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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2008-10-07 08:23 南方都市报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编者按定于10月9日至12日举行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聚焦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土地制度、粮食安全、城乡一体化等热点议题届时均有望给出新说法。
这当中，土地制度变革尤受瞩目，而近段时间学界亦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未来土地产权是该私有化还是集体化？又要怎样的私有化或集体化？土地真的能够作为农民的最后保障吗？诸如此类问题，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本报连续刊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的长文，试图对此作出回答。
在新的思想解放形势下，即将召开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可能将进一步讨论土地问题。
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近来的土地讨论和政策变化，以探讨未来的方向。
关于过去否定“土地私有”的理由有朋友说：他并不反对土地私有化，但是他认为应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土地首先集体所有，然后再到私人所有。
他认为我是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因此征求我的看法。
我对他说：其实我以往在土地问题上发表的一些看法主要是驳论，而不是立论。
我觉得现在的土地问题和其他很多问题一样，仅仅说什么私有、公有是意义不大的。
因为你讲公有，就有一个所谓“公”是什么的问题，同样要说私有，也有怎么私有的问题。
以前的主流意见否定土地私有制，我觉得其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说什么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危机，甚至说会导致农民战争。
这应该说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
这个误区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有关。
过去反复地讲，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就比较平均，然后出现盛世，然后又由于自由买卖，土地又集中起来，然后又来一次循环……这个说法似乎远不止在历史学中流行，现在几乎各方面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
但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
我已经写过不少研究著述，指出我国传统时代土地并不像传说的那么集中；租佃制也不像所说的那么发达；因租佃制导致的收入不均程度更有限，远非当时社会不公、社会危机的主因；当时如果说有“土地兼并”，其动力主要也不是什么“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而是政治性特权；所谓土地在一个王朝中由初期到末期越来越集中、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由前期到后期也越来越集中的两个“趋势”并不存在；历史上的“民变”与“佃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民变”并非“佃变”的升级与扩大，导致王朝倾覆的大规模“民变”起因除了天灾就是“官逼民反”，与租佃制并无多少联系，其诉求也与佃农基本无关；把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革命解释为土改者与反土改者的斗争难以成立；甚至广而古今中外，在没有专制“圈地”的情况下初始平均的小农社会仅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经济过程变成“两极分化”尖锐对立的危机社会，这种例子还从未有过。
朱恒鹏：我这一辈子:一个老农眼中的土地制度变迁《经济学家茶座》2006年第2期回乡探亲，遇土生老爹。
老人年届八十，人生阅历丰富，且读书颇多，又兼关心时事，熟悉政府有关三农政策，村中威望极高。
多年未曾谋面，老人见我甚是高兴，老少二人把酒话桑麻，聊得很是投缘。
老人讲述一生经历，无意中从一个亲历者的视角反映了建国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
笔者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一、土改：终于拥有了自家的土地“那可是个好辰光!”说这话时老人眼中露出少见的光彩，“解放了，地主家的田地、房子，还有牲畜全部分给了穷人！那时我刚刚成亲，家里也分了十亩地，一头牛！祖祖辈辈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们那个高兴啊!做梦都会笑出声来。
”“我知道，那是…土地改革‟，简称…土改‟”，这个话题很合我的兴趣，“就从土改开始，给我聊聊你这一辈子经过的事”。
“好！好！既然你愿意听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就和你聊聊”，老人也颇有兴致。
“土改把地主的土地和牲畜分给大家，分得大致公平吧？”我问到。
“应该算很公平！基本都是平分的，比如，我们家和隔壁长庚家人口一样多，分得田地和牲口也就一样多，都是十亩地、一头牛。
“终于有了自家的土地了，我们两口子合计着一定要好好干，我们相信土地不会糊弄人，你流多少汗，它就给你多少收成！“那几年我们两口子农时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家，地里一棵杂草都没有！不管种什么，我们亩产量都比别人高出一截。
夜里我们轮流起来给牛喂料，牛那个膘肥体壮！我们俩很爱惜它，它也很对得起我们。
