶列钦开启了今天俄罗斯的政治改革㊁经济重建的国家建设历程ꎮ在叶利钦时期的三元关系中ꎬ首先应当分析经济社会与政治的互动关系ꎮ最初ꎬ叶利钦也提出了极具鼓动力的施政纲领ꎬ经济私有化㊁政治民主化和外交亲西方共同构成了执政思路ꎮ多年之后客观地看ꎬ叶利钦在经济和外交领域的执政思路基本得以贯彻ꎬ依靠对外关系获得国际社会的优惠贷款ꎬ经济领域则以 华盛顿共识 为基本思想ꎬ但在政治民主化方面ꎬ俄罗斯却逐步向威权模式靠拢ꎬ这与其表面上的 民主外衣 有着本质区别ꎮ可以说ꎬ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ꎬ并非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ꎬ而是相互制约模式ꎬ总统权力在这一过程日益得到强化ꎮ此时ꎬ在总统与国家之间ꎬ社会因素实际上充当着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衔接点ꎮ提及俄罗斯经济转型ꎬ人们往往认为是以私有化和市场化为主旋律的ꎬ却极容易忽略一个重要的事实ꎬ那就是俄罗斯始终希望以 大政府 模式推进市场经济ꎮ政府干预的具体范围和规模ꎬ则取决于财政实力ꎮ俄罗斯学者ꎬ将这种经济特点定义为 经济与社会二元特征 ꎬ即一方面是私有化㊁市场化的经济体系ꎬ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体系[4]ꎮ但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ꎬ不仅缺乏合乎经济逻辑的储蓄动员和税收吸纳ꎬ油气出口收入也明显偏低ꎮ俄罗斯的经济与社会二元特征ꎬ事实上决定了政府可能的路径选择ꎬ即必须确保教育㊁医疗㊁住房㊁社保等方面ꎬ避免触及社会动荡的红线ꎬ而获得资金的最佳途径ꎬ就是依赖私有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资金ꎮ在此背景下ꎬ凭借经济领域私有化而迅速实现资本积累的寡头ꎬ开始登上俄罗斯政治舞台ꎮ此时ꎬ政府与寡头之间ꎬ形成了独特的相互依赖关系ꎮ从理论而言ꎬ政府可以从保护竞争㊁限制垄断等角度有效规范和限制寡头的垄断行为ꎬ更何况俄罗斯寡头们本来就带有 私有化原罪 这个家喻户晓的问题ꎮ但在现实中ꎬ政府在财政上捉襟见肘ꎬ需要寡头为其筹措资金ꎬ这就决定了俄罗斯寡头呈现出 大而少 的特征ꎮ虽然政府也可以举债融资ꎬ但俄罗斯政府尚不具备条件ꎬ这一点可以从日后的教训中得到验证ꎮ1996年叶利钦当选总统时ꎬ 七寡头 引起民众的激烈抗议ꎬ政府也曾经依赖债务筹资ꎬ但很快就引发了1998年金融危机ꎮ1998年8月17日ꎬ当基里延科总理宣布高达2000亿美元的债务因无法按时偿还而延期90天时ꎬ金融市场上一时间风声鹤唳[5]ꎮ这场金融危机对 七寡头 也产生了巨大影响ꎬ只有霍多尔科夫斯基集团㊁波塔宁集团和阿尔法集团这三个寡头越过了1998年金融危机ꎬ其余的则迅速走向衰败ꎮ尽管俄罗斯政府没有在社会层面实现公平ꎬ但抗议与忍耐之间的鸿沟尚可保持在可控范围内ꎮ从叶利钦的角度看ꎬ在经济无法脱困的情况下ꎬ需要放慢政治民主化进程ꎬ即不断加强总统权力ꎬ削弱议会发言权ꎮ这就是总统与国家的第二元关系ꎬ相当于 府会关系 ꎮ俄罗斯独立之初的政权组织形式近似于 半总统制 ꎬ但与法国的 半总统制 还有明显的不同ꎮ叶利钦时期的总统权力远超议会ꎬ包括副总统㊁总理在内的人选ꎬ都由总统负责提名ꎬ再经当时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确认ꎬ这样ꎬ政治权力更多地集中在总统手中ꎮ由于俄罗斯初期继承苏联宪法的缘故ꎬ最高权力仍然属于议会ꎬ即最高苏维埃ꎮ在这样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国家里ꎬ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制约ꎬ而是争夺权力ꎮ俄罗斯独立之初ꎬ叶利钦身兼总统和总理两职ꎬ一度引起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哈斯布拉托夫不35满ꎮ此后ꎬ叶利钦又委任三十多岁的盖达尔为总理ꎬ同样引起议会反感ꎬ总统与议会的权力纷争由此展开ꎬ最后权衡的结果则是无党派人士切尔诺梅尔金担任总理ꎮ1993年9月21日ꎬ叶利钦签署了有关宪法修改的1400号总统令ꎬ宣布在新宪法颁布之前ꎬ解散最高苏维埃ꎮ议会方面也不甘示弱ꎬ先签署决议宣布 终止叶利钦总统权力 ꎬ联邦宪法法院随即宣布副总统鲁茨科伊为代总统ꎮ1993年10月4日ꎬ总统和议会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ꎬ最终叶利钦只能诉诸武力进行解决ꎮ 十月事件 之后ꎬ俄罗斯以全民公决的形式通过新宪法ꎬ规定了总统和议会的权力ꎬ议会实行两院制: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6]ꎮ更值得关注的是ꎬ宪法中对总统权力的界定ꎬ明显有利于叶利钦ꎮ在这一次 府会冲突 中ꎬ总统叶利钦就是以强权的方式成为获胜一方的ꎮ由此ꎬ俄罗斯的议会 国家杜马在与总统权力争夺中彻底陷入弱势ꎮ不过ꎬ在1993年12月的宪法制定中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远离总统权力制约的保守议会模式ꎬ即总体妥协ꎬ但议会可以利用宪法尽量制约总统权力ꎮ1999年ꎬ叶利钦认为自己第一任总统任期始于苏联解体时期ꎬ不属于宪法关于 总统不得连任两届 的规定范围ꎬ但这个想法遭到联邦宪法法院的否定ꎮ这在整个叶利钦时期ꎬ可以看作是议会和司法部门对总统权力制约的典型例子ꎮ十月事件 表面上看是政治权力争夺ꎬ实质上还给经济领域私有化戳上了一个重重的 分节符 ꎮ1991 1993年间ꎬ俄罗斯私有化主要反映在股权分配方面ꎬ属于内部私有化或股权私有化ꎬ而直接收购国有企业的情形并不多见ꎮ但1994年开始ꎬ寡头攫取国有资产的规模和行为更加明目张胆ꎬ 