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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他来自于封建王朝，却是民主革命的开拓者；他出身于科举制度，却成为现代教育的奠基人。
在四十多年中，他建立了一个新的教育理念，塑造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大学，而继承他理想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走向现代书写了开篇。
蔡元培（上集）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体制，作为革命元老，蔡元培出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但窃国大盗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蔡元培抱负难伸，于是他辞了官，又一次去欧洲游学。
当袁世凯死后，新任总统黎元洪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
这时，蔡元培在欧洲学习考察已四年，是个50岁的老留学生了，在接到邀请电报一个月后，他就回到了祖国。
（京师大学堂旧址）蔡元培将要出长的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这座有最高学府地位的大学，从创立之日起就被时代和政局激荡颠簸，民国的建立也没能改变它多少。
老师多是北洋官僚，学问不大，架子不小，学生多是王公贵族官僚富家子弟。
上课了，听差们忙不迭去请：老爷，上课了！学生老爷才由鸦片床上爬起来。
学生中还流行“结十兄弟”，就是几个气味相投的同学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人就到他手下做科长、做秘书，捞个一官半职。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当时的北大，很多学生都喜欢读法律，而法律系呢？教员有很多都是官僚来兼任的，来兼任教授，没有学问，但是却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愿意上法科呢？就是为了以后便于有靠山，便于升官。
那时的北大，其实就是一个官僚养成所，这是一座苦闷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太学”，这个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就是以这样的状态等待蔡元培的到来。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到任命的当天，没有直接去北京大学，而是步行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舍拜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陈独秀。
【采访】北京大学教授梁柱——蔡先生和陈独秀有过交往，他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有过共事。
【采访】蔡元培之女蔡睟盎——当时建立光复会，做炸药，陈独秀也去参加做炸药，蔡先生也是经常去，因为有这些关系，他又看了《新青年》杂志。
知识与能力议论文作文知识是靠脑子记忆的。
而智慧是脑子运转的结果，知识不等于智慧。
今天XX就来分享知识与能力议论文作文，请各位读者好好欣赏和借鉴。
知识与能力议论文作文(一)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和智慧往往会被划上等号。
很多人认为有了知识，就比别人聪明，就充满智慧了，其实这种理解和认识是错误的。
知识和智慧没有必然的联系，智慧可以超越一切知识。
我们学习的目的不只是要汲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要学到智慧。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地学习知识、增长知识，知识使人知道了很多东西、明白了很多道理。
知识可以靠记忆和背诵，然后利用大脑这个U盘把它存起来。
而智慧是要用大脑去思考、用内心去感悟出来的。
有了智慧，就可以把所掌握的知识在工作和生活中正确地进行运用，知识学得再多，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把它转化为智慧，这些知识就体现不出它的价值，从而失去它的价值，反而成为身心发展的沉重负担，更有可能影响大脑的灵性、阻碍智慧的闪现，最终成为垃圾。
一个学富五车的博学家，不一定有很高的智慧，而一个有很高智慧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博学家。
北大、清华毕业出来的人，也不一定都是企业天才、社会精英。
象“造节”的马云——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只是杭州师范毕业的;马化腾——腾讯的创始人之一，也只是深大毕业的，这两匹“马”可谓是千里马。
他们能有今天的成就，和他们具有灵活的头脑、聪明的才智，以及对事物的深刻认识、敏锐的嗅觉、卓越的判断力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智慧。
一个人智慧的高低不是看他拥有多少知识，而要看他头脑的思维能力如何，是不是头脑灵活善于学习知识、运用知识和创造新知识。
成功的人生就在于不断地把掌握的知识，智慧地应用于实际生活中，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它的价值，发挥它的作用。
充满智慧的头脑，往往可以使人事半功倍。
“磨刀不误砍柴工”的道理，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做只顾砍柴而忘记磨刀的人。
总而言之，“知识”是死的，是属于别人的，是前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认识和经验，我们只是借过来用而已，不过，只要你借到了就不用还了。
旧时的学人与学界(二)作者：刘超来源：《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02期1917年上,蔡元培敦聘少年得志的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时,问:中国谁人能讲印度哲学?梁漱溟说:不知道谁能讲。
其实,梁漱溟有一位即将放美的老同学,日后将成为此中高手,享誉国际。
在辛亥前夕的北京顺天学堂里,同时有着三位未来的名人,他们一样的年龄,一样的才华过人,日后也一样地以哲学成名成家,其中就有梁漱溟,有张申府,还有一位就是汤用彤。
那时汤、梁二人在共读佛典与印度哲学。
汤用彤少赋异禀。
三岁那年,他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了《哀江南》,父母异之,以故他“幼承庭训,早览乙部”。
1912年,汤用彤考入清华学校。
1914年,汤用彤开始在《清华周刊》连载长文《理学谵言》,提出“理学救国”的口号,认为“宋室以来,人心风俗进退消长,厚薄之本末,天下国家安危兴替治乱之因果,均执于讲学者之手……故囊者一代精神集乎讲学”。
汤在清华结识了同学吴宓,结为终生契友,“互相督促、切磋”。
他与吴曾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崆峒片羽录》,拟撰三十回,实际完成缘起及前三回,不幸为吴宓家人丢失。
有意思的是,1916年二人同时毕业,但都未能立等放洋。
吴因体育不及格,兼有眼疾,次年才放洋;汤也因罹患砂眼,只好次年才放美。
此间,汤用彤留在清华教国文,并兼任《清华周刊》总编辑。
钱穆叹曰:“其时校中缺一国文课教师,即命锡予以学生身份充任,其时锡予之国学基础已可想见。
”汤赴美后,一年即获得学士学位,各科平均达97分以上。
