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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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乡村建设_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对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启示梁漱溟先生被称为“最后的儒家”。
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先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50年代知名的受害者(艾恺,1996:1)。
但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自居,他的乡村建设思想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方案中独树一帜。
他很少“坐而论道”,提倡关注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
对梁漱溟先生的乡建思想和实践做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梁漱溟先生和他的追随者更像乡村的社会工作者,他的乡村建设实践中贯穿着一套助人模式。
目前,学术界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崔效辉在《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切入点:农村社会工作》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乡村建设运动也是一场本土化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工作探索运动。
我们在本文中拟从理念、过程和方法这三个层面来明确这种认识。
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的助人模式理念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乡约精神——“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之上(梁漱溟先生对乡约精神进行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改造),通过在乡村基层重建文化,村民实现自救,也即是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
梁漱溟先生认为,“总言之,救济乡村便是乡村建设的第一层意义,至于创造新文化,那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义所在。
”(梁漱溟,1989:611)从具体的过程来看,乡村建设以乡农学校为主,通过教育使农民自觉,让农民自己去建设乡村自治、乡村自卫、乡村教育、农业改良、农村金融、合作组织培育、乡村卫生事业以及风俗改良等方面,从而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
从方法上,其以小范围的乡村为起点,采用乡农学校的组织形式。
一方面使农民习惯并适应团体生活,另一方面,引进西方科学的知识方法。
“但怎样才能把知识方法学进来?这就要靠乡村组织做到‘使内地乡村社会与外面世界相交通’这一点”(梁漱溟,1989:646)。
以此改变乡村贫困问题,把乡约中消极的互助精神改变为积极的团体救助政策。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实践及反思——以邹平县为例【摘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主要着眼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
政治经济发展是为救济乡村,创新文化才是其最终目的。
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建立以及乡村组织的落实为发展乡村农业合作化经济提供了可能。
文化层面,乡学、村学的设立发展了农村新文化、建立了农村新秩序。
但在发展过程中,乡村建设的实践高估了农民自觉的程度,以及农村经济实际可利用的资源从而导致了失败。
【关键词】乡村建设;组织模式;合作经济;儒家文化一、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一)国内背景20世纪30年代前的中华民国最大的政治弊病是全国处于政治分裂的局面,北洋政府徒有形式上的统一。
政府既无力应付国际环境的冲击,也无法有效防治天灾、匪患。
1929年西北大旱牧草庄稼寸草不生,牲畜都纷纷饿死。
1931年长江水灾造成全国400万人死亡,8000万人受灾,受灾农田面积3。
5亿亩,占当时耕地的28%。
[1]乡村生活受到极大破坏。
不稳定的政府系统在面对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企图通过武力镇压国内各种势力,国内战争频发。
1930年中原大战,直接破坏中原地区城市、乡村经济建设。
为支撑各个派系军事势力的方式又是与国外侵略势力合作和增加税收。
农民土地占有问题农村凋敝的另一重要原因。
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地主占总农户3.11%,富农为6。
38%;中农为24.02%,贫雇农为61.4%,而他们的土地占有量分别为:地主占有土地41.47%,富农19.09%,中农25.87%,贫雇农20.77%。
[2]这种土地的高度集中情况在农村非常严重,使农村经济日趋破产。
1927随着国共分裂,共产党积极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使得农村人对土地拥有权增加,也增加了全国人民对于农村土地的关注。
对于农村土地问题的解决成为社会的普遍诉求。
(二)国际背景自鸦片战争始,列强输入的商品经济逐步催化了乡村自然经济的解体。
乡村固有的纺织业、手工业生产不再具有市场竞争力,帝国主义把中国的农村变成了自己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场地。
彭大鹏近代的中国可谓命运多舛,历尽磨难,历史运动的轨迹充满着不确定性,各种思潮、各种社会力量则交织在这波诡云谲的变局中。
中国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综合改造运动,就发生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
参加这一运动的团体和机构有600 多个,设立的试验区则有1,000 多处。
用梁漱溟的话说,这些参与者“各有各的来历,各有各的背景。
有的是社会团体,有的是政府机关,有的是教育机关;其思想有的左倾,有的右倾,其主张有的如此,有的如彼”。
他们基于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尽相同的理念体系和价值诉求对中国积贫积弱的乡村社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造活动,这些乡村建设运动的时间有长有短,范围有大有小,工作有繁有简,动机也不相同,但都试图在不变更既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改良,探索农村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出路。