俄罗斯反资本主义的势力在1993年10月以后变得更加弱小了 [7]ꎮ在总统与议会之间聚焦于宪政而引发危机之后ꎬ强权的叶利钦总统还必须面对一个基本现实ꎬ即来自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倾向ꎬ这也是总统与国家的第三元关系ꎮ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独立之后ꎬ俄罗斯联邦的行政主体ꎬ即共和国㊁边疆区㊁州的独立性空前增长ꎬ这同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年里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情况有些相似[8]ꎮ莫斯科的政治动荡ꎬ很快引起了联邦主体的分权倾向ꎮ1995年ꎬ联邦主体的领导人从总统任命ꎬ改为地区选举产生ꎬ此后出现了几个民族分离主义势力ꎮ其中ꎬ车臣共和国表现得最为强烈ꎬ第一次车臣战争就此打响ꎮ1996年总统大选之前ꎬ叶利钦曾经迫于压力宣布对车臣停火ꎮ1999年ꎬ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ꎬ俄罗斯基本控制住车臣分离主义势力ꎮ可以说ꎬ来自地方分离主义的阴影ꎬ几乎覆盖了叶利钦第二任期ꎬ甚至延续到普京任期ꎬ成为俄罗斯总统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ꎮ㊀㊀三㊁普京时期:总统与国家三元关系的分析俄罗斯总统与国家三元关系的概念及其内在关系是否适用于普京时期ꎬ则是更为关键的问题ꎮ因为ꎬ这涉及三元关系是否连续㊁一致地存在于俄罗斯ꎮ需要特别说明的是ꎬ2008 2012年普京曾担任俄罗斯总理这段时间里ꎬ无论是外界还是俄罗斯国内都认为普京仍然大权在握ꎬ因此也应当纳入普京时期之中ꎮ2000年3月ꎬ普京正式当选总统之前ꎬ经历了短暂的总理和代总统职务ꎬ在此期间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ꎮ在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中ꎬ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界线极难界定ꎬ联邦政府放权容易遭遇分离主义的挑战ꎬ收权则需要承担更大的经济社会责任ꎬ实为两难选择ꎮ1999年8月ꎬ车臣分离主义武装侵入邻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ꎬ制造地方混乱ꎮ此时ꎬ尚在总理职务上的普京ꎬ宣布以武力解决车臣问题ꎬ并数次亲自前往前线ꎬ到2001年1月基本清除了车臣分离主义的主要武装势力ꎮ2002年ꎬ普京签署总统令ꎬ车臣共和国重新进行联邦主体的总统和议会选举[9]ꎮ然而ꎬ为了逼迫俄军撤出车臣ꎬ分离主义开始借助于恐怖主义手段ꎬ2001年10月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ꎬ给刚刚担任总统的普京制造了巨大挑战ꎮ分离主义抬头的同时ꎬ普京开始步步为营地增强联邦权力ꎮ在车臣战争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ꎬ2000年5月13日ꎬ刚刚宣誓就职一星期的普京就签署849号总统令ꎬ宣布将俄罗斯划分为七45个联邦管区ꎬ并设由总统任命的特别代表ꎬ本质上属于总统办公厅组成人员ꎻ同年5月27日ꎬ他又签署967号总统令ꎬ规定总统特别代表均为联邦安全会议成员ꎬ从而进一步强增联邦代表的行政地位和手中实权ꎮ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后ꎬ普京宣布取消各州行政长官选举ꎬ改为总统任命ꎮ这一规定直到2012年7月1日才终止ꎬ此时已经是普京第三次担任总统职务ꎬ联邦与联邦主体之间早已构建了较为稳定的垂直管理体制ꎮ普京所秉持的强总统形象ꎬ也恰如其分地在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中得以体现ꎬ他先是将寡头从政治领域驱逐ꎬ又开始稳定石油天然气等重要工业领域的国有资产ꎮ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ꎬ经济增长预期更加乐观ꎬ联邦财政预算也更加游刃有余ꎮ俄罗斯不仅颁布了新的预算法ꎬ还创建了主权财富基金ꎮ应当说ꎬ联邦预算有效填补了社会保障事业ꎬ在资金方面几乎完全依赖于石油天然气出口ꎬ再辅以更加严格的预算制度ꎮ1991年10月10日ꎬ俄罗斯曾经颁布预算法案ꎬ尽管已经涉及预算赤字㊁国家债务等重要标准ꎬ但在具体数值方面却没有规定ꎮ2000年ꎬ普京刚刚上任ꎬ财政部就颁布了更具实质意义和可操作性的«预算法»ꎬ其中规定联邦预算赤字不得超过公共债务投资和支出总额(即预算投资与支出不能全部来自于赤字 引者注)ꎬ对外借款数额不得超过当年偿还外债数额(即对外债务总额不能继续增加 引者注)[10]ꎮ之所以此时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ꎬ恰是由于预算资金日渐丰盈ꎮ毕竟ꎬ1998年国际石油价格仅为12美元/桶ꎬ2003年则达到27美元/桶ꎬ上涨1倍多ꎮ2001年ꎬ来自矿物原料的税收收入(包括出口关税)为497亿卢布ꎬ到2005年这一收入已经上升到21811亿卢布(2005年原油出口关税约为每吨179.9美元)[11]ꎮ2004年ꎬ俄罗斯以石油天然气出口收入组建 稳定基金 ꎬ2008年又将其拆分为 储备基金 和 福利基金 ꎬ前者用于稳定预算支持ꎬ后者着重改善养老保险㊁教育等社会保障事业ꎮ2014年美欧制裁俄罗斯以来ꎬ尽管联邦总预算支出下降ꎬ但结构调整仍然倾向于民生领域ꎮ在俄罗斯预算结构改革中ꎬ生产补贴被逐渐削减ꎬ但涉及社会层面的非生产补贴ꎬ实际上不断提高[12]ꎮ为提高联邦资金使用效率ꎬ普京签署总统令组建了新的 