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于伦敦……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的评论，这个批评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
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存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
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
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这家伙是一个讨厌的朋友。
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
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
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
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
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
但是，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
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政治的概念》读书笔记《政治的概念》是施密特的代表作之一，在全书中，施密特从国家、世界和人性等角度出发建构政治的概念，并提出政治概念的核心是划分敌友。
本文将在阅读文本的基础上对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进行简单的梳理。
在全书的开篇，施密特提出了“国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的命题。
紧接着他叙述了一个关于国家的通常说法：“国家是在封闭的疆域内，一个有组织的人群拥有的政治状态。
”随后，他指出，这只是一般性解释，而不是国家的定义。
因为在此所关注的乃是政治的本质，所以这样一个定义尚未得到保证。
于是，施密特开始从国家的角度建构政治的概念。
在他看来，国家是政治统一体，是一个有组织的、拥有国内和平与领土完整以及不受外国干涉的政治统一体，以民族、主权和领土为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
于是，施密特提出自己对民族、主权和领土等基本要素的看法。
关于民族，施密特认为，国家是民族的政治统一体。
无论就其字面意义而言，还是就其历史形象而言，国家均是一个由民族构成的特殊状态。
关于主权，施密特认为，国家是主权统一体。
在他看来，国家作为民族的政治统一体，是一种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统一体，与其他各种组织相比，它是最高的、做出权威性决定的统一体。
国家作为决定性的具有权威的最高政治统一体意味着它拥有主权。
因此，从本质来看，国家乃是主权统一体。
关于领土，施密特认为，国家是确立了领土边界的政治统一体。
随后，施密特提出：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
他认为，“朋友与敌人这对概念必须在其具体的生存意义上来理解”，并进而把政治的核心归结为“区分敌与友，并以此二者为前提”。
因此，要理解以划分敌友为核心的政治概念的必要性，就必须从维护国家统一体生存的高度，从国家统一体生存所涉及的内外两方面出发进行分析。
就外部而言，国家统一体的生存意味着民族自身的安全、独立与自主。
因此，从国家统一体生存角度出发，敌友概念意味着，朋友是民族生存的维护力量，而敌人是民族生存的威胁与挑战。
正如施密特所说，政治敌人毕竟是外人，非我族类；他的本性足以使他在生存方面与我迥异，所以，在极端情况下，我可能与他发生冲突。
简析卡尔.施密特的敌友政治观摘要：敌人与朋友的划分在政治当中是不可能区分开来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中，既没有完全的朋友，也没有完全的敌人。
二者是同时存在相互博弈的，不可能永远处于朋友或敌人的任何一边保持不变，即各自都在为各自的利益谋取最大化，并且持续的往朋友的立场靠近，而在政治家的眼中所谓的敌人，只不过是无法获得利益或获得的利益很少，但二者还是存在利益关系的，只不过是利益的天平偏向了另一方。
关键词：敌友相互博弈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光伏华为、中兴钓鱼岛作为政治上重要的观点，卡尔.施密特的敌友政治观给力许多学者很深的启示，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与反思，有人追随，有人质疑，但其给我们带来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下面让我来简单的表达一下我对卡尔.施密特的敌友政治观的看法。
卡尔·施密特是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他于1888年生于德国西部的威斯特伐里亚普勒腾贝格的一个天主教家庭。
1933年，施密特担任柏林大学教授，同年加入纳粹党。
