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市场的现状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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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货市场的现状与战略

中远期现货市场是传统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过渡模式,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特别是农产品领域,如何规范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一、中远期现货市场是改造和提升传统现货市场的必然方向

完善的现代化商品市场体系,应是原生品与衍生品市场的有机结合。它以传统的现货市场为根基,发展出中远期现货市场、期货市场(衍生品市场)等多层次、多种类型的市场,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和企业发展的各种需求。

传统现货市场中,商品从生产到销售需要经过多级中间环节,流通成本高,信息收集难,谈判成本大,社会资源占用多,受地理、交通、交易、地区性需求偏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中远期现货市场将全国乃至全球分散的交易用互联网联结起来,信息沟通、资金转换主要通过网络自动配对成交,优势十分明显。首先,实现了即时转让。传统现货贸易没有即时转让机制,价格上涨时,即使有买方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也很难得到所需的货物,在价格下跌时,即使下游的买方能找到更低价格的商品,也不得不用以前订的高价资源继续生产。其次,买卖双方无需见面协商、谈判,交易费用大大降低。第三,减少了中间环节。贸易商跳过中间环节,把商品直销给下游用户,实现了双赢。第四,减少了物流,只在生产和终端销售或终端消费环节发生物流,中间多次交易不需要发生物流,流通环节得到了简化,各地资源就近配对交易,资源配置更合理。第五,实现了跨时间商品交易,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鉴于以上优势,1997年后,国家和地方大力鼓励中远期现货市场的应用与发展。目前拥有中远期现货电子交易盘的市场多达200余家,涵盖主要的大宗原料商品,其中农产品占多数,在2009新开业的35家电子交易市场中,有21家市场定位于农产品领域,交易品种包含苹果、棉花、白糖、玉米、淀粉、红枣、木材、猪肉等,涵盖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副业等多个领域。

期货市场是建立在现货市场背景之下的金融市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满足企业规避价格剧烈波动风险的要求,使得企业可以根据规划合理安排生产,保证预期利润等。从理论上讲,农产品期货的存在与发展使农产品价格调控进入了新阶段。利用农产品期货引导农产品生产者形成合理的价格预期,适时调整供给曲线,减少供给的波动性。进而使得农产品的供给曲线发生改变,农产品市场由于生产者的自我修正,“发散型蛛网”逐步转化为“收敛型蛛网”,起到了稳定农产品生产和销售的作用。[1]我国期货市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1990年10月,郑州商品交易所诞生,此后陆续建立了大连商品交易所(1993年)、上海期货交易所(1999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金所,2006年),形成了涵盖金属、农产品和金融产品等交易品种的中国四大期货市场。从国外经验来看,期货市场实现大宗商品的定价,而现货市场则承担商流、物流的职责。

与发达国家中远期现货市场早于期货不同,我国中远期现货则出现在期货之后,并大量学习期货交易的模式,业内多称之为“电子期货”。一方面有意无意为期货、期权等高级市场组织形式培育了品种、市场与投资者,在期货市场品种创新缓慢的情况下,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2]另一方面,也使中远期现货成了“变相的期货”,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风险。

二、中远期现货市场存在的严重问题

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在国家的鼓励支持下,中远期现货电子交易市场迅速发展。但是,种下龙种经常收获跳蚤,由于准入门槛低、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及市场监管乏力,中远期现货市场“事故”频发,动辄造成数亿乃至十几亿元的损失。近年来先后爆发了海南天然橡胶事件、广西白糖事件、浙江嘉兴茧丝绸事件、郭远峰卷款潜逃事件、沂蒙花生崩盘事件、龙鼎大蒜事件,最终将中远期现货市场推向了风口浪尖。

根本原因在于中远期现货市场的“变相期货化”,发展成了四不象的怪物,它们用中远期现货市场名义成立,用的却是期货的模式,市场合约可以自由买卖,计量单位采用“手”为单位,并使用建仓、持仓、平仓、保证金等期货交易专用规则,相关条款几与期货交易无异。按照《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任何机构或者市场,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采用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同时采

用以下交易机制或者具备以下交易机制特征之一的,为变相期货交易:(一)为参与集中交易的所有买方和卖方提供履约担保的;(二)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和保证金制度,同时保证金收取比例低于合约(或者合同)标的额20%的。现在的中远期现货全部采用标准化合约交易,而据《上海证券报》调查,目前绝大多数中远期现货市场,名义上收取的客户保证金比例都在20%以上,实际上客户真正缴纳的保证金比例一般仅为10%以下,其余超过一半的保证金会有银行融资给客户。[3]

