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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职权的四个特征---------------------------------------------------------------------- 滥用职权的四个特征：一是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体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说任意放弃职责；四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
【法律分析】构成滥用职权的行为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滥用职权行为发生在自由裁量权限范围内，超越这一范围，便构成了其他违法；二是滥用职权行为表现为不正当地行使权力。
1、犯滥用职权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或者重伤2人、轻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1人、轻伤6人以上的；（2）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3）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4）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2、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作了具体规定:（1）造成伤亡达到前款第1项规定人数3倍以上的；（2）造成经济损失150万元以上的；（3）造成前款规定的损失后果，不报、迟报、谎报或者授意、指使、强令他人不报、迟报、谎报事故情况，致使损失后果持续、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4）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的；（5）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司法实践中把握本罪“情节特别严重”时，上述情形应当作为依据。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行为定性研究作者：杨崇华来源：《中国检察官》2013年第04期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纯正身份犯行为定性，由于同时涉及犯罪主体和共同犯罪两大传统刑法理论难题，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论的焦点。
对此问题的正确分析和认识，不但会帮助我们厘清一些存在模糊认识的刑法基本理论问题，而且也会促使研究的深入，为司法实践提供引导。
一、身份犯概述及其共同犯罪问题的提出所谓身份犯，也即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实施的犯罪。
根据身份在具体罪名的定罪和量刑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将身份犯分为纯正的身份犯和不纯正的身份犯。
不纯正身份犯由于对犯罪主体没有特定的要求，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的共同犯罪认定不存在争议。
纯正身份犯中，有身份者共同犯罪，由于侵害的是同一法益，因此也不会产生定性争议。
而在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场合，由于可能同时侵害不同的法益，或者仅有一人的行为直接侵害了法益，因此可能存在罪名认定上的争议。
具体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都具体实施了构成要件的行为；二是有身份者实施了构成要件的行为，无身份者仅实施了共犯行为；三是无身份者实施了构成要件的行为，有身份者仅实施了共犯行为。
在第二种情形下，根据共同犯罪的从属性理论，可以将无身份者的共犯行为纳入修正构成要件中考虑，其行为的定性以对有身份者行为的评价为准，这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认识是较为一致的。
但需要说明的是，实践中也存在将无身份者的共犯行为单独定罪的司法判例。
例如，行为人将他人的肢体故意损伤，然后指使其“碰瓷”诈骗，有的法院将行为人直接以故意伤害罪定罪。
实际上，这属于共犯行为同时构成其它罪名的构成要件行为的特殊情形。
由于实行行为具有相对性，此罪中的帮助行为可能是彼罪的实行行为，为实现罪刑相适应的目的，可以采用竞合犯理论，对行为人的行为择一重罪处罚。
但是，在行为人的共犯行为不能单独构成犯罪时，则不存在上述问题。
至于上述第一种情形和第二种情形，由于同时涉及对实行行为、犯罪主体、共同犯罪等一系列传统刑法理论难题的理解，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非国家工作人员者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作者：朱凤飞案情：2007年2月，被告人李某因生活无着，向被告人王某提出利用王某的职务便利，由王某将某火车站广场非法运营的“摩的”扣押后交李某处理，由李某向车主索要赎车现金，王某当即应允。
从2007年2月至2008年6月，二被告人采取由王某扣车、由李某冒充某交警支队警官要求车主交纳200至500元罚款的手段，多次共同作案，共索取车主现金8 000余元，二被告人各得3 000余元。
案发后，检察院将王某、李某二人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以被告人王某、李某滥用职权，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滥用职权罪，向铁路法院提起公诉。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公诉人、辩护人对于二被告人构成共同犯罪及被告人王某构成滥用职权罪均不持异议，但对于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产生了分歧。
公诉人认为李某构成滥用职权罪，理由是，虽然刑法分则对滥用职权罪，并未像贪污罪那样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犯罪的，以共犯论处，但是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从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来说，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加共同犯罪，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从共同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来说，只能有一犯罪故意，若分别定罪，就等于同一犯罪行为有两个故意，违反共同犯罪原理。