他的政治思想对20世纪政治哲学、神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提出了许多宪法学上的重要概念，例如制度性保障等。
与此同时，施密特的敌友政治观影响也非常广泛，有很多的追随者及其理论信仰者，但是其中的保守主义者比自由主义者更加彻底地吸收了施密特的政治观。
施密特认为自由主义者从未成为政治的。
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乐观地看待人的本性，然而“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都假定人是邪恶的”。
自由主义者相信能够调节冲突立场的中立性统治的可能性，但对施密特来说，既然任何统治都只代表某个政治派别对另一个政治派别的胜利，那么就不存在这样的中立性。
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存在不受国家制约的社会团体；但施密特认为，多元主义是一种幻想，因为没有任何真正的国家曾经允许像家庭或教会这样的其他力量来对抗自己的权力。
一句话，自由主义者对权力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是在批判政治，而不是在从事政治。
难怪施密特仰慕像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这样的思想家，他们对政治不抱有任何幻想。
政体2004年丹麦政局稳定，执政两党自由党、保守党合作良好。
政府继续在医疗卫生、养老、移民及税收等领域深化改革，推出地方行政改革方案，并于10月调整内阁成员。
主要反对党社民党力量有所恢复，民调支持率止跌，但政治主张缺乏新意，无法丹麦国徽对现政府的执政地位形成有力挑战。
2005年2月8日，丹麦举行全国议会选举。
在极右的人民党支持下，自由党和保守党再次组成两党联合政府。
2011年前后丹麦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政府债务猛增，高福利政策难以为继，在2011年9月的丹麦新一届议会选举中，反对派联盟、中左翼政党集团（红营）赢得了议会179个议席中的92席，击败了执政10年的中右翼政党集团（蓝营），获得议会过半数席位，赢得了组阁权。
红营领导人、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勒·托宁－施密特将出任丹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首相。
[1]宪法现行宪法于1915年制定，1920年、1953年两度修改。
宪法规定，丹实行君主立宪制。
经议会5/6多数通过，政府可将一定范围内的主权交给某种“ 国际机构”。
议会一院制，共179个议席。
议员经普选产生，任期四年。
本届议会于2011年9月15日大选后产生，主要党派席位分布为：社会民主党44个议席、社会主义人民党16个席位、激进自由党17个席位、红绿联盟2个席位、自由党47个席位、保守人民党18席。
此外，格陵兰和法罗群岛各占2席。
议长为莫恩斯·吕克托夫特。
司法法院分三级。
全国有1所最高法院、2所国家法院和82所地方法院。
此外，还有海事与商业法院、特别诉讼法院等专门法院。
最高法院由1名院长和17名法官组成，院长和法官由政府（司法大臣）推荐，女王任命，任职到退休。
法院独立行使职权。
最高法院院长托本·梅尔基奥尔（Torben Melchior ，2004年12月1日上任）。
检察机构隶属司法部，设总检察长1名和检察官9名，均由女王任命，任职到退休。
总检察长赫宁· 弗德（Henning Fode）。
除9个需要详细掌握的人物外其他所有思想家的著作、理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及苏格拉底1、米都利学派泰勒斯：大地浮于水上阿那克西曼德：不逾越固定的界限即正义阿那克西美尼：气是万物之源2、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正义即和谐爱智者、爱荣誉者、爱财者三级说3、赫拉克利特：火是万物之源，战争是万有之父，万有之王，斗争即正义万物皆流（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灵魂由水和火构成，智慧者统治4、巴门尼德：世界有两个部分，存在和非存在，世界不变5、恩培多克勤：水火气土构成世界，爱与斗争是四种元素分离和结合的动力6、德谟克利特：世界本源是原子和虚空，原子运动必然性，（温和）民主制度是最后的制度7、智者普罗泰戈拉：《辩论篇》人是万物的尺度，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安提丰：自然和约定（本性和挟制）自然法高于人定法，真理和意见，人人平等8、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犯罪出于无知贤人政治正义就是守法，平等分配9、柏拉图10、亚里士多德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1、伊壁鸠鲁学派（花园学派）代表人物：伊壁鸠鲁、卢克莱修（1）快乐主义：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2）社会契约论：国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们订立契约的结果；国家道德色彩的淡化逐渐成为保护个人利益的工具（3）远离政治；个人生活可以不依赖于政治（4）正义观：正义是相对的因时因地而变，因此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2、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芝诺、赛涅卡、奥勒留《忏悔录》政治思想：（1）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宇宙的最高普遍法则，自然法与人性的本性相一致，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来源。
