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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有何借鉴意义？一、徽商的崛起徽商崛起于明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300余年的辉煌。
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
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
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销的商品。
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日益增多，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
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专向灶户收购食盐），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
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
此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
徽商是明代中叶至清道光年间中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一支商帮，曾创造了雄踞华夏商界300年之久的辉煌。
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
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有近千人。
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盛极，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之说。
二、徽商的“儒贾观”和商业道德1．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州既以“东南邹鲁”驰誉遐迩，又以“商贾之乡”闻名海内。
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或是“先商后儒”，或是“亦贾亦儒”，从而形成了“贾而好儒”的重要特色。
徽商之所以能够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发展壮大，乃至成为称雄商界的劲旅，是与这一重要特色的分不开的。
徽商之所以在经营者重视商业道德，讲求经营之道，也无不是这一特色的重要体现。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有了强大徽商经济的滋润，徽州的世风日益儒雅。
长期的兴文重教，也培养了徽州人温文尔雅，聪慧内敛，干练务实的作风，这也可以说是徽州人的文化风格。
考察朱熹、程大位、汪道昆、江永、戴震、王茂萌、胡适、陶行知这些徽州历史上出现的杰出人物，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讲求实际，处世低调。
徽商虽孜孜不倦的追求“厚利”，但他们更念念不忘“名高”。
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起源于春秋时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儒家思想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对中国家族经济的影响中国家族经济是中国传统经济的重要方面之一，由家族企业组成，这些企业主要是由一个家族中的成员相互支持而成，所有家族成员共同拥有企业财产，并且从事同样的生产或商业活动。
这种经济形式在中国长期存在，但在唐代之后逐渐衰落，直到清代彻底消失。
然而，儒家思想对中国家族经济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儒家思想强调家族的长幼序列，教育成年人尊敬年长者，尤其是尊重长辈。
这种思想使得中国家族经济的传承更为稳定，因为家族事业由老一辈人传给新一辈人时，家族成员没有什么异议，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为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
此外，儒家思想提倡的“仁者爱人”也为中国家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因为这种观念鼓励家族成员之间相互扶持，共同发展。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官商关系的影响中国的官商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以“官大于商”的关系为特征，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普遍，甚至一直持续到现代。
儒家思想对中国官商关系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儒家思想强调的“君子不器”，这个观点强调了道德正义和廉洁奉公的道德规范，成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种反对腐败的力量。
儒家思想对廉洁奉公的传统概念及其在官商关系中的表现起到了乘数的作用。
儒家思想中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言必行，行必果”等准则能够约束官员和商人的自私行为，同时也维护了官商关系的稳定。
第二个方面是儒家思想鼓励商人行善积德。
商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处于低贱地位，不仅被征税，而且还被视为背叛了儒家价值观的人。
但是，儒家思想提倡“行善积德，以求福祉”，因此商人也可以通过行善积德获得儒家思想所崇尚的道德支持，提高其社会地位。
三、儒家思想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诚信。
明清徽州商帮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明清徽州商帮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摘要：介绍了徽州、徽商和徽州社会。
