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方史学衰落与清朝史学再兴摘要：明代史学秉承元代史学的修史格局，然而元代毕竟是蒙古族这种强调武功的民族入主中原。
面对文治的后退，新兴的朱明王朝在江浙士人宋濂、李善长、刘基的建议下兴复儒教，重修史学。
所以明朝一代的官方修史活动要比蒙元多很多，然而由于明朝皇权专制极端的强化，史学受到政治的影响很深，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有了新发展。
而满清入关之后，明末清初一批大儒一方面革故鼎新，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人为首的“明末清初三大家”给后来乾嘉史学繁荣上做出了重要的建树。
乾嘉考据学派也随之兴起，掀起一股考据之风，成就远超往代，不得不说清代的历史考据学在修史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使得清代的史学发展更上一层楼。
关键词：官方修史明末三大家私家修史史学批评乾嘉考据学派一文献综述中国史学史研究是20世纪初才开始受人注目的。
元明史学尤其是明代史学，向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之所以薄弱，也是由于满清入主中原之后，对明代史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删改和整理以及文字狱对于朱明一朝的讳莫如深，所以当学者写到有关明史、明代史学，总觉得没什么好写。
学者们打多沿清人的恶习，厚诬明人，对明代史学的认识显得相当浮浅。
可喜的是，近20年以来，明代史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明代史学的研究水平已上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台。
我们在此也先对现有明代史学研究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做一概述。
20世纪80年代以前，明代史学的研究相当薄弱，不仅专题论著少，即便专题论文也不多。
这一时期，李晋华撰《明代敕撰书考》，系统地考察了明代官修史书的经过，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明代官修史学的专著。
谢国桢作《晚明史籍考》梳理了研究晚明史的有关史籍，且摘录了大量的书序题跋资料，为后人研究明代史学史省略了大量的抄写与研究功夫，对后人进行明代史学研究贡献尤大。
1而且，谢国桢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论断，如“有明一代，史学最盛”，又如“明代史学，自陈氏《通纪》流传宇内，人各操觚，遂成一时风气”。
这些论断，对明代史学的研究有着较强的指导意义。
此外，20世纪60年代，刘节显然注意到了明代史学文献的丰富，所以，他在《中国史学史稿》中，曾建议编一部《明代史籍考》。
总体上来看，20世纪80年代前，国内外学者对明代史学的研究是很不够的。
近三十年以来，伴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明代史学由轻视到重视，研究规模逐渐繁荣起来。
仓修良作为比较早重视明代史学者，做出了极其丰富学术成果。
其《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1983），专门设有“再度以褒贬人物为中心的明代史学”一章，下分形成重当代、重人物褒贬的原因、明代传记概述、明代设馆编纂的史书、王世贞和李贽的史学思想、谈迁和他的编年史著《国榷》、其他野史举要六节，开明代史学研究的先河。
2张孟伦对明代史学也比较重视。
《中国史学史》（1985）下册设有明修《元史》、明修史书杂述、李贽史论三章。
“明修史书杂述”提到了《石匮藏书》、《罪惟录》、《国榷》、王世贞著作、《明名臣琬琰录》、《列卿纪》、《今献备遗》、《皇明世法录》等。
90年代以来，葛兆光的《明代中后期三股史学思潮》、《明清之际中国史学思潮》两文，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明清之际中国史学思潮的演变轨迹，也十分让1有关明代史学论著的来源，详参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附录《明代史学论著索引》2《中学历史教学》1990年第3期人称道。
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3册，1999）、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2000）的出版，使明代史学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
以及到了乔志忠撰写《中国史学史》着重对比元明史学，也让明代史学研究逐步发展起来。
相比之下，清代史学研究发展比较繁荣，学者投入精力也较多，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马格侠的《清代史学的经世思想》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归纳清代史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分别考察了清初、乾嘉、道咸时期清代史学不同时期的所产生的不同的经世功能。
葛玉红的《清初的实学与史学》探讨了清初的学术界的实学思想对史学的影响，在史学层面体现了清初学者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
[1]当然，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乾嘉学派是不得不提的一个重点，对乾嘉史学的研究也深入开来。
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的《清代乾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一书从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史学批评方法论和历史考证方法上揭示了乾嘉史学理论的成就。
综上，明清两代的史学史研究不断发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史学发展态势。
二、明朝官方修史活动明初徐达占北京之后，朱元璋就依据缴获的元朝实录准备纂修《元史》。
朱元璋命宋濂、王祎主编，洪武二年（1369）二月诏修《元史》，次年二月书成，成书速度之快，空前绝后。
1《元史》依据尚存的元实录所写，其史料价值不可抹杀。
但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
他指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开国功臣，首称四杰，而赤老温无传。
尚主世胄，不过数家，而郓国亦无传。
丞相见于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传者不及其半”、“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
2明朝的徐一夔也说：顺帝在位三十六年的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没有参考书，只凭采访写成，恐怕史事未必核实。