因此，对被告人李某也应定滥用职权罪。
辩护人认为，李某并非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的基本原理，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李某冒充警察向车主要钱，属于招摇撞骗，应定招摇撞骗罪。
分析：本案涉及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难点，而这一问题难点主要体现在罪名确定上，即定罪。
目前刑法理论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时在定罪问题分歧较大，主要有“分别定罪说”与“统一定罪说”两种观点。
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违反法律、法规，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行为。
对于这类违法行为，法律应当给予严厉的打击和制裁。
为了确保依法严厉打击滥用职权罪，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司法机关对立案标准有着明确的规定。
首先，对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需要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
这包括相关的文件、记录、证言、鉴定、勘验、检查等证据。
这些证据应当能够清晰地表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者致使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行为。
其次，对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是违反法律、法规的。
这需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认真的解释和适用，确保对滥用职权行为的定性是准确的、符合法律规定的。
再次，对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是有罪的。
这需要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确保对其滥用职权行为的定性是准确的、公正的。
最后，对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是严重的。
这需要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确保对其滥用职权行为的危害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评估是准确的、客观的。
在确定了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之后，司法机关应当依法严格执行，对于滥用职权行为进行严肃的打击和制裁，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总之，对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是违反法律、法规的，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是有罪的，需要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滥用职权行为是严重的。
只有严格依法执行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才能有效地打击和制裁滥用职权行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研
究
杨金彪
【期刊名称】《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6(000)001
【摘要】根据共犯处罚的根据论中的修正惹起说,以及对实行行为的实质理解,在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实施以司法工作人员身分作为构成要素的真正身份犯时,司法工作人员只能构成间接正犯,而不能构成教唆犯.而无身份者只能构成帮助犯,不能构成实行犯.
【总页数】5页(P65-69)
【作者】杨金彪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0.4
【相关文献】
1.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犯罪的共犯类型 [J], 杨金彪
2.司法工作人员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 [J], 杨金彪
3.无身份者参与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 [J], 杨金彪
4.真正身份犯之共犯问题研究 [J], 黄梦琪
5.共犯与身份——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罪问题研究 [J], 范玉
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犯罪的共犯类型
杨金彪
【期刊名称】《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6(000)004
【摘要】根据共犯的处罚根据论中的修正引起说,以及对实行行为的实质理解,在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实施以司法工作人员身份作为构成要素的真正身份犯时,司法工作人员只能构成间接正犯,而不能构成教唆犯.而无身份者只能构成帮助犯,不能构成实行犯.
【总页数】5页(P56-60)
【作者】杨金彪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
【相关文献】
1.司法工作人员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 [J], 杨金彪
2.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J], 王鸿穆
3.无身份者参与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 [J], 杨金彪
4.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无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研究 [J], 杨金彪