战略发展和优先项目委员会 ꎬ取代原 国家优先项目和人口政策委员会 ꎬ旨在提高重点领域的经济政策效率[13]ꎮ有良好经济基础作为保证ꎬ在普京强硬态度的推动下ꎬ俄罗斯很快重返世界大国行列ꎮ在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中ꎬ俄罗斯不仅提前偿还了苏联时期的外债ꎬ还取得了连续多年的经济增长ꎮ2000年普京上任以来ꎬ俄罗斯保持着通货膨胀的低位稳定性ꎬ已经彻底摆脱20世纪90年代的奔腾状态ꎬ联邦政府也不再以超发货币支持国债发行ꎮ在良好经济增长形势的支撑下ꎬ普京总统的权力显著增强ꎬ俄罗斯政治模式也开始被认为是 超级总统制 ꎮ1993年12月12日ꎬ俄罗斯颁布宪法ꎬ12月25日新宪法以全民公决形式获得通过ꎮ这部宪法历经修改ꎬ其中在普京时期修订最为密集ꎮ从宪法修改中可以看到联邦与地方㊁总统与议会㊁总统与司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演进ꎮ按其特点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类ꎮ第一类宪法修订涉及联邦主体ꎬ即宪法第三部分第65条第1款内容ꎬ时间主要集中在叶利钦时期和普京前两任总统任期期间ꎮ普京上任之初ꎬ俄罗斯共有89个联邦主体ꎬ3个在叶利钦时期修改过称谓ꎬ其中既有弱化民族倾向的新称谓ꎬ例如印古什共和国(在俄语句式中弱化民族属性)ꎻ也有强化民族渊源的新称谓ꎬ例如北奥塞梯 阿兰共和国(加入古阿兰国称谓)ꎻ还有在称谓中省略民族语言的ꎬ例如卡尔梅克共和国(ХальмгТангч为卡尔梅克语的俄文音译ꎬ原文属于蒙古语系)ꎮ可见ꎬ在叶利钦时期ꎬ联邦与部分联邦主体之间仍然存在集权与分权的博弈ꎮ普京担任总统后ꎬ签署总统令修改了楚瓦什共和国的名称(将ЧувашскаяРеспублика-Чавашреспублики改为ЧувашскаяРеспублика-Чувашия)和汉特曼西斯克民族自治区的名称(将Ханты-Мансийскийавтономныйокруг改为55Ханты-Мансийскийавтономныйокруг-Югра)ꎮ前者删除了楚瓦什语的共和国称谓(弱化民族属性)ꎬ后者称谓上加尤格拉(Югра)ꎬ本意是汉特人和曼西人祖先的古称谓(属于强调民族渊源)ꎮ如果说ꎬ这些举措尚属于叶利钦时期温和举措的延续ꎬ那么此后普京更多的注意力ꎬ开始集中在收权方面ꎮ在2004 2007年间ꎬ共有11个联邦主体合并为5个ꎬ其中4个边疆区㊁1个州ꎬ俄罗斯联邦主体减少为83个ꎮ经过联邦主体合并ꎬ再加之普京此前强势组建7个联邦管区ꎬ联邦一级的权力更大ꎬ而合并后的联邦主体ꎬ无论是民族主义抑或是分离主义倾向都大为降低ꎮ第二类宪法修改涉及总统与议会的任职时间以及相互制约关系ꎬ即2008年ɴ6宪法修正案和ɴ7宪法修正案ꎬ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时间均为2008年12月30日ꎮɴ6宪法修正案将总统任职时间由4年改为6年ꎬ国家杜马选举间隔时间由4年改为5年ꎮ人们普遍认为ꎬ更长的总统任期有利于保持俄罗斯的稳定ꎮ而国家杜马选举间隔延长至5年ꎬ此举实质上对于俄罗斯政治模式的影响更加深远ꎮ俄罗斯议会不仅与总统之间构成制约关系ꎬ而且议会选举还被认为是总统选举的前奏曲和晴雨表ꎮ按照宪法修订规则ꎬ2011年仍然按照4年间隔举行杜马选举ꎬ2016年是首次五年制杜马选举ꎬ明确支持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现任主席梅德韦杰夫)赢得了60%以上的席位ꎬ仍然保持绝对优势ꎮ自此ꎬ本来先后进行的杜马选举和总统选举ꎬ就此错开两年整ꎬ而且简单推算可知ꎬ下一次杜马选举将早于总统选举3年ꎬ再下一次是4年ꎮ世界上刻意将任职时间和选举错开的职位ꎬ很容易联想到美联储主席ꎬ其任职需由总统提名㊁参议院通过ꎬ但任职时间与总统选举完全错开ꎬ实质上是赋予主席更多的决策权㊁自由度ꎬ以保证中央银行独立性不受政府控制ꎮ那么ꎬ俄罗斯总统任职时间与杜马选举时间错开是否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呢?至少ꎬ国家杜马对于总统选举的影响将大为降低ꎻ而国家杜马制约总统的权力ꎬ在俄罗斯则极为苛刻ꎬ例如罢免总统需要国家杜马1/3代表提议ꎬ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2/3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宪法第93条第2款)ꎮ与上述ɴ6宪法修正案相比ꎬ同一天签署的ɴ7宪法修正案并没有得到太多关注ꎮ实质上ꎬ这是俄罗斯总统制的重要补充ꎬ即国家杜马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联邦政府制定并向国家杜马报告预算执行情况以及政府活动ꎬ国家杜马听取政府工作的年度报告ꎬ并有权提出质询[14]ꎮ此中规则属于典型的 半总统制 架构ꎬ即一个由议会选举的政府ꎬ并与总统形成分权ꎮ但事实上ꎬ俄罗斯政府显然隶属于总统权力范围之内ꎬ总理人选由总统任命并征得国家杜马同意ꎬ即使议会三次否定总统提名人选ꎬ总统还拥有任命总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宪法第111条)ꎮ第三类宪法修订涉及总统与立法㊁司法机构的关系ꎬ宪法修正案签署时间集中在2014年ꎮ在这两次看似复杂的宪法修订中有两条主线:第一次主要针对司法体系ꎻ第二次主要针对议会ꎮ2月5日宪法修正案不仅取消了联邦仲裁法院ꎬ权属归到联邦最高法院ꎬ还将检察机关首次正式列入宪法ꎬ并且联邦总检察长㊁副检察长都由总统提名㊁联邦委员会通过ꎬ联邦主体检察长也由总统提名ꎬ但需要征得联邦主体同意ꎮ这种检察权力向上集中的倾向ꎬ显示出明显的收权特征ꎮ在7月21日宪法修正案中ꎬ关于总统权力(第83条)和议会组成(第95条)部分ꎬ显著增强了总统权力ꎬ即由总统任命联邦委员会代表ꎬ但联邦代表第一任期内总统不得将其免职ꎬ并且联邦一级的代表人数ꎬ不得超过联邦主体代表总数10%ꎮ显然ꎬ在总统与司法㊁立法机构之间ꎬ权力的天平再一次向总统倾斜ꎮ通过对俄罗斯宪法修订历程的简单回顾ꎬ可以概括为:在联邦与联邦主体之间ꎬ权力更加向联邦一级倾斜ꎻ在总统与议会之间ꎬ权力更加向总统集中ꎻ在总统与司法部门之间ꎬ总统掌控能力更大ꎬ而司法部门的约束力减弱ꎮ政治结构中的变迁ꎬ离不开俄罗斯经济社会总体向好的支撑ꎬ当然这也得益于普京强硬的执政风格ꎮ㊀㊀四㊁俄罗斯 