该理论奠定了西方思想史上绵延不绝的自然法系统（2）精神自由：理性是精神自由的基础，精神自由与外界境遇无关（3）平等思想：人人都具有同一自然法赋予的理性，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平等的，人们又都是世界国家的公民，所以，人人应当平等（4）世界国家理念：避免国家矛盾的产生，因而只有世界国家才合理，人们都只是世界国家的公民3、犬儒学派（戴奥真尼斯）：主张过一种自然原始的生活4、波利比阿/波利比乌斯（1）政体划分：君主/暴君、贵族/寡头、共和/暴民（2）单一整体都会蜕变，混着整体稳定（3）分权思想：权力制衡——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5、西塞罗【古罗马】：《论共和国》（《论国家》）、《论法律》（1）国家理论：国家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2）单一整体容易蜕变，混合政体优越（3）自然法思想：“正确的规则”“最高的理性”人类理性的体现，成文法的基础（4）平等思想：人类自然（道德和精神上）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世纪思想1、奥古斯丁【古罗马】：《上帝之城》《忏悔录》（1）人的“原罪”，神的“恩典”（2）上帝之城与世人之城（3）国家理论：国家是有所爱的事物一致而联合起来的理性动物共同体，国家起源于人类的罪恶和堕落（4）法律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世俗法2、托马斯·阿奎那【意】神权政治论最高权威《神学大权》——经院哲学的百科全书（1）教会高于国家（2）法治：法分为永恒法、神法、自然法、人法近代早期1、马基雅维利【意】2、布丹【法】：《共和六论》——提出国家主权说；他已经在现代意义上使用国家概念国家起源、性质、目的：（1）起源：自然发展（2）性质：遵循正义和自然法的团体（赋予国家灵魂、道德色彩）（3）目的：维护秩序，保护私有财产主权理论：（1）定义：超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2）掌握主权叫主权者（3）国家是具有最高主权的合法政府（4）特点：至高无上；不可分割；不可转让；不受限制（5）强调公民必须服从主权者，表明国家学说核心是专制主义3、格老秀斯【荷】《论海上自由》、《战争与和平法》最早将集合学演绎方法隐入法学政治学。
定实体，是“决定性情形中的最终权威”。
，何谓决定性情形？最终权威是如何彤成的？其基础和指向的客体又是什么？这恰恰是政治涵盖的内容，所以必有当政治的本质不被误解时，国家才变得可以理解。
第一，“政治有自己的尺度，饭靠该尺度它以特有的方式表现自身。
”ｏ施密特认为，人类行为的各个领域都有自已的尺度，正是此尺度使该领域得以确立；道德领域的尺度是美与置；经济领域的尺度是赚与赔；凡是在根本要进行荚与丑的区分就属于道德范畴．同理涉及赚与婿的区分就属于经济领域。
而衡量足否隶属于政治的尺度是朋友与敌人，凡在根本上关涉到髓友‘ｊ敌人的区分就为政治；唯一可以用来定义“政治”的就是区分敌友。
“促发政治动机和行动的特刊岣政治区分就是分清敌友。
”…敌友源于人类在其他领域的对立．因此，政治领域并无自己曲“实体”，是人们联合或分开的强度，而他们的动机盯以是宗教的、民族的、经济的等。
第三，所谓朋友和敌人是有其确切含义的。
“朋友和敌人必须从具体的和存在的意义上理解，既不指比喻义或象征义，也不能被经济的、道德的及其他概念羼杂和弱化，更不是个体层次上作为私人感情和好恶的心理表达。
”ｏ“敌人仅当一个战斗的群体与另一类似群体对抗时或至少存在潜在对抗可能性时才存在。
敌人独独是公共的敌人，因为任何事物涉及到群体，尤其是整个民旗时则因之丽成为公共的。
”Ⅻ“敌人不仅仅是竞争者或一般意义上冲突的对手，也不是某人憎恨的个人的敌手。
”敌人就意味与隶属的群体永远存在着的战斗的现实可能性，意味着以群体为单位相互之间杀我的真实可能性。
第四，最根本的和最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实体（即国家）凭其能自己确定敌友区分而存在，敌友决定是其最基本的政治决定，战争足其最极端的政治手段。
它在具体情形下自身作出敌友之区分，利用源自实体的能量同敌人进行战斗．发动战争，主权就体现于此。
政抬实体（国家）是决定性的组织，因为它能够合法地处置人的自然生命，“战争的规律客观要求如此，它意味着双重的可能性｝有权要求自己的成员为自己献身和毫不犹豫地杀死敌人”。
政治是什么作者：杨琳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05期摘要卡尔·施米特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
他从国家和世界的概念出发探讨政治的概念，并以敌友划分论解释政治概念的核心，并以此建构了主权决断论，来批判自由主义。
因此，本文通过对施密特最经典的文本《政治的概念》的分析，试梳理他文本中政治概念的基本逻辑，并揭示他的政治概念的启示和限度。