从徽商的经济实力、儒家修养及生活方式三方面简要分析徽商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指出了徽商对徽州传统聚落社会形成、发展及保存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徽州，徽商，徽州聚落社会徽州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宣和三年，从地域上讲主要指现安徽省南部，皖、浙、赣三省结合部。
徽州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一是移民社会，另一个就是四面为山，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徽州原始居民为山越人，两晋、唐末及两宋之际的移民士族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儒家文化与大量的闲置资本。
徽州独特的社会自然环境孕育了独特的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
徽人经商是徽州经济最重要的方面，徽文化是徽州极具典型意义的地方特色文化。
现存的徽州传统聚落不仅仅是徽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还记录下了徽商曾经的辉煌。
徽商即徽州以乡族关系为纽带结成的商帮集团，始于南宋，直至清道光年间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并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徽州山多地少的自然环境，互通有无的传统习俗和移民社会特殊的环境背景是徽商诞生的主要原因。
从明嘉靖到清嘉庆的300年间，是徽商的兴盛时期。
期间，徽商活动范围广，足迹几乎遍及全国，以经营盐、典、茶、木为主，资本特别雄厚。
明中叶商业繁荣，已出现拥有百万巨资的徽商。
在清代，如徽人汪交如、江春、鲍志道等大盐商，甚至拥有千万的资产。
徽商作为一个同荣共辱的商帮集团，这些典型的足以证明徽商当时经济实力之巨。
徽州传统聚落规模庞大、修建水平高，这主要得益于徽商的经济支持。
由于徽商常年在外经商，家中多为老弱妇孺，徽州住宅特别注重防盗的功能。
除建筑普遍外墙高耸极少开窗外，还现存一些独特的防盗措施。
在南溪南村的老屋厅就是一例。
老屋厅的房门略后退，与墙不在一个平面上，并在窗外设坚固的横档以增强防盗功能。
位于正楼北面的边门以厚铁皮为最外层，中层是较薄的青砖，内层为优质木材，从而达到了很好的防火、防盗的效果。
徽州作为移民社会，自汉末起，外迁入的始祖逐渐繁衍形成的若干家庭聚于一村，形成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传统聚落。
徽商与儒家精神“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民间的这首歌谣形象的描述徽州人因生活窘迫而背井离乡的场景。
古徽州包括了今天的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和绩溪县等地区，徽商就是这些地方的商人所组成的地域性群体，活动范围“几遍宇内”，“无所不居”，其中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形成了“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的传说。
孜孜不倦的“徽骆驼”们崇尚仁义，以儒经商，明清时期一跃位居全国十大商帮之首。
一、徽州的地理和社会情况清代诗人黄仲则在《新安滩》中有这样的描述徽州独特的地形特征的诗句：“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徽州依山傍水，地势陡峭，拥有黄山、天目山、齐云山等诸多山脉，新安江、青戈江、婺江、漳水等水系流经于此，群山环绕、云雾缭绕的生态环境为茶叶的生长提供了天然的保障，徽州所属的六县都产茶，如屯溪制作的“屯绿”，休宁的“松萝茶”，祁门制作的“祁门红茶”，歙县研制的“老竹大方”，产于黄山的“黄山毛峰”，猴坑一带的“太平猴魁”等等。
徽州物产丰富，杉木、松木、药材、蘑菇等也产量颇多。
徽州地区在古代很少发生战乱，百姓安居乐业、人口数量迅猛增多，有限的生存资源已经不能满足需要，越来越多的人需要自谋生路，远走他乡。
古代通常有两种途径来缓解生活压力：一是读书，金榜题名；二是经商，发家致富。
《论语?子张》篇中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出仕和学习成了一个可以循环往复过程，两者并不矛盾。
“学”是“知”，“仕”是“行”，明代的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实践依据理论，理论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出价值。
徽州人也十分重视教育，“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由于科举制度招录人员的有限性和幼时家境贫困无钱供读，成千上万的人走上了从商的道路。
徽州水运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又为徽商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和交通。
二、重视教育、振兴儒学是徽商的文化传统（一）孔子对“学”的态度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孔子重视“学”，博览群书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用礼制来归正行为，也就接近于“道”。
徽商的儒商思想渊源分析(作业3) 何谓“儒商”？简单解释就是“儒和商的结合”。
这里的“儒”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读书人或有知识的人，而更应该上升到儒家的伦理道德层面，是指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其核心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商人，上升到具体层面，即儒家伦理核心的“仁、义、礼、智、信”。
徽商贾而好儒，深受儒家传统诚信观、义利观的影响，自觉地用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以诚为本，以义为利，获得了“一代儒商”的美誉。