回顾乡村建设运动历史,探询乡村建设者的足迹和路向,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事业,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的那个年代涌现出如此波澜壮阔的乡村建设运动呢?从经济上来看,一方面农村积贫积弱,同时又受工商业经济的渗透,自然经济处于崩溃之际,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特别是大中城市经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从19 31 年到1936 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 的水平,10 年间兴建了8 000 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 年代翻了一番。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 年到1937 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但是城市工商业大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差距的相对扩大。
从文化和社会来看,农村也处于一个凋敝的阶段,城市为传统农民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劳动力转移机会,由此农村愈益显得没有生机与活力,旧的传统和伦理观念此时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凡此诸种致使社会上出现了“救济乡村”的呼吁。
而且在这一阶段,战事渐稀,中国暂时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为各种社会改良和试验提供了机会,乡村建设运动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涌现的。
梁漱溟和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往事回眸2006-08-18 10:39:33□本报记者武宗义本报通讯员夏应禄早春三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十一五”规划中有一个亮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而而早在1931年,为了探索救国道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来到我省邹平,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实验),从此与邹平结下了不解之缘。
安营邹平城设茶会乡绅1930年9月,中原大战后,蒋介石为拉拢和奖赏对晋军作战有功的韩复榘,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1931年1月,刚刚主政山东不久的韩复榘,为稳定局面、笼络人心,对应邀前来济南的梁漱溟等提出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的设想和要求表示热烈支持,并答应先划拨10万元作为开办经费。
经过一番讨论,稍后,梁漱溟起草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为什么叫乡村建设?梁漱溟解释说:“因当时人们都在提倡建设……而山东的做法重点是从事乡村的建设以示他处之不同。
”按照梁漱溟的意见,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在地应当离济南较近,但又不能太近,交通必须便利,政治上没有太大的干扰等。
当时山东108县分列三等,邹平属三等,县不大,据当时的资料介绍,邹平县共有32496户农民,其中无田者254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373户,占地200亩以上的37户,基本没有大官僚或大地主的干扰。
从地理位置看,它位于胶济铁路沿线,离济南、周村较近,交通在便与不便之间,相比较而言,邹平自然条件、地理位置都比较理想,因此成了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基地和中心。
为使计划尽快实施,梁漱溟等先期来到邹平,着手筹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最后邹平县城东门外路北一处占地30余亩的旧盐店被选为研究院院址。
来邹平时,梁漱溟不过38岁,听说他来领导乡村建设,地方上的几位乡绅颇有些不服,风言风语难免传到梁漱溟耳朵里。
一天,梁漱溟到乡下视察,顺便请这几位乡绅来研究院做客。
没谈几句,几位老先生就以四书五经、宋明理学请教。
历史训练7-材料题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宣传画是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很强的政治、文化色彩。
提取上述图片中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说明。
2.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
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
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最初从兴办乡农学校(不久改称民众学校)、成立农业合作社、改良农业这三个方面展开,体现的正是上述培育现代合格村民的思路。
他创立的乡村建设研究院采取了兴办乡农学校的方式来实施村民教育。
1932年1月,训练部派师生300余人分赴各区乡,兴办乡农学校。
这年冬天,全县共办起乡农学校91处,参加学习的村民3996人。
乡农学校起初设在条件校好的大村,每区5—8处,后来发展列几个小村合办。
乡农学校接受研究院指导,学校辅导员全部由训练部学生担任。
村民学习以3个月为期,课程为三民主义、精种陶炼、识字、史地、乡村自卫、农业科技等。
除正规乡农学校外,一些村立小学还附设了乡农夜校,教育对象为全村男女老幼,学习内容为识宇、时字、农业知识等。
截至1933年冬,全县共开办了156处夜校,参加夜校的农民共5241人。
另外,一些村还设立了女子部或女校,向农村妇女传授家事、卫生及育儿知识。
——宋乐颜《邹平的成年教育》第15期,1937年4月16日(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的历史作用。
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
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贵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