关键词施米特政治概念敌我界分主权决断作者简介：杨琳，华南师范大学。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2-140-02一、前言人文世界的词汇总是充斥着歧义、模糊与不确定性，“政治”这一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会将“政治”与“正义、功名、利禄、荣耀、威望”等词汇联系起来；然而，人们又因厌恶情绪将其与“战争、邪恶、屠杀、阴谋”等混为一谈。
其实，政治一词原意出自最早的社群组织雅典城邦，凡是与城邦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人群、制度或活动，都可冠以政治之名。
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因此笔者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从西方学者研究政治的角度，即从著名德国学者卡尔·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中着手了解他是如何谈论政治的概念，即使不能对“政治是什么”中获得最权威的答案，也有助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反省。
二、政治概念的基础：国家与世界卡尔·施米特是20世纪德国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有关他的研究涉及政治、法学、哲学、神学等广泛的领域，而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政治的概念》一书最为有影响力，该书原载于1927年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集》，其后又因该书思想的辐射力度，经过扩充或修正至第二版（1932年）与第三版（1933年），至今，《政治的概念》已被译成了十五种语言，但多数采用的是1932年的版本。
因此，笔者也主要依据1932年《政治的概念》的版本探讨施米特对于政治概念的基本论述。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并没有直接界定政治的概念。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简介一、早期代表人物（20世界20——30年代）1、格奥尔格·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匈牙利著名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
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审美特征》（1963），《社会存在本体论》（1971）。
超一流2、卡尔·柯尔施（Korsch,Karl 1886-1961），德国人，与卢卡奇一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
代表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3）、《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篇论文》（1923——1937）、《卡尔·马克思》（1938）。
超一流3、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Antonio 1891～1937），意大利人，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者和领导人之一，是与卢卡奇、柯尔施齐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
代表作：《反对〈资本论〉的革命》（1917）、《狱中札记》（1929——1935）。
超一流二、发展繁荣时期(20世纪30——70年代)（一）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1、霍克海默尔（Max Horkhaimer 1893—1973），德国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首脑人物、“社会批判理论”创始人。
代表作：《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1937），《论哲学的社会功能》（1940），《启蒙的辩证法》（1947），《工具理性批判》（1967）。
超一流2、阿多诺（Adorno,T·W,1903——1969）德国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地位仅次于霍克海默尔。
代表作：《弗洛伊德理论和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程式》（1951），《否定的辩证法》（1966）。
超一流3、班杰明（Benjamin,Walter 1892——1940），德国人，代表著作：《德国悲剧的起源》（1925）、《作者作为生产者》（1934）、《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1936）。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对当今的政治启示新传1904班王晶慧 201928050413 施米特作为政治学中现实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其识别敌人，“划分敌友”的政治本质观点深受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的影响。
