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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人的治国理念
中国古代文人的治国理念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理念和实践。
理念方面，古代文人主张以礼治国，即以礼仪、道德、人伦关系作为治国的准则。
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中建立起正确的礼制和道德准则，才能使人民之间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他们崇尚古代经典，认为经史著作中有丰富的治国智慧，应当从中吸取教训和启示，用以治理国家。
实践方面，古代文人通常以为官治国。
他们认为，作为士人，应当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地担任政府官职，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来改善国家和人民的生活。
他们注重修身养性，提倡德治，认为只有以德治国，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古代文人还重视教育，认为培养和教育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
他们提倡教育普及，注重教育内容的道德教育，培养人们的良好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
总的来说，古代中国的文人治国理念强调道德、礼制、德治和教育，他们认为这些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手段。
他们以身作则，尽己所能地为国家和人民服务，致力于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
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各种规模的动乱和战争从未停歇。
几乎每一个王朝和国家都是在战争与动乱中建立，又在战争与动乱中被推翻。
然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却不断得到强化和维护。
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凝聚力也在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一个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能在种种内忧外患中延续数千年之久，其主要原因是历代君王和思想家们善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治国之策，以缓解内外矛盾，巩固统治地位，维护国家统一。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主要面临着三个威胁：第一，内部阶级矛盾，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再到太平天国起义，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是世界历史之罕见的，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项羽起义、东汉黄巾军起义、宋朝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朝时期的太平天国起义。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第二，外部民族矛盾，即中原华夏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
自秦朝建立以后，中原汉族政权就始终与周边少数民族存在着对立和冲突。
当内地中央政府实力强大，民族关系就好。
若是中央政府实力衰弱，民族矛盾就为激发，甚至于导致中原政权的崩溃。
比如宋朝被元朝取代，明朝被清朝取代。
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即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
从西汉开始到北宋，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斗争都比较激烈。
汉朝实行分封制，封国不断强大最终酿成七国之乱。
唐朝的藩镇有充分的自主权。
政治上可以自行任免官吏；经济上可以不向中央交赋税；军事上拥有强悍武装，军队不听中央调动。
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之间，长年战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阻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中国古代皇帝的治国策略与思想中国古代皇帝在治理国家时，常常采取一系列的策略与思想来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国家繁荣。
这些策略和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的统治者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中国古代皇帝注重儒家思想的运用。
儒家思想强调仁爱、礼法、忠诚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皇帝常常以身作则，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以礼法之道规范社会行为，以忠诚之心对待官员。
这种思想的运用使得社会秩序得以维护，人民生活得到改善。
其次，中国古代皇帝注重统一思想。
统一思想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手段。
皇帝通过制定统一的教育制度，推行统一的文字和语言，加强对各地官员的监督，确保各地的思想和行为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
这种统一思想的运用，使得国家的政策和措施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避免了地方藩镇的割据，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另外，中国古代皇帝注重选拔人才。
皇帝常常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重用有才能的官员。
这种选拔人才的策略，使得国家能够得到一批具有高度素质和能力的官员，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同时，皇帝也注重培养官员的能力和道德修养，通过严格的考核和教育制度，使得官员能够更好地履行职责，为国家的繁荣做出贡献。
此外，中国古代皇帝注重经济发展。
皇帝常常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经济的繁荣。
他们鼓励农业生产，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加强对商业和手工业的管理，鼓励商人和手工艺人的创业；他们修建水利工程，发展交通运输，促进商品流通。
这些措施的实施，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最后，中国古代皇帝注重外交政策。
他们通过外交手段来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他们与周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通过婚姻联姻、贸易往来等方式加强与他国的联系；他们采取灵活的外交手段，通过外交礼仪和外交使节的派遣，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形象。