超级总统制 与国家战略实现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40多年中ꎬ总统与国65家之间的关系ꎬ虽然先后顺序㊁影响程度㊁作用方向等因素各不相同ꎬ但充分显示出俄罗斯国家所具有的政治特征ꎬ总体上都可纳入总统与国家三元关系分析中(详见下表)ꎮ㊀表总统与国家的三元关系:时间顺序与内在逻辑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 1987年1987 1990年1990 1991年① ② ① ② ③三元关系整体逆向演进经济困境ꎬ启动改革ꎬ加速发展战略总统政府与议会平行ꎬ经济改革ꎬ政治公开经济下滑ꎬ分离倾向ꎬ苏联解体叶利钦时期1991 1993年1993 1996年1996 1999年① ② ③ ② ① ③ ②三元关系整体逆向演进经济私有化ꎬ总统与议会矛盾ꎬ联邦主体独立倾向强总统弱议会ꎬ寡头政治ꎬ联邦与联邦主体之间关系微妙经济下滑ꎬ分离倾向ꎬ总统提前辞职普京时期2000 2008年2008 2012年(梅普组合)2012 2018年③ ② ① ③ ② ① ②三元关系整体正向演进打击地方分离主义ꎬ增强联邦政府主导权ꎬ油气收入增加ꎬ加强社会保障ꎬ合并联邦主体总统六年任期ꎬ经济缓慢复苏ꎬ统一俄罗斯党掌握议会主导权总统与议会㊁司法部门之间权力分配更加向总统倾斜ꎬ经济遭遇制裁ꎬ联邦掌控联邦主体㊀㊀注:三元关系在不同时期的相互作用以及时间顺序ꎬ在表中用序号标出:①代表经济与政治互动ꎻ②代表总统与议会关系ꎻ③代表联邦(联盟)与联邦主体(加盟共和国)关系ꎮ这里的逆向是指与总统权威相悖ꎻ正向则是指有利于巩固总统权威ꎮ㊀㊀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ꎬ都出现了三元关系逆向度的背离ꎬ在总统与国家之间形成了数次困局ꎮ而普京时期则完全不同ꎬ似乎所有维度之间都在良性互动ꎬ总统不仅捍卫了自身权力ꎬ也抓住了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关键ꎮ如果寻找普京时期与此前总统执政的最大方向性不同ꎬ首先当属经济增长给国家和政府带来巨大收益ꎬ强大经济实力为政治稳定构建了坚实基础ꎻ其次就是不再单纯依赖和亲近西方ꎬ政治结构也更加倾向于适用于俄罗斯ꎬ而不是依靠 普世价值 ꎮ世纪之交ꎬ普京说出那句家喻户晓的名言: 给我二十年ꎬ还你奇迹般的俄罗斯ꎮ 当时ꎬ人们更多关注于后半句ꎬ即普京能否带领俄罗斯从困境中走出来ꎬ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前半句ꎬ即普京是否真的可以获得长达20年的最高权力任期ꎮ2018年5月7日普京就职后ꎬ将再任总统至2024年ꎬ自2000年首次当选总统时已经过去整整24年ꎮ如果2008 2012年普京担任总理4年不算在内ꎬ那么普京担任总统刚好20年整ꎮ单纯讨论普京时期ꎬ可以得出 超级总统制 的基本结论ꎬ而借助于三元关系的分析ꎬ今天俄罗斯的 超级总统制 ꎬ似乎具有内在的必然性ꎮ至少ꎬ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失败㊁苏联解体㊁总统辞职等现象ꎬ都可以说明普京执政方式的正确性ꎮ对于俄罗斯来说ꎬ在国家与领导者的关系上ꎬ历史本身就是在酝酿 超级总统制 ꎬ而这又是较为稳定的政治结构ꎮ俄罗斯地处欧洲东部ꎬ距离欧洲中心较远ꎬ历史上错过了文艺复兴㊁宗教改革㊁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重要事件ꎮ18世纪ꎬ彼得大帝带领俄罗斯向欧洲靠拢ꎬ在经历数次战争㊁融合之后ꎬ俄罗斯帝国首次屹立在欧洲诸强之列ꎻ在这一过程中ꎬ彼得大帝通过巩固中央集权强化了对地方的掌控ꎬ通过学习欧洲技术和理念实现了国家崛起ꎮ斯大林时期ꎬ高度的中央集权虽然提升了国家实力ꎬ但也为经济发展留下了隐患ꎮ虽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逐渐改变了斯大林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ꎬ但苏联仍然借助于外部力量来提高国内政治的集权和控制ꎮ由此可见ꎬ苏联时期的中央集权带有客观必然性ꎬ尤其是国家广袤千里ꎬ只有中央集权才能加以控制ꎮ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ꎬ他希望以 加速战略 提高经济增长ꎬ以政治公开赢得民众理解ꎬ以«新联盟条约»获得加盟共和国支持ꎮ然而ꎬ在撇开最高苏维埃这个权力中心之后ꎬ曾被寄予厚望的一蹴而就 式改革ꎬ却成为苏联解体的 导火75。
政治学中的权力结构分析权力结构分析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用于理解和解释不同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与运行方式。
本文将就权力结构分析展开探讨,包括权力结构的定义、各种权力结构的特点以及权力结构对社会政治的影响等。
一、权力结构的定义和概念权力结构是指社会、组织或政治体系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力分配方式。
它研究权力的来源、形式和运行规律,以及权力的聚集和集中程度。