施米特所处的时代是民族主义高涨的德国，社会充斥权威主义；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激化着社会中的阶级利益冲突；同时宗教分歧和地区间的冲突依然明显。
而卡尔·施米特出身在一个工业化依旧相较落后的小城，作为下层中产家庭出身的他更能体会到由利益对立而引发的矛盾冲突。
在思想方面，受家族影响的施米特还是一个忠实的天主教信仰者，而在当时的宗教冲突问题以及自然科学发展下助推唯物主义的发展打压下，在整个19世纪，天主派自然受到各种形式的不公正待遇。
这样的存在于社会中的歧视和思想的交锋，对施米特“划分敌友”的现实主义的政治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而当时的德国同时也面临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是：“一战结束以后，德国和战胜国签订一系列合约，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度，按照英法等国的民主自由思想建立魏玛共和国。
但实际状况是当时的德国经济萧条，社会秩序混乱，政党政治高于国家政治。
”1德国国内政治混乱的同时在国际社会中政治同样处于弱势，如一战后的对《凡尔赛和约》的签订，这是迫使德国割地赔款，对德国进行了苛刻的约束，会对德国政治经济重创的条约。
而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政治浪漫派（或者政治理想主义派）在对政治采取审美的态度，希冀以交谈的方式处1孙文沛，阮一帆；《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思潮评析》理政治问题下对凡尔赛和约的理想主义态度。
面对凡尔赛和约，魏玛共和国的领导者念念不忘在对外政策中必须遵守国际法，必须履行在条约中的诺言。
这样的自由主义政治浪漫派和依靠法律的纯粹法学派让历经过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二战后民主德国四“朝”的深怀民族主义情怀的施米特大为不满，施米特迫切希望的是能建立一个权威性的政权以保证国家的强大。
于是施米特揭示其政治中立性观念的肤浅。
施密特：政治，技术与历史政治，技术与历史Carl Schimitt[德]汉斯•思路伽著王立秋试译1932年卡尔•施密特问，（作/成为）政治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在出版《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 The Concept of the Pol itic)的时候，卡尔•施密特(1888-1985)正处于其事业的顶峰。
作为诸如《政治的浪漫派》(Poliyische Romantik; 1919; Political Romanticism)，《论专政》(Di e Diktatur; 1921; The Dictatorship)以及《政治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 1922; Political Theology)此类著作的作者，施密特已经被认为是一名格外聪明——如果说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话——的政治和法哲学家，而《政治的概念》不过再次确认了先前的这些评价罢了。
因此，恩斯特•云格尔对这篇论文给予了他“最高的赞誉”，马丁•海德格尔则认为它是“最重要的提议”，而利奥•施特劳斯则把它当做自己关于政治学的思考的起点。
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施密特的生活发生了一次转折，这次转折，直到今天还影响到对这篇论文对政治思想的贡献的适恰评价。
在魏玛共和国日渐衰落的日子里为使纳粹远离权力而斗争的施密特，令人吃惊地于1933年春加入了纳粹，而且，出于他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原因，施密特接受了到柏林和到许多政治办公室担任教授的任命。
如今，阅读他的著作而不考虑这次心智忠诚之转变，是不可能的。
然而，施密特和施密特的论文并没有完全从智识的舞台上消失，而今天它们比19 32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可见。
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政治的概念》在今天与在当时一样地及时且能够引起人们的思考。
这篇论文最为原创性的思想在其标题中得到了整洁的表达，后者表达了施密特的信念，即人们不能再想当然地对政治的传统理解，因此对政治哲学来说，最根本的任务就是澄清政治的概念。
从古人那里开始，政治就一直被设想为与城邦或国家的生意有关。
只要制度还有某种坚实的基础，这，就还是一个充分的定义，然而，施密特认为，如今情况亦非如此。