“每年我们拿出六、七亩地种粮食，打了粮食自己吃和交公粮，价格合适时也卖一些。
其余三、四亩地种些经济作物，拿到集市上卖钱。
我们合计着，好好干，攒些钱再买十亩地，一头牛！让日子越来越红火。
”“你很会做买卖吧？”我记起老人曾被割过“资本主义尾巴”。
“说不上很会，就是比别人多动点脑子。
乡亲们都种黄瓜时，我就种西红柿！这样西红柿可以卖个好价钱，等来年大家都种西红柿了，我就种黄瓜，反正不随大流！这样，我们种的东西总能卖个好价钱！”“很有市场意识嘛!”我恭维到。
[土地制度的发展（一）]秦晖2010.4.5我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国家这个历史啊，这个土地制度的发展曾经经历过几个阶段。
在晚唐以前，土地制度发展经历的阶段一晚唐以前，实行均田制，强调国家分配。
也就是说在现在晚唐，那个唐德宗年间的那个两税法以前，中国的税收制度和土地制度，基本上是强调国家分配的。
这种国家分配，打着均田制的这个名义，它实际上强调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强调的是每一个等级内部的平均，就是一品官应该多少，二品官应该多少，普通的老百姓应该多少，它实际上是做不到真正的平均的。
但是它可以做到一点，就是这个土地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你的政治身份来划定的。
就是你的官当得越大，你的政治身份越高，你拥有的土地就越高。
它不是按照你的那个经济，不是按照你的那个资本，不是说你有钱就可以买地，你没有钱就卖地，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从秦汉时期的名田制，西晋的占田制到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是国家分配的土地制度，实际上无法作到真正的平均。
从秦汉时期的名田制，西晋的占田制，一直到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是这样的一种制度。
我前面已经讲过，这种所谓的均田制下占田并不均。
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占田逾限,无权无势的人受田不足，这始终是均田制存在的几百年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就像我们以前那个，在旧体制的那个住房制度下，有权有势的人占房逾限，无权无势的人受房不足，也是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一样的。
但是，作为用国家权力来直接分配土地的一种体制，它始终是存在的。
那么这种体制，土地制度发展经历的阶段二晚唐以后，实行两税法，国家承认土地可以自由买卖。
到了晚唐以后，尤其是到了宋代，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宋代，国家就基本上不搞授田制了，虽然还是有，总体上，当时国家已经承认，这个土地是老百姓自己处理的，可以自由买卖，而且从宋代开始就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官府开始征收土地买卖的印花税，印花税也就是它承认了你这个土地交易是合法的，在这以前是不承认的。
这个元代的马端临曾经讲过（马端临图片）（1254年——1323年）宋、元著名史学家说，以前呢对买地的这种现象,历代都是要打击的。
秦晖：如何看待改革中的公平问题本文摘自《十年沧桑(修订版)》秦晖金雁著我们讲改革通常无非是两个意义上的改革：一个是效率问题，另一个是公平问题。
现在看，计划经济与命令经济的区别主要是在效率（尤其是物质生产效率）方面，从人道的角度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在效率改进方面，命令经济的可逆性或旧体制的“可放弃性”要比计划经济大得多。
那么在公平方面呢？公平与否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感觉。
我们讲的“公平”并不是指分配的“平均性”或“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利义务的对等。
统治者把人民管起来，束缚人的自由，人们对这种束缚感觉的强弱，取决于统治者以什么作交换。
如果一方面把人们管起来，同时又在各方面都提供保障，大部分人或许认为这样也不错。
因为人与生俱来就有两种愿望：一种是自由的愿望，一种是安全的愿望。
人的天性决定了人存在有拿自由换安全的可能。
任何一个共同体，不论是现在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下的“大锅饭”、“铁饭碗”，还是古代命令经济下的“采邑”、“行会”、“教区”、“家长制公社”与“米尔”公社，它要稳定地维持下来都必须同时具有既束缚人的自由又给人以保护的双重功能。
如果共同体的束缚和保护是对应的，处在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状态，这个共同体从广义讲就是“公平”的。
要摆脱共同体就像马克思讲的那样，意味着“两种意义上的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保护的“自由”。
换句话说，就是得到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着风险，这就是所谓的“代价”，而如果失去的保护多于摆脱的束缚，获得的机会小于面临的风险，人们就会觉得权利义务关系失衡，即觉得“不公平”了。
但有一些共同体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或只有束缚没有保护，或只有保护没有束缚。
就整个“前计划经济国家”看，中国、越南这些亚洲国家的束缚要多一些，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时期就更不用说了。
以农民为例，中国的农民基本上没有享受旧体制的保护，但却被这个体制束缚得很厉害。
苏联农民在斯大林时期也没有得到保护。
十字路口的中国二元土地制度主持人：大家好，非常大家感谢大家今天过来！我是一点半到的，那时我就发现这里已经基本坐满了，大家来看秦老师的热情非常高，非常感谢！现在是2010年的八月份，也是【读品】100期的时间，也就是说，读品已经办了四年半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时间那就交给秦晖老师吧。
秦晖：最近傅蔚冈先生看了我写土地问题的文章，请我来讲两句。