权力结构的不同形式会对政治体系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二、集中权力结构集中权力结构是指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体制。
这种权力结构下,一般只有少数几个人或集团拥有最高决策权和控制权。
例如,君主制度中的君主拥有绝对权力,决策权和控制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
在集中权力结构下,决策过程相对迅速高效,但可能存在滥用权力和忽视民意的问题。
三、分权力结构分权力结构是指权力分散在多个机构或个体之间的体制。
这种权力结构下,权力被分散到各个层级和部门,不同机构或个体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
例如,民主制度中的三权分立,即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相对独立,相互制衡。
分权力结构的优点在于能够保证决策的多元化和公正性,但可能造成决策过程繁琐和效率低下。
四、权力结构的演变与影响权力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会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演变。
历史上,从农奴制到封建制再到现代民主制度的转变,都伴随着权力结构的转变。
权力结构的变化会对社会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决定政权稳定性、决策效率和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平性。
权力结构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政治体系的稳定性。
如果权力结构过于集中,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和社会动荡。
相反,如果权力结构过于分散,可能导致决策效率低下和政府无法有效管理。
因此,一个稳定而公正的权力结构对于政治体系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
权力结构还会影响到资源的分配和社会公平。
当权力高度集中时,资源分配容易受到个人偏好和利益的影响,导致社会贫富分化。
而分权力结构能够通过制衡机制和公正决策,保障资源的公平分配和社会公正。
女性学视角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分析社会权力结构是指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和相互影响。
而女性学视角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通过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权力和经验,来分析社会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本文将探讨女性学视角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并对其进行分析。
一、权力结构的定义和特征权力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权力关系的分布和组织方式。
在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中,男性占据着核心地位,拥有更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而女性则处于被边缘化和被剥夺的位置。
这种结构导致了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女性的声音和利益经常被忽视或压制。
二、女性在社会中的权力地位女性学视角认为,社会的权力结构对女性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在许多领域,女性的权力和地位受到限制。
例如,在政治领域,女性在决策层面的代表性和影响力相对较低。
在经济领域,男性通常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职业机会,而女性则更容易受到性别歧视和职业壁垒的限制。
在文化领域,女性的形象和角色往往被社会刻板印象所束缚,缺乏真实和全面的呈现。
三、权力结构的互动关系女性学视角强调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
社会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权力关系和力量,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制约。
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引起权力结构的重组。
女性运动和性别平等倡导者通过争取平等权利和改变社会价值观,对权力结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权力结构改变的挑战和机遇在女性学视角下,改变社会权力结构是一项具有挑战性和复杂性的任务。
面对传统的男性主导权力结构,女性需要面对各种对抗和反对。
但同时,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也为女性争取权力提供了机遇。