1919年,汤用彤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与陈寅洛同时学习梵文、巴利文及佛学,仍进修西方哲学。
哈佛哲学系其时萃聚着一批杰出的大师,美国东海岸的常春藤名校更是汇聚了一批最优等的青年才俊。
他们正在为日后跻身巨星行列而奋力打拼。
汤用彤等在其中如鱼得水。
他与陈寅恪经吴宓、梅光迪引见到了白壁德(Babbit)教授。
白氏是美国当时著名的新人文主义者,认为中西文化传统在人文方面“互为表里”,对孔子尤为称赞,并希望中国学人能撷采中西文化之精华,以求救亡图存,而不蹈西方之覆辙。
蔡元培的材料介绍蔡元培民主化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党委员会兼监察院校长。
下边是我给大伙儿梳理的蔡元培的材料介绍，供大伙儿参考!蔡元培简介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小名阿培，并曾笔名蔡振、周子余，汉族人，浙江省绍兴市山阴县(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户籍地浙江诸暨。
革命英雄、教育学家、思想家。
民主化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党委员会兼监察院校长。
民国第一任文化教育全长，1920xx年至1920xx年任北大校领导，创新北京大学开“学术研究”与“随意”之风;1920xx年至1930年，蔡元培另外担任中法大学校领导。
他早前参与反清代封建王朝的抗争，民国时期主持人制订了近代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第一个法案——《大学令》。
姜维北伐阶段，国民党奠都南京市后，他主持人文化教育行政部门联合会、筹设民国大学院及研院，核心文化教育及学术研究深化改革。
1920xx年参加进行“护国救党健身运动”，觉得理应清党但抵制行凶。
1920xx年至1940年专任研院校长，落实对科学研究的认为。
蔡元培速度赴法国和德国出国留学、调查，科学研究哲学思想、文学类、艺术美学、社会心理学和文明史，为他专注于改革创新封建社会文化教育确立观念理论基础。
1933年，蔡元培提倡建立国立中央博物馆，并亲自担任第一届联合会董事长。
1940年3月5日在中国香港病故。
葬香港仔山巅处中国人墓园。
蔡元培角色平生1868年1月11日，顺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出世在浙江绍兴市府的山阴县。
1871年，顺治辛未十年4岁的蔡元培入家塾。
1878年，光绪年间戊寅四年，蔡元培十一岁，爸爸蔡光普因病英年早逝。
1879年，光绪五年十二岁时，寄住到姨母家念书。
1880年，光绪六年蔡元培十三岁时由姨母家转至李姓塾师家念书。
1884年，光绪年间甲申十年蔡元培十七岁时，报考书生。
1885年，光绪年间十一年蔡元培18岁时，设馆执教。
1889年，光绪年间己丑十五年蔡元培二十二岁时中秀才。
第七讲与北大有关的名人故居1．蔡元培（东堂子胡同７５号）１７岁便考中秀才，２３岁中举人。
一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考取贡士；两年后来京进行殿试的“补考”，录为进士，并被授翰林院庶吉士。
又过了两年，升补为翰林院编修。
41岁勤工俭学去德国。
1912年“迎袁特使”。
后任教育总长。
5月到京，6月辞职。
45岁再次留学。
1916年11月回国，12月到京，1917年1月任北大校长。
1919年五四运动。
“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
”2．鲁迅（南半截胡同７号）１９１２年５月５日到京，6日住进。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２１日迁八道湾。
1917年8月7日日记：“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新青年》１９１８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狂人日记》。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发表《药》。
3．陈独秀（箭杆胡同20号）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到京后第4天便去拜访陈独秀，任命其为文科学长。
1919年五四至6月，发表40篇文章。
6月，因散发传单被拘禁98天。
1920年冬去上海、武汉，返京后李大钊掩护出京，途中商议建党。
4．李大钊（西城区文华胡同24号）1918年1月，经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教授。
1918年10月，随着沙滩红楼的建成，图书馆也迁入新址，当时有6个阅览室、21个书库。
《新青年》的主将。
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建立图书馆“亢慕义斋”，英文“共产主义”的音译。
亲自命名中国共产党。
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工作。
1927年4月28日被“三绞处决”。
5．毛泽东（鼓楼后豆腐池胡同１５号、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所左巷８号）“新民学会”。
“薪金底册”上，陈独秀的名字位于蔡元培之后，月薪300元；李大钊居中120元；毛泽东在表格末端，仅8元。
陈独秀的月收入是毛泽东的37.5倍。
6周作人（八道湾胡同11号）1917年4月1日到京住补树书屋，鲁迅介绍入北大教书。
1919年11月21日迁此。
1923年7月19日兄弟反目。
1967年5月6日去世。
“圣人”梁漱溟在筹建八桂学术专题馆的时候，我选列了十位现代广西学术名家。
梁漱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
然而，梁漱溟本人似乎并不把自己当成学者。
1928年，他有过一个说法，他认为他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而是问题中人。
梁漱溟确实与我们熟悉的学者类型不同。
他没有经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没有精通外文，甚至不看重学术头衔，他做过七年的北京大学教师。
做学者，能在北京大学任教，当是很高的荣誉，但梁漱溟并不恋栈。
在十位现代广西学术名家中，大多数人的成就与其经历都有逻辑可循，唯有两人让我觉得超出常态。
一个是王力。
王力肯定是有特殊语言天赋之人，没有特殊天赋，几乎不可能做出他那种成就；另一个就是梁漱溟。
梁漱溟的天赋很奇特，就是他的思想能力。
他自己说他“生来好用心思”。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天生喜欢思想的意思。
我觉得梁漱溟是真正的深思者。
费孝通在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认同梁漱溟这个说法，认为梁漱溟是一位一生从事思考人类基本问题的学者。
1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就是说，思考，成为梁漱溟最大1 费孝通《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魏华龄主编《回忆梁漱溟》，漓江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院长。
·黄伟林的特征。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句话暗藏了一个意思，就是过度的思考会让人走火入魔。
看梁漱溟的照片，全都是思考的状态。
确如费孝通所说，他一生都在思考。
但梁漱溟不仅没有走火入魔，而且，他的思想，成为人类的财富。
思想家必须与时代发生关联，他的思想才能为时代所关注。