土地问题我其实不准备多讲了，因为就现实而言，问题已经是很清楚了。
其实地权不交给农民，而要由政府来进行某种管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也不是不可以讲这些道理：比如说农民知识层次比较低、比如说社会主义起步阶段需要有一个原始积累、比如说规划极为重要等等，都可以成为理由。
但是，我觉得现在讲的最大的一个理由恰恰是最没有理由的——就是说我们为失地农民着想，不搞土地私有制，就是防止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所有理由中最荒唐的一个理由。
简而言之，如果你真的是为失地农民所想，害怕土地给了农民后，他们会被忽悠会乱卖地，或者说农民喜欢赌博啊喝酒，把这些地都拿去胡折腾……我觉得针对这个担忧的解决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把土地私有制实行一半，就是我讲的实行所谓的交易批准制度，也就是说如果农民愿意卖地，还需要交易被批准，土地就不会想卖就能卖；但是如果农民不卖地，政府是绝对不能买的。
概况来说就是，你不允许农民有卖地的自由，至少你允许农民有不卖地的自由，那就可以防范所谓的失地农民问题。
如果你真是这样做，那我可以相信你大概的确是为防止失地农民着想。
但是如果你现在连这点都不愿干，不仅不允许农民有卖地的自由，甚至也不允许农民有不卖地的自由，那就怎么谈得上避免失地农民呢？也就是说这种制度的前提就是农民的地是可以抢的，讲得简单点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种问题几乎是不用讨论的，地权之所以不能交给农民，在我看来主要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一些现实的考虑，所以我也不想多讲了。
今天，杨奎松先生要给我做评论，所以我还是讲一些历史，因为现在土地政策对现实的解释，是和历史的解释捆绑在一起的。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来源：网易—新闻中心2006年4月26日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作者秦晖整理【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
《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
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
——秦晖第一部分国家的责任与权力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国农民摆脱束缚，无需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秦晖：在中国—东欧转轨比较上，如今争论双方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
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
另一方则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
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所以现在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但我看，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很可疑。
如果拿东欧和中国做比较的话，从直观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对于东欧自身来讲，即便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在转轨方面就差异极大。
爱沙尼亚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简直比南街村还南街村。
中国也同样如此，像温州几乎全部都是私有制。
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近几年虽然有升有降，但总的来说一直都在增长。
而东欧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了经济滑坡。
如果仅用激进或渐进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首先应该分析这些国家的差异是从哪里来。
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
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
刘瑜读《走出帝制》作者：刘瑜2015-11-29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
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
虽然专业背景是中国古代史，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其“管道疏通”工作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史领域。
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秦晖先生总是能三下五除二，一方面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警惕矫枉过正，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
《走出帝制》是其将知识梳理能力运用到清末民初史的一次尝试。
表面而言，《走出帝制》是一个大杂烩式的文集，综合了秦先生对清末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分析与评价。
仔细阅读，会发现“大杂烩”背后，有清晰的逻辑与层层递进的追问。