例如,性别平等法律的出台、女性组织的发展以及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发声,都为改变权力结构提供了契机。
五、女性权力的价值和意义女性学视角认为,改变社会权力结构不仅仅是为了女性自身的利益,更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公正和平等。
女性的参与和影响力能够带来多元化和包容性,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美国外交奉行单边主义、物质主义和孤立主义,这种风格转向可以用权力这一概念予以解释。
特朗普的权力观具有高度的物质主义、个体主义特征,他认为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是美国最重要的权力源泉,不重视所谓"软实力"和其他观念的影响力。
从权力的生效机制角度来看,特朗普重视武力的威慑效用但谨慎使用武力;特别强调双边、即时对等的利益交换机制;基本上放弃通过投入物质资源对他者进行改造。
这种权力战略的正面影响是美国通过战略收缩能较快地促使其个体物质利益回归;负面影响则是美国由于过于自利而导致其结构性权力遭到显著削弱。
如何平衡个体主义权力和结构性权力的建设是美国战略家的当务之急。
中国应当警惕美国将其提升了的个体实力转化为结构性权力的动向,并找到破解应对之道。
关键词∶个体主义权力结构性权力特朗普权力观作者简介:郭楚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倪峰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六期2017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以下简称"特朗普")上台后签署第一份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此后美国做出了一系列"退群"和"废约"行为。
2018年5月,美国与韩国的新版《美韩自贸协定》生效。
为了推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特朗普上台后多次以"随时退出WTO"的姿态进行威胁。
特朗普政府在两年内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取而代之的《美国一墨西哥一加拿大协定》于2020年7月1日生效。
2018年5月,美国不顾盟友反对退出《伊朗核问题协议》,并单边恢复对伊朗的制裁。
2019年8月,美国正式退出《美苏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以下简称《中导条约》)。
在处理同盟体系事务时,特朗普政府最大限度地将维护同盟体系成本推给盟国,例如,多次要求韩国负担全部的美韩军演费用,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
组织结构与设计中的权力与控制机制在任何一个组织中,权力和控制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它们对组织的运作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本文将从组织结构和设计的角度探讨权力与控制机制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组织中实现有效的权力和控制。
一、组织结构与设计的定义及重要性组织结构和设计是指组织内部各部门、职能和人员之间的关系和协作方式。
一个恰当的组织结构和设计可以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效率和效果。
在组织中,权力和控制机制则是确保组织结构和设计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手段。
二、权力在组织中的意义与作用权力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组织中所拥有的控制资源和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
在组织中,权力可以用于实现组织的目标和任务,促进协作与合作,调节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冲突和分歧。
权力可以来源于个人的职位和地位,也可以来源于个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权力的合理运用可以有效地激励员工,提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
然而,滥用权力或权力不当使用会导致权威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决策失误等问题,影响组织的正常运作与发展。
因此,合理分配和使用权力是组织成功的关键。
三、控制机制在组织中的作用与种类控制机制是指组织内部用于监督和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和方法。
它们可以确保组织的各项活动和过程符合既定的规范和要求,同时也可以防范风险和错误。
常见的控制机制包括:1. 层级控制:通过建立明确的层级关系,上级对下级进行指导和管理,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
