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０．１０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土地庙捐了门槛，就以为可在祭祀时“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了，谁知四婶见了她还是大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语气中显然比先前更加严厉和不满。
结果，祥林嫂“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
”猛然发现，自己的命运丝毫也没改变。
从“讪讪的缩了手”写到“受了炮烙似的缩手”，从“疑惑的走开”写到“失神的站着”，作者藉助细节强化，揭示卑怯人生的社会根源：祥林嫂的不幸也许更多的不是直接来自自身的遭遇，也不是直接来自上层统治阶级的压迫，而是来自鲁四老爷、四婶、柳妈这样一些封建卫道士和伪善者。
作者欲告诉人们，祥林嫂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其处境是多么可悲。
尤其像鲁四老爷、四婶、柳妈这样的伪善者，更易将祥林嫂推向苦难的深渊。
看来，妇女解放问题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将套在脖子上的精神枷锁解开就万事大吉，难的是不易铲除制造精神枷锁的环境和土壤。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短篇小说创作是很善于运用强化艺术技巧的。
只要能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他总是将一个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感知觉和思维力集中于某个方面，哪怕是小小的细节也不断重复强调，以引起人们对其笔下人物命运的深切关注。
事实也表明，强化思维不仅是鲁迅小说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而且也是一种重要的写作技巧。
这种技巧在他那里，既能深刻的刻画人物，巧妙的表达创作倾向，又能拓展读者的感受空间，提高读者的鉴赏力。
其短篇小说享有“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４］ 的美称，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注释：［１］鲁迅：“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
”（《鲁迅全集》卷六２６５页）鲁迅的创作正具有这一强烈的主体意识。
［２］这里只以《祝福》为例，其实鲁迅的其它小说如《孔乙己》、《风波》、《长明灯》、《示众》等也是很好的实例。
［３］高尔纯：《短篇小说结构理论与技巧》，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３页。
［４］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张木荣 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 ５１８０６０）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对母亲形象的刻画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以“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等对母亲形象的经典描写，在民众心中树立起了符合父权文化传统要求的母亲形象的楷模。
然而母性神话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最具有女性意识，同时又由游离于大众话语之外的张爱玲开始解构。
其笔下的母亲一洗超凡脱俗的神圣光圈，从云端直坠凡尘。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突出表现了母亲的虚伪、自私、异化和扭曲，把母亲看作恶魔的化身，塑造了一个曹七巧式的恶母形象。