这种外交政策的运用，使得国家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皇帝在治理国家时，采取了一系列的策略与思想，为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及其现实意义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是指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治者所采取的治国手段和思想。
这些治国方略既包括宏观的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也包括微观的具体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政策措施。
这些治国方略在当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中，重视统一和稳定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古代的统治者，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等，都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消除了内乱和分裂的因素。
他们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
这种统一和稳定的治国方略，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同时，统一和稳定也是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的基本原则之一，保障了国家的和谐发展。
其次，在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中，注重培养人才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统治者通过推行科举制度，选拔文武官员，使得政府能够拥有一大批才干出色的官员。
这些官员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培养和选拔人才也是当代中国的治国方略之一，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人力资源。
另外，在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中，重视农业和财政管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统治者注重发展农业生产，通过推行耕地制度和减少赋税等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他们也重视财政管理，加强对财政收入和支出的监督和管理，保证国家的财政稳定。
这种重视农业和财政管理的治国方略，为国家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而在当代，农业和财政管理依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保障了国家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最后，在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中，注重文化传承和教育普及也非常重要。
统治者注重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文化传统，通过推行教育制度，普及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
这不仅加强了民族认同和凝聚力，也推动了社会发展和创新。
文化传承和教育普及在当代中国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实现民族复兴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基础。
综上所述，古代中国的治国方略对于当今中国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人治国理念
古人治国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君权至上
在古代中国，君权至上是普遍的治国理念。
君王被认为是天命所归，是万民之上的领袖，其权力是绝对的。
其他官员、士人都要服从君王的权威，并为其服务。
2. 仁政为本
仁政是儒家治国理念的核心，指的是以仁爱之心来治理国家。
君主应该以仁爱之心待民，尊重他们的利益、情感和尊严，使民众感到被关怀和被尊重。
3. 德行为先
在古代中国，德行为治国核心，君主和官员都应该怀有高尚的品德，以身作则，为民众树立榜样。
只有德高望重的君主和官员，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
4. 廉政为重
古代中国强调廉政，认为官员应该清廉正直，不得贪污受贿，不得以权谋私。
同
时，君主应该加强监督，制定严格法规，保障政治清明。
5. 以民为本
治国之本在于民，古代中国的治国理念强调以民为本。
君主和官员应该密切联系民众，了解民情、民意、民生问题，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和发展条件，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的需要和愿望。
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历经数千年的演变，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经验和治理思想。
这些理念几乎涵盖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对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进行简要概述，以期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精华。
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认为人和自然应该相互融合、相互和谐。
在此思想的引导下，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都尽可能地适应自然环境，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从而达到以人为本、和谐共处的目的。
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有道家教主老子以及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
二、以德治国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强调以德治国，认为统治者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以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
和谐社会需要平等和公正的道德标准，而不是权力的滥用和强权的体现。
在古代中国，一些开明的君王像周文王和宋太祖等，都以德治国，这些统治者能够受到老百姓的拥戴和支持，带领国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三、“仁政”治国仁政指的是以人民的福祉为首要目标，切实关心和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兴办公共事业，发展民生经济，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统治者像康熙、光绪等，都是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实行了一系列有益民生的政策，受到广大民众的爱戴和支持。
四、兼容并包的治国策略中国古代治国的方法和手段非常丰富多样，最典型的特点是使用兼收并蓄的方法，吸取各家学说的长处，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折中之路。