成功还是失败追问的第一层，是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更确切地说，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的表现，到底有没有、有多少“成就”可言？以往的看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没有能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导致革命成果被军阀们攫取，造成连年的军阀混战。
这个逻辑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今天中国人看到“军阀混战”四个字，不用交代时间地点，往往会本能地联想到“北洋时期”。
对此，《走出帝制》一书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追问，并从经济、外交甚至政治几个角度做出分析。
就经济而言，秦晖先生通过横向的国际比较以及纵向的历史比较，试图说明大陆时期的民国其实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乱世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乱世往往伴随着人口剧减，幅度常常高达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但是民国时期，除了抗战阶段，人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乱世增长”。
更详细的论证，是在外交领域。
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国始终被外敌——尤其是日、俄两国——虎视眈眈，尽管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背负着各种沉重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民国的各种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得中国从义和团时期列强眼中的排外“怪兽”变成了二战结束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秦晖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为举国举世所注目，也给各种流派的学者以议论纵横的用武之地。
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以此赞叹“看不见的手”之伟大，“公有制”的拥护者以此证明“集体主义”之优越，“后现代主义者”从中看到了“非都市化”的健康发展道路，传统文化的拥护者从中发现了“乡土中国”的神奇魅力和“东方救世”的灿烂前景……而在农村的种种变化中，以“乡镇企业”、“农民企业家”、“农民工人”为主要内容的“离土不离乡”现象尤其令人瞩目。
面对着这个现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闻所未闻的事物在中国从无到有，迅速崛起，以至于今日在经济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惊人“奇迹”，洋人们甚至无以名之，他们有的称之为“集体资本主义”，有的称之为“私营社会主义”；他们中的自负者目瞪口呆，难以理解；他们中愤世嫉俗的批判家们则兴高采烈，以为中国农民为他们指出了一条“走出现代化”、摆脱“都市工业文明”困境的终南捷径。
面对这些反应，国人也就有些飘飘然起来，有的论者认为这就是东方文化之绝妙处：“中国的乡镇企业很多国家都想学但是他们学不去，原因在于传统不同。
”有的更在海外著文，认为乡镇企业意味着一条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更合理也更可行的社会发展道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不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渡现象”，而是一种具有目标意义的“独特”的“中国模式”，它避免了西方现代化的过失与弯路，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替代选择”，是“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它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的重新崛起，而且还负有把世界从西方式的“现代病”中拯救出来的重任，因而是“对人类文明的莫大贡献”。
论者的热忱与善良愿望令人感动，作为中国人又有谁不希望事情果真是如此呢？然而愿望不能代替事实。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要走自己的路，而不应、其实也不可能完全重复西方的历程。
但把中国存在的一切称之为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这虽然不错（因为你不能说它是外国特色、外国模式），却毕竟是个过于省事的办法。
关于过去否定“土地私有”的理由有朋友说：他并不反对土地私有化，但是他认为应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土地首先集体所有，然后再到私人所有。
他认为我是主张土地私有化的，因此征求我的看法。
我对他说：其实我以往在土地问题上发表的一些看法主要是驳论，而不是立论。
我觉得现在的土地问题和其他很多问题一样，仅仅说什么私有、公有是意义不大的。
因为你讲公有，就有一个所谓“公”是什么的问题，同样要说私有，也有怎么私有的问题。
以前的主流意见否定土地私有制，我觉得其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说什么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危机，甚至说会导致农民战争。
这应该说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
这个误区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有关。
过去反复地讲，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就比较平均，然后出现盛世，然后又由于自由买卖，土地又集中起来，然后又来一次循环……这个说法似乎远不止在历史学中流行，现在几乎各方面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