这两种极端引起更多作家对母亲形象进行反思和探讨，当代女作家池莉笔下的母亲形象，身上既闪耀着神圣的母性光辉，同时又折射着无法掩饰的缺憾和局限，她们是日常生活中立体而真实的母亲。
而香港女性主义作家亦舒也对母亲和母爱进行了探究，其作品中呈现了一批个性鲜明、反差明显的母亲，可谓对母亲形象进行了一番颠覆和重构。
以书写都市女性小说见长的亦舒，在发掘和关注女性真实的愿望、需要和才能的同时，塑造了一大批聪慧美丽又独立洒脱的新女性。
然而作为女性角色一种的母亲，在亦舒的大部分作品中是被陌生化和边缘化的人物，着笔不多，但自私寡情、面目可憎的特征却非常鲜明：《人淡如菊》中乔的妈妈，乔形容她“母亲之泼辣，真是惊人”，《绝对是个梦》中女主人公程真的母亲啰嗦保守，母女感情一直不算太好。
《玫瑰的故事》中母亲三十八岁生下黄玫瑰，非但没有中年得女的喜悦反而视女儿为负担，用母亲的话说“是我自寻烦恼”，她发起牢骚，“四十岁还生孩子，现在女儿不像女儿，孙儿不像孙儿”“怎么会生你这种女儿”“一点教养——亦舒笔下母亲形象分析母亲形象的颠覆与重构○林 琼摘 要：女性主义作家亦舒从女儿身份的视角，对母亲形象进行了批判和颠覆，刻画了许多自私虚伪、责任感缺失的母亲形象。
随着作者叙述立场的变化，亦舒又对母亲形象进行了重构，转而塑造一些开明、宽容、平等的母亲形象。
母亲形象的嬗变显示了亦舒对母亲形象和母女关系的深入探究。
关键词：母亲形象 亦舒 颠覆 重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１０．１０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都没有，尽丢人”是母亲的口头禅。
当女儿成天坐在房间里不出门，三顿饭送进房内，只略吃一点，然后就坐在窗前，什么也不做时，母亲居然说“玫瑰仿佛终于转性了”。
亦舒以叙述者的口气评价道“母亲根本不知道小女儿的心，她不是一个好母亲”。
文中更生的母亲并未出场，通过更生之口可以得知其母亲形象：“母亲尽一生的力强逼我走一条她认为正确的路……”，“如果我考不到港大，老妈一辈子都不原谅我，我已经为这事受足了气，甚至挨了两记耳光”。
亦舒从女儿身份的视角，敏感地发现女儿成了母亲的拖累、母亲的面子，母亲不再温柔慈祥、胸怀博大。
《圆舞》中周承钰的母亲，《绝对是个梦》中程功的母亲等更是因贪图自己的享受抛弃了自己的女儿。
尽管这些被概念化的母亲与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母亲形象有着偏离，但这些与传统文化标准不一致的母亲，打破了“圣母”的神话，显示了人性真实的一面。
亦舒对“母亲”形象的去神化处理体现为对其体貌特征的贬抑。
《圆舞》中母亲将女儿过继他人时曾“竭力打扮过，小腰身的外套，窄裙。
那套衣裳太小了，绷在身上，现出她的小肚子，她也自觉，老用大大的手袋遮住腹部”，“假牙没装好，紫色的牙肉与磁牙间有条黑色的缝，怪不自然”。
《绝对是个梦》中程功的母亲“风霜憔悴浓妆的面孔，比实际年龄老了１０年不止，她穿着非常时髦但质廉工差的衣饰”。
母亲外形的特征既是生活遭遇与人物心理的反映，也是作者不自觉的情感倾向的流露。
作者不满足于通过体貌描写陌生化“母亲”的形象，她试图穿透表象揭示母亲的“母性意识缺失”，达到对传统意识中“母亲”形象的颠覆。
亦舒小说中，对母亲形象的深层贬抑主要是通过以下方面显现出来的：一是抛弃母慈和人格尊严，一心追逐个人物质享乐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二是追求个人爱情或事业，置子女于不顾，责任感缺失。
《绝对是个梦》中程功的生母家境好的时候是中午起床，化好妆穿好衣服驾着欧洲跑车出去赴约，家务及孩子全交给佣人，午餐后逛逛街，算是一天；丈夫死后家道中落，便将孩子送到慈善院收养，全然没有一点母性意识；走投无路时却来乞求女儿安顿她的生活，不但责任感缺失，而且全无尊严可言。
《圆舞》中周承钰的母亲带着女儿改嫁后，夫妻之间意见不合竟撇下女儿负气出走，丝毫不顾及女儿的处境；见有人收养自己的女儿，欣然拱手相让，生活无以为继时竟恬不知耻地找女儿的监护人借钱，品行恶劣，道德丧失殆尽可见一斑。
《玫瑰的故事》中黄玫瑰为了早日离婚与心爱的人相守，亦放弃女儿的监护权，仅在每年女儿生日时寄去一件衣服。