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
专题梁漱溟的邹平乡村实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
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早在1931年到1937年,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梁漱溟就选择山东邹平搞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成立了乡村建设研究院。
1931年6月到1933年7月,两年多的时间里,梁漱溟在邹平先后采取了举办乡村教师假期培训班、举办农产品展览会、举行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创办乡农学校、培养和延聘人才五大措施,逐步打开乡村建设实验局面。
在梁漱溟的战略中,乡村建设实验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内容涉及方方面面。
尽管这些工作纷繁复杂,但是梁漱溟只用四个字,就概括了乡村建设的主要工作:“政、教、养、卫”。
“政”即“县政改革”。
邹平实验县的批复下来之后,国民党的县区政府机构全部撤销,实验县政府“裁局设科”,进行合暑办公。
县长、科长和科员们一样衣着简朴,没有特殊享受,和大家在食堂一起就餐,毫无官僚作风,政府工作面貌焕然一新。
“教”即“乡学和村学”。
实验县把原来的7个区划为14个乡,在乡设乡学,在村设村学,把原来改革开放30多年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山东的一个小县——邹平,是这一变化的一个缩影。
近代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在邹平进行过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
1987年邹平县被确定为首批对美开放调查点,邹平也因此真正成为世界了解、观察中国的窗口。
如今,改革开放后的新邹平,正在齐鲁大地上绽放出瑰丽的霞光。
○梁漱溟纪念馆位于邹平一中务本楼七楼,展现了梁先生传奇的一生,呈现了梁先生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
图/蒲硕The Memorial hall of Liang Shuming is located on the seventh floor of Wuben Building in Zouping No.1 High School. It exhibits the legendary life of Mr. Liang, and presents his rural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n Zouping.○1933年在乡村建设时期的梁漱溟。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的儒学“下乡”*导读:中国农村社会的衰变始于清末,百余年过去了,这一趋势并未得到遏止。
那么,今日的衰败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呢?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的衰变始于清末,百余年过去了,这一趋势并未得到遏止。
那么,今日的衰败是否出现了新的特征呢?20世纪30年代,在乡土中国日益分崩之际,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曾试图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
那么,今天是否还存在儒学下乡的可能?儒学既是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知识系统。
作为生活方式的儒学本来就孕育于农业文明,那么,何来下乡之说?应该说,儒学本来是在乡的,只是近代以来,诸多外部力量对中国农村不断介入与冲击,先是革命下乡,接着又是法律下乡、科技下乡、文化下乡、资本下乡,被驱逐的儒学不得不背井离乡。
今天讨论儒学如何重新进驻乡村,本来应该以返乡一词来指称。
之所以采用落入俗套的(儒学)下乡说法,目的是为了强调儒学与今天中国农村社会之间的某种外在性关系,以及在此外在性关系支配下,策略上需要作为知识系统的儒学下乡。
*乡土儒学的百年浩劫上个世纪之交,中国的乡土社会即已开始动摇,其根本原因是乡村经济受到资本主义的排挤致使民生凋敝,科举制的废止中断了乡土儒者的培养,破坏了农村的传统文化生态,而激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也使乡土儒学面临深重的合法性危机,乡土儒学原有的规范举止、维系社会、提升生活的功能渐趋丧失。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一书中深刻刻画了乡村中国当时的窘境,他说:中国的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但在过去百年中不断受到冲洗,结果只剩下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
当时,有实践意愿和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乡村建设运动。
不过,在理念上自觉把乡建运动与乡土儒学资源培育结合的是在山东邹平实践乡建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坚信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将此思想注入真实的民众生活中去,才能发挥效用。
他认为,都市是西方文化结晶,乡村是中国文化之本,乡建运动就是文化运动,乡村是为万世开太平的基点。
浅析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作者:邢德藏来源:《好日子(下旬)》2018年第03期摘要: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教育主张,他的教育思想的显著特色就是将自己的教育理念贯徹并落实到改造社会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去,从而使他的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其教育观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相通之处,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梁漱溟;思想;教育;乡村建设一、乡村建设运动在现实发展中的意义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曾文明全国。
乡村建设运动的推行是基于他改造中国的基本设想之上。
他在《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中说:“中国社会一村落社会也。
求所谓中国者不于是三十万村落其焉求之。
”他认为“因为从我的眼光看,中国有两大缺欠,中国农民的散漫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程度。