同时，思想家不能随时代之波逐时代之流。
随波逐流的结果，他的思想或许成为时代的显学，但终将被时代抛弃。
梁漱溟作为一个思想家，不仅“生来好用心思”，而且，他好用心思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
他的思想，在五四时期，不被时代主流认同；在“文革”时期，亦不被时代主流认同。
他既不是引领潮流的人，也不是逆反潮流的人。
彼此成就的作文素材
素材如下：
人才与赏识者相互成就
韩愈的《马说》有云：“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此言论证了伯乐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伯乐和千里马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
没有千里马，伯乐会坠入寻寻觅觅的苦痛;没有伯乐，千里马则陷入怀才不遇的桎梏。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正处于20世纪初期，在聘请各学科的教授时，蔡元培慧眼识珠，聘请了大批颇有才识的青年，如24岁的梁漱溟。
梁漱溟不仅没有大学学历，还曾是投考北大的落榜生。
蔡元培之所以聘用他担任北大哲学系教授，是因为他看中了梁漱溟在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
后来的马寅初、钱玄同、李四光、吴梅、刘半农等人相继被聘到北大任教，也都是因为蔡元培欣赏他们身上的才学，并使其各专所长。
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慧眼识珠，梁漱溟可能一生都碌碌无名，平庸至死;而没有梁漱溟等人，蔡元培也很难在人才辈出的民国时期，将北大壮大成能够与清华分庭抗礼的高等学府。
再看汉朝的贾谊，空有一身的才学和抱负，对上了“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汉文帝，他也只能如鲠在喉，郁郁而终;魏晋时期的
阮籍，朝无明君，世无伯乐，也只能留下“阮籍猖狂”穷途之哭的无奈。
世间之事，没有独立存在的。
人才与赏识者，也是在互相成就中才能创造出有益于社会的价值。
若为千里马，则当尽其才于伯乐;若为伯乐，则当施机遇于千里马。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摘要】蔡元培先生一生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而奋斗，在教育思想上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富，尤其是他在北大改革中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仅对当时学术的繁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还使北大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所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对中国革命有着深远影响。
【关键词】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 1868 ～1940) ,字鹤卿，号孑民，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其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涉猎广泛，但他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
他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励精图治、除旧布新,把一个封建主义的旧北大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北大。
在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他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并为中华民族保护了一批思想先进、才华出众的学者。
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主张产生的思想基础蔡元培认为办大学要“仿世界各大学通例, 循‘思想自由’原则, 取兼容并包主义”。
①在学术上“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在课程设置上融合中西, 择善而从；在教师聘任上, 以学诣为主要标准, 广纳不同学术思想的优秀教师。
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能提出这一具有变革意义的开明主张，是与蔡元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信念和博采众长、融贯中西的思想体系密不可分的。
蔡元培追随孙中山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奋斗所形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信念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的思想基础之一。
蔡元培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之一。
他在全国教育临时会议上分析了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教育的不同点,首要在于君主时代的教育要剥夺人的个性, 民国教育则要培养人的个体意识。
而“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正是为学生接受进步的革命思想、学习新文化提供了一个充分自由、发展个性的良好环境。
蔡元培慧眼识才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
某日，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
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
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未有多少见识。
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
你的文章让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自己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
也许是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吧，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3年后写出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陈独秀身上。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总想找个得力的文科学长，将人文学科带起来。
他看中了陈独秀，一是因为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汪洋恣肆、观点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陈独秀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理解。
