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共同受贿的认定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解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解析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特殊主体主要包括：1、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和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6条规定第（6）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

2、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包括与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和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所谓“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可从几个角度加以判断：（1）亲缘关系，如三代以内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关系的人，情妇（夫）可以作为特殊亲缘关系对待；（2）感情关系，如与国家工作人员平素关系十分密切，来往较多的人，以及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具有同学、战友、同事、故交关系等且保持交往的人，专门为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服务和协助工作的人员，如秘书、司机、勤务员等；3、离职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原来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但在实际利用影响力贿赂时，已经实际丧失了原有职务，如离休、退休、辞职、辞退等。

二、如何理解“影响力”影响力是国家工作人员固有的权力、地位、职务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影响力的核心内容是权力，权力是通过具体的职务体现出来的，所有没有职务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产生影响力。

非国家工作人员由于近亲属、情妇（夫）、其他密切关系等对国家工作人员所产生的影响力，只是犯罪的方法和手段，国家工作人员本身具有的影响力，是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必要条件。

三、“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利用影响力”如何认定具有职务上隶属关系的上下级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若下级认为与其上级有某种联系的行为人所托事项能否办妥，将直接影响着上级对自己的评价，可以认定该行为人与该上级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且该行为人利用了与国家工作人员具有特定关系的影响力。

比如像招投标活动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向负责招投标活动的该国家工作人员及其直接领导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明示或暗示希望请托人进入招投标范围并获得中标，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直接领导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取得优势，影响公平竞争，帮助请托人中标，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最⾼⼈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全⽂是什么最⾼⼈民法院研究室经研究认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

有关部门就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征求最⾼⼈民法院研究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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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问题的研究意见全⽂是什么⼀、问题由来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前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均按参与额量刑往往导致罪刑失衡，此时，能否按照个⼈实际所得数额量刑，审判实践中争议较⼤，有关部门遂向最⾼⼈民法院研究室征求意见。

⼆、主要争议问题⼀种意见认为，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按照个⼈实际所得数额量刑，以实现罪刑相当、裁判公正。

我国刑法只规定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对于⾮主犯如何处罚，刑法并⽆明确规定，所谓的“部分实⾏全部责任”的理论通说，并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其“个⼈所得额”⽽不是“参与额”量刑。

另⼀种意见认为，根据⽴法精神及“部分实⾏全部责任”理论，在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不管主犯、从犯还是简单共犯，均应当根据其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三、研究意见及其理由经慎重研究，我们认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

但在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共同受贿案件中，⾏贿⼈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且按照各被告⼈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依法按照被告⼈实际所得数额，并考虑共同受贿犯罪情况予以处罚。

主要阐释如下：1.作为原则，对于共同受贿犯罪，应当根据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关于共同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问题，我国⽴法和司法的做法不⼀。

在⽴法上，1952年《中华⼈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朗确规定贪污共犯⼀律根据个⼈所得数额处罚。

贪污贿赂案件司法解释以及认定【司法解释原⽂】第⼀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数额较⼤”，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

贪污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曾因贪污、受贿、挪⽤公款受过党纪、⾏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于⾮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作，致使⽆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多次索贿的；（⼆）为他⼈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薏⽶梳理总结】1.贪污、受贿罪采⽤两种模式：纯数额、数额加情节。

纯数额： “数额较⼤”“数额巨⼤”“数额特别巨⼤”的具体数额标准分别是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上。

数额加情节：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 贪污从情节有六项，受贿从情节有九项。

2. 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此处为等外等，不严格限于这九种情形。

九钟情形以外的具体判定标准：从事项重要性、⽤途特定性以及时间紧迫性等⽅⾯进⾏判断是否与特定款物实质性相当。

3.刑事追究包括定罪和处罚两⽅⾯，因此包括相对不起诉和定罪免刑。

4. 关于受贿罪，第⼀条的三万元可以针对不同⾏贿⼈累计。

·经济刑法·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０年第９期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共犯问题研究＊张开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摘要：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实施共同受贿犯罪时，立足实行行为并综合考察受贿故意和职务、取财行为的时间和内容等要素，判断核心角色以确定共犯性质；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共犯时，与受贿罪形成观念竞合，应以受贿罪论处以实现罪刑均衡，关系人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受贿罪；共犯中图分类号：D F6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512（2010）09-0060-07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１。

惩治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愿望，催生了国家工作人员关系人单独受贿犯罪的立法化。

该罪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关系人受贿但不成立受贿罪共犯，国家工作人员又不能以受贿罪单独处理，从而双方都得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某些情形，给予了刑事规制，因而填补了惩治受贿犯罪“漏洞”，严密了刑事法网；该罪也呼应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十八条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犯罪的部分内容，是我国加入该公约后履行国际义务、促进反腐败刑事立法国际化的必要举措；从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出发，新罪是我国反腐倡廉和法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的反腐决心。