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管农民,农民散漫,缺乏团体组织,这是一个缺陷。
”梁漱溟清楚的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根基在农村、根本在农民、出路在教育。
他所认知的当时农民的现状,已经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化改革,发生了巨大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三农”发展黄金期步入新阶段。
粮食连年增产,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扭转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农民群众的民生保障水平提高。
尤其是十九大以后,中国社会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与生活面貌也焕然一新,每一个人都比以往更加关心伟大中国梦实现,但是,在经济新常态下,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现实难题和重大挑战。
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背景下,如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实现绿色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是必须破解的现实难题;在受国际农产品市场影响加深背景下,如何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我国农业竞争力,赢得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动权,是必须应对的重大挑战。
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探索的民族自救之路邹平一中历史教研室主任刘庆亮第一集初到邹平1931年,那是一个春天,一大群知识分子模样的陌生人,从周村下了火车以后,带着成箱的书籍和各种行李,乘坐马车来浩浩荡荡地来到邹平县城。
看他们的穿着,与当地人不同,有的长衫礼帽,有的西服革履。
听他们的说话,南腔北调,都是外地口音。
他们的到来,一时引起了邹平县城不小的轰动。
人们议论纷纷,这是一些啥人呢?他们来邹平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来邹平呢?这群陌生人,就是梁漱溟和他的朋友与学生们。
他们为什么来邹平呢?(一)概括起来,梁漱溟来邹平有三大原因:第一,梁漱溟要找一条民族自救之路。
梁漱溟来邹平要干一件大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大事,他要为旧中国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一条民族自救之路。
那梁漱溟是什么人啊?怎么这么狂妄和自信呢?说起梁漱溟,在近现代史上那可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祖籍广西桂林, 1893年生于北京,1988年去世,享年95岁,他这一生,经历了清朝晚期、中华民国、新中国,一直到改革放,基本上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
他一开始是追求西方的民主政治,1911年他还在顺天中学堂读书的时候就加入同盟会,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当了《民国报》记者;1916年袁世凯死了之后,当时南北的政治势力势均力敌,最后联合建立了一个南北统一内阁,梁漱溟就在这个民国政府的内阁中干了司法总长的机要秘书。
当时司法部有两个秘书,一个是42岁的沈均儒,一个是24岁的梁漱溟。
梁漱溟只有中学学历,但他从小就喜欢思考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
中国民国有名无实的混乱局面,使他民主政治的梦想破碎,他非常苦恼和郁闷。
于是他顿入佛学,甚至想出家当和尚,他写了一篇研究佛学体会的论文,叫《究源决疑论》,很快著名的上海《东方杂志》把他这篇论文发表了。
这篇论文引起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注意,他非常赏识梁漱溟,1917年竟然把只有中学学历、年仅24岁的梁漱溟聘到北京大学,去讲印度哲学。
梁漱溟没有辜负蔡元培先生的希望,刻苦研究,勤奋努力,进步很快。
中国的“乌托邦”:梁漱溟在山东搞县政革新据研究院训练部第一届学员刘溥斋回忆,当初他们在训练部学的内容很多,从乡村建设理论、农村经济、军事训练、精神陶炼到农业知识、医药卫生全有。
梁漱溟亲自主讲,“语调较慢,很清楚”。
学员们“对梁先生的见解、主张,都很诚服”。
经过培训的学员又被派往乡农学校,负责对农民群众的教育工作。
如是再三,邹平百姓总算多少了解了乡村建设所为何来。
但梁漱溟最大的困难并不是群众的思想问题。
尽管得到了韩复榘的鼎力支持,研究院起初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在其建立不久,听命于蒋介石的国民党邹平县党部便公开反对其乡村建设实验。
他们在党部门口搭起台子,张贴标语,发表演说,要求“取消研究院”,让“梁漱溟滚开”。
梁漱溟不得不上书韩复榘,请求省政府帮助解决。
不仅如此,由于政策限制,邹平县政府沿用旧制,与研究院互不统属,矛盾不断。
幸运的是,全国乡村运动的蓬勃发展迫使国民党政府调整了政策。
1932年12月,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内政会议,全国各地乡村运动的代表人物均被邀请参加会议,梁漱溟也在其中。
这次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地方自治改革案,准许各省设立一至四个县的社会政治改进实验区,可以不受中央和省政府法规的约束,并且可以截留50%的地方收入作为实验经费。
1933年7月,山东省政府正式划定邹平和荷泽为县政改革实验县,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
山东乡村建设迎来了自主改革的大好时机。
振奋不已的梁漱溟立即在邹平开始了全面的乡村建设实验。
他亲自担任邹平研究院院长,并一度兼任实验县县长。
为了扫除实验障碍,首先进行的是县政改革。
梁漱溟将国民党的县区政府机构全部撤消,实验县政府“裁局设科”,把原来的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四个局裁撤之后改为五个科,并进行合署办公(所有科室集中在一个办公室)。
政府机关实行8小时工作制,建立考勤制度、例会制度等,县长、科长和科员们一样衣着简朴,没有特殊享受,和大家在食堂一起就餐,毫无官僚作风,政府工作面貌焕然一新,工作效率大为提高。
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与邹平实验祝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外侵内战,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状况日益严重。
