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发掘的意义作者：王子今《光明日报》（ 2015年12月16日 14版）海昏侯墓考古发掘现场及发掘的“铜火锅”、雁鱼灯、“蒸馏器”新华社发海昏侯墓出土的编钟新华社发海昏侯墓虽然发掘工作尚未完成，但已出土的珍贵文物品级之高已经令人们震惊，相关发现或可为我们考察当时历史开启一扇新的视窗。
江西海昏侯墓的发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也形成了社会影响。
有评价以为其价值已经超过了马王堆汉墓。
这可能是从出土文物数量和部分文物品质得出的判断。
其实，发现文物数量从来不是考古工作判定古代遗存价值的主要标准。
不过，发掘工作尚在进行，特别是已经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简牍，经清理、保护后进入释读研究程序，我们期待会有惊人的发现。
如果简牍资料内容充实，保存良好，或许可以获得信息量超过以往各处秦汉墓葬出土随葬文书的新的丰收。
现在已经基本确定，墓主身份与海昏侯家族有关，很可能是第一代海昏侯刘贺。
因刘贺曾经卷入上层政治斗争，有短暂践帝位的经历，相关发现或可为我们考察当时历史开启一扇新的视窗。
海昏侯封国南昌，考古收获也有益于深化区域文化研究。
该墓的保护与发掘实践，将为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的进步提供可贵的经验和多方面的积极启示。
1.刘贺际遇：霍光时代政治史的写真汉武帝晚年曾有被班固称作“仁圣之所悔”的政策转变，即所谓“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深陈既往之悔”。
史称《轮台诏》者，明确表态“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诏文内容显然并非仅仅限于对西域局部地方军事规划的调整，而具有全面转换政策导向的意义。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载录此诏文之后，言“由是不复出军”，随即写道：“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一个“明”字，告知我们“富民”二字是指义明朗的政治信号。
《新序·善谋下》曾写道：“孝武皇帝后悔之”，下诏拒绝桑弘羊轮台军屯建议，以为“非所以慰民也，朕不忍闻”，宣布“当今之务，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于是“封丞相号曰…富民侯‟，遂不复言兵事，国家以宁”。
可见，《轮台诏》所宣示的政策转变，很早就为史家和政论家所认识。
司马光说，汉武帝具有的政治才智和政治表现，包括“晩而改过，顾托得人”，使得汉王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
此“顾托得人”，主要肯定的是霍光的作用。
汉武帝晚年“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政策原则，在霍光执政时代得到了切实推行。
霍光在汉武帝身边服务20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武帝临终，“受遗诏辅少主”。
汉昭帝即位时年仅8岁，政事全由霍光主宰。
霍光虽“政自己出”，但“资性端正”，沉静稳重，据说言行“不失尺寸”。
他多次支持汉昭帝下诏削减国家的财政支出，减免田租和赋税，对于贫民开放禁苑加以救济，并赈种子贷和口粮。
昭帝时代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进步，霍光起到了积极作用。
汉昭帝执政13年去世，由于没有后嗣，执政集团面临确定帝位继承人的问题。
霍光否定群臣所议广陵王刘胥，借“承皇太后诏”的名义，迎昌邑王刘贺入长安。
刘贺“既至，即位，行淫乱”，霍光召集群臣相议未央宫：“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朝会中使用“昌邑王”称谓，实际已经不承认刘贺“帝”的身份。
霍光的决定得到了“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的强力支持，议者都表示“唯大将军令”。
霍光安排拘捕刘贺从昌邑带来的“故群臣从官”，在武士执兵器陈列殿下的情况下，宣布刘贺罪责，以其“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确定“当废”。
“皇太后诏曰：…可。
‟”刘贺就车，“涕泣而去”。
严格说来，霍光是以政变的方式变更了最高执政者的人选的。
事后“昌邑群臣”被诛杀200余人。
丞相张敞等向皇太后的报告中说：“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
”仍称刘贺为“陛下”。
而皇太后斥责之辞，言“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已经明指为“人臣子”。
刘贺被指控的罪行主要在于生活和娱乐方面，如“鼓吹歌舞”“弄彘斗虎”“湛沔于酒”“敖戏”“淫乱”等（《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并不涉及执政倾向。
《汉书》卷二六《天文志》则说他被废的缘由是“行淫辟”。
有人说，刘贺在当皇帝的27天里据说做了1127件荒唐失礼的事情。
此说应当依据《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千一百二十七事”的记载。
这句话原本意思是，刘贺在位27天，频繁派遣使者以皇帝名义向朝廷各部门调发物资或要求服务，共计1127起。
《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献帝纪》载卢植的说法，也可见“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过千余”。
其实刘贺的“罪过”，具体说来，应当不仅仅是“千一百二十七事”，而主要的问题，是“行淫乱”“行淫辟”。
随后霍光等选定即位的是汉武帝的曾孙，戾太子刘据的孙子，曾经因巫蛊之祸在襁褓中即系身狱中的刘询。
这就是汉宣帝。
汉宣帝有儒学修养，“亦喜游侠”，由于曾经有平民生活经历，“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汉书》卷八《宣帝纪》），因此具有一般“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汉书·景十三王传》赞引《荀子》）的皇族子弟皆不可及的政治素质。
汉宣帝的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卷九《元帝纪》），就体现出相当高明的执政理念。
汉宣帝在位25年，对西汉后期的历史进步贡献很大。
《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赞扬他“丕显祖烈，尚于有成”。
或许可以说，刘贺遭遇了人生悲剧，但是历史因此发生的走向变化，提供了成就昭宣中兴的重要条件。