2010年之前,中远期现货进入门槛低(自然人只需向工商部门注册即可办市场),许多县级城市就有数家此类市场。由于这类市场不属于有形现货批发市场,商务部管不好;由于未在证监会注册,证监会不能管。就像上海大宗农产品市场,上什么品种,是没有哪个部门来具体管理的,只要是工商局登记注册的营业执照上允许的经营范围都可以上。至于他是否远离产地、是否有当业资质、是否实现物流,没有部门管理,完全取决于市场本身决策。[4]

这就出现了巨大的监管漏洞,导致它既不遵守现货交易规则,也不遵守期货运行规则,最终一步步滑向了深渊。第一步,交易商不以现货为目的,电子交易量远大于现货交易量,很多市场的交割率不足万分之一,买空卖空使现货市场变成了期货市场。[5]第二步,交割极不规范,根本没有合乎标准的现货可供交割,也没有实现交割的打算,这使得套期保值功能完全丧失,期货市场变成了赌场,现货价格不再支撑电子交易价格,资金量成了决定输赢的主要因素,电子交易价格经常严重背离现货价格,大蒜一吨出现过3000多元的差价。第三步,市场主办商眼红挣了钱的交易商,加入交易行列,有时直接加入,有时虚拟交易方,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赌场的公正性开始丧失。“我们从银行账户上调查出来的资金只有100多万元,但他们在交易过程中持仓资金的规模超过1000多万元。”[6]第四步,市场主办商制造虚假信息误导对手,庄家开始出老千。第五步,市场主办商虚拟保证金进行要约,在做错方向时,导致巨亏,无法平仓。第六步,市场主办商停止一方新订,则变成了赤裸裸的抢劫。最后,转移交易商保证金,一溜了之。大蒜论坛中评道:“庄家赚了钱,你赔了钱,这是一种结果。庄家赔了钱,你赚了钱,你出不了金,这是另一种结果。”

“龙鼎大蒜事件”就是明显的例子。

龙鼎盘在2009年6月新蒜季开始时并没有参与交易。龙鼎盘参与做空,跟空头主力侯大伟密切相关。侯大伟,大连人,原为苹果交易商。从去年7月下旬开始,侯大伟开始参与龙鼎盘交易。“当时蒜价1.7元/斤左右,而他判断到今年价格可能会跌到0.7元/斤,就开始不断建空仓。”

从去年7月下旬到8月中旬,侯大伟基本建仓完毕。但大蒜价格却并没有如他所料下降,反而节节攀升,至他建仓完毕已经上涨至2.1元/斤左右。此时,作为一个成熟的操盘手,侯大伟本该割肉出局,但他却不断追加,共打入账户6800万元。

侯大伟将保证金额度增加至6800万元后,大蒜价格继续飙涨,侯大伟的保证金很快消耗殆尽,面临爆仓。

“如果当时龙鼎盘痛下决心,将侯大伟的空仓强行平掉,就不会有现在的结局了。但侯大伟不愿意平仓,他说要回趟大连,再带来2亿元。但他随后爆仓,市场就决定‘借’给他一部分资金,向他账户中输入3000万元的虚拟资金。而这,成了祸根。”

侯大伟回大连后,就仿佛从人间蒸发,再也没有消息。

而这时,随着大蒜价格的飙升,龙鼎盘已经深套其中,这时平掉侯大伟的头寸,就意味着市场要拿出3000万元现金给多头。

龙鼎盘不愿出这3000万元。但是,大蒜现货价格继续上涨,更多的买方涌入龙鼎盘,龙鼎盘价格跟着上涨,龙鼎盘为保住侯大伟的仓位就不得不追加更多虚拟保证金――“侯大伟的仓位,亏损最严重的时候不仅仅是6800万元没有了,另外还欠1亿多元的保证金(也就是龙鼎盘追加的虚拟保证金),合计亏损高达2亿元之多。”

龙鼎盘已越套越深。随后,龙鼎盘选择了另外一种手段,反守为攻,以更多的虚拟资金打压期货价格,使期货价格远远低于现货价格。但巨大的期现价格倒挂,使空方的账面亏损降了下来,多方则要求现货交割。但龙鼎盘显然没有那么多现货。即使拥有现货,把7000元/吨以上的现货以4000元/吨左右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