不难发现，徽商的儒商思想有其深刻的渊源。
一、人口南迁的影响徽州地区曾是穷山僻壤，文化发展相对滞后。
但因其四周封闭而又环境优美，被视为理想的避难场所，成为中国历史上三次因战乱而南迁人口的重要栖息地，再加上一些出于留恋徽州山水、居官任职等原因迁移徽州的中原士族，经过与当地古山越人的冲突和融合，徽州形成一个以中原汉人为主的移民社会。
他们将中原文化移植到徽州，成为当地主流文化。
这些中原士族迁徙徽州后，既继承了封建士大夫和仕宦的儒学渊源，又“阀阅之家也不惮为贾”，从而形成徽州望族。
徽商绝大部分出自这些名门望族，继承了中原士族的儒学传统。
二、有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著名的思想家、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为徽人好儒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朱熹两次回乡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
朱熹理学对徽州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徽州人也一直以朱熹为荣，不仅读朱子之书，且世代敬奉朱子，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
徽州因此成为闻名遐迩的礼仪之邦，并有“东南邹鲁”之称。
在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徽州商人，自然受到儒家传统诚信义利观的影响和熏陶。
有些徽商本来就是儒生，因家境清贫或科场失意转而“弃儒就贾”。
他们自幼饱读儒家典籍，对于儒家诚信、义利观领悟颇深。
进入商海后，他们“扫尽市井中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之风焉”，赢得“一代儒贾”的美誉。
元代徽州商人与经济发展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
在元代，徽州商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探讨徽州商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徽州商人的背景和特点。
徽州，今天的安徽黄山市，是一个自古以来就以商业繁荣而闻名的地方。
徽州商人以商业才能和职业道德而著称，他们善于经商，勤劳踏实，诚实守信，注重家族经营和传承。
这些特点使得他们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徽州商人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至关重要。
他们不仅仅是商品的买卖者，更是经济关系的连接者和组织者。
徽州商人通过密切的商业关系和网络，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和交换，提高了经济效益。
他们经营的范围非常广泛，涵盖了许多领域，如纺织、造纸、陶瓷、茶叶等。
同时，徽州商人还对外地商人进行交流和合作，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联动。
徽州商人的经营模式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他们注重家族企业的传承和发展，通过长期的经商实践和经验积累，形成了独特的经营模式。
徽州商人重视品质和信誉，选择优质的原材料和产品，并且始终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
这种经营模式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信誉，使徽州商人在商业圈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同时，徽州商人还注重科技创新和技术提升，积极引进外来工艺和技术，提高了产品的竞争力。
除了经商外，徽州商人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
他们捐资办学、兴修水利，投资救济贫困等，为地方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这种社会责任意识不仅体现了徽州商人的人文关怀，也反映了他们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责任担当。
然而，徽州商人的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难题。
一方面，徽州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面临着交通和运输的不便。
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的限制，货物的运输非常困难，徽州商人需要克服这些困难来保证商品的流通。
另一方面，徽州商人还需要应付不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元代时期，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动荡给商人的经营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他们具备应对挑战的能力。
古徽商价值理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古徽商价值理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一、徽商及徽商文化简述“徽商”一般特指清末以前的古徽州地区（现为安徽境内的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江西的婺源六县）的商人，俗称“徽帮”，从明代到清代，徽商持续兴盛了三百多年，更有“无徽不成商”的美誉。
徽商的成功是我国古代商业的一次崛起，是商业文化的一次革命；他不仅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更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