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
3明太祖又敕令编纂一批针对各个层次官僚、贵族的惩戒性史籍，如《宗藩昭鉴录》、《武士训戒录》、《储君昭鉴录》等，各收载与书名相关的历代人物善恶事迹，以及恶有恶报的结果。
其中还有《永鉴录》分类编辑了历代王朝作恶犯上的事例，《辨奸录》收录历代奸臣的事迹，《臣戒录》、《志戒录》也记叙了历朝历代为臣悖逆不道、以下犯上的事迹。
《昭示奸党录》则主要收录了胡惟庸党谋乱的罪迹，是朱元璋为警示群臣所作，其专制目的十分明显。
《逆臣录》也收录了大将蓝玉谋乱及败亡的经过。
这些史籍皆属于抄录纂辑，重点在于惩恶，是明太祖站在自己君主的立场之上对群臣发出的威慑，书成之后就会立即颁赐给群臣或相关人员。
这类史书配合政治措施和诸多政令颁布，有利于强化朱明王朝的专制统治，史学价值不大。
明代所修《大明一统志》、《大明会典》，是效仿元代的《元大一统志》和《元典章》撰修而成。
明代的玉牒与实录一样，属于例行撰修，制度规定十年一修，实际不能按时进行。
永乐在位期间修了第一部玉牒，即《天潢玉牒》。
4《天潢玉牒》记明了开国皇帝的家世谱系，追溯到太祖的四世祖，下及太祖诸子，同时也记录了朱元璋平定天下直到洪武三十一年的大政要事。
5明代的玉牒有一个从模仿宋代到形成自己规范的过程，清初则完全模仿了明朝纂修玉牒的模式。
明代官方史学受政治因素影响极为显著，使得史学的求真性大大降低。
永乐帝以藩王身1元修《辽史》亦一年成书，但《辽史》部帙小于《元史》。
由于成书过快，《元史》存在不少讹误、粗率的问题。
2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元史卷3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221页4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223页5李晋华《明代敕撰书考》，燕京大学出版社1932份夺位，随即篡改和改修《明太祖实录》；明英宗“夺门之变”成功复位之后，隐没和歪曲了许多景帝在位期间的历史；明世宗通过“大礼议”的政治斗争上位之后，也纂修了实录和宝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而明末阉党更是搞出颠倒黑白的《三朝要典》，这些不得不说是明代官修史学的阴暗面。
[2]明代官修史学的衰落还是因其史官制度的缺陷，史官制度如同元朝，没有专职，没有常设的修史馆局。
1修史之时，临时抽调人力进行编修，翰林院是提供修史人员的重要机构。
作为一个储备文官人才的机构，翰林院设有修撰、编修的官职，但是与真正的“史官”仍有差距，人才并非专攻，修史自然存在一定缺陷，修史组织机构的缺乏，使得明代的官方史学不能振作的重要原因。
“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2，所以明代学者大多感叹“国史之失职，未有甚于我朝也。
故事有不讳，始命内阁翰林臣纂修实录，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陈牍而已。
其于左右史记言动，阙如也。
……”3三、明代史论与史评的发展明朝虽然将蒙古逐回大漠，但是边关的隐患还是很大，史学界对“夷夏之防”的历史观念也越来越严苛，基本上所有士大夫的舆论倾向于排斥一切夷狄政权的正统地位。
而这个时代历史观点上有新意的学者则是李贽，他也成为了当时的“异端”思想家。
4李贽著有《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另撰写《焚书》、《续焚书》为诗文集，其中颇有议论之文。
《藏书》取明代之前历史人物进行评论，《续藏书》记述了明代人物事迹。
李贽评论人物的标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认为“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
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
5在人物评论和历史地位上，往往别出心裁，与众不同，对对武则天、陈胜等大加赞赏，赞扬冯道、谯周等缺乏忠义、无气节人物。
与李贽同时代的王世贞也在史学理论与史学批评上有十分精辟的见解，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的见解，认为：“六经，史之言理者也……”6他认为将一切文献都应视为历史文文献，明显想要提高史学的社会地位。
个人也是十分强调史学的作用，他觉得史书“一代缺而一代之迹泯如也，一郡国缺而一郡国之迹泯如也”。
7因此，他觉得不能令历史记载残缺，所以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他特别重视对于当代史的撰述与史料的汇集整理。
连李贽都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吾读书万卷而未尝从六经入。
”可见他在当时学术界中也算是大学者、大史家。
对于各类史料史籍的整理分析，也批评了一些史书。
[3]尤其明代后期野史丛生，缺乏历史求真性，王世贞做出了理性辨析，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典章、述文献，不可废也；家史人臾而善溢真，然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
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庶几乎史之倪哉！如其笔削，以俟君子。
”8胡应麟也对史学有理论性见解，他在史学理论与史学评论上有独到见解，在史家品德与素质的论述，他承接唐代史学家刘知畿“三长”之论，提出自己的见解“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
有公心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
”胡应麟认为“公心”与“直笔”并不完全等同，“夫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
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
9指出有的著史者虽然“直笔”记录历史，但是出于私心，以直济私，而有的史家出于“公心”，却曲笔著史。
这都是不对的，在胡应麟看来，史家应做到“直则公，公则直”。
他还认为“昔人谓诗有别1谢保成《中国史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0）184页2郑晓《今言》卷2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 《史乘考误一》。
4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2325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华书局，1959，7页6乔治忠《中国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2337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一六8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一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三，上海书店，2009 ，127-128页才，吾亦谓史有别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