近几个世纪以来，现代个人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阶级冲突与革命的混乱无序已经侵蚀了传统的政治次序；这种侵蚀在晚期的魏玛共和国中看起来无疑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情景，施密特认为，需要（我们）对政治意味着或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它是或应当是重要的进行反思。
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也就在于是这个显而易见的基本点变得急切而重要。
他的第二个原创性的观点在于，在不使用超-政治观念的情况下寻找政治的特征应当是可能的。
他写道，“政治有它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以特有的方式自我表达”（25-26）。
这意味着政治的根本观念必须是可解释且无需涉及道德、美学、经济或任何其他的评价性术语。
这一声称在特征上应当被理解为是首先且最重要地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声称）。
它当然不是说伦理与经济与政治无关，而是说这种联系对于施密特来说是一种历史的而不是概念的联系。
通过这样的方式，施密特使自己一方面远离那些寻求把政治观念还原为道德观念的思想家（如柏拉图），另一方面远离那些以经济的术语来构想政治的理论家（如卡尔•马克思和许多自由的和资本主义的作家）。
施密特为我们以这样一个著名的，简练而有提示性的公式提供了他自己对“政治之本质”的描述：“政治行动与政治动机可以还原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区分：即敌人与朋友之间的区分（敌友划分）”（26）。
和所有格言式的公式一样，这个命题也具有许多别的意义因此其作者的意图很容易就会被误解。
现在人们倾向于把它读作对施密特自己时代的历史环境的思考。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同盟国的对抗（这篇论文的献辞里提到了这点）以及魏玛时期政党之间的苦涩的冲突使得这种对施密特表达的特定解读极具吸引力。
但施密特的政治概念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根源。
施密特本人就向我们提起了托马斯•霍布斯，这“一位真正有力而系统的政治思想家”，是他的灵感来源之一（65）。
像霍布斯一样，施密特也假设，冲突是自然且为人类境况所特有的。
在这方面，他同意霍布斯：即要遏制这种经常存在的冲突，政治次序和主权的决断权是必要的。
此外，人们还会注意到施密特的天主教主义对他语言的影响。
遵循奥古斯丁的神学（传统），他假设“人本性恶而非善”，是一种“危险”而“充满风险”的存在（5 8）。
所有真正的政治理论家，施密特相信，事实上都“预设人是邪恶的，也就是说，人绝不可能是一种毋庸置疑（叫人放心的），而是一种危险且多变的存在”（61）。
战争的可能性，在此模型上，是政治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
确实，“战争作为最为极端的政治手段解开了潜在于一切政治观念下的可能性”（35）。
但这个结论是意图上“既不是用来……支持战争也不是用来支持军事主义，既不是用来支持帝国主义也不是用来支持和平主义的”（33）。
然而这个命题依然有着强烈的暗示。
施密特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完全和平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地有区分的世界因此也就是一个没有政治的世界”（35）。
这样的考虑在施密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这一批判同时吸引了保守的和激进的读者。
他坚持自由主义对政治的持续批判“已经以一种特定而系统的方式改变了所有的政治概念”（69）。
自由主义“回避或忽视了国家与政治而相反在一种总是重现两个异质性领域，也即伦理和经济，智识与贸易，教育与财产之间的极化对立的类型中行进”（70）。
尽管宣称有能力绕过政治冲突，自由主义还是以在不断尖锐化的冲突中把敌人妖魔化为道德上的恶并因此而可终结的对象而告终。
战争被遗弃为的是支持一种通过作为“终结信用，禁运原材料，破坏流通”的，如此“和平”的经济手段，通过“经济的制裁和断绝食物供应”（78）来消灭全体人民的帝国主义。
为对抗人类本性中的危险动力，施密特断言，我们必须不或不能回避政治的机制构造。
只有这些政治机制，才能把次序加诸于我们自然的秉好和敌意的混乱。
政治不只是一种创造某种清楚，严格界定以及边界确定的敌友区分的迫切需要：它是一种把我们自己界定为历史的存在的方式。
这一观察把施密特引向一个关于政治之概念的更加重要的主张，这个主张使他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霍布斯。
施密特坚持政治的概念是一个严格的历史概念，因此，要给它一种彻底形式的和非历史的定义是不可能的。
这点在一次题为《中性化与去政治化的年代》(“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 d Dep oliticization”)的演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施密特在1932年版的《政治的概念》中加上了这篇讲稿；英译本则略去了这个文本，尽管要理解施密特的政治概念，这个讲稿是必不可少的。
从一个关于现代性的历史的更宽泛的角度来说，施密特提醒我们，西方思想的中心从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迁徙过了许多不同的领域：“有伟大、简单而时代性的四步。