在古代中国，不同的统治者会运用儒道合一、含垢纳污等方法，用以整合各种不同的力量和思想，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这种“以和为贵”的方式，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五、“民本”思想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非常重视民众的利益，认为政治权力的产生和行使应该为了最大限度地谋福利百姓。
这种思想反对君权的专制和权力的滥用，主张推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制度，实现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各种规模的动乱和战争从未停歇。
几乎每一个王朝和国家都是在战争与动乱中建立，又在战争与动乱中被推翻。
然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却不断得到强化和维护。
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凝聚力也在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一个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能在种种内忧外患中延续数千年之久，其主要原因是历代君王和思想家们善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治国之策，以缓解内外矛盾，巩固统治地位，维护国家统一。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主要面临着三个威胁：第一，内部阶级矛盾，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再到太平天国起义，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是世界历史之罕见的，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项羽起义、东汉黄巾军起义、宋朝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朝时期的太平天国起义。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第二，外部民族矛盾，即中原华夏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
自秦朝建立以后，中原汉族政权就始终与周边少数民族存在着对立和冲突。
当内地中央政府实力强大，民族关系就好。
若是中央政府实力衰弱，民族矛盾就为激发，甚至于导致中原政权的崩溃。
比如宋朝被元朝取代，明朝被清朝取代。
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即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
从西汉开始到北宋，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斗争都比较激烈。
汉朝实行分封制，封国不断强大最终酿成七国之乱。
唐朝的藩镇有充分的自主权。
政治上可以自行任免官吏；经济上可以不向中央交赋税；军事上拥有强悍武装，军队不听中央调动。
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之间，长年战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阻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特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央集权，重视君权。
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是皇帝，皇帝是国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
古代的中国国家制度强调中央集权，皇帝掌握着极大的政治权力。
例如，唐朝的官僚制度和宋朝的科举制度都是由皇帝直接颁布的，并且由皇帝控制权力下放的程度。
这样的中央集权体制确保了国家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二、官僚体制，重视官员的选拔与管理。
古代中国的官僚体制是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员由皇帝任命，根据其能力和廉洁程度来评定官员的品质。
古代中国注重选拔有才干、有德行的人才进入政府机构，同时，还实行严格的选拔和考核制度，以保证官员能够尽职尽责，依法办事，并且防止权力滥用以及腐败行为的发生。
三、礼制思想，重视道德和社会秩序。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中，始终倡导以礼制思想为核心的道德观念。
古代中国政府以孝为本，强调尊敬和服从的传统价值观念，同时也推崇忠诚、正直、廉洁等道德品质。
礼制思想在古代中国社会中起到了自上而下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的约束作用，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四、依法治国，注重法律和司法制度。
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也注重依法治国。
古代中国历代政府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法律，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权益。
同时，在古代的中国，也有一套完备的司法制度，用以调解争端和处理各类犯罪。
司法活动相对独立于行政权力，这就为人民提供了一种法律保护的手段。
五、封建特色，实行分封制度。
古代中国采用了分封制度，将国家划分为多个封建诸侯国，并由皇帝授予封号衔职，以管理和统治辖区内的事务。
封建制度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一种政治控制手段，也是统一国家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礼制思想、依法治国和封建特色。
这些特点在古代中国政治体系中相互交织，共同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有序的框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传统文化一直被世人所称道。
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种治国理念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为主题，一步一步回答这一问题。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体现了以德治国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国家治理的核心。
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被认为是道德典范，因为他们同时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道德品质。
这种以德治国的理念通过传统教育体系的推行，对国家的治理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思想体系强调了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个人的德行高尚，才能够带动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强调了仁爱之道。
在中国古代，仁爱被视为一种无私、慈爱和互助的品质。
仁者爱人，慈者怜人，这种思想被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强调“仁者爱人”，倡导君子善养，为他人着想。
这种理念不仅要求君主具备仁爱之心，也要求他们在治理中积极关心民生，构建和谐社会。