2. 绩效控制: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和评估指标,对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估和激励,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3. 过程控制:通过规范和标准化工作流程,确保工作的顺利进行和质量的稳定控制。
4. 内部控制:通过建立内部审核和监控机制,对组织内部各项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以防范欺诈和失误。
四、实现有效权力和控制的关键要素在组织中实现有效的权力和控制,需要以下关键要素的支持:1. 清晰的责任和职权划分:明确每个人的职责和权限,确保权力的行使符合组织的目标和任务。
2. 透明的信息流动: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和信息共享机制,确保信息的准确、及时和全面传达。
企业管理层权力结构对决策质量的影响分析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企业的决策质量对于其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而企业管理层的权力结构作为影响决策过程和结果的重要因素,一直备受关注。
不同的权力结构会对企业的决策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和未来走向。
一、企业管理层权力结构的类型企业管理层的权力结构可以大致分为集中型、分散型和平衡型三种。
集中型权力结构中,决策权高度集中在少数高层管理者手中。
这些高层通常具有绝对的权威,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并推动执行。
这种结构在应对紧急情况或需要快速决策时可能具有优势,因为可以避免冗长的讨论和协商过程。
分散型权力结构则将权力广泛分布在各个管理层级和部门。
每个部门或团队都有一定的自主决策权,能够根据自身的情况做出相应的决策。
这种结构能够充分发挥各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决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平衡型权力结构试图在集中和分散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点。
关键决策权由高层掌握,但在日常运营和一些特定领域,中基层管理者也拥有一定的权力。
这种结构既能够保证战略方向的统一性,又能够激发各级管理人员的主动性。
二、不同权力结构对决策质量的影响1、集中型权力结构集中型权力结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高决策效率,尤其是在面临危机或时间紧迫的情况下。
高层管理者凭借其丰富的经验和全局视野,能够迅速做出决策并采取行动。
然而,这种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弊端。
由于决策权过于集中,可能导致信息不对称和决策的片面性。
高层管理者可能无法充分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和细节,从而做出不符合实际的决策。
此外,过度集中的权力容易滋生独裁和腐败,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2、分散型权力结构分散型权力结构赋予了各级管理人员更多的自主权,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对本地情况的了解,做出更符合实际的决策。
这种结构有助于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促进组织内部的竞争和合作。
但是,分散型权力结构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
由于权力分散,各部门之间可能出现决策不一致和协调困难的情况,导致企业整体战略的执行受到影响。
结构性权力分析欧债危机:
生产一直是几乎所有政治经济的基础,一切有组织的社会都建立在生产结构的基础上,建立在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上。
可见,一个国家的经济因素中最为至关紧要的是要有生产性。
欧洲债务危机固然有其历史和体制等方面的因素,但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失去了生产性。
随着全球制造业中心逐渐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欧元区的制造业在全球化进程中逐渐失去了竞争力,他们生产的非高科技产品处于价格劣势,因此市场份额逐渐减少,产品生产空间不断被挤压。
由于科学技术水平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本质上的提升,科技水平较低的欧元区国家就无法通过制造业来获取利润,只能寄希望于其他非生产性的行业来发展本国经济。
现今危机比较严重的希腊、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都是欧元区制造业科技水平较低的国家,且经济发展极为依赖外部环境。
分别来看,希腊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爱尔兰和西班牙以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为主要支柱产业,葡萄牙以服务业为主要支柱产业,意大利以出口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为主要支柱产业。