一批有识之士纷纷为救活中国农村而加紧奔波,代表人物包括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
他们或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强调经济、政治、道德三者并举,殊途同归,旨在为破败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史称“乡村建设运动”。
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1893―1988),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
作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在儒学传统面临崩溃的局面下仍深刻地挖掘和高扬中国儒家理念的精华,并试图通过乡村建设将其变为现实。
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是其运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运动的缘起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并在1931年出版其《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思想理论化,且在现实中积极实践,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但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农村屡遭天灾人祸,已破败不堪,“所以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
”梁漱溟的分析的确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有关数据表明,1924—1937年间,占总农户3.11%的地主占有土地41.47%,6.38%的富农占有土地19.09%,24.02%的中农占有土地25.87%,而61.4%的贫雇农则只有20.77%的土地。
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部分农民流离失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农村社会动荡不安。
乡村破坏的严重现实引起了梁漱溟等的高度关注,对其破坏原因的认识又使他采取改良的建设办法,来拯救乡村,并希望通过乡村建设来拯救整个中国,正如梁漱溟所言:“乡村建设运动实是图谋中国社会积极建设的运动。
”另外,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性的认识,也是梁漱溟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的原因之一。
梁漱溟认为,中国较一般的社会,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职业分立。
所谓“伦理本位”,照梁漱溟的看法:中国自秦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
伦理关系的温情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在经济上,中国社会“隐然有一种共产”,并以“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
在政治上,“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也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
”所谓“职业分立”,梁漱溟认为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无论为士、为农、为工、为商,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
”由是,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而非暴力革命之途,就可以实现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理想。
对于20世纪中国社会崩溃的分析,又是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原因。
梁漱溟将旧社会构造崩溃的原因归咎为中国文化的失败。
具体表现为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
“中国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
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就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并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中的精义来塑造梁漱溟心目中的“新农民”。
基于以上认识,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前途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
简言之,就是搞乡村建设。
邹平乡村建设的开展1931年3月,梁漱溟等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之前梁漱溟曾在广东倡导“乡治”、在河南尝试“村治”,到山东则改称为“乡村建设”。
之所以选址邹平,是因该县靠近胶济铁路,离济南又不远,县本身既不大也不小,各方面条件有利于乡村建设实验。
乡村建设研究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乡村建设研究部,由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该部招录大学毕业生或大专毕业生40名,二年毕业,主要教材是梁漱溟著《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和《乡村建设理论》,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实验县任科长和辅导员等职务。
第二部分是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负责训练到乡村服务的人才,招录对象是初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每期一年结业,主要课程有乡村建设理论、农业知识、农村自卫、精神陶炼、武术等科目。
学员由每县招考10―20名,结业后各回原县,担任各县乡村建设的骨干工作。
第三部分是乡村建设实验区,以邹平县为实验地。
实验区有县政府,隶属乡村建设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
1932年邹平由乡村建设实验区改为县政建设实验县。
乡村建设研究院于1935年还成立了一个乡村建设师范,地址在研究部内,梁漱溟曾任校长半年。
课程除乡村建设理论、乡村教育和精神陶冶外,其他与普通师范课程相同。
邹平实验县的行政区划经过撤并,整改为14乡。