在中国古代，博爱也被视为国家治理的方式之一。
根据孟子的说法，君主应该像父亲一样关心子民，向他们提供爱和保护。
这种治国思想强调了仁爱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强调了礼治。
中国古代认为，通过礼制来建立秩序和规范行为是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
礼治体现了尊卑有序的伦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之一。
它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确保人们的互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例如，在古代，朝廷每年举行各种仪式，如祭祀、冠礼等，这些仪式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还有着社会秩序的作用。
礼制的推行使人们相互尊重，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最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国理念强调了宽严得当的法治思想。
古代中国普遍认为，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通过建立公平的法律制度，确保社会的有序和公正。
古代治理国家的方法古代时期，国家的治理方法与现代有很大的不同。
古代国家的治理方法主要是基于君主集权制度和官僚体系，君主通过颁布法令、实施政策，以及任免官员等手段来管理国家事务。
以下是一些：1. 明君治国：在古代，以“圣君”、“明主”为目标，其中明主指的是具有聪明才智、责任感和良好治国才能的君主。
明君治国的核心思想是为国家利益着想，以民为本，善用人才，重视社会公正与稳定，追求国家长治久安。
而实现明君治国的关键在于君主的领导能力和素质。
2. 法制治国：古代国家的法律体系主要以君主为中心，君主制定法令，法令要求公平合理、公正公平。
在法制治国中，公平公正的司法是重要的一环，君主可以借助官员进行司法，审判案件，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人民权益。
3. 任用贤能：古代国家的治理方法还包括如何任用贤能。
君主需要从贤才中选取出能力突出、品德高尚的人才，以辅佐其治理国家。
贤能的选拔通常基于个人才干、德行和学识，以及君主对其的信任与了解。
任用贤能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治理效率和公正性。
4. 官僚体系：古代国家的治理中，官僚体系扮演着重要角色。
官僚体系由一系列官员组成，各官员根据君主的命令执行具体的职责。
官僚体系的组织和管理是古代治理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
官员的选拔、培训和考核是确保官僚体系正常运作的关键环节。
5. 重视道德教育：古代国家治理方法中，道德教育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君主需要重视道德教育，推崇儒家思想，倡导“仁爱”、“忠诚”等道德观念，以培养国民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准则。
道德教育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定，以及提高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可持续性。
6. 互惠互利的征税政策：古代国家治理需要财政支持，政府的征税政策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稳定。
征税政策在古代的治理中往往采取互惠互利的方式，即以民生和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合理征收税款，通过税收回归社会，以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
7. 治理法治：在古代，国家治理也需要法治的框架以确保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
古代中国治国为何讲究“德主刑辅”？
2014.10.15 作者：兰台
引言：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明确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
”那么，我国古代治国为何选择了“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呢？在这里兰台君给大家说一说。
谈到“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就不能不提到秦汉之际在治国策略上的儒法之争。
先秦时期产生的诸子百家中，以儒家和法家的治国策略最具有可行性。
秦汉时代，这两家的治国策略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儒家以德治
为本，法家以刑治为本，从治国的根本而言，两家是站在彼此对立的立场上的。
儒法之争是在治国方略上的“德治”与“刑治”的交锋。
而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又各有长处与局限。
儒家的“德治”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各种局限性，他们从治人和治于人的关系上立论，在理论上表现出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道德决定论倾向，这是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难以真正实现的。
尽管如此，他们强调对民众实行道德教化和要求从政者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等主张，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客观上有利于民众。
法家的“刑治”主张的局限性在于片面夸大法令控制与刑罚强力的作用，秦朝的覆灭是不言自明的例证。
但法家思想中的有价值的合理因素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应抹煞的，它在反对和打击奴隶制的旧制度、推动社会变革方面曾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而它所强调的明法审令、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等主张，则是治国经验的总结，凝结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
儒法之争的本质，表面上看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深层次挖掘却是人性之争，即人性是善还是恶。
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犹如两股道上跑的车。
儒法两家德治与刑治的理论基石都是各自的人性论。
儒家认为人性是有善端的，可以通过施政者的教化去其“劣端”，以德服人，从内心深处唤醒人们的“羞恶之心”，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使社会安定。
尽管荀子提出“性
恶论”，但严格说这只是一种有条件的“性恶论”，事实上他并未彻底抛弃孟子主张的一些核心观点。
正如儒家的德治主张是基于其对人性的估价，法家的刑治思想也建筑在对人性的认识上，表现为绝对的“性恶论”。
它不仅认为人“不免于欲利之心”，还认为人心总是利己而害人的，不但君臣之间，甚至父母子女之间都是一种利害关系。
所以“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义之相怜”，“不务德而务法”，民可安，国可强。
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刑治”在各自人性论的基石上建构，以人性论来解释和维护其治国方略，这样“德治”与“刑治”就有了各自存在的理论根据。
历史证明，单独的、孤立的德治或刑治都是不可能将国家治理好的。