5.共犯与身份——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罪问题研究 [J], 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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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一、引言滥用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或者违反法定程序，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滥用职权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复杂，对于维护国家机关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滥用职权案件的法律定义、构成要件、法律责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分析。
二、滥用职权的法律定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滥用职权罪属于渎职犯罪，是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罪”中的一种。
三、滥用职权的构成要件1. 行为人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罪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
此外，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2. 行为人必须滥用职权滥用职权是指行为人超越职权范围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实施以下行为之一：（1）不履行法定职责，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2）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3）超越职权，实施违法行为，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4）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违法行为，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3. 行为人必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是滥用职权的后果要件，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重大损失是指损失程度较大，对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影响。
四、滥用职权的法律责任1. 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滥用职权罪的刑罚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同时，对滥用职权罪，可以并处罚金。
2. 行政责任对于滥用职权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等。
3. 民事责任滥用职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包括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犯形态的认定发表时间：2011-12-08T15:34:30.500Z 来源：《时代报告》2011年9月上期供稿作者：倪高郢[导读] 也即看渎职罪与相关共犯哪个处罚更重，就以哪个罪的共犯来认定。
倪高郢（北京南苑机场公安分局北京 100076）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1413（2011）09-0000-01摘要：在渎职犯罪体系中，除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外，其余犯罪类型均为纯正的身份犯罪。
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渎职犯罪的共犯形态认定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均存在较大争论。
本文从分析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在共同犯罪的形态出发，讨论了不同类别情形下渎职犯罪共犯形态的认定问题。
关键词：渎职罪有身份者无身份者共犯一、渎职罪共犯形态与身份的关系根据主观内容的不同，渎职犯罪可以划分为滥用职权型渎职罪和玩忽职守型渎职罪。
故意实施的违背职责的行为，是滥用职权罪：过失实施的违背职责的行为，是玩忽职守罪。
[1]我国刑法第25条对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由此可见，只有在滥用职权型渎职犯罪中，有身份犯罪人与无身份犯罪人才有探讨成立该类犯罪共犯形态的可能。
渎职罪作为一种纯正的身份犯罪，无身份者能否成为这种纯正身份犯罪的实行犯，理论上有肯定说、否定说及折中说三种。
肯定说认为部分渎职罪属于复行为犯，实行行为可以拆分为多个环节，虽然非身份犯不能直接实施与渎职犯罪的核心行为，但仍可实施部分实行行为。
[2]持否定性意见的观点认为:犯罪实行行为是反映犯罪本质特征的行为，正因为它反映了该罪的本质特征，才与它罪相区别。
“真正身份犯或者说特殊主体的犯罪，毕竟只有具有一定身份的特殊主体实行犯罪才可能构成，无身份者是不可能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的”。
[3]在考察纯正身份犯的实行行为时，不能只看到其表象，而应综合两个紧密相连的因素，即该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客体）的特殊性及其由该法益所限定的犯罪主体的特殊性。
法律实务
zhigong falv ti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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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法律天地 2017 年第 8 期
一、案例情况
黄某某、王某某等人滥用职权案
2009年初，被告人王某某为乘凌某某、孙某某等人造房之机在土地平整过程中挖砂谋取暴利，多次找被告人黄某某商议建房之事。
期间，王某某私下向黄某某许诺，只要黄帮其将某某地块实施地基平整挖砂赚钱，其会通过被告人裘某某（黄某某的驾驶员）给予好处。
黄某某为谋取个人私利，与被告人王某某及凌某某约定，冒用孙某某所在的某某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投资的名义，虚构某某市某某农家乐园的招商引资项目，以工程建设为名，行王某某非法挖砂牟利、凌某某违规建房之实。
黄某某还指令两位分管副镇长协助办理林地、砂资源等相关审批手续。
2009年11月18日，某某市村镇规划建筑设计室应邀为某某农家乐园制作工程地形图一份。