新罪名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都相对欠缺，鉴于现实生活中贿赂犯罪的复杂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认定特别是与受贿罪的共犯问题值得探讨。

这对于实现罪刑均衡，协调贿赂罪名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受贿犯罪共犯的影响及规范解读（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立法对受贿犯罪体系的影响《修正案（七）》之前，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只存在无罪、受贿罪单独犯和共犯三种情形。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施行，最大的优点是对原来一些无罪处理的情况进行了规制，比如关系人通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贿赂，而国家工作人员并不知情或者谎称不知情而又无从证明的情形，原来双方都不符合受贿作者简介：张开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2009级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摘要】相关法律对特定关系人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已有明确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共犯之间的“通谋”和“共同受贿的故意”往往难以界定。

本文通过对“通谋”的界定和共同受贿具体情形的分析尝试去认定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犯罪。

【关键词】特定关系人；通谋；意思联络；共同受贿一、相关规定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和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都明确规定了特定关系人可以成为受贿犯罪的共犯。

《意见》第十一条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纪要》第5项明确了关于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意见》第七条也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二、主观方面——“通谋”的界定根据上述规定，要认定特定关系人为受贿罪的共犯的关键就是认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通谋”。

具体来说就是双方是否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并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联络。

因此，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通谋”也就是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在主观上彼此之间形成上述主观心理和意识联络。

按照通谋的时间来划分，通谋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事前通谋。

二是事中通谋。

三是事后通谋。

具体来说，如果特定关系人事后代为收受或者索取财物时认识到或应该认识到该财物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对价，其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而收受财物的行为是受贿罪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特定关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形成了共同犯罪关系。

遇到刑事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解读如果受贿罪是共同犯罪的，行为人应当以共同犯罪的受贿数额来进行定罪量刑。

受贿数额一般起刑点是五千的，数额巨大的会加重处罚。

那么，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解读是怎样的呢?今天，赢了网小编整理了以下内容为您答疑解惑，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共同受贿案件中受贿数额认定解读一、问题由来由于经济发展等原因，目前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均按参与额量刑往往导致罪刑失衡，此时，能否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量刑，审判实践中争议较大，有关部门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征求意见。

二、主要争议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按照个人实际所得数额量刑，以实现罪刑相当、裁判公正。

我国刑法只规定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而对于非主犯如何处罚，刑法并无明确规定，所谓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理论通说，并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

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未区分主从犯的受贿罪简单共犯，应当实事求是地按照其“个人所得额”而不是“参与额”量刑。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立法精神及“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理论，在共同受贿犯罪案件中，不管主犯、从犯还是简单共犯，均应当根据其参与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三、研究意见及其理由经慎重研究，我们认为，对于共同受贿犯罪，被告人“受贿所得数额”原则上应当以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认定。

但在难以区分主从犯的共同受贿案件中，行贿人的贿赂款分别或者明确送给多人，且按照各被告人实际所得数额处罚更能实现罪刑相适应的，依法按照被告人实际所得数额，并考虑共同受贿犯罪情况予以处罚。

主要阐释如下：1.作为原则，对于共同受贿犯罪，应当根据其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共同受贿数额量刑。

关于共同贪污贿赂犯罪的处罚问题，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做法不一。

在立法上，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朗确规定贪污共犯一律根据个人所得数额处罚。

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罪行为的认定作者：吴卓师晏磊杨毅伟来源：《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30期摘要特定关系人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特定关系人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关键词特定关系人共同受贿国家工作人员作者简介：吴卓师，西南政法大学刑法研究生；晏磊，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职侦局副局长；杨毅伟，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干部。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0-081-01一、案情2005年，福建省甲公司与重庆乙公司建筑工程产生施工合同纠纷，乙公司希望被告人刘某（律师）代理本公司。

刘某考虑到其夫张某时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而该案一审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九龙坡区法院），按规定自己不能代理该案，遂介绍其同学樊某（律师）代理该案，樊某与委托方约定对该案实行风险代理。

被告人刘某要求张某帮助乙公司，樊某也向张某提出希望张从中关照。

该系列案件在一审期间，张某给时任一审法院院长的陈某打招呼，使乙公司的举证时限得以延长。

2006年5月，樊某所在律师事务所与乙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指派樊某为乙公司与甲公司的所有诉讼第一、二审诉讼代理人。

同年11月，法院一审判决乙公司败诉，樊某将乙公司准备上诉一事告诉了刘某，刘表示支持乙公司上诉并称已要将此事告诉张某，让张某帮忙。

二审期间，张某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要求承办案件的法官关照樊某。

2007年，二审法院终审判决乙公司部分胜诉。

之后，乙公司两次向樊某所在律师事务所先后支付了律师费人民币150万余元，樊某为感谢刘某夫妇，分两次将人民币共75万元汇到刘某银行账户上。

之后被告人刘某将收取樊某人民币一事告诉了张某。

案发后，被告人刘某退还了全部赃款。

二、裁判针对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某不宜定受贿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