徽商文化是古徽州商人在秉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从长期的商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富有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物质文明，包括以徽商经营哲学、经营理念为内在特质的精神文化和以经营之道、商业理论等为代表的制度文化。
徽商文化最基本的特性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而诚实守信则是徽商文化的核心。
二、徽商文化的特征徽商文化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商业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独特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也是近代商业学习研究的典范。
（一）成功基石——“徽商精神”徽商的成功之道在于其在商业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徽商精神”：1、徽商的创业精神徽商的创业可谓艰辛，从小背景离乡、勤劳俭朴、自强自立。
胡适曾经把徽商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誉为“徽骆驼精神”。
2、徽商的创新精神徽商注重从实践中创新思路，以人为本，以文化为基础，以制度作保证，实践中审时度势。
徽商的创新精神体现在注重实践，终生学习，不断创新，“得地还需进一步，知天更上一层楼”。
3、徽商的团结精神徽商善于利用宗族势力展开商业竞争，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为纽带，通过兴办会馆等方式联合经营，以减少内部损耗，提升整体竞争力。
（二）核心理念——诚实守信徽州是以儒学为基础的朱程理学的发源地，徽商文化也是以儒家“重义轻利”的伦理道德观念为指导思想。
徽商经营秉承“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的信条和准则。
明朝的徽州学派文化与商业的结合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朝代，其间涌现了许多文化学派。
其中，徽派学派因其独特的文化特点而被广泛研究和关注。
徽派学派以其独特的商业观念和独具匠心的商业实践而闻名于世。
本文将重点探讨明朝的徽派学派文化与商业之间的结合，并分析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徽州学派的兴起及其核心思想徽州学派是明朝的一个重要文化学派，其兴起源于徽州地区的独特环境和丰富的商业资源。
徽州学派主张商业活动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强调商人应具备才干和良好的道德品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不忘守规矩、顾全大局。
徽州学派的核心思想体现在徽派商人的商业行为中。
他们注重商业信誉和诚信经营，在商业活动中倡导以人为本，讲究和谐发展。
在商业合作中，他们注重彼此的诚信，以信任为基础建立长期的商业关系。
同时，他们提倡为社会作贡献，回馈社会，在商业成功的同时也追求社会责任。
二、徽派学派对商业的影响1. 商业道德的倡导徽派学派秉承儒家思想，重视道德与商业的结合。
他们主张商业活动应建立在信任与守信的基础上，倡导商人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注重社会责任。
这对当时社会的商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提高了商业信誉度，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与发展。
2. 商业模式的创新徽派学派在商业模式上进行了许多创新的尝试。
他们注重商品的质量和工艺的精湛，重视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产品，并以此获取竞争优势。
同时，他们还尝试建立长期稳定的商业关系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流通，推动了地区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3. 文化与商业的融合徽派学派强调商业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结合，通过注重文化创意和文化传承，为商业活动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气息。
徽派商人重视技艺的传承与创新，通过文化艺术的融入，创造出独具匠心和辨识度的产品，并以此在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
三、徽派学派的商业实践1. 行业协会的兴起与规范徽派学派在商业实践中注重行业协会的建立和规范。
他们通过行业协会的组织，促进商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解决商业中的问题。
徽商儒家思想根源及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商形成“徽帮”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成商人集团之总称。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
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应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嘉靖，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至清代乾隆达到鼎峰，嘉庆、道光年间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中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
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显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
徽商的本质是儒商。
①“儒商”，实际始于徽商。
因徽商好儒，亦儒亦商，或先儒后商，或后儒先商，总之是商儒结合，才有了儒商之称。