这里除了意大利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基本不具备生产性。
意大利虽然具备一定生产性,但其出口加工制造业极为依赖国际市场,金融危机后国际市场不景气,且意大利制造的产品本身科技含量低,可替代性强,因此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
长此以往,其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房地产业和旅游业,逐步失去了生产性。
综上,这些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因为制造业水平低下,不具备国际竞争力,长期以来只能依靠诸如房地产业、服务业等拉动经济发展。
在加入欧元区后,由于更容易获得廉价贷款,这些国家进一步依靠大量投资和信贷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曰积月累,财政赤字不断累加。
再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出口,这些欧元区国家又无法采用灵活的货币政策,单独调整欧元的汇率,出口形势只会进一步恶化。
如此,赤字增加与出口下滑形成恶性循环,最终使这些国家的主权信用风险在本次债务危机中完全显露出来,一发不可收拾。
这场影响甚广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崛起中的中国同样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
首先,就知识结构而言,选取或创建中国自己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理论,要批判地吸收,并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就国内来说,在中国市场经济欣欣向荣且日益完善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经济理论来指导日常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成为今后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
就国际上来说,在中国迅速崛起并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机制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对外政治经济活动,应该成为今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
其次,就生产结构而言,大国要继续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强化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坚决遏制房地产业和信贷业的畸形发展。
对于垄断性国有企业,要加快管理体制改革,在垄断
行业引入民间资本以加强行业竞争,提高企业效率,使其不再成为国家财政的负担。
此外,中国当前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应该放在全球化的大视野中进行审视和思考,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的投资活动应具备更大的灵活性,既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所带来的种种风险,又要把握好危机带来的战略机遇,更好地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最后,就金融结构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应该成为中国今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着力点。
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这一点与欧元区十分类似,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发展优势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发展劣势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日趋明显。
中西部一些地区地域环境恶劣,自然资源稀缺,在科技方面也无优势可言;民众观念落后、因循守旧,受教育程度低,普遍素质较差;这些地区根本就未建立市场机制或者说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各项机制亟待完善。
如何因地制宜成为当务之急。
在遵循中央统一制定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条件下,在各个地区根据经济发展程度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发展,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和收支平衡尤其是应该予以关注的重点,中国今后绝不能出现欧洲那样的主权债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