它们对应于从神学到形而上学，再从那里到人道主义的道德并最终走向经济的四个世纪。
”（BP，80）。
施密特相信，这些转变直接就负载着政治的概念因为“在敌友群界中的对抗的决定性主体，也是为决定性的领域所决定的”（86）。
但是，比如说，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敌友群界一般是由宗教上的分歧来决定的，而在十九世纪，敌友群界的决定性特征就成了经济利益的冲突。
不同的领域随时间的推移根据它们是否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的中心以及它们内部的分歧于东征是否界定决定性的敌友区分而朝着政治化或去政治化的方向转变。
这些思考为施密特提供了批判他自己的时代的工具。
他认为在神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中性化后，国家在十九世纪变得中立，从而也就引进了政治本身失去其在西方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的可能性。
取代政治的威胁是技术和对技术化的解决方案的信念：“与神学、形而上学、道德的甚至是经济的问题相比，纯粹的技术问题关于问题本身具有某种令人满意的目标；这些问题有着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并且，人们本应从所有其他领域的混乱的问题逃入技术，这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BP，89f）。
但如果技术能够有效地且有目的性地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政治也就不再构成在文化核心领域上的决定性的斗争。
施密特深信我们处在丧失我们人性的某种本质性特征，丧失我们在存在上和在历史上辨识自己的危险之中。
然而，他也确定，对技术的信念最终也是注定要失败的。
无论如何，技术都只是人类斗争中的一种工具：“正因为它为所有人服务，它才不是中性的。
没有一个人和智识的决定为技术的内在性所决定，更不用说它是中性的了。
一切种类的文化，一切民族，一切宗教，一切战争和一切和平都能把技术当作武器来使用”（BP,90）.因此，我们可以确信，技术不会提供某种对政治的逃避，即便是在它有可能以现在还看不到的方式改变其现实的情况下亦如此。
这些思想对海德格尔晚期对技术思考的批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它们也相当契合于恩斯特•云格尔对工人的专论。
在施密特本人思想的语境中，这些观念也别具有启蒙作用因为它们阐释了他关于政治概念的历史性的特定属性的命题。
此外，它们还对为什么如今政治的概念在政治哲学中是最为紧迫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回答——因为在记述和技术性思考日益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同时，我们发现自己被迫重新思考（作为）政治的和为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
尽管政治的概念在一切历史时刻中都是利害攸关的，看起来，如今，技术的进步迫使我们把它的终结当作政治哲学中的核心计划（来考虑）。
尽管对政治和国家的健康有所焦虑，最终，施密特还是保持了对政治与国家势必幸存的信心。
“国家与政治不可能消灭”，这是他在1932年得出的满怀希望的结论（79）。
政治的敌友群界一直以其对谁属于谁不属于清晰界分导致国家的创造而且，确实，“为己决定敌友区分”（29f）实际上也是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实体的决定性限定。
在这种理解上，政治，首先关涉整体国家之间的联系——尽管施密特也同意，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可以衍生性地谈论政治，只要那个地方存在某种对抗性的时刻，“甚至在那些对极端情况的意识也全然丧失的地方”也如此。
尽管如此，施密特的政治模式仍然是早期现代欧洲国家的体制。
“因为经典的欧洲国家在某些不大可能的方面取得了成功”，他在1963年版的前言中写道，“（这些方面包括）创造内部的和平，把敌对状态排除为一个司法的概念，放弃采邑，中世纪的一项法律制度，结束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宗教战争——后者从两个方面都被当作正义战争来执行——以及，在其领土内取得安宁，安全和次序”（BP, 10）。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开始思考全球性的，以海洋为基础的帝国之兴起的时候，施密特的信心开始变得脆弱了。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施密特确信，民族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尽管他过去曾是一名国家的哲学家，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一名真正的政治的哲学家，他能够看到，政治内嵌于许多地方，既在新的超国家的权力的兴起中，又在游击战争的现实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