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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积贫积弱冗官、冗兵，即官员和军队人数的激增，给北宋政府的财政带来严重的影响。
北宋官员的薪俸甚厚，尤其是高级官员，薪俸之高，前代所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宋制禄之厚”一条，说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之言。
以两府大臣宰相、枢密使为例，其每月俸钱达300千。
这笔钱在当时可买到100多亩良田。
除了月俸之外，官员还有春冬服、随从人员的衣粮餐钱等，又有茶酒厨料、辛蒿炭盐等费用。
优厚的俸禄，吸引士人涌入仕途，官员人数不断增加，由此也就带来了朝廷财政支出的增加。
据统计，宋仁宗时的官员人数就比宋真宗时增加一倍，于是开销也就增加了一倍。
如郊祀之费，据北宋中期曾巩的估计，景德中为600万缗，皇祐年间则为1200万缗。
而从景德年间到皇桔年间的官员人数也正好增加一倍。
北宋养兵的开支也极大。
宋代的士兵有口粮、月钱和衣服，数量都颇为可观。
正常情况下，养一名禁军每年需要开支50千，一名厢军每年需要开支30千。
军队人数的增加，自然也带来养兵费用的增加。
宋仁宗时蔡襄有个统计，说全部禁军、厢军每年开支达4800余万千，占宋朝政府全部财政收人的六分之五。
张载、朱嘉也曾推算过，说养兵之费占全部财政的十分之七八。
除了冗官、冗兵带来的巨大费用之外，还有大兴土木修建寺院的费用、用于道场斋酿的费用、用于皇室皇宫的开支，都是动辄以万计。
北宋对外用兵屡屡不利，每每以“岁币”、“岁赐”换取停战议和。
对辽议和，宋每年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对西夏议和，宋每年给夏银72000两，绢153000匹，茶30000担。
冗官、冗兵以及各种靡费所造成的“冗费”，使得宋王朝的国库入不敷出。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朝廷每年财政亏空达300万缗以上，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积贫”局面。
与“积贫”相伴随的是“积弱”，它也是北宋王朝的一个明显特征。
一方面是官僚机构的重床叠架和权限职责不明，以及文牍簿书的往来覆去，不仅虚耗了官员的精力，也使得统治效率低下。
宋代婚丧费用考察
程民生
【期刊名称】《文史哲》
【年(卷),期】2008(000)005
【摘要】婚丧嫁娶,是宋代社会、家庭主要的消费形式之一.在重礼俗、厚葬观念的支配下,婚丧普遍耗费巨大,始终是宋代民众的沉重负担.正如其政治、经济地位的悬殊一样,宋代不同社会阶层的婚丧费用,也存在着较大悬殊.宋代政府和家族乃至亲朋,多设有慈善设施和提供资金,用于帮助贫困者完成婚丧嫁娶,这是宋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
【总页数】8页(P106-113)
【作者】程民生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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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宋代的祠禄制度是指封建社会中由朝廷为了祭祀祖先、奉旨神明、保证士人升官等而设立的一种制度。
祠禄制度在宋代得到了更为完善和严格的执行，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将对宋代祠禄制度的考实进行详细阐述。
祠禄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源于古代的宗族制度，是为了祭祀祖先而设立的一种制度。
祠禄制度在宋代得到了更为完善和严格的执行。
宋代官员一般都有赴朝祭祖的义务，同时还要传祭家族祖先的牌位科养。
据记载，宋代朝廷每年都会设立一定的经费，用于祭祀祖先，这些经费又称为祠禄。
这些经费的分发由地方官员负责，这就形成了官员们通过参与祭祀祖先来获取禄位的机会。
宋代的祠禄制度实行的是等级制，依照官员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别。
按照官员的等级划分，祠禄分为六等：祭文殿大夫、九品（即九等官员）诸司都、八品司农寺丞、七品（即县令级别）小朱才、刺史（即刺史、知府级别）司马都，以及州、县官各级。
不同等级的官员，所分得的祠禄数量也各不相同。
比如，祭文殿大夫每月分得祠禄12匹绢、1千石米、2千石黍，而州县官只能得到2匹绢、1千石米、1千石黍。
虽然祠禄制度主要是为了祭祀祖先而设立的，但在宋代，祠禄之于官员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祠禄是一种政治资源，可以用来衡量官员的地位和权威。
官员的祠禄多少直接关系到其地位和品级。
祠禄多的官员，可以显示其地位高、权力大；相反，祠禄少的官员则动摇其地位和权威。
其次，祠禄还是一种物质回报，可以解决官员们的生活需要。
对于那些祠禄多的官员来说，可以享受较高的收入和福利；而祠禄少的官员则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谋取生活所需。
然而，宋代的祠禄制度并非完全公平和公正。
官员的祠禄除与官职等级有关之外，还往往与政治背景、官员的功劳、个人关系等因素有关。
在宋代，官员可以通过建功立业、官运亨通等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祠禄待遇。
与此同时，官员也可以通过亲朋好友的关系，来获取更多的祠禄。
这就导致了官员之间的地位差距越来越大，优势愈加明显，从而加剧了社会等级的分化。
北宋宗庙祭祀制度研究的开题报告
【选题背景】
北宋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发展
和变化。
宗庙祭祀制度则是北宋时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维系王朝的一种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研究内容】
本研究将以北宋宗庙祭祀制度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宗庙祭祀的起源和演变：探讨宗庙祭祀制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包括宗庙祭祀的历
史背景、内容、形式、参与者等方面的演变。
2.宗庙祭祀的意义和价值：分析宗庙祭祀制度的意义和价值，包括宗庙祭祀对王朝的
维系、对民众信仰的影响等方面。
3.宗庙祭祀制度的实施和管理：研究宗庙祭祀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方式，包括宗庙祭祀
的规定、程序、责任分工等方面的实际操作。
4.宗庙祭祀制度的变革与衰落：探究宗庙祭祀制度的变革和衰落原因，以及对历史发
展的影响。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主要是对有关宗庙祭祀制度的相关史书、文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和