但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
我已经写过不少研究著述，指出我国传统时代土地并不像传说的那么集中；租佃制也不像所说的那么发达；因租佃制导致的收入不均程度更有限，远非当时社会不公、社会危机的主因；当时如果说有“土地兼并”，其动力主要也不是什么“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而是政治性特权；所谓土地在一个王朝中由初期到末期越来越集中、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由前期到后期也越来越集中的两个“趋势”并不存在；历史上的“民变”与“佃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民变”并非“佃变”的升级与扩大，导致王朝倾覆的大规模“民变”起因除了天灾就是“官逼民反”，与租佃制并无多少联系，其诉求也与佃农基本无关；把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革命解释为土改者与反土改者的斗争难以成立；甚至广而古今中外，在没有专制“圈地”的情况下初始平均的小农社会仅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经济过程变成“两极分化”尖锐对立的危机社会，这种例子还从未有过。
还有人说土地不能归农民私有，是因为土地是农民的最后保障，说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讲不能让它私有，我觉得这也是极荒唐的，道理我已经多次讲过。
但是你要说，我就是主张土地私有，这个也很难说。
讨论这个问题时张晓山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
他说，有人之所以主张把地权交给农民，是为了遏制“圈地运动”，因为土地不是农民的，有权势者不用向农民买，通过“征”的方式想抢走就抢走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我们就把土地宣布为农民的私产又能怎么样？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承认土地私有权，但是我们承认城市住房的私有权，人们是有房产证的，但是政府要“征”那不还是照样征吗？也没有说因为它是私有的就只能自由购买了。
而且从法律来讲，的确也没有哪个国家在涉及到重大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允许对土地完全采取自由交易的做法。
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果由于重大公共利益需要用地，国家会跟你协商，但最终协商不成功的话也不会允许你任意漫天要价的。
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讲，国家都有一个我们称为“征地权”，或者更法律化一点，“最终定价权”。
如果你漫天要价，基于公共利益，国家可以有最终定价权，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可以“征”。
既然发达国家也有这样的规则，而我们国家事实上对已经私有的住房也是要征就征的。
那么，土地私有权是不是能够真正起到为农民保住土地的作用，恐怕也值得讨论。
因此地权问题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目前来讲，我觉得如果离开政治、法律体制的改革，任何“所有制”方案都很难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征地中的“公共利益”问题这里我要讲，重庆的钉子户事件之后，包括江平先生在内不少人都指出，为公共利益征地，其实在宪政国家、私有制国家都有其例，而且举出新伦敦案例等。
我觉得这没错，但是有一点，在认定公共利益方面，这些国家和我们有很大的不一样。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为公共利益而征地，而在于公共利益到底怎么认定。
以及基于公共利益的条件下，限制产权自由的具体程序是什么。
这是我们跟这些国家最大的不同。
在许多西方国家，虽然承认土地私有制，但是公共利益对土地产权的干预和限制，一般来讲都比其他形式的财产要大。
这在经济上其实是基于土地财产的一个独特属性，就是它有区位的垄断性。
也就是说，其他财产可以有替代，因而就有竞争，比如说我要买房子，你不卖我可以买别人的。
但区位往往就没有这个可能，有些地方是独一无二的。
我记得好像是弗里德曼还是谁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私有产权通常情况下都不应受到限制。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例外，比如说一个沙漠之国，如果它有唯一的一眼泉水，假如泉水所在的这块地是私有的，那么，这个私有显然就不能是自由的。
因为泉水是唯一的，他就可以漫天要价。
那的确是比较麻烦。
这个问题在农业时代不突出，因为对于农地来讲，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生产粮食，生产粮食的土地，可替代性就大得多，很多地方都可以种粮食。
而且就生产粮食这个功能来讲，差别很大的土地也能互相替代：你以为你这土地特别肥沃就奇货可居？你这一亩能产两千，我就到别处买四亩亩产五百的，不就替代了？但是，土地进入非农利用的时候，尤其是进入到工程用地的时候，土地主要的价值因素就不是肥沃、生产率等，而是其独特的区位，而这些区位往往又不可替代。
这个情况下占有土地的人如果任意要价，那的确会导致重大公共利益受损。
有人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要在公共利益方面有具体的限定，比如在产权法中应该列举什么叫做公共利益，比如说盖政府大楼叫公共利益，如果盖商品房就不叫公共利益……但是老实说，我觉得这种列举没有多少意义。
因为什么叫“公共利益”，并不是一个可以“客观”列举的范畴。
“公共利益”老实说很大程度是“公共”主观认定的。
比如前面提到的新伦敦案例就是这样，就是一个营利性企业要用这块地，但是新伦敦的市民都认为应该让这个企业进来，因为，新伦敦原来是美国的一个潜艇基地，它原来的产业链条主要是为这个基地服务的，但冷战结束后基地取消了，造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地很多人无法就业。