冷静有为的汉宣帝与权势空前的霍光之间有着或明或暗的博弈。
秉政前后20年，可以“立帝废王，权定社稷”的霍光死后不过4年，其家族因罪被处置，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
时在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
5年之后，即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刘贺去世。
也就是说，刘贺看到了霍光的去世，也看到了霍氏家族的败亡。
不过，这时他已经被安置在距离政治中心非常遥远的地方。
海昏侯墓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很可能会发现记录刘贺政治经历和政治体验的文字，或许有助于深化对这一阶段情节复杂的政治史的认识。
2.海昏侯墓发现反映的昭宣时代社会经济文化正如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所指出的，海昏侯墓园是中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
海昏侯墓是江西迄今发现的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工艺水平最高的墓葬。
海昏侯墓现已发现的重要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闪光点。
如精致的组合乐器与伎乐俑，反映了当时贵族生活的艺术情调。
漆器文字或许有益于说明漆器制作工艺流程与原料配方。
偶乐车和实用安车、轺车，可以反映当时的出行方式和车舆制度。
虫草等物品的发现，可以增进我们对当时医药史和养生史的认识。
形制特异的被称作“蒸馏器”的青铜器，其真实用途值得考察。
有人称作“火锅”的炊具，也是可以深化饮食史研究的重要发现。
青铜器铭文中“昌邑食官”“籍田”“南昌”字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相关制度史和地方史。
精致的包金、鎏金银、错金银器具和华美的漆器，均体现出设计者的审美情趣和制作者的高超工艺。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研究员对有的出土器物“算得上是最顶级的工艺”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汉书》卷八《宣帝纪》这样赞美汉宣帝时代的成就：“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
”以“技巧工匠器械”即产业工艺全面的质量水准作为说明社会的“治”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是认同的。
而海昏侯墓出土文物，或许可以为“孝宣之治”提供相当充足的具体的实证。
海昏侯墓出土五铢钱数量甚多，据估计达200万枚。
麟趾金、马蹄金、金饼的发现，也体现直接随葬大量金钱的厚葬形式。
西汉其他高等级墓葬也有类似发现。
相关现象反映当时社会追逐富贵、讲究富贵、炫耀富贵的意识有广泛的影响。
而海昏侯墓的这种埋葬方式，也是以当时社会经济比较富足为背景的。
出土屏风与孔子故事有关的图像和文字，应当受到儒学史学者的重视。
同类性质的孔子画面，这是最早的发现。
图像史学、美术考古研究者也可以从中发现重要的信息。
从社会思想史、社会意识史的视角考察，这一资料可以看作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来儒学逐渐上升至意识形态正统地位历史进程中的非常重要的文物标志。
相信正在清理保护的简牍中，应当存在与此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说明的资料。
3.刘贺归宿：海昏侯国的区域文化分析据《汉书》卷六八《霍光传》记载，在未央宫承明殿议定废刘贺时，“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
‟”秦始皇时代，曾经将嫪毐、吕不韦的附从者徙房陵。
灭赵，俘获赵王后，也迁房陵。
汉武帝时代，因罪被废迁房陵的，有济川王刘明、常山王刘勃等。
汉宣帝执政后，废迁房陵的还有清河王刘年、广川王刘海阳。
然而太后否定了群臣的建议，让他回到昌邑。
不过，刘贺在回到昌邑11年后，汉宣帝元康三年（前63年），又被封为海昏侯。
《汉书》卷一五下《王子侯表下》在这一记载下明确说到这一侯国的所在地是“豫章”。
刘贺作为最高执政集团并不十分放心的“废放之人”，终于还是被“屏于远方”，迁徙到确实“不及以政”的地方。
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江南”地方穷僻落后，开发程度很低。
如《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所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
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江南侯国封置数量有限。
我们知道汉文帝时贾谊任职长沙国时心情抑郁，主要原因是“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
而舂陵侯刘仁封地在零道之舂陵乡，以“舂陵地势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汉元帝时，徙封南阳之白水乡（《后汉书》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列传·城阳恭王祉》）。
海昏侯国的环境，也不免“地势下湿，山林毒气”。
不过，我们比较《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提供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和《续汉书·郡国志》提供的汉顺帝永和五年两次户口统计数字，138年之间，豫章郡户数增长了502.56%，口数增长了374.17%。
两汉之际，公元2年至公元140年之间，全国户口数字则呈负增长的趋势。
当时，位于今湖南的零陵郡和位于今江西的豫章郡位于中原向江南大规模移民通道的要冲，都接纳了大量的南迁人口。
正是由于自两汉之际开始的由中原往江南的移民热潮，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
可以推想，海昏侯刘贺家族也许对豫章地区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初年的环境开发和经济繁荣有所贡献，不排除海昏侯墓出土文献中存在反映这一历史变化的信息的可能。
据《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王刘髆》的记载，刘贺“就国豫章”时，“食邑四千户”，户数较昌邑汤沐邑二千户成倍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