分析研究。
2.考古学研究法：通过对宗庙遗址的考古发掘，对宗庙祭祀制度的实施和管理方式进
行了解和探索。
3.案例研究法：选取北宋某一段时间的宗庙祭祀制度为研究对象，深入了解其具体实
施情况、变革原因、影响等方面的信息。
【研究预期成果】
通过对北宋宗庙祭祀制度的研究，本研究旨在揭示其历史演变过程、社会文化背景和
影响等方面的内在联系，进一步丰富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内容，为今后的历史文化研
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同时，希望通过对宗庙祭祀制度的研究，对今天的文化传承和发
展也能有所启示。
宋代宫廷的供给制度
英岩
【期刊名称】《河北学刊》
【年(卷),期】1991()5
【摘要】纵观两宋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财政困难就象沉疴宿疾一样,始终困扰着
两宋王朝。
马端临认为两宋国计其所以疲弊者主要有三:“曰养兵也、宗奉也、郊
赉也!”其实,造成两宋国家财政困难的还应加上一条,即“宫廷之费”也!宋代的宫
廷费用是十分惊人的。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知谏院孙沔在《上仁宗论宫禁五事》中披露:“今御宝凭由司、内东门札子取诸库犀玉、金银、钱帛,一岁取三百余万贯。
但有人内之名,不知所用之处。
”尽管这笔钱物仅为宫廷额外取索之数。
【总页数】6页(P82-87)
【关键词】宋代;宫廷;供给制度;宫廷费用;财政困难
【作者】英岩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129;K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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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宋郊祀费用的探讨
江云
【期刊名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37)4
【摘要】郊祀在北宋王朝重建“礼治主义情景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推动、示范作用,因而尽管耗费不菲,赵宋皇帝仍坚持三年一亲郊的制度.北宋郊祀费用主要包括郊祀赏赉支出、郊祀器物支出、郊祀建筑支出、郊祀仪仗支出等.不仅中央内藏库、左藏库以及朝廷封桩库共同承担这笔庞大的开支,每逢郊祀,地方往往也助祭.尽管郊祀在北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过于庞大的开支为后世所诟病.
【总页数】5页(P92-95,103)
【作者】江云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07100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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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祭天礼中三岁一亲郊制探析
杨高凡
【期刊名称】《求是学刊》
【年(卷),期】2011(038)006
【摘要】祭天礼中的三岁一亲郊制虽肇端于秦,但宋以前并没有严格执行,其制度内涵亦呈现出多重内容.降及宋代,三岁一亲郊制开始趋向稳定.在制度内容上,宋代的三岁一亲郊制主要包括南郊大礼和明堂大礼.在制度路径上,它开始实施于宋真宗朝,形成定制干宋仁宗朝明道年间,完善于嘉祐末年.三岁一亲郊制能在宋代发展完善,不仅与宋代中央集权的强大、新儒学的理论支撑息息相关,同时,祭典和赏赐的耗费、礼仪的繁冗以及中国古代祭天礼由繁至简日益世俗化的趋向亦构成了三岁一亲郊制逐步稳定的深层动力.
【总页数】7页(P141-147)
【作者】杨高凡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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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神宗朝熙宁时期的礼文建设考论作者：雷博来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2期[摘要]北宋神宗朝元丰时期，是宋代礼制建设的重要时段，而在此之前的熙宁时期，也有编修《南郊式》，讨论太庙始祖及其地位等郊祀礼文方面的议论或施设。
《南郊式》作为“敕令格式”之一种，其性质介于法令和礼典，具有可操作的规范性与实效性，其编纂为后来的礼文变革提供了基础。
变革的整体思路既包含“回复三代制度”的理想，同时也从政治实践出发，综合考虑历代沿革与现实可操作性，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宋神宗；熙宁；郊祀；《南郊式》；礼文建设[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3）02-0105-04郊祀与宗庙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礼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自商周以下，历代王朝或继承沿袭，或改革变通，其发展和演变的轨迹本身即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宋代礼制承前启后，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特别是北宋时期，一方面，在“法先王”、“复三代”等政治理念的指引下，发挥经义并结合实际，在郊庙祭祀制度的建设方面多有创获。
另一方面，在神宗朝制度改革的背景下，产生出若干争讼不绝的重大问题，如天地是否应当合祭、太庙始祖应当是太祖还是僖祖等。
这样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南宋，并对政治史产生了若干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与魏晋隋唐或者后来的明清相比，学界对宋代郊祀礼制的研究似乎稍微薄弱。
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礼制史的角度进行的宏观考察，而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进行的微观辨析似乎尚有不足。
尤其是对宋神宗朝礼制变革的研究，目前所见的论著基本停留在笼统描述现象的阶段，对其中变革的过程和机理缺乏深入探索。
本文试图对宋神宗朝的礼文建设进行更细致的观察，区分熙宁和元丰时期的差别，把元丰礼文变革视作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并在熙宁期间的施设措置中寻找其“原因”和渐变的脉络。
一、在熙宁编敕体系中修纂的《南郊式》在中国古代国家礼制体系中，郊祀礼仪居于核心地位。