叙述中亦舒从性格和追求这一角度探究了母性缺失的原因。
自私猥琐的母亲形象使人们接触到一个解读母亲的全新视角，母性神话的重新解构使人们看到了一个被无数鲜亮的语言与多重坚固的屋宇掩藏下的母亲世界。
小说中“恶母”形象的塑造是母性神话解构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对父权文化的反戈一击，表明女性不再对父权文化赋予的角色依依不舍，不再歌功颂德，她们要从自身的丑陋追根溯源，认识自我，实现女性自身成长。
亦舒瓦解了“母亲”的形象，写出了对母亲的痛苦回忆。
传统宗法社会中母亲慈爱、无私、坚强、奉献的美好品质被她从“母亲”身上剥离，母性母慈受到质疑。
母性的失落让亦舒在很多作品中采用了抽离的方式，将母亲从文中抹杀，或者一笔带过。
如《红尘》中周如心从小就与姑奶奶一起生活，做着修补瓷器的特殊工作，与父母的感情比较疏离。
《镜花缘》中仅在之洋昏迷住院后提过一次她的父母，却是“可能误会之洋吸毒，自暴自弃，故神色冷谈，见她无恙，便匆匆离去，算是礼数已尽”，母亲与女儿在彼此心中的位置均是可有可无的。
从“审母”到“无母”，亦舒打破了长期在传统话语中被诗化了的慈母形象，消解了母亲形象的神圣性，客观上也为塑造女儿独立的个性提供了特殊的生存体验环境。
然而，亦舒对母亲角色虽失望但不绝望，而是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关注女性成长，所以她的笔下也塑造了开明的、慈爱的母亲，尽管这类母亲在亦舒笔下为数不多，但可以看出亦舒对母亲角色的希望。
这种分类可以年龄为界限，大多数中老年母亲是“自私型”的代表人物，中青年母亲则是“开明型”的化身，母亲的形象经历了一个被颠覆又被重构的过程。
如《胭脂》中的两代单亲母亲，就与其它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有所不同，尽管老一代母亲身上还保留了享乐、啰嗦、喜欢抱怨、沉迷回忆的痕迹，但她已经能对孙辈的一些做法持支持的态度，并说“不管怎样，你得支持她，你是她的母亲”。
而年轻的单亲母亲杨之俊，则完全是自立自强自爱的化身，同时又是一个慈爱的母亲。
尽管在子女交友和关于工作的看法上和女儿之间有着一些分歧，但能够换位思考支持女儿的追求，在读者眼前呈现出一个开明的母亲形象。
除此之外，亦舒笔下也用简短的文字形象地刻画了一些怜子心切的母亲，如《玫瑰的故事》中林老太的儿子为情自杀后，她歇斯底里地拉着“我”，几乎没跪下来，“求求你，黄先生，我只有一个儿子，现在躺在医院里，他口口声声要见黄玫瑰，求求你，你们就去看看他吧。
” 各种特质的母亲形象的并存，是以女性为主体的无限多样的生存景观来构建女性生存自然状况的写真集。
亦舒对母亲的重构超越了血缘关系，养母反而比生母更好，如《绝对是个梦》中，养母程真不但悉心照料养女的生活起居、辅导功课，且在精神上互为支柱，无话不谈，即使误以为养女夺走了自己的丈夫时，也打算原谅她成全她。
《独身女人》中对继母也给予了同情，认为“不过是爱了有孩子的男人”。
从自私寡情到平等开明，这两种反差极大的母亲形象是亦舒从不同的视角对母亲角色的审视和探讨，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颠覆和重构，对我们认识母亲、解读母亲、建立新型的母子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１］杨爱芹．书写与重塑——浅谈现代女性文学中的母亲形象的嬗变［Ｊ］．理论月刊，２００４，（８）．［２］殷亚楠．浅析池莉小说中的母亲形象［Ａ］．引自ｈｔｔｐ：／／ｓｄｚｘ．ｒｄｅｄｕ．ｎｅｔ／ＲｅａｄＮｅｗｓ．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７７３．（林琼 常德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４１５０００）。
![《金锁记》女性主义研究的文献综述[权威资料]](https://img.taocdn.com/s1/m/7eb85293b8d528ea81c758f5f61fb7360a4c2b5a.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