因此，当地人普遍认为应该招商引资来改善就业，那么这个招商引资就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性行为了，政府要用这块地来安置这个企业，显然也不仅仅是对企业有利的事情。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营利性的企业用地，你都不能说仅仅是商业行为，无需公共干预。
相反，如果是盖一座政府大楼，是不是就一定是公共利益呢？也很难说。
现在政府盖豪华大楼，老百姓对这种行为的利益认同往往还不如对盖商品房的认同。
你怎么能断言这一定就是公共利益呢？所以我觉得界定“公共利益”的唯一办法其实就是民主。
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机制，你就无法界定清楚公共利益。
你要“客观”地划定什么叫公共利益，通过划定一二三四来列举，我觉得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即便因公共利益也不能随便拿个人做牺牲，因此在民主法治国家解决这些问题，一般是四步：第一步，确定这用地是不是公共利益。
比如我们要征地盖一所公立医院，就要举行广泛的听证，在议会中讨论，这个过程往往持续很长时间，从这个角度讲，民主的确是不太有效率。
我对此深有感触，我在哈佛的时候，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装配线广场”（AssemblySquare），原来是通用公司在当地设的一个大型汽车总装线，后来美国制造业衰退，这个地方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停产了，停产后这块地就空着。
就为了这块地怎么利用，一直讨论了十几年，到我走的时候都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
有人认为应该盖廉租房，有人认为应该建商业中心，还有人认为它就在米斯提克河边，基于生态的考虑，就应该让它空在那里……没有讨论出结果。
要说是太没效率了。
但是有一点，一旦这个讨论有了结果，那就大家确定这是公共利益了。
哪怕就是引进一个营利性企业，也是公共利益。
否则哪怕是政府办公楼也不是。
第二步，就是自由交易尝试。
即使是公共利益，也没有理由说就是要侵犯个人的所有权、强制个人做出“牺牲”。
先要跟你做交易，看能否达成购地意愿。
如果这个价格双方都认为合理，那当然就解决了问题。
如果谈不拢怎么办？比如出现个钉子户，他漫天要价，而且这个价格显然不合理，怎么办？第三步，请个中介的评估机构给出一个价格，既不是政府，也不是钉子户本身，是中立的第三方，他出来评估这块土地到底值多少钱，不能漫天要价。
第三步做出后，这个价格双方都接受，就成交。
如果双方仍不能接受，当然假定是钉子户不能接受，钉子户认为他的房子还值更多的钱，那怎么办？第四步，还要讨论所谓的替代方案选择，就是考虑不用他这块地怎样，可不可以换个地方？替代方案选择又要经过讨论。
如果结果是替代方案不可行，或者代价太大有损公益，原来方案还是要执行。
到了这一步，公权力就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了。
这是最后一步。
这种情况下钉子户还要漫天要价，别说政府，公众和舆论也不会同情他。
通常也就不会有什么钉子户了。
但前面这些个程序在我们的体制下几乎都是缺位的，这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仅仅在产权法上“客观”界定，能起什么作用呢？中国能制订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征地的法律吗？世界上没有这种法律，中国就算承认私有制，也不可能把私有制搞到这种地步。
但只要允许征地权，就有一个权力怎么行使、公益由谁认定的问题。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产权”问题了。
“集体化”与“被集体化”的区别更重要所以土地问题并不能简单的一个“私有”就能了结。
但是要说“集体所有”那就更麻烦。
我始终认为，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对立很可能是个假问题。
如果要说真的有对立，我觉得“集体化”和“被集体化”倒是非常严重的对立，而且是根本性的对立。
“集体化”和“被集体化”的区别远远大于所谓集体和私有的区别。
什么叫“集体”？我自己干叫“单干”，大家一起干叫“集体”，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两种情况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根本构不成对立。
只要大家愿意集体一起干，在哪一个“私有制国家”会阻碍这种做法呢？就是在美国，大家真想要集体干活也没有人说不行的。
我讲过，当年美国是个全球社会主义者都很喜欢的地方，多少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是跑到美国去做实验的，如欧文、卡贝等。
从来没人禁止他们。
如果最后搞不下去了，那是他们自己后来不能合作，自己散伙了，没有别人不让你搞的问题。
但是，如果这个集体不是你想搞，而是别人把你关进去，那和“集体主义”是最没关系的。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奥斯维辛算不算“集体”？奥斯维辛的苦力显然不是“单干户”，他们在一起干活，但你能说它是个“集体企业”吗？如果这一大堆囚犯算“集体”的话，那么把他们关在一起需要不需要什么“集体主义”呢？当然不需要。
老实说，把他们关进奥斯维辛是不需要有集体主义的，反而是这些人要逃出来需要集体主义，这些人如果各顾各，根本就逃不出来。
“小岗悖论”其实不悖前段时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有个学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叫做“小岗悖论”。
他说，小岗18个农民集体按血手印冒风险搞包产到户，这个事情在逻辑上很荒谬：假如小岗的农民真能那么团结齐心签订“生死文书”，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在一起干活呢？他们在一起干活都要互相算计，偷懒、出工不出力，那又怎么能在这个事关坐牢的事情上那么齐心？他说“用集体主义精神去脱离一个集体”是个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