然而，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从无在大学任教的履历。
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陈独秀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他任文科学长期间，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
1917年，留美学生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目录一、蔡元培的“伯乐”故事二、梁漱溟回忆北大经历三、梁漱溟“自学成才”四、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理解一．蔡元培的“伯乐”故事自从“伯乐”一词由善相马转为善相人以来，就有了无数识人、用人的故事，把“伯乐”一词填充了丰满的血肉。
这其中最动人的，当属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期间的用人故事了。
蔡元培先生是在军阀混战的1917年1月出任北大校长的。
当时的北大，人才奇缺。
从就职那天起，他就当起了伯乐。
当他认准年轻的陈独秀是匹“千里马”时，就力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
他亲自登门去请，没想到却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
但蔡先生毫不气馁，仍然天天去。
有一天，由于去得太早，陈独秀还没起床，蔡先生就搬了个凳子坐在屋门口等候。
茶房看不过去，几次欲进去叫醒，为了不影响陈独秀休息，都被蔡先生阻止了。
要知道，当时两人的身份地位，在现在看来也是极其悬殊的，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北大校长、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而陈独秀仅仅是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进步青年，正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才演绎了这段故事。
陈独秀果然没让蔡先生看走眼，他把个北大文科办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一眼就认准了作者胡适是匹“千里马”，立即向蔡元培推荐。
这样，刚刚从美国回来正愁找工作难的26岁的胡适成了北大教授。
蔡元培先生当“伯乐”当得最出神入化的是他发现和起用梁漱溟的事。
当时，中学毕业的梁漱溟想到北大当个旁听生，于是通过中间人找到了蔡先生。
梁漱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怀揣着他刚写的论文《穷元决疑论》拜访了蔡先生。
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本来想当旁听生，却被当场邀请当教授，讲授“印度哲学”。
蔡先生当伯乐的故事一时间成了绝版的神话。
若遇不见蔡先生，梁漱溟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
正是这历史性的一见，使梁漱溟成长为一代哲学大师。
蔡先生的北大十年，吸引了辜鸿铭、刘师培等许多鸿儒；聚首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巨星。
二. 梁漱溟回忆北大经历一九八五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九十五岁高龄、作为文革幸存者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学术和教育生涯。
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来逐渐夸张为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
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学报上，也白纸黑字地描绘说，那时候梁先生报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将其请到北大任教。
“落榜学生”与“特聘教授”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也留给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
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此文中更正说：“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不过，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
民国刚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先生。
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
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
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
”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
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
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梁漱溟总不敢冒昧承当。
蔡先生又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
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蔡先生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便应承下来。
那时，梁漱溟年仅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
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
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
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
”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
梁漱溟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
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
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三．梁漱溟“自学成才”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
……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
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
”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
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