那么，徽商儒家思想的根源是如何产生的？对徽商孕育发展，鼎盛及衰落究竟有何影响？一、儒商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儒家思想对徽商发展的影响徽商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深厚的时代背景，而儒商则孕育其中。
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政治经济中心下移，促使其临近地区的经济首先得到相应发展，中原文化也随之被引入江南。
徽州正处在东南经济活跃带苏浙的中心，南来北往的要塞，徽州特殊地理环境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徽州地主经济向商业经济转化。
南宋初期即有徽人为经营茶、墨、纸、木“行买四方”的记载，明嘉靖以后，“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人从商增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从地理环境因素看，徽商所囊括的歙县、祁门、休宁、绩溪、黟县五县以及与之相邻的江西婺县属于贫瘠的山区，自古山多田少，土地瘠薄，农业收入不足以自给，转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以求自保。
《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
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
”《江南通志》亦称徽州”咸有溪山之胜，然岭谷险陋，壤地硗瘠，水湍悍，，少潴蓄。
不雨易枯，骤雨则山涨暴至”②。
所以顾炎武说：徽州之民，“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
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③。
缺乏发展农业的基本条件和与日俱增的人口因数，是迫使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谋生的基本原因，而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外部条件是使徽商孕育发展又一成因。
在徽州，不仅是贫无立锥的农民义无反顾地外出经商，就是一些家有资产的富户或士大夫之家，也发现了经商致富的迅捷，而对投资经商产生极为浓厚的兴趣。
林西仲说：在徽州，“民有资产者，多商于外，其在籍之人，强半无立锥”④。
归有光也说：徽州地区“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⑤。
可见，徽人经商，是千百年民情风俗、濡染积习所然。
那么，既然徽商的孕育发展是归究于徽州的“天时地利”为何其后来能在中国数十个商帮中异军突起，转眼见又突然衰败呢？其中既有外在的原因，又有商业背后的深层次的政治文化背景。
首先徽商能迅速崛起东南，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浓郁的文化底蕴。
徽州向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新安为文公阙里，后先相望，斯文盛昌”⑥，是理学大家朱熹的故里，儒风独茂，代代相传。
朱熹虽生于闽，宦于闽，而其文多自称“茶院九世孙”，又称“新安朱熹”，即不忘其旧。
朱熹两次回故里讲学授徒，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朱子之学转相授受，历朝不绝，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新安理学。
朱子逝后，先后被追封信国公，绍定年间改封徽国公。
诏赐婺源朱氏故居为“文公阙里”。
明嘉靖间又诏婺源朱熹十一世孙朱墅为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荫录勿绝”。
清康熙、乾隆先后亲书“学达性天”，“道脉薪传”等匾赐歙县紫阳书院悬挂。
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为徽人好儒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自元代起，朱子之书列为科举必读之书，天下读书士子莫不朝夕诵读。
而徽州人读朱子书，则又有更为深厚的桑梓之情“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
”⑦由此朱熹理学对徽州政治、经济、学术、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徽州人无论为官、为商、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数百年来，徽州文风炽盛，人文蔚起，名家辈出，风俗淳厚。
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奇了。
徽商好儒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在经商活动中的作用非同小可。
而早期的徽州商人主要经营“文房四宝”及茶叶、木材等，可谓与文化有着不解的渊源。
这一点是其他商帮不可比拟的。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的知识水平。
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愈高。
”⑧明代徽商黄崇德，是一位通经史的商人，起初他有志于举业，后挟带资金于齐东经商，一年之中盈利数倍，成为大贾。
歙人闵世章少孤贫，九岁辍学。
长大后发愤自学，精通文史。
一日读《史记?蔡泽传》，对蔡泽赤手而取富贵的事迹赞叹不绝，遂立志法其所为，只身奔赴扬州，为一家盐商管理帐目。
数年之间，他摸清了盐业的行情，于是自筹资金，独立经营，后来终于成为“家资百万”的大盐商。
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商人的过人之处：善于从古人的智慧中汲取营养，将文化知识作为取胜的法宝。
其二，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徽商需要以'儒'约束规范自己的商业行为。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先儒后商，先商后儒，或儒或商，行商中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
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