历史上，将儒法两家所持的不同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本质上体现为儒家主张施行政治教化，而法家推崇严刑峻法的政治方略之争。
儒家主张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孔子认为民众皆有礼义廉耻之心，通过道德和礼教管理民众，民心所向，才是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而理想的政治应当是免刑、无讼、去掉残暴与虐杀。
但在现实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绝对不要刑，而是倾向于重德轻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
孟子继承了此观点，主张“省刑罚”，提倡以教化为主，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孟子·尽心上》）荀子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更张，他主张“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其“重法”是同“隆礼”相联的，二者并重；同时他也把
刑看作是减少犯罪、进行教化的一种手段：“凡刑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
”（《荀子·正论》）荀子德刑并重的主张显然有别于孔子，这表明荀子开始向刑治靠拢。
后来的儒者，在如何运用法刑治民的问题上，也随社会历史各种的变化，在侧重点上各有不同，但总的倾向还是强调以德为主。
而法家认为学识才智是贫弱败乱的根源，不希望被治国者有独立的思考，特别欣赏愚民政策，从商鞅所云“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而不偷。
”（《商子·垦令》）到韩非所云“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等言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家对知识传播的恐惧。
在建立和整顿社会秩序上则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於法”，应遵循“尊主卑臣”，“分职不得相逾越”（《史记·太史公自序》）之势，用严刑峻法保证治国策略的贯彻以及社会机制的运行。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家的主张确实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当秦面对六国初平，天下扰攘的混乱局势时采取强制手段以建立统一的秩序，应该说是一种必然的历史与政治选择。
但秦以法家学说称霸天下，将法家之术推向极端后，却显现出法家“刑治”的缺陷。
史称秦法绵密，秦代的法规规定十分细致，试图以精细的条例法规规矩平民百姓的日常行为。
但中国是地域广阔风俗差异极大的国家。
秦法之绵密在秦还是以关中为核心地域有限的战国七雄之一时，尚可做到运转得宜。
但一旦快速吞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后，这种缺乏弹性的绵密规
定就与各地的生产生活实践产生了格格不入的冲突。
而一旦冲突产生，法家的“刑治”又以毫无弹性的酷刑峻法刑杀镇压、终致“天下苦秦久矣”。
“刑治”作为维护大一统中央集权统治的手段，却导致秦二世而亡。
秦之亡，其实际亡于其君主和上层官僚执行的是一条毫无弹性的法家路线。
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这相反两股力量在彼此压制对方的同时，另一方面却是在相互吸收，支持和促进对方的发展与完善。
儒家与法家虽然思想上有很多对立，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
因而在思想和治国方略等方面，既有儒、法之间的争胜事实，也有整合之发展趋势。
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历史局限性：儒家的“德治”思想从治人和治于人的关系上立论，在理论上表现出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道德决定论倾向，而这又是在现实社会治理中难以真正实现的。
而法家的“刑治”片面夸大刑罚的作用，严刑峻法最终导致社会动乱，秦朝覆灭即是最好的例证，但其中有价值的主张及其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应抹煞的。
法家思想所强调的明法审令、循名责实、信赏必罚等主张，则是治国经验的总结，凝结着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
历史证明，单独的、孤立的德治或刑治都是不可能将国家治理好的。
秦因法令绵密、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导致灭亡的历史也给了新的治国者以深刻教育，促使他们寻求稳妥的统治方略。
汉承秦制，为避免重蹈秦以暴政而亡的覆辙，儒家学说渐行，故此汉儒鼓吹德治。
同
时也更多地吸收了法家思想，一方面强调“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义也”；另一方面又提出“义者，君之民，法者，君之命也。
”“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国也。
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潜夫论·衰制》）。
儒家进而强调君权、政令与“仁政”相联，刑罚与“治世”相联系，儒法在历史发展上趋向整合。
从儒法之争的本质出发，秦灭汉兴的历史进程进一步证明，在治国上“德治”与“刑治”应二者并举，缺一不可，必须紧密结合起来。
“德治”与“刑治”，道德和法律，确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个靠人们的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一个靠国家强力机器和威严，殊途同归，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对于一个正常社会的健康运行，各自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它们只有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确保社会调节手段的完备和有效。
在儒法合流的基础上，“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治国策略最终成型。
“德主刑辅”、“礼法合治”就是指将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以刑治国的结合。
它一方面表现了礼、法在制度上由原先的对立走向统一，另一方面表现了礼、法在统治方法上的相互补充和交替使用。
同时，在礼、法结合的基础上，还吸收了其他有利于维护统治的观点和主张。
“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形成标志着儒法两家思想及政治方略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形成了一种成熟的治国策略：它代表了一种兼容并蓄的政治心态，这样，就既避免了纯任儒家的迂腐柔弱，也
避免了纯任法家的苛察严酷。
公开倡导儒家思想德治，说明治国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教化人心和思想宣传的重要性，这是治国技巧更加圆熟的标志。
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推行并依靠法家刑治，说明治国者已经告别了传统儒家的空洞的政治理想主义，而具有了清醒的政治现实感。
由此“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最终成为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主流思想。
（“德主刑辅”、“礼法合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