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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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思考
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富士康”变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
从2010年1月23日其“第一跳”到今日网上流传真假未明的“十五跳”，富士康似乎变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怪圈，无论是五台山的法事，还是郭台铭亲自视察的气场，都未能镇住这场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
从一开始大众的指责、疑惑，或者同情等各种情绪，演变到而今许多人几乎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关注富士康的闹剧，暂且搁置这些问题，我们所要关注的是，在这场不知何日能结束的悲剧中，我们能够得到的启示究竟是什么？
富士康科技集团，创立于1974年，是专门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6C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
2008年富士康出口总额达556亿美元，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3.9％，连续7年雄居大陆出口200强榜首；跃居《财富》2009年全球企业500强第109位。
从这段公司简介中，富士康是科技实力雄厚的高科技企业，这毫无疑问是我们对于富士康的第一印象，然而，当我们透过这段文字的表面，富士康只是一家没有太多自主创新能力的超大规模的制造公司，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这便是我们可以挖掘到的本质。
甚至连富士康也毫不讳言“多年来致力于提供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全方位成本优势””，富士康定位不在于技术型或者资金型，它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生产成本，而劳动力成本在其竞争力的提高上毫无疑问地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富士康的工资水平在上调前是仅仅可以维持在深圳地区最低生活水平的900元，毕竟，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就意味着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这是每个企业家都不愿看到的。
而回归于富士康连环跳楼的事件本身，我们不妨关注这些跳楼者本身，一位24岁的青年，卢新的生前留下的一段文字似乎可以让我们寻找到一点蛛丝马迹：“为了钱来到公司，可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是在浪费生命。
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啦，很迷茫。
”在这段文字里，似乎表达了许多自杀者的心声：他们来到富士康，来到这个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其目的是为了富士康的科研能力，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富士康招工处“不要求任何学历”却是其可以招收大量员工的重要保证，这就必然决定了即便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等高素质人才，其在富士康是不能完全发挥其能力的，换言之，在富士康对教育程度的不作要求的条件下，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人才其教育就变成了一种负赘。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那些素质较高的人才的压抑心理了，在富士康的工作环境下，过去
多年所受的教育，自己所拥有的知识非但没有丝毫让自己得到更多，甚至其酬劳比起知识水平较低的员工还不如。
加之在富士康的工作环境，每天将近十个小时的机械工作，以及希望获得较高薪酬就必须更多加班的残酷的企业机制，他们在这种环境中产生幻灭感，是很正常的事情的。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一个赚钱工具变回一个人，那可就会有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问题出现，就会发生极端事件。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进而变成了机器。
如果一个工人做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我们知道人会有七情六欲，一旦七情六欲被压抑下来，我们在心理、生理上都会有高度紧张，最后有冲突爆发。
”
富士康的财富，是这80万年轻人组成的员工大军所创造的，然而，我们反过头来关注这些财富的创造者，却常常发现一些负面因素，这些年轻人在卖出他们的第一步踏上社会以后，迎面的却是一堵墙，富士康中所有的机制都是排斥他们的，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他们，你们是不属于这里的，你们是打工的，你们是不属于这里的，而所有的这些融合起来，就变成了他们难以克服的困境，而当这种困境变得无法克服与解决时，他们中心理稍微脆弱些的能够选择的就只有自杀这种极端的形式来克服了。
我们很难说到底什么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这里面有国家、企业的原因，当然，也毫无疑问有他们自身的原因，然而，我们无论如何，是不能将主要的责任归结于他们的咎由自取，他们都是刚刚迈入社会的年轻人，心智与能力都需要锻炼，他们为国家社会承担了创造财富的重要责任，而社会与企业也有责任来关注这些财富的创造者。
“没有进研发”富士康的悲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今社会体制的不合理，许多大学生对于进入富士康是怀着很高的期望值的，而当这种期望与现实差距较大时，他们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失落等负面情绪，这也多少反映了一点在教育的过程中，对于如何认识并适应社会还是较为薄弱的环节。
而这些怀有较高期望值的员工，他们怀才不遇的想法，求之于富士康也是存在问题的，作为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只能用极低的生产效率、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仅仅作为世界最大的代工企业来获取最大化的利益，这是很触目惊心的，也暴露了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可是，如果富士康真正地实现了自主创新，可以运用极高的生产效率与其他国家同类型的企业进行竞争，那么，毫无疑问地，可能是十万，或者八万，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也即富士康一定不会再需要八十万那么多的员工了，那么，问题在于，剩下的那几十万员工
出路何在？在生产效率普遍低下的今天，即便他们的待遇是极为低下的，他们毕竟还有活路，然而，当生产效率提高，他们失去工作后，却是连生活的门路都被堵死了。
一个富士康尚且如此，那么，如果全社会生产效率普遍提高，那么，我们将要面对的将会是严重很多倍的问题，如果我们可以达到西方国家的生产效率，譬如美国，那么，意味着将会有十分之九的劳动力将会是不被社会所需要的剩余劳动力，如果九亿人失业，那么，引起的后果将会是不可想象的。
换言之，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在进步中还必须要保持社会生产率不至于过高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失业及由此造成的不安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必须普遍平均，或者说，普遍贫困。
毕竟，将社会财富全部集中在百分之十的人手中是不可能的，也即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至少人口数量没有质的下降时，我们还必须维持一个较低的人均社会生产率，这也是一种无奈。
而富士康为人们所诟病的许多缺陷其实是现今企业的一种通病，不仅仅只存在于富士康，在其他企业中也必然或多或少的体现着，因此，要彻底解决富士康的连环跳事件，其绝不是做一场两场法事，或者是郭台铭视察所可以的，只有制度的改变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然而，这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反观富士康企业，进行心理疏导，提高工资水平，甚至与员工签订不自杀合同多多少少也反映出一种无奈，然而，不管能够改变多少，在现今的条件下，避免对员工精神上的压榨，这是需要注意的。
无论是十五跳还是十三跳，十数个甚至数十个的数字，与八十万的数字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当我们把这十数位个体各自孤立起来看，我们也许说是他们自身的问题，然而，当他们连串起来，我们就不能不思考制度的合理性了，其实这些生命所承受的沉重，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带给他们的，而他们纵身一跃时，那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背后的推手，而对于这些年轻的生命，社会与企业有责任努力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那么，无论经济如何发展，都是换不回人们的幸福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