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
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徽商崛起的标志之一是称雄盐业数百年，究其原因就是官商合一的政治因素，这也是徽商鼎盛的又一成因。
徽州盐商为获取高额利润，必须依附盐官及朝廷官吏甚至皇帝。
这种官商互惠、心照不宣的情感的投资，使徽商获取了高额回报。
徽商善于结交官府，“又善行媚权势”。
不少徽商由此封官进爵，成为红顶商人。
徽商人胡雪岩便是明证。
徽商崛起的第三个因素是利用宗族势力与地域关系形成一个群体，使其在激烈的商战竞争中发挥很强的凝聚力与集团优势。
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
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
徽商的宗族观念很重，外出经商总是按血缘、地缘聚居，往往是父带子，兄带弟，叔带侄，舅舅带外甥。
徽州人外出经商，在城镇落脚之后，宗族中的人马上就会随之而来，其后乡党也会随之而来。
这种以亲情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加之百折不挠的“徽骆驼”创业精神参与市场竞争中，在集聚财力、物力、人力及统一行动方面占有很强优势。
由此看来，文化性，地域性，宗族性是徽商的本质特征。
这与地域特点明显的区域经济极为相似。
徽商衰败具有戏剧性的色彩。
乾隆末年，仪征盐船大火，盐船被毁130艘，死者达一千四百余人。
这成了徽商从波峰走向波谷的一个预兆：以盐业起家并以盐业为主的徽商从此走向了衰落。
而清朝末年所发生的几个重大的事件，直接促使了徽商的落败。
道光年间，鉴于盐价奇高，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清政府把过去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利废除了，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
太平天国起义，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这些地区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州商人的经营大受影响。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和瓦解，这也促使徽商从鼎盛走向衰败。
二、徽商好儒的具体表现及儒商精神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借鉴作用徽商经营中“儒”的体现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行商中讲求诚实信用的商业品德。
徽商重承诺，守信用，以诚待人，以信接物。
⑨无论重“诚”还是讲“信”，都是尊奉儒家伦理道德来立身行事的表现。
“诚”即是儒家所宣扬的“诚笃”、“诚意”、“至诚”、“存诚”等伦理道德观念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的具体运用，朱熹说：“诚包含有实理、诚悫两重意思”。
“诚，实理也”、“诚是不欺妄底意思”，“亡诓欺诈不诚，信是个人所为之实。
”⑩所谓“信”仁义礼智信“五性”之中，实有是仁，实有是义，实有是礼，实有是智，便是信。
实则是将儒家关于“信义”、“信用”、“立信”、“笃信”、“言而有信”、“讲信修睦”等伦理道德规范纳入营商实践中应用，将诚信用于商业，便是要求经营者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不搞假冒伪劣，不行欺骗妄诞。
此正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属守的基本原则集中而又突出地反映着徽商“贾而好儒”的实质。
第二讲求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不取不义之财。
孔子要求人们“见利思义”，甚而“舍生取义”。
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这个道，便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原则，朱熹说：“不以其道得之，谓不当得而得之。
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
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
”○11徽商在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中，能从仁义道德出发，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尤其是不趁人之危，强人所难。
这正是儒商所倡导的重义轻利，以公利为上思想的体现。
据志载，徽人“家居为俭啬而务蓄积，女人尤号能俭”。
然而在公利面前，往往变俭啬为慷慨为公利能做到抛千金而不惜。
第三行商有道，商业目光敏锐，善把握商机，收进售出以获高利。
商场如战场，能否准确及时地把握时机，得失只在几微之间。
这其中一定的文化素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徽商熟读圣贤朱子书，文化素养较高，在风云多变的商场中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
《江南通志.舆地志》风俗篇载徽州“山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徽商财富之所以能迅速增长，“善识低昂时取予”的决策，便是成功的奥秘。
这也是儒商生财有道的秘诀。
由此可见徽商好儒是徽商得以生存发展鼎盛的客观要求也是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那么，儒商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对现代经济的发展究竟有何借鉴作用呢？概括起来：徽商精神就是认祖归宗而起源的能纳百川，凝心聚力的团结精神；崇尚知识，科学预测，把握规律，与时俱进的创业智慧；循规蹈矩，依律从商契约意识；乐善好施，注重公益，诚信为本，重义轻利的行商品德；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艰苦创业的“徽骆驼”精神。
对于当今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