全县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教育机关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
县以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有一乡学,乡学就是“政教合一”的机构,乡学下设村学。
设置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
梁漱溟说:“我们乡学村学的组织,如能发生作用,乡村真正活起来,则对于中国地方自治问题的解决,不啻发明了一把锁钥,找着了它的诀窍,岂不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业吗!……我们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邹平作乡村建设实验,什么时候才算成功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乡学村学真正发生组织作用,乡村多数人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均行启发,新政治习惯培养成功而完成县自治,研究院实验县的大功就算告成。
”梁漱溟特别强调,发挥传统伦理精神在培养农民新政治习惯时的作用。
梁漱溟认为,中国伦理是从情谊出发,以对方为重,人与人间的关系可以做到连锁密切融合无间的地步。
中国从前有五伦之说,现在再添一伦,就是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彼此互相尊重,互有义务。
梁漱溟通过自己编定的“村学乡学须知”,来要求大家各尽自己的义务,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伦理情谊。
梁漱溟还认为,今日乡村组织必须是一教学组织,最根本的是要提倡农民“求进步”、“向上学好”。
梁漱溟废掉乡镇公所而成立乡学村学,用意即在此处。
乡学行政上受县政府的领导,同时接受研究院的指导,是“政教合一”的机构。
全乡组织董事会,推出乡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龄较高的人当学长,学长由县政府下聘书,实际大都是地方乡绅学者名流担任。
乡学里还有教导主任一人,负责管理教育工作。
再有研究院直接派来的辅导员一人(大都是研究部的学生),负责指导协助乡理事和教导主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乡村建设理论思想。
乡学内设以下组织: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
各村的村学组织与乡学差不多。
乡学村学中的成员,包括全乡全村的农民,统称为学众。
在乡村建设运动中主要为农民做些什么呢?梁漱溟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团体组织”即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在这个方面邹平做得很好,影响很大。
“科学技术”即改良农业品种、提倡植树造林等。
梁漱溟在邹平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口号,就是“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八个字精神的具体体现。
“大家齐心向上”是提倡团体精神,其中“向上”指道德礼俗,“求进步”指生产技术和良好风尚。
中国农村长期存在一些陈规陋习,如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乡学村学教育就是要纠正这些陋习。
梁漱溟主张在这些方面下功夫,事实证明,确实收到较好的实际效果。
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质与评价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是一个以社会为本位的建设方案。
他把中国问题的症结归于文化的衰弱,于是以振兴儒家文化为旨归,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
”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象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
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
而之所以采取改良手段,则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不仅缺乏革命力量,也没有革命对象。
这种分析抹杀了现实中存在的阶级对立,显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的本质,这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矛盾、其实践必然失败的主要原因。
乡村建设的具体组织形式是“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这一机构的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
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儒家的理想色彩。
“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
”在历史上儒家的这种理想从未在现实中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自然在乡村建设中也难见其成。
1981年梁漱溟在给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工作人员卢资平的一封信中写道:“邹平为我过去致力乡村建设之地——在邹平首尾不满八年,幸承地方父老不弃,而实未能为地方造福,思之歉然。
”这确实说出了梁漱溟的心里话。
也就是说邹平乡村建设试验的效果与梁漱溟的期望目标,距离是很大的。
不过,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似乎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的成功,以及日本、台湾在农村建设中,均在其实践中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可操作性的具体设计,如合作组织的建立等,由此可见这一历史的现实意义。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提出,经济建设要“从农业引发工业,更从工业推进农业;农业工业垒为推进,农业乃日进无疆。
”这里明显有以“工业反哺农业”的思想。
因此,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可以充分肯定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乃至在今天仍有很高价值,仍然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本土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