在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黄某某于2009年11月20日主持召开镇党政联席会议，隐瞒某某公司不来投资的真相，以该项目系招商引资项目要大力推进为由，越权决定同意该项目开工建设，并依工程地形图规划的范围进行土地平整。
王某某遂自2009年11月下旬开始非法挖砂销售牟利。
王某某在非法采挖过程中，遭到某某市砂资源管理整治办公室（以下简称市砂管办）等部门阻止，黄某某又指令分管副镇长协助王某某办理相关手续。
王某某提交了加盖伪造印章的某某公司“关于要求平整土地的申请报告”等虚假材料，并由某某镇人民政府确认后呈报市砂管办。
在王某某及裘某某的请求下，黄某某又亲自到市砂管办以该项目属镇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需要支持为由进行沟通协调，促使市砂管办于2009年12月31日作出批复，使王某某的非法挖砂牟利行为得以继续。
截止2010年6月下旬，被告人王某某在某某市某某农家乐园工程地形图范围内非法挖砂销售，获利近50万元，并于2010年4月3日将该地尚未采挖的山砂资源的一半转让给单某某，得款45万元。
被告人王某某在上述期间非法开采的山砂资源储量为25,179立方米，其松散方量为41,545立方米，价值人民币913,990元。
二、定性情况
本案中，黄某某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裘某某构成受贿罪共犯、王某某构成行贿罪都是不存在多大争议的，争议的焦点是王某某与黄某某合谋假借工程建设名义采挖山砂，并提供虚假资料办理采砂审批手续的行为如何定性？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犯？
第一种观点认为，非身份犯与身份犯之间可以成为滥用职权罪的共犯，因此本案中，王某某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
理由如下：按照刑法总则共同犯罪的理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存在共同犯罪，非身份犯可能教唆、帮助身份犯实施滥用职权行为。
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只要具体的行为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相关理论，无论是维护国家机构的正常管理活动，还是打击犯罪，都应认为非身份犯与身份犯之间存在滥用职权罪共犯关系。
至于具体构成何种罪名，则根据主犯的身份来认定具体的犯罪。
如果非身份犯在共同犯罪中其行为起主要作用，则按非身份犯定罪量刑；如果身份犯在共同犯罪中其行为起主要作用，则按身份犯确定共同犯罪的性质。
在本案中，王某某与黄某某合谋假借工程建设名义采挖山砂，并提供虚假资料办理采砂审批手续，帮助黄某某完成滥用职权行为，致使国家矿产资源遭受重大损失。
其在主观上与黄某某达成共识，具有帮助黄某某实施滥用职权行为的故意，在客观上实施了提供虚假资料办理采砂审批手续的行为，结果给国家矿产资源造成了重大损失。
王某某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联系，
如果王某某不提供虚假资料办理采砂审批手续，那么黄某某单独的行为不可能使国家矿产资源遭受重大损失，黄某某也就不构成滥用职权罪，这显然违背了刑法的精神，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因此本案应认定：王某某在共同实施滥用职权行为中起帮助作用，系从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
理由如下：如果法律没有对具体的身份犯有相应的规定，就不能随意认定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存在共同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施行《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贪污犯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
而刑法及其他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滥用职权罪有那样的规定。
因此根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的不为罪，滥用职权罪主体必须是身份犯，非身份犯无论是单独或与身份犯共同犯罪都不能构成滥用职权罪。
因此本案应认定：王某某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不构成滥用职权罪。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渎职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做狭义的理解，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单独成为渎职罪的主体，而不是不能成为渎职罪的共犯。
第二，按照刑法总则共同犯罪理论，共同犯罪按行为人的分工不同可分为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组织犯。
在滥用职权共同犯罪中，完全可能存在不同的分工，非身份犯不能成为实行犯，因为非身份犯不具有国家赋予的职权、职责，其直接实施的行为就不存在违反国家赋予的职权、职责，但是其有可能教唆、帮助甚至组织身份犯实施滥用职权行为，成为教唆犯、帮助犯、组织犯。
而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来看，教唆犯、组织犯的作用可能大于实行犯，那么在滥用职权犯罪中，非身份犯的行为可能起主要作用，而身份犯起次要作用。
倘若只惩罚身份犯，不依法惩治非身份犯的行为，显然背离了刑法的精神，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利于维护国家利益、公共财产。
第三，在当前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非身份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帮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滥用职权行为情况越来越多，犯罪方式也不断隐蔽化、手段多样化，严重危害依法行政和司法公正，破坏党和政府形象，损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因此必须严厉打击，净化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为“中国梦”的实现保驾护航。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非身份犯帮助身份犯实施滥用职的行为应当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非身份犯帮助身份犯实施滥用职权的行为如何定性
雷宗霖
（419500 辰溪县人民检察院 湖南 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