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根本不必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和繁琐的程序来实现。
无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梁漱溟、辜鸿铭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蔡先生看重的是真才实学。
可以说，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先生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
这固然属于某一种形式的“人治”，可这种由伯乐来实施的“人治”方法，运用在草创时期的北大大学，比之后来逐渐“正规”化的“体制”别有一种优势。
一种刚性、僵化的、教条的体制，必不能容纳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最高学历，亦没有堂皇的著作，焉能进入我这最高学府任教？这种由制度造就的“无物之阵”，让任何天才都无法“脱颖而出”。
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体制，能让一名拥有学位的庸才顺利地获得教职，却不能让梁漱溟这样没有学位、而拥有丰厚的学术潜力的大学者获得教职。
说起学位来，后来被胡适延聘到北大的沈从文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
且不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也令诸多历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学者为之叹服。
可见，学位是“虚”的，学问是“实”的。
这些年来，北大过于看重“虚”的学位，而忽略“实”的学问，与若干具有真才实学却没有“最高学位”的学者擦肩而过。
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千灾百难中认识了“良知”，他忠于自己的良知。
在后来的年代里，梁漱溟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顶撞权要。
这种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于今，有几个博士具备了呢？对于北大来说，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和珍惜的传统。
今天的北大拥有数以千计的博士和博导，追求真理的氛围却日渐稀薄。
今天的北大有那么多或土或洋的博士，以及由博士熬成博导者，或赞美文革中的样板戏如何辉煌壮观，或赤裸裸地表示改革就是要让官员们先富起来，或声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复古代的科举制度，或收取佣金成为黑社会头子的辩护士，或认为北大教授拥有别墅和汽车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乌烟瘴气的论点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益处呢？这些奇谈怪论哪里有一丝一毫追求真理的意味呢？它们不仅离真理十万八千里，而且就连基本的常识都忘记了。
这些自以为能够充当“帝王师”的博士、博导们喜欢说违背常识的惊人之语，这是北大的光荣还是耻辱呢？四．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理解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理解没有什么歌功颂德的话语，也不是对其一生作全面的评价，只是对其入长北京大学后的作为作了论述。
这些论述，不是长篇，是一些简要的说明，甚至是片言只语，从中却可读出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真正理解。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
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寥寥数语，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切中肯綮。
梁漱溟与蔡元培初识在民国元年，那时十八岁的梁漱溟是北京《民国报》记者，蔡元培作为辛亥元老级人物，是临时政府内阁阁员。
梁漱溟采访临时政府和国会活动见过蔡元培几面，但因年龄、身份、地位的差异，且机缘未到，梁漱溟与蔡元培未能有真正的交往，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
一九一六年，梁漱溟以所作论印度佛学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为贽，通过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代为先容，晋谒蔡元培于其寓所。
“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
”原来蔡元培路经上海时已读过了梁漱溟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颇为赏识。
以后蔡元培又约梁漱溟和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正式提出请梁漱溟担任印度哲学这门课程。
当梁以浅陋不学推辞时，“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那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
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
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蔡元培长梁漱溟二十六岁，这番话，摒弃了延聘者的套语，有的只是真诚、是兄长般的殷殷期待、切切鼓励、谆谆教诲。
谁会不感到温暖、熨贴而从命呢！梁漱溟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其间因病求去两次，皆得蔡元培恳切挽留，批假养病，病愈继续任教。
梁漱溟认为如果没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尤其是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是不可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的。
请看梁漱溟细述蔡元培如何兼收、包容、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这两位主帅及诸位大将。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
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
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
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
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